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煙雨任平生——論蘇軾的人生哲學與文學創作

05-30

論文作者馬銀華

論文來源煙台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論文頁數 6-10頁

　　在中國古代，蘇軾是經歷磨難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飽受痛苦折磨的蘇軾不屈服於命運擺布，從自己生活經歷出發對人生社會進行了深入思索，並通過對儒道釋等傳統哲學的吸收融合，逐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人生哲學，即以自我為中心，以外部條件的具備與否為輔助性前提的可隱可仕、無適而不可的實用主義自然人生哲學。這種人生哲學使蘇軾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祿，從而如脫鉤之魚，無往而不樂。這種人生哲學使得蘇軾能以一種超然的審美態度對待人生，在處境最艱難的時候，也能寫出最達觀，最至情的詩文，從而使其創作進入一個廣博深厚的領域，達到一種「與天地合一」、「與萬物同化」的新境界。下面我們就具體分析探尋一下蘇軾這種人生哲學形成的軌跡以及對其詩詞文創作的影響。

　　一

　　蘇軾生活在一個儒家思想濃厚、文化氣氛濃郁的家庭。父親蘇洵生性沉穩倔強，骨氣奇高，27歲始知讀書著文，大器晚成。其文縱橫恣肆，有漢唐之風，《六國論》議古諷今，關心現實，千古傳誦。蘇洵一生高枕雲外，未曾出仕任官，對軾、轍二子寄予厚望，從小悉心引導，多方培養；其妻程氏亦頗有文化，在蘇洵宦遊四方時，為二子親授史書，啟蒙教導。雖處閨閣，卻見識不凡，聞古今成敗，輒語其要，論史書前賢，頗多嘉許。蘇軾從小具有高遠的抱負，「奮厲有當世志」；其弟蘇轍性情平和，與軾手足情深，二人一生以情相慰，以道相勉，以文相知，互相信賴，攜手並進，上演了人間最真勢動人的兄弟情曲。同時，蘇軾所成長的仁宗時期也是一個人才輩出、群星璀璨的時代，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天下為己任、奮發自強的儒家用世之精神對蘇軾青年時期的思想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宋史》蘇軾本傳載：「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年輕的蘇軾正是心中存著這些前世和當世賢哲的高大形象，抱著「致君堯舜」的幻想來京城應試的。接著又在禮部貢舉考試和秘閣舉行的制科考試中連中高第，名列榜首。不凡的識見和出色的才學得到當時任主考官的歐陽修的極力稱讚：「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而「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的讚美之詞更使蘇軾名聲大震，譽滿京城，一時間「學士大夫莫不知其名，家有其書」，並以結識蘇軾為榮，連當時的仁宗皇帝退朝後也高興地對皇后說：「妙哉，妙哉！朕今日為子孫找到了兩個宰相」，賞識之詞溢於言表。所有這些盛譽正迎合了蘇軾年青氣盛的性格和好高鶩遠心理，同時也極大鼓舞了他心中積極用世、奮發有為的熱情，所以他集自己「胸中萬卷」，「誦說古今、考論是非」，論利害，說得失，向皇帝進諫，提出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從鳳翔任上的《思治論》到熙寧年間給神宗皇帝的《上皇帝書》，逐步提出改革原則——「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甚至包括後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求治太速」的論說，都顯示出他這一時期欲有所作為的儒家用世之態度。而那創作於鳳翔任上的「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的名句（《喜雨亭記》），便是作者同情人民體察民情的最初顯現。

　　但由於在京城任上與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產生激烈矛盾，蘇軾不得不請求外任，這樣就於熙寧四年36年，首任杭州通判始，一直到任密州（山東諸城），徐州、湖州太守結束，度過了長達10年的外任生涯。地方官生涯使蘇軾更加深切地了解下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同時也使其建功立業、報效祖國的理想落到了實處。「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盡己之力為百姓辦些實事，無論是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築湖堤，還是在密州時的滅蝗除害，徐州任的抗洪救險，他都身先民眾，不辭辛苦地奮鬥在第一線，確實做到了以身作則，想民之所想。熙寧八年在密州任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獵》便是他此時這種執著的愛國情懷的具體體現。詞作借出獵尚武表現他保家衛國、建功立業的愛國豪情。塑造了一個自信自負、狂放浪漫、躊躇滿志的「狂夫」形象。

