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的外國人

兩個關鍵因素使得大唐帝國能夠保持活力：折中主義（它吸收所有在之前幾個世紀的歷史上出現的文化流派）和世界主義（對外國人及他們多種多樣生活方式的包容）。外國人和外來文化在整個唐帝國，尤其是在城市，自始至終都是一個顯著的因素，對於其文化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幾類外國人是使節、商人、藝人、士兵和宗教神職人員，他們分別代表了政治、商業、娛樂、軍事和宗教的巨大利益。

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尋求與東亞最偉大的帝國建立外交紐帶時，使節們源源不斷地進入唐朝。這種慣例開始於漢代，當時中國開始與西域建立聯繫，接著是南北朝時期，日本、朝鮮和其他國家派遣使者並進獻貢品以換取中央王朝的承認。到唐朝的時候，各國訪問的頻率，各國使節覲見的先後順序，以及覲見皇帝時的舉止，都有詳細規定。任何希望得到唐朝幫助或賞賜的國家都表達了名義上的臣服，以換取中國的爵位和官職。使者們定期訪問唐朝首都，在那裡他們獲得特殊的信物（半個木魚），並在到達朝廷時呈遞上去。這些代表團都帶著貢品，他們會穿著本國服裝出現於朝廷上，獻上有本國特色的珍貴物品。首都外來訪問者的存在確實表明了唐皇室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

7世紀和8世紀早期，外國的貢使是宮廷畫家筆下的一個流行主題，他們以某種屈尊俯就的好奇心描繪這些外國人。例如閻立本和閻立德之流的畫家，因為描繪貢使團奇怪面容和異國風格服裝的能力而在宮廷聲名鵲起。

儘管只有幾幅複製品流傳下來，但我們從陶俑和墓葬壁畫中發現，畫家一般都會突出訪問者尖尖的鼻子、絡腮鬍子、捲曲的頭髮以及本國的服飾。

貢使只有在通往首都的路途中才為普通中國百姓看到。到目前為止，唐朝最常見和最有影響力的以及最頻繁地為這段時期的藝術和文學中所描繪的外國人是商人。除了書籍和地圖外，這些人還帶來了奴隸、矮人、藝人、野生動物、毛皮、羽毛、稀有植物、熱帶木材、異國情調的美食、香水、藥材、紡織品、染料、珠寶、金屬，還有多種多樣世俗的和神聖的物品。城市中的唐朝居民熟悉並喜愛這些外國商品，他們會把只知道中國本土事物的人看作鄉巴佬。於是，至少在城市，唐代的國際秩序催生了一個國際化的唐朝。

和貢使一樣，外國商人獨特的服飾和外表成為唐代文明的一個多彩元素。或許因為來自西域的人是最重要的外國商人，他們成了外國人最典型的形象。對外國人面貌公式化的描述是高鼻深目。

於是，有關中國制度的不朽歷史著作，以杜佑（735—812）編著的《通典》為藍本的《文獻通考》中寫道：「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中亞），頗類華夏。」同樣的形象被改編進誇張的詩歌，例如陸岩夢在《桂州筵上贈胡予女》詩中讚美一個非漢族故人的女兒：

眼睛深卻湘江水，鼻孔高於華岳山。

與漢代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唐代中國城市中的外國人規模大且持久，外國商人的分布則遵循著貿易的模式。在東北，海路主要掌握在朝鮮人手中，日本人發揮有限的一點作用。這些海員們常常沿著黃海北部的海岸到達山東的港口。7世紀60年代，新羅戰勝了高句麗和百濟並阻止了日本船隊後，來自長崎的商人試圖渡海直達長江口或者杭州灣，以繞過朝鮮的壟斷。然而，這樣做是很危險的，因此大部分日本朝聖者、商人和遣唐使選擇乘坐新羅或者渤海國的船。於是，連接長江與黃河的運河沿岸的城鎮，尤其是江都（揚州）和漣水，朝鮮商人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外國人團體。如同所有唐朝的外國人團體一樣，他們住在政府監管下的特殊地區，但享有各種治外法權，並且直接由來自自己國家的首領管理。

在中國南方，最大的外商中心是番禺港，這是個充斥著蠻人和野獸的熱帶邊遠城鎮。20萬名居民中很大一部分由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爪哇人和馬來人組成。他們被允許居住在江南岸的外國人聚居區（藩坊）。逐漸地，這些移民組成規模日益擴大的外國人社區，比起城牆中的中國居民要多得多。與唐代中國的其他地方一樣，番禺的外國人居住區也是由一個指定的長者管理，9世紀時是一個阿拉伯人。這個港口一直很繁榮，直到758年，一夥阿拉伯和波斯海盜集團洗劫了倉庫，然後把城市夷為平地。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交州令其黯然失色，直到9世紀早期才有所恢復。番禺主要的貿易形式是以寶石、熱帶木材和藥品來交換中國的絲綢、瓷器和被綁架而來的奴隸，他們通常是遙遠東南部的土著居民。

