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政治「切入」

廉德瑰內容提要：一般認為日本在東南亞所追求的主要是經濟利益，即，獲得資源和確保市場，然而，政治作為重要的切入點在日本的對東南亞政策中也是不容忽視的。日本對東南亞的政治「切入」起初是從冷戰角度開始的；然後，通過福田主義、東盟地區論壇和自貿協定等政治主張和平台來加強和充實；接下來又通過與印度支那國家的聯繫擴展其影響力；最後，通過「東盟+6」、特別是「東亞共同體」構想的提出試圖進一步掌握政治主導權，並形成於中國既競爭又合作的態勢。可以說，東南亞是日本大國外交的重要一環，我們在關注日本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動機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其政治目的。關鍵詞：政治「切入」 外交三原則 福田主義 東亞共同體東南亞是戰後日本投資最多、經營時間最長、影響力最大的地區，也是日本經濟的重要原料供給地和商品銷售市場。然而，東南亞對於日本的意義卻決不僅僅在於經濟方面，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政治「切入」側面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①]。所謂政治「切入」，意思是指日本從政治角度構建其接近東南亞的政策特點，本文的目的在於通過分析日本對東南亞政策的這個特點，揭示迄今為止日本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也試圖逐步取得對這一地區政治主導權的政策目標和它的大國外交意識。一，冷戰背景下的政治「切入」戰後初期的日本雖然主要看重的是東南亞的經濟價值，目的是用它代替傳統的中國市場，但是，在日本最初接近東南亞的探索中，冷戰的政治角度也是值得我們深入分析的一個重要側面，著名的外交三原則，為日本「進出」東南亞奠定了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礎；戰後初期召開的「東南亞開發部長級會議」擴大了日本在東南亞的政治影響。（一）政治「切入」與援助東南亞的構想近代以來，日本亞洲政策的核心一直是中國，它的海外經濟活動的主舞台也在中國，但二戰以後日本不但「失去」了中國，而且還因為冷戰的原因一度不能與中國接近，他們當時已經認識到，戰後「因為日本與中國經濟關係的縮小，日本面臨著必須面向其它地區，比如，東南亞，來擴展關係的命運」。[②]當然，讓日本接近東南亞的最初「發想」是來自美國，在冷戰的背景下，東南亞無疑是兩個陣營爭奪的對象，尤其是美國更加關心這一地區的政治走向，並有意把它「開放」給日本，目的在於讓日本放棄重返中國大陸的念頭。這才啟發了日本打算從冷戰的政治角度入手接近這一地區獲得經濟利益要比接近中國容易得多的討論。戰後不久，為了配合美國在東南亞的冷戰政策，吉田茂就提出了在新加坡設立反共司令部，使之成為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滲透的基地；他還提出過建立「亞洲版馬歇爾計劃」的建議，由政治包裝的經濟目的暴露無遺。吉田認為：防止亞洲的共產主義化，不能只靠軍事手段，也要通過重視民族性和民生的經濟援助，在這方面，日本可以進行合作，應該擴大對東南亞的經濟技術援助。[③] 由此可以看出，吉田茂是「注意」到了冷戰的政治意義而提出日本的對東南亞援助政策的。（二）「外交三原則」與東西方橋樑的定位日本從冷戰的政治角度「切入」東南亞最有名的例子是「外交三原則」 的提出。朝鮮戰爭結束以後，「特需」停止，日本經濟急需注入新的活力，這樣，1955年4月召開的萬隆亞非首腦會議為日本接近東南亞提供了一個政治機會。美國本來反對日本參加這次會議，但是考慮到日本能夠既作為亞洲國家同時也作為美國的「代表」參加會議，並對會議進行「監視」，也就同意了日本派代表參加。事實上，參加會議的日本代表團所接受的政府「訓令」也確實是「以自由主義國家一員來增進與亞非國家友好關係為基本態度」[④] ，這是戰後日本自稱既代表亞洲又代表西方陣營外交構想的開始。1957年9月，岸信介內閣在戰後日本第一部《外交藍皮書》中提出了著名的外交三原則，內容包括：聯合國中心主義；與自由主義國家協調；堅持亞洲國家一員的立場。