　　長期的外任生涯，與變法派的矛盾對立，使一向志向遠大的蘇軾不免產生一些不滿足感和失意情愫，開始對人生的一些問題進行思索。那首寫於熙寧九年密州任上的《水調歌頭·中秋》詞便反映了這種對人生的反思。中秋夜，作者把酒問月，對月懷人，俯仰古今變遷，感慨宇宙流傳，厭薄宦海風波，流連人間情暖，巧妙地表達出理想與現實、出世與入世、仕與隱的思想矛盾，但詞人畢竟又是曠達的，並未被眼前暫時的失意和離別痛苦所左右，「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從大自然運行規律中找到解脫，最後作者由己推人，由面對自己的親人到面對天下所有離別的親人，發出深摯的慰問和祝福：「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坦誠、率真的祈求穿越歷史時空，在後世一代又一代讀者心弦上產生同振共鳴。

　　蘇軾此時期身上的這種失意情懷和政治熱情的冷卻在自杭州赴密州途中所作的寄子由的《沁園春》一詞中表現最為充分。全詞描述了自己近年來內心情感和人生態度的變化過程：「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遊卒歲，且斗樽前。」這可說是身處宦海的東坡前期處世態度、政治操守的一次坦率而生動的自白。黃州時期形成的通達的人生哲學在這裡也初露端倪。

　　如果說此時期蘇軾對人生思索還處於不自覺之中，其人生的主旋律還是經世致用欲有所為的話，那麼「烏台詩案」罪貶黃州後的沉重打擊，則使他人生思想發生根本性轉變，開始從儒、道釋等傳統哲學中尋找人生真諦，並從理論上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實用主義自然人生哲學。

　　二

　　宦海浮沉，命運多舛，神宗元豐二年的「烏台詩案」使蘇軾遭受了第一次重大打擊。元豐二年八月，剛到任不久的蘇軾正想為湖州百姓辦些實事，以繼續實現他經世濟民的理想抱負時，監察御史李定從蘇軾近年來所寫的詩作中摘出與新法有關的詩名，說是諷刺新法，「鼓惑民心」，彈劾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對他大加討伐，定下「多條可廢之罪」。這樣蘇軾便於神宗元豐二年八月從湖州任上以「謗訕新政」的罪名被御史台逮捕入獄。經過近5個月的審訊，受盡屈辱的蘇軾才被釋放，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事。這就是宋代最大的文字獄，歷史上著名的「烏台詩案」。

　　「烏台詩案」使蘇軾身陷囹圄。昔日的廊廟之器，一下子淪為戴罪之身。而「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沒有誰來撫慰他那顆滴血的心。然而最使他不能釋懷的的這130天系獄事件在人格和尊嚴上受到的屈辱，無罪而見謗，忠而不為所用，心靈的創傷肯定是無以言表的。此時創作的《卜運算元·黃州定慧院寓居作》便是這種孤寂無助心態的藝術體現：「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州冷。」夜深人靜，殘月疏桐，幽人獨往，孤鴻驚飛，一幅冷落凄哀，幽遠超逸的意境。幽人月下徘徊，可見其惆悵彷徨，心事浩茫；孤鴻驚飛，見動而驚，令人想見它的驟然而驚，驚起而飛。而那回首一瞥之間又含有多少無人省察的哀怨，這驚恐不安、孤獨無助、無處棲息的孤鴻形象不正是作者初貶黃州時生存處境和生活心態的寫照嗎？詞人在這裡把自然界中的孤鴻賦予了幽人的感情品格，反映了詞人貶黃州後驚心而不移心，屈身而不屈志的精神面貌。詩人黃庭堅盛讚此詞「語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

