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期的中國並非「封建社會」(3)

2013年08月28日16:47   新浪歷史   作者：馮天瑜   

　　專制者，一國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開明專制論》第二章釋專制，《梁啟超全集》第三冊，第1454頁)

　　近代日本人用漢語舊名"專制"對譯英語absolutism，井上哲次郎(1855－1944)編譯的《哲學字彙》，在Absolutism條目下，對應的漢字詞為"專制主義"(改正增補《哲學字彙》，明治16年)。

　　在西方，Absolutism("專制主義"或"專制制度")，是法國18世紀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在《論法的精神》(中文本，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中提出的一種政制形式。孟德斯鳩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三政體說(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基礎上，提出"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專制政體"三分法。君主政體、專制政體都由一人主政，然而君主政體的君主遵循成文法治國，專制政體則不然--

　　專制政體是既無法律又無規章，由單獨一個人按照一己的意志與反覆無常的性情領導一切。(《論法的精神·上》，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8頁)

　　孟德斯鳩又將"主權者以脅嚇為主義"的政體稱"專制制度"，以與"主權者以溫和為主義"的政制相區別。

　　嚴復把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譯作《法意》，其三種政體的國家分別譯名為：公治國、君主國、專主國。嚴復在《孟德斯鳩列傳》中還將《法意》的三政制命名為："曰民主，曰君主，曰專制。其說蓋原於雅理斯多德。"

　　關於政治體制，近代日本的分類為：君主專制、君主立憲、貴族專制、民主制(見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34頁)。通常認為，專制制度多與君主政體相共生，也可以依存於貴族政體、共和政體，其特點是最高統治者獨攬國家大權，實行專斷統治。自孟德斯鳩以來，一些西方學者將中國視作專制制度的典型，並認為中國的專制制度與君主政體結合在一起，合稱"專制君主政制"。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中國國家權力的基礎和局限》中指出，中國帝王受到禮制和官僚體制的限約，其專製程度不及西歐中世紀晚期的某些君主；宣稱"朕即國家"的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其專制性便在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之上。

　　誠如錢穆所言，秦漢以降，"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國史大綱》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12頁)；又如謝和耐所言，中國的皇權受到禮制與官僚體制的限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實態的一部分。然而，就總體言之，中國的帝制雖然受到禮制與官僚體制的限定，但禮制與官僚體制又臣服於帝王的威權，"口銜天憲"的帝王隨時可以變制、罷官，故中國皇權的專制性是確定無疑的。自秦以下，皇權至尊、至大，是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國的專制等級制固然與宗法制相為表裡，但往往更具強勢，《紅摟夢》第十七至十八回描寫賈元春省親榮國府，祖母(賈母)、父親(賈政)、母親(王夫人)見了貴為帝妃的孫女或女兒元春，或"路旁跪下"，或"簾外問安"，所謂"未敘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禮"，這正是專制皇權至尊至上的表現。行過君臣大禮之後，接下來才是孫女(女兒)元春"一手攙賈母，一手攙王夫人"，以行孝敬。