在當時中立主義和反殖民地主義正處於高潮階段的亞洲，身為「自由主義國家一員」的日本，明確宣示自己是「亞洲國家一員」的意思，目的是要與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亞洲接近，使自己在亞洲與西方大國之間扮演橋樑的角色。可以說，萬隆會議是政治切入東南亞在外交實踐上的開始，而外交三原則的提出則為這一「切入」政策提供了理論根據。（三）「東南亞開發部長級會議」與援助的政治意義岸信介內閣期間針對東南亞開發問題提出了一個重要建議，即，設立「東南亞開發基金」，這個建議其實反映了日本要在東南亞建立經濟機制的構想。對此，美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和在必要的時候允許日本以亞洲國家的身份發揮一些作用，但是從根本上，美國並不願意「放虎歸山」，支持日本以「亞洲國家一員」為借口重新在亞洲起主導作用。岸信介的建議雖然沒能成為現實，但是美國也處於矛盾之中，他們認為自己已經對東南亞提供了軍事援助，日本經濟得到恢復之後應該對這一地區提供經濟援助，後來，美國總統約翰遜說過：「我們並沒有要求日本出動軍隊，我們只要求日本提供經濟援助」[⑤]。日本當然理解「經濟援助」的政治意義，所以1964年11月，佐藤內閣上台後提出的亞洲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阻止日益擴大的中共對亞洲的影響與滲透」。[⑥] 1965年，印尼發生「九·三零政變」，特別是比較「左」的蘇加諾向蘇哈托移交政權以後，佐藤政府隨即向印尼提供了五百萬美元的緊急援助，希望印尼儘快擺脫中國的影響恢復中立政策或不結盟政策。到了1966年4月，終於在東京召開了「東南亞開發部長級會議」，這是戰後日本主持召開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東南亞國家寮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南越、印尼、柬埔寨等都參加了會議，會上日本提出了重視農業和輕工業發展和拿出GNP的1％對東南亞進行援助的目標。當時日本還提出了設立「亞洲開發銀行」的建議，實際上是岸信介「東南亞開發基金」的翻版，但是因為東南亞國家對日本仍然心存戒心，不願由日本一國起主導作用，所以該建議並沒被接受。但是，儘管如此，「東南亞開發部長級會議」的召開本身畢竟是日本從政治角度「切入」東南亞在外交行動上的一大進展。二，政治「切入」與平等交流經濟援助有政治意義，而日本從政治角度「切入」東南亞，歸根到底，還是為其經濟擴張服務的。不過，在這個問題上，由於起初政治「切入」與攫取經濟利益的關係沒有處理好，日本商人的唯利是圖引起了東南亞國家人們的反感。為此，日本不得不調整和完善其政治「切入」政策，開始重視東南亞的感情，「福田主義」、「東盟地區論壇」（ARF）和「自由貿易協定」（AFT）談判便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一）「福田主義」日本在七十年代就開始大規模在經濟上「走出去」了，特別是對東南亞的投資和貿易都有快速的增長[⑦]，當時東南亞各國都到處泛濫著日本商品，其負面影響就是嚴重阻礙了當地企業的發展，出現了反日運動和抵制日貨運動。1974年，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時，就遭到了泰國和印尼學生的抗議，說日本是「新殖民主義」。1976年2月還召開東盟首屆首腦會議，強調了地區合作、團結和「擺脫大國控制」，特別是他們還是拒絕了日本要求參加東盟首腦會議的要求。在這種背景下，日本外務省不得不開始重新思考其對東南亞政策，1977年8月，當福田赳夫終於獲准訪問東南亞並參加東盟首腦會議時，他提出了著名的「福田主義」，其主要內容是：日本不做軍事大國；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心心相印、互相信賴；日本加強與東盟各國互相合作，並促進與印度支那三國的互相信賴。「福田主義」的提出還有一個政治背景是美國撤出越南後，在東南亞留下了政治「空白」，日本企圖改變過去居高臨下的態度，以平等的方式對待東南亞國家，以填補美國留下的「空白」，增加自己在這一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因此，在「福田主義」指導下，日本一直採取支持東盟的態度，1978年還設立了「日本東盟外長會議」，後來，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和歐共體也被邀參加，形成了「東盟外長擴大會議」，這樣，日本與東南亞的關係通過它與東盟的接觸進一步增加了政治色彩。