　　痛定思痛，寂寞惶恐而又孤高清傲、不甘於屈服的蘇軾開始對自己所走的人生道路進行反思，並大量接觸佛教經典和老莊哲學，希望從佛家和道家思想中探求人生的意義和生活的信心，希望修鍊出沉靜曠達、榮辱利弊得失無繫於心的寧靜心境，從而來擺脫「烏台詩案」給自己帶來的心靈痛苦。到黃州後，蘇軾寓居破廟定惠院，結識了安國寺住持繼蓮，從此「間三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兩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裡飾然，無所附麗。」（《黃州安國寺記》）但蘇軾「歸誠佛僧」，卻有自己的取捨，他不去追求什麼「出生死，超三乘」的「玄悟」在《和陶詩·神釋》一詩中，就流露出這種看法：「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在給朋友畢仲舉的信中曾詳細論述自己學佛的目的：「佛書舊亦嘗看，但閉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仆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仆所言為淺陋。仆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仆之所學，豬肉也。豬之於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仆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之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亦尚與仆輩相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似，不為無害。」（《答畢仲舉書》）由此看出，蘇軾學佛的最終目的不過是為了求得對人生有一豁然洞達的認識和一種不縈於外物的獨立寧靜的心境。

　　而這種順應萬物不為外物所累的寧靜心境，也正好與老莊哲學中遺世獨立、超脫人生一切、順其自然、保真守一的哲學思想相吻合。在吃齋念佛、焚香禪坐的學佛過程中，蘇軾對以前多次接觸並心有所感的老莊哲學又進行重新思考。老莊哲學中那種順應自然不為外物所累的思想早在密州所作的《超然台記》一文中就表現得非常完整：「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者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斗，以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為擺脫這種君臨於我的狀態，就要「游於物之外」，與外物拉開一段距離，用一種超然的態度來看待他們，這樣「非必怪奇瑰麗者，ｂù＠①糟啜漓，皆可以醉，果疏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人一旦擺脫了外物的支配，獲得了支配自我的獨立性，他就真如「脫鉤之魚」無往而不樂，就能守護住自己那份真純，保持自己精神人格的強大，「烏台詩案」的打擊使蘇軾更加體會到宦海沉浮，人生多舛；明白功名利祿窮達禍福皆身外之物，不可強求，來不喜，去不悲。他感到自己以前長期沉湎於仕途奔波和政見紛爭中把自己給失落了。《臨江仙·夜歸臨皋》抒發的便是這種人生失落感：「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面對人生失落，他產生強烈的內心衝動，「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他要回歸大自然與天地同化，與萬物合一，從大自然中尋找回久已失落的自我。正是基於這種反異化傾向和尋找自我的強烈願望促使蘇軾向莊子哲學大踏步靠攏，並從莊子哲學那裡找到了處世原則的哲學依據。莊子從抨擊社會現實和反異化出發，建立了自己的心靈一人格哲學。他毀仁義、抨儒墨，主張絕聖棄知，反對為外在的功名富貴、善惡是非所支配。他主張破除「物於物」的假我、非我狀態，返回到自我本身。莊子認為「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都是「道」自然運行的結果，這就是天命，他認為要超越這些外在的異己力量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與道為一，與物同化，於是他創造了一種完全不同於那種假我、非我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聖人、真人，這種人可以齊物我，一壽夭，同生死，超利害，委運任化，把自己的生死存亡一寄於天，以一種超然物外的審美態度來對待人生。莊子哲學通過對人本身的否定，通過把人消融於天，消融於道，而突出了人的價值與地位，人就同天、道一樣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價值，莊子否定了一個小我，卻突出了一個大我，否定了一個假我、非我，卻樹立了一個真正的自我。莊子通過哲學中的相對主義思想和人生虛無主義，否定和消融了人與世界的種種矛盾。最終建立起自己的理想人格，蘇軾則在接受莊子相對主義和人生虛無主義思想基礎上，更進一步把莊子的理想人格與原始儒學的理想人格從精神上結合在一起，建立起以自我為中心，以外部宏觀條件的具備與否為輔助性前提的可仕可隱，無適而不可的實用主義自然人生哲學。這種人生哲學就是以獨立的精神人格和道德主體的建構和完善為前提，然後根據外部客觀條件的具備與否合理調整自己的處世方式，決定自己或出世或入世，或「獨善其身」或「兼濟天下」。蘇軾在《靈壁張氏園亭記》一文中曾闡述過這種處世原則：「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養生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在《秦少游真贊》一文中又作了進一步申述：「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暢。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君為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