　　(三)中、西、日政制比較

　　如果說，西歐中世紀末期形成的專制王權，日益張大，但始終受到教會、貴族、領主、市民的制衡，那麼，中國的專制皇帝卻總領政治、軍事、財經、文教大權，除冥冥上蒼(天)、聖人的教言、祖宗傳下的禮制以外，難有約束帝王的實際力量。以丞相為首的官僚系統秦漢時相當強勁，唐宋便等而下之，明清更不成陣式，而皇權則與日俱增。當然，作為專制帝制產物的農民戰爭，可以推翻舊王朝，另建新王朝(謂之"易姓革命")，此為帝王的一大隱憂，故施行"仁德"以撫慰庶眾、強化鎮壓機制以攝製庶眾，成為專制皇權"霸王道雜之"(《漢書·元帝紀》)的因由。故爾，被視作柔性的"德治"與被視作剛性的"專制"貌似對立，實則相通，"德治主義，其實與專制主義具有表裡的關係"，"最為有德的君主同時也是最具專制的君主。"(西島定生：《中國古代帝國形成史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60、61頁)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專制君主既掌政權，又兼控神權，"皇帝"的稱號便意味著地上君主與上天主宰(至上神)的合一或同一，這與歐洲中世紀神權與王權分離的情形大不相同。歐洲帝王需要執掌神權的教會為之加冕，連蔑視教會的拿破崙一世(Napoleon，1769－1821)在稱帝時也要舉行教會加冕儀式(巴黎的羅浮宮懸掛著描繪此一場面的巨幅油畫，筆者參觀時，在此畫前盤桓良久，拿破崙那種既輕視教會、又要利用教會的神態，在其臉部表情和身體姿勢中隱約可見)。在歐洲列國，帝王得到神權的認可與護佑，是王權取得合法性並得以運行的必要條件。而中國則不然，皇帝高踞宗教之上，以至有皇帝冊封宗教領袖的事例(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向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頒賜金冊)，皇帝又往往被尊為至上神(宋徽宗稱"道君"、慈禧太后稱"老佛爺"之類)。

　　中國政權、神權一元化的君主專制，也與日本天皇掌神權而多不理庶政的情形頗相徑庭。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有"禁里"(天皇)與"公儀"(幕府)兩個中心，存在"二重組織"、"祭政二重主權"，所謂"天界信仰的支配者"與"地界信仰的支配者"是分離的，由此形成"天皇不親政傳統"(洞富雄：《天皇不親政的傳統》，新樹社，昭和五十九年，第9－16頁)。日本天皇的皇宮稱"雲居"，宮中皇室稱"雲上人"，也包含不理世俗政務之意。當然，日本"天皇不親政"也不能一概而論，奈良時代和平安時代的天皇有親政之例，明治、昭和等近代天皇更秉執大權，曾"獨自壟斷精神權威和政治權威"(遠山茂樹：《明治維新時期的天皇及天皇制--對天皇不親政理論的批判》，《日本學》第六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51頁)。但就總體言之，日本存在"祭政二重結構"，不同於中國合神權、政權為一體的專制帝制。

　　福澤諭吉曾這樣比較中日兩國政制：

　　中國是一個把專制神權政府傳之於萬世的國家，日本則是在神權政府的基礎上配合以武力的國家。中國是一個因素，日本則包括兩個因素。(《文明論概略》，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8頁)

　　福澤所說"中國是一個因素"，指"至尊"而又"至強"的專制君主統治一切；"日本是兩個因素"，指"至尊"而無實際政權的天皇與"至強"而無精神最高權威的幕府將軍並列統治。這便是所謂"公·武"二重結構，"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中日兩國前近代的政體差異，便是專制君主制的一元結構與公武二元構造的對照。

　　秦漢以下，中國的王朝頻繁更迭，但專制君主制卻傳承不輟，所謂"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譚嗣同《仁學》卷二)，又所謂"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澤東《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這種"秦政"式的專制君主政制愈演愈烈。秦漢尚有"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漢書·百官公卿表》)的丞相，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然西漢以下朝廷也一直在尋求控制相權的辦法，如西漢武帝建內朝以削減相權，東漢光武帝以尚書台取代"三公"之權，皆為此例。東漢、魏、晉、隋、唐，高門大族享有政治特權，州牧、方鎮則各領封疆，實權在握，構成中央皇權之外的勢力中心。至宋代，貴族制消弭，武人交權(所謂"杯酒釋兵權")，地方權力被朝廷分割、直轄，終於實現了集權於朝廷。延及明清，更集權於帝王個人，自明太祖以降，廢除丞相制，並相權入君權，六部直接受制於皇帝，號稱"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的內閣大學士，也只有"票擬"權(建議)，而無"批紅"權(決策)，在多數情形下不過是帝王的秘書。這都是明清君主集權達於極致的突出表現。