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社區較小，它們在沿著從番禺向北到長江和大運河交匯處的江都的沿線城市發展。不僅作為沿著運河的轉運中心，而且作為遍及帝國的茶鹽貿易中心，江都因此成為帝國的商業和金融中心。負責以江都為根據地的鹽業專賣的鹽鐵使，是8世紀晚期皇帝之下朝廷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而鹽商則是國內最富有的商人。無數的非漢族商人在江都建立店鋪，在排外主義爆發初期，760年一支叛軍屠殺了這座城市成千上萬的外國商人。不過，江都到8世紀晚期仍舊是東亞貿易的一個主要中心。

在北方，最重要的外商中心是兩都長安和洛陽，尤其是「絲綢之路」和大運河終點的長安。因此，其國際人口不同於南方的港口，主要由突厥人、回鶻人和粟特人組成，與群集交州、番禺和福州的占婆人、高棉人、爪哇人及僧伽羅人形成了對照。不過如同東南部城市一樣，長安也群集了許多阿拉伯、波斯和印度的商人，他們集中於長安西市周圍。波斯人非常多，以至於唐朝政府在城市中建立了一個特別機構來照顧他們的利益。當一個人從長安向西行進，沿途城市都有大規模的外國人社區，地處河西走廊的城鎮，諸如敦煌、涼州，外國人的數量要大大超過中國人。

到9世紀，回鶻人在長安對高利貸生意的壟斷已經變得臭名昭著了，這些外國人因為傲慢自大和輕視中華法律而受到普遍的鄙視。在9世紀早期數十年，因為物價逐步上升，許多中國商人和官員淪為回鶻人的債務人，被迫向他們的突厥裔債權人抵押土地、財產、奴隸，甚至是文物或傳家寶。當一個回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謀殺了一個中國商人，會得到來自首領的庇護從而逃脫，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則毫無辦法。這種狀況變得極其惡劣，因此中國政府在836年禁止了所有與「各種深色人種」的私人交往。

除了高利貸，唐代外國人還操控了對城市平民很重要的一些其他貿易。葡萄酒店鋪普遍由粟特人或操吐火羅語的商人經營，娛樂和娼妓業有著強烈的異國風情。在外國人所有的葡萄酒店鋪里服務的胡姬，與外國葡萄酒商一樣，是唐代詩歌和藝術中一個普遍的主題。中亞音樂在城市中流行起來，在首都從酒館和供官員娛樂的場所傳播到每一個可以購買到娛樂和性服務的場所。到8世紀，中國的流行音樂簡直與中亞綠洲國家的音樂沒有區別。甚至在宮廷也是如此，玄宗皇帝和他的愛妃楊貴妃最喜歡的是一首改編自中亞的歌曲。有時會在邊地涼州稍加修改的龜茲國音樂尤其盛行，連皇帝們都會學習表演。此外，來自東南亞國家和朝鮮半島的帶有異國情調的歌曲也很流行。

異域舞者也是唐文化中重要的形象，唐代詩歌中常常提及穿著特色本土服裝表演異國情調舞蹈的年輕男女。在胡騰舞中，來自石國的男子們帶著尖頂帽子，穿著窄袖衫，披著長帶，當他們旋轉跳躍時帶子末端自由地飄動。以靠近塔什乾的起源地的名字命名的拓枝舞（石國又名拓枝）中，年輕女子穿多彩薄紗長裙，系銀色腰帶，戴綴著金鈴的尖頂帽子，腳踩紅色錦靴，翩翩起舞。當一舞終結時女子會羅衫半袒。最驚人的大概要算粟特胡旋女的舞蹈：著錦袖緋色長衣、綠色緞子褲、紅色鹿皮靴的女性在旋轉著的球頂端舞動。唐玄宗和楊貴妃很喜愛這種舞蹈，在這時期的詩歌中，胡旋舞蹈的色情元素和異國風情被視為帝國腐敗的一個標誌和即將發生叛亂的徵兆。正如白居易在《胡旋女》一詩中所寫：

胡旋女，胡旋女，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鷂轉蓬舞。

……

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正如該詩所指出的，對唐朝最具威脅性的外國勢力是在唐邊境內的大規模僱傭軍，這支軍隊主要從胡人中招募，以防禦吐蕃、契丹和突厥。這些軍隊的規模逐漸增大，特別是李林甫任丞相之後，為了防止其朝廷里的對手獲得軍事力量，故而將邊境的軍隊置於胡人節度使的管轄之下。一支由粟特人軋犖山（安祿山的字）統率的軍隊發動了叛亂，這場叛亂幾乎摧毀了唐朝，並且成了中華歷史上一個急劇的轉折點。

——摘自《哈佛中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