　　從思想上認識和選擇這樣一個努力方向也許並不容易，然而，更困難的卻是把這種思想上的認識和選擇真正地實現在自己實際生活中，特別是當窮而獨善其身時，而不產生精神上的苦悶，儒家先賢孔子孟子都未能做到這一點，以至孔子當時被譏為「惶惶如喪家之犬。」可見，要做到這一點靠避害全身的本能和理智上的強制都是不行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出這種處世方式的哲學依據，從而真正從感情上接受它。蘇軾卻是古代僅有的幾個能從思想理論高度尋找這種理想處世方式的作家之一，而蘇軾完成這一過程正是靠莊子宇宙人生哲學的反思和對佛教教義透徹的明智的理解，靠思想的豁然洞達和禪坐之功修鍊出來的靜而達的心境。表面上看，蘇軾對儒道釋幾家思想的吸收好似一盤散沙，雜亂無章，沒有頭緒，其實不然。從橫的方面看，蘇軾對各家思想雜取過程中始終貫穿著一個中心追求，那就是他所謂的「靜而達」，一種淡泊、通達、榮辱得先天繫於心的精神境界，基於這樣一個中心追求，蘇軾對各家思想加以合理選擇和重新整合，從而使各家思想之間能圓融無礙而不齟齬，達到一種完美的內在和諧。如蘇軾在接受佛教和老莊哲學思想時，雖也接受了諸如人生如夢的看似與儒家用世思想風馬牛不相及的消極虛無主義思想影響。但蘇軾並沒有由此進而徹底否定人生，或從此走上逃避政治不關心現實的道路，而是從佛老思想中尋覓到一種不計進退榮辱、生死是非物我兩忘、絕對自由的超然心境，並由此變得更加曠達超脫，圓通靈活，剛柔相濟，進退自如。這是蘇軾超出常人的大智大慧。這種智慧使他超越了世俗的功名利祿從而達到人生更高境界。正如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章培恆等譯，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12）中所說：「通過從多種角度觀察人生的各個側面的宏觀哲學，揚棄了悲哀。」從縱的方面來說，蘇軾對各家思想的選擇與雜取，恰好構成他人生哲學的三個不同層次，蘇軾從儒家思想那裡主要吸取的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可仕可隱的處世方式，構成其人生哲學的最表層；從老莊哲學中吸取的是順應自然，超然物外不為外物所累的處世態度和思想基礎，構成其人生哲學的居間層；從佛教思想中吸取的是隨緣自適、物我兩忘、身心皆空的靜而達的生活心態，構成其人生哲學的最深層，是其人生哲學得以在現實實現的心理基礎。

　　蘇軾從自身經歷出發，通過對人生諸問題的深入思索，通過對儒、道、釋多種哲學思想的吸收整合，終於從理論哲學的高度找到了一種理想的處世方式和人生追求，做到思想上的豁然洞達，而且更進一步有意識地造成一種淡泊寧靜的生活心態，從感情上接受並從心理上保證這種人生追求在實際生活中的有效實現。

