劉亞洲：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是制度的失敗

劉亞洲：甲午戰爭中國失敗是制度的失敗

劉亞洲（1952.10.19-）男，漢族。安徽宿縣人，浙江寧波出生。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現任國防大學政治委員，上將軍銜。武漢大學外語系英文專業畢業，大學學歷。為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轉載的話：這篇文章全是轉載。劉亞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老革命的後代，一向以嚴謹中肯著稱。關於「甲午中日戰爭」，近來的評價與原先的大學教科書的觀念有很大的不同，戰爭爆發的原因和勝敗的原因都不相同了。下面文章來自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

劉亞洲：習近平主席說，歷史是現實的根源，任何一個國家的今天都來自昨天。甲午戰爭是一場深刻影響和改變了兩個國家命運的戰爭，這兩個國家一個是中國，一個是日本。再往大處看，它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當然，受影響最大的還是中國。對中國而言，這場戰爭的歷史深刻性在於兩點：一，戰爭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至今仍在追問之中。二，戰爭雖然早已結束，但戰爭的傷口並未癒合，仍然橫亘在歷史和現實之間。對這場戰爭疑問的解答，構成了我們民族進步的階梯。從這個意義上講，甲午戰爭已成為一種標誌、一個符號。

甲午戰爭日本的勝利是制度的勝利。大清帝國的失敗是制度的失敗。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在喚醒了清朝的同時也喚醒了日本。中日兩國同時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但這兩個國家學習西洋文明，一個從內心革新變化，另一個則止於外形。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一個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當飯吃的消化了，強身健體；當衣穿的只撐起了一個模樣。福澤渝吉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的改變。這個順序絕不能顛倒。如果顛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徑，其實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澤渝吉這個順序走的，而清朝則反著走。結果一個成功了，一個失敗了。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曾分別接待過中國和日本兩個代表團，後來有人問他對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他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究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國人到歐洲來，只問某廠的船炮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

19世紀中葉，中國發起洋務運動，經歷了30年的軍事改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脫胎換骨的新式海軍和陸軍，但它的軍事變革是失敗的，主要是觀念落後，制度落後。正如車爾尼雪夫斯基評價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樣，「大鬍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鬍子、穿舊式服裝時期的那些思想去留下了」。清朝的軍事改革從根子上沒能擺脫農耕文明的桎梏。農耕文明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飯吃就滿足，它的眼睛是向內而不是向外看的。北洋水師雖然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鐵甲艦，卻是一支農民的海軍。

當時清朝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國古代的文明太燦爛了，反而成了我們的包袱。日本從來不是領導世界歷史文明潮流的國家，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時能夠輕裝上陣。況且日本是個愛學習的民族，誰強就跟誰學，而且學得有模有樣。二戰結束後，東京的廢墟瓦礫還沒有清除乾淨，裕仁天皇就簽發了向美國派出留學生的詔令。所以，明治維新短短30多年時間，便把日本變成了一個現代國家，並不讓人驚訝。日本與清朝的對決，是一個現代國家與前現代國家的對決。清朝怎麼能贏？

當時日本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最主要的標誌是人的覺醒。日本沿襲中國文化上千年，其國家形態與它的文化母國是一樣的：國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國。那時候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和日本來，都一致承認中日兩國人民的忍耐和堅韌無與倫比，但另一個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對壓迫逆來順受，毫無主動性和創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國人的書叫《支那論》，說中國人「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沒有感覺，仍能繼續活著。」其實以此來形容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風東漸之際，日本人斷然斬斷了上千年的文化臍帶，脫亞入歐，加入了西方的發展行列，人民變成了國民。

百姓是不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有沒有財富。在明治維新的同時，日本還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是「納稅人的參政權」。大久保利通說：「國家強大源於民眾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務運動相反的路，鼓勵民間資本。而清朝腐朽的制度不僅阻礙了民族發展，為敵國入侵提供可能性，並在關鍵時刻出賣民族利益。甲午戰敗後賠了那麼多錢，可戰前買軍艦，竟一分也掏不出來。有了國民，就有了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