　　三、秦至清是地主經濟、專制政治基礎上的非封建的"皇權時代"

　　以上分述秦漢至明清的貫穿性兩制度，以下試作綜論。

　　(一)"宗法制"、"地主制"、"專制政治"共存並行

　　秦漢至明清的兩千餘年間，社會制度層面雖多有變化，但"宗法制"、"地主制"與"專制帝制"三項要素貫穿始終。

　　宗法制是列朝皇統及貴族繼承所遵之制，此制在民間也保有自治、自律形態，所謂家有廟、祠有產、宗有譜、族有規，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網路。建立其上的宗法觀念，則被加工為官方哲學和普世倫常，由"忠、孝、節、義"等德目構成的宗法倫理，為朝野所共認同遵。宗法制被地主制、專制帝制倚為社會根蒂和精神源泉。

　　地主制以土地私有為特徵，是秦漢至明清間農業社會的常態性制度(魏晉至唐中葉，領主經濟、貴族政治較為強勢，唐中葉以下，地主經濟、專制政治癒佔上風)，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參政的物質基礎，選舉、科舉制的取代世卿世祿制，專制政治的取代貴族政治，均深植於地主－自耕農經濟的土壤之中。秦以下兩千餘年社會的非封建性質，蓋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決定，此制奠定了專制帝制的寬闊深厚的物質基石。

　　專制政治自秦漢以下傳承不輟，改朝換代而此制神髓不變，所謂"漢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顯示了專制帝制及其各相關制度的強勁延續力。帝王"以制命為職"(朱熹語)，反映帝王意志的"詔令"通過垂直的官僚系統布達四方，經由郡縣制、流官制，實現中央對廣土眾民的掌控。朝廷又經由選舉、科舉，君主與庶民對接，從而擴大了專制政治的社會基礎，具有流動性而又臣服於朝廷的士大夫階層，是高度分散的農業社會得以整合的力量。

　　"宗法制"、"土地私有制"與"專制政治"三者並非獨立並列，而是互為表裡、彼此補充的，它們相與共生、渾然一體——男耕女織、土地私有、城鄉一元的自然經濟，是宗法制與專制帝制存在的經濟基礎，又被其反哺並受其保護。

　　集權而又流動的官僚體系與自在自律的宗族組織形成二重結構：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而在民間社會又有宗法制織造的廣大而富於韌性的網路，形成國家"專制權力"與"社會基層權力"的彼此分工，"國法"與"人情"的相互契合(參見黃宗智：《民事審判與民間調解：清代的表達與實踐》，第213－219頁)。這種"宗法－專制"二重社會結構與地主－自耕農制的經濟形態相互維繫。

　　官學私學並存互動、學仕一體的文教－選官體制，儒釋道三教共弘的信仰格局，都在上述社會結構、經濟形態內繁衍，並為之培養人才、提供觀念支撐。

　　以上諸層面融匯成的自足性機體，具有頑強的延傳能力。直至近代，在工業文明煥發的內外因素作用下，宗法專制帝制才逐漸解體。作為秦漢至明清兩千餘年一貫政制退出歷史舞台的標誌，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詔書說：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兆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第8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頁)

　　歷史沉重的冊頁終於翻過，然而其神髓未滅，餘韻流風影響久遠。

　　(二)秦以下社會擬名：宗法地主專制社會

　　綜論之，秦漢以降兩千餘年間，在中國長期延續的，不是漸居次要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專制帝制綜合而成的社會形態。在西歐、日本有典型表現的封建化的三特徵——農人農奴化、土地莊園化、政權多元化，中國秦漢至明清的大勢與之背反，故秦漢至明清冠以"封建社會"，顯然不得要領，而稱之"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似可昭示這兩千餘年間社會組織、經濟結構、政治體制諸層面的基本特徵，又可簡稱"皇權時代"。

　　對於此一擬名，筆者不敢自是。

　　這一點睛之筆，還須求之高明，並寄望於來日。

　　來源：作者授權新浪歷史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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