　　這種人生哲學使蘇軾擺脫了世俗中的「小我」逐漸向超越了一己利弊得失的「大我」靠近。他在元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答好友李端叔的信中對這段思想歷程的轉變進行了說明：「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顧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答李端叔書》）從「故我」轉變到「今我」正是東坡人生價值觀的一大進步，使其進入一個徹悟之境，也反映了蘇軾在沉重的苦難中從執著走向超越的思想歷程，這是一種超越，超越本身就是一種不甘屈服的精神和抗爭形式。《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所體現的便是作者超越之後的曠達胸懷和任天而動、倔強自信的精神風貌，也可說是詞人獲得精神新生之後人生態度的一次藝術表白：「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這位手拄竹杖，腳蹬草鞋，任風雨而行，旁若無人，神態自若的吟嘯徐行者不正是作者後半生生活的寫照嗎？人的一生不知要經過多少風吹雨打，在風雨面前，有的失魂落魄，有的人卻昂然前行，腳步更加矯健。對作者來說，「風雨」也好，「斜陽」也罷，一切過後就「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是一種頓悟，一種超脫，一種醒醉不分、憂樂兩忘的無差別境界。

　　擺脫了功名利祿的束縛，悟透了窮達禍福，蘇軾的心靈獲得了極大的自由，首先從大自然中找回了人生樂趣，對生活周圍大自然的風光，特別是長江景色發出由衷的讚美，佳作也不斷湧現。《與范子豐書》：「臨皋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閑者便是主人。」《書臨皋亭》：「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聚入。當是時，若有所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這些都是東坡隨緣自適、超然物外的淡泊心境的自然流露。而黃崗赤壁更是給作者留下美好印象，激發他文思若涌的美好勝景，作者多次遊覽，為我們今天留下傳誦千古的赤壁詞賦《念奴嬌·赤壁懷古》，「自有橫槊氣概，固是英雄本色。」從一己的小我中超脫出來的蘇軾，在黃州風土人情和大自然清風明月的陶冶下，心胸變得更加深厚博大，才情油然勃發，他好象要把目遇神接的一切景象攝入胸中，同時又迫不及待地將豐富的靈魂庫存和所吸收的大自然精魂盡數傾瀉，靈感來時，信筆揮灑，興會淋漓，率然成篇，思若泉涌，佳作頻仍，赤壁詞後，詞作一發不可收拾，創作出了一系列瑰麗的華彩詞章，所以黃州時期是蘇詞豐收時期。從「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浣溪沙·山下蘭芽短浸溪》）的老當益壯不伏老的豪情到「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西江月·照野ｍí＠②ｍí＠②淺浪》）的怡情山水；從「一點浩然氣，行里快哉風」（《水調歌頭·快哉亭作》）的洒脫到「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洞仙歌·冰肌玉骨》）的清雅超塵；從「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的纏綿哀婉到「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臨江仙·夜飲歸臨皋》）的超逸等等，一篇篇，一章章，令人目不暇接，嘆為觀止，可謂「篇篇皆奇」，「章章閃光」。在這些內部脫欲，格調高雅的詞作中，蘇軾把文人士大夫比較寬闊的生活內容，相當深刻的思想哲理引入詞中，使其黃州詞作賦予了一種人生思考的哲理色彩，同時又為詞壇提供了一種新的風格和美感——「清曠」的美，「超塵」的美，從而使其詞於宋代詞壇卓然獨樹，具備了哲思的獨特特點。所以黃州詞是蘇軾的奇觀，它奠定了蘇軾在詞壇上無與倫比的地位。在這裡作者的人格襟懷比密州詞得到了更為深刻而全面的展現，運用詞這種表現形式抒情說理的技巧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黃州五年的貶謫生活，不但沒有壓垮蘇軾，反而把他鍛煉成為一個性格頑強、胸懷曠達的偉大作家，正如清趙翼所言「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始到工。」從苦難中超脫出來的蘇軾，精神上得以新生的蘇軾，在面對後來的一個又一個人生考驗時，再沒有以前的迷茫和驚慌，而是越發變得練達沉靜，氣定神閑，風雨不能摧垮我，斜陽不能改變我。所以即使垂老之年被新黨再次貶到荒涼窮困的嶺南時，他還是依然故我，樂天知命，並吟出「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和「九死南荒吾不悔，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這樣達觀的詩句。所以蘇軾這種曠達自適、順其自然、隨遇而安、進退自如的處世哲學使他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一個更加純粹的文人，從而使他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

　　（責任編輯程奇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