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建構 法治和問責

國家建構  法治和問責

——《政治秩序的起源》讀後感

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古至今，從世界各地的案例論述各式各樣的政治模式，敘述了很多歷史事實，為什麼西方和東方國家的政治模式有著天壤之別，走過的路徑又是如此不同，會明白現在豐富多彩的世界為什麼是這樣的。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福山力圖從三個維度，即「國家建構、法治和問責」來考察政治模式。在他看來，一個成功的政府是三者之間的平衡，但他格外強調「國家建構」，這就有了從世界各國的歷史中去尋根求源。他在書中強調「我把中國作為國家建構的原型，追問為何其他文明沒有複製這一模式」。因為早在秦朝，「中國就獨自創造了韋伯意義上的現代國家，成功發展出了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廣大的疆域與人口」。 非常新穎的是，他將中國當作國家形成的範本，是第一個從正面肯定中國「國家建構」的西方學者。

但是，以前的福山與現在的福山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不同的，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福山的結論是：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人類政治文明最後的形態。從當時的境況看，隨著蘇東劇變，第三波民主浪潮風起雲湧，似乎歷史就要終結了。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自由民主制卻未能征服世界。

當小布希強力橫掃薩達姆政權，入侵阿富汗，移植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後來又有利比亞卡扎菲的倒台，中東的政治強人一個接一個倒下，中東成了一團亂局，人為的自由民主制在中東水土不服。到現在，美國卻深陷泥潭。從輸出西方的民主制到現在的全面收縮，從小布希到特朗普，產生了180度的大拐彎，特朗普一味的「美國第一」導致了美國「領導」地位的式微。

人類社會進入到了21世紀後，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不像福山所預料的那樣發展，尤其是中國的快速崛起，給了福山審視歷史新的視野和角度。福山考證歷史發展的眼光也經歷了深刻的變化，那就是從關注「同一性」走向關注「多樣性」，從關注「終結」走向關注「起源」。 歷史並未終結，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的多樣性，所以《政治秩序的起源》是對福山以前結論的修正。也許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他更多的是以不偏不倚的語調論述各種政治制度的對與錯，優與劣，幾乎對世界各地種族各異、信仰不同的各種政治模式進行了描述，從早期中國及儒教文化圈，到歐洲「經典」的英國、法國，還有丹麥甚至匈牙利，以及拉丁美洲、非洲的國家，使讀者有一種雖然是概略，但卻是全面的認識，為什麼丹麥發展成了如此美好的國度，而石油豐富的委內瑞拉守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卻成了瀕臨破產的國家，俄羅斯專制主義歷史導致了今日俄羅斯現狀。

他沒有推銷「民主」，而是將民主放在國家建構、法治之後，同時也強調三者的關係缺一不可。他將國家建構—也就是國家能力放在問題的主要方面上，這是經過多年的觀察得出的答案。二十多年來，由於民主化過程造成了不少問題，所以，他更強調國家建構，因為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執行法律，法治只是一紙空文，同樣，沒有一定的國家能力去維持基本秩序，民主很可能成為民粹的狂歡。概而言之，國家能力的薄弱會使民主化過程成為失序化過程。 從現在看，福山的基本觀點是一以貫之的，只不過更加全面了。理性的分析使他意識到，國家建構、法治和問責制達到平衡時，這才是一個理想的國家制度。「一個沒有法治和問責制的強國家相當於專制。它越現代和制度化，其專制就越有效」。如果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過強」，而「法治與問責不足」，「推斷有問責體制的社會會最終戰勝那些沒有它的社會，有一個重要原因：政治問責給制度的適應性變遷提供了一個和平的路徑。在王朝時代，中國的政治體系始終無法解決一個問題，即『壞皇帝』的問題，……在對上而不是對下負責的當代中國，這個問題仍然至關重要」。

「中國早熟出世的強大國家，始終能夠完成印度所做不到的任務，從建造阻擋游牧入侵者的長城，到興建21世紀的大型水電工程。」與印度比較，最令國人自豪的是，中國的高效率印度不可比，我們只要一決定高鐵線路，立馬征地就可建造，而印度的基礎設施建設則會陷入各種宗教勢力、政治力量無休無止的爭論。但是，「中國沒有基於宗教的法治的歷史基礎。中國的傳統以法家思想為基石，中國人心目中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也就是皇帝所頒布的王法。」國家能力過強，而法治與問責不足，它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強大的國家從來不受法制的約束，」這樣的傳承似乎還在繼續下去。如前些年的征地強拆，是以犧牲國民個體的利益來進行城市建設。將征地強拆低價得來的土地高價賣出，以此來籌措資金進行城市建設，同時又推高了房價。造成城市周邊的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還產生了一個付產品就是官員尋租的巨量腐敗。這樣，老百姓無形中為城市建設買單。同樣是前些年，唯GDP的發展模式使我們走上了一條以前發達國家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各級基層政府官員幾乎普遍的認同是，先發展，既使有污染也在所不辭，造成了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惡化。

雖然國家能力是法治和民主得以發展的前提，但是法治和問責也是國家能力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國家建設要把握好「度」，應該有個邊界，這個邊界就是法治秩序和民主問責。城市建設不能以國民個體的付出來實現，GDP的增長不能以犧牲和惡化生態環境來實現，否則就會造成社會的不公、腐敗的發生和我們賴以生存環境的破壞。(吳光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