（二）「東盟地區論壇」（ARF）與安保對話的建立「福田主義」的提出，不但使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政治信賴加強了，而且還為日本「關心」該地區的安全保障問題提供了可能。1991年6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提議在每年例行的「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之後，就召開安全保障會議問題進行政治對話，1992年7月，中國、俄羅斯、越南、寮國受邀參加了「東盟外長擴大會議」。1993年，宮澤喜一訪問東南亞，發表「宮澤主義」，表示日本將積极參加建立安全保障機制，這是日本對東南亞政治「切入」的重要舉措。本來東盟並不希望大國主導東盟事務，特別是在安保領域尤其如此，但最後還是決定設立了「東盟地區論壇」，並於1994年7月在曼谷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參加國包括東盟6國與對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韓國、歐盟還有協議國家俄羅斯與新加坡，以及觀察員國越南、寮國和巴布亞紐幾內亞，加上柬埔寨、緬甸、印度和北朝鮮的參加，已經發展到23國。儘管從根本上說日本仍然認為亞太地區雙邊安保關係的核心是日美安保條約，「東盟地區論壇」離不開穩定的日美安保條約的保證和支持，是對日美同盟的一個補充而已，但是 日本仍然對該機制非常感興趣，特別是對於中國的參加，日本認為很有必要，他們認為把中國吸引到該機制裡面，既能獲得中國作為地區外大國對該安全機制的支持，同時也可以對中國的行動進行牽制[⑧]。（三）自由貿易協定與經濟合作的深化「自由貿易協定（FTA）」問題和「經濟夥伴協定（EPA）」問題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對東南亞政治「切入」的調整，尤其是在與中國競爭方面反映了這兩個問題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2000年11月，在「中國－東盟首腦會議」上，中國總理朱鎔基提出簽訂10年內「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提議，規定了雙方除貿易自由化之外，在物資、服務、投資還有農業、人才培養和湄公河流域開發等廣泛領域進行合作。朱鎔基的提議對日本產生了巨大的震動，2002年1月，小泉純一郎與新加坡總理吳作棟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夥伴協定」，為了與中國競爭日本簽署了歷史上第一個包括自由貿易內容在內的「經濟夥伴協定」。本來日本主要是在關貿總協定及後來的世貿組織框架下展開其經濟外交的，他們本來對兩國間的自貿協定並不感興趣，但是隨著貿易結構的變化，東亞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明顯增加，到2007年日本與東南亞之間的貿易額已經超過20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萬4千億元）[⑨]，自貿協定在其經濟外交中的分量也開始逐漸顯現。因此日本便把自貿協定發展成內容更加廣泛的「經濟夥伴協定」的形式。其實，除了與中國競爭的因素之外，日本與外國簽署「經濟夥伴協定」的條件也已經成熟了，日本的企業已經開始了由歐美向中國、東亞的戰略大轉換，這意味著利益的源泉已經開始由歐美轉向東亞，對東南亞的投資也逐年增加[⑩]，所以，日本需要東亞的穩定和地區內成本的削減以便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並獲得最大利益。三，政治「切入」的地緣範圍擴大日本外務省稱柬埔寨、寮國、緬甸和越南為「CLMV」國家，「CLMV」是這四個國家英文名字開頭文字的組合。由於這些國家在冷戰期間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曾經是東盟防範的對象。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日本在發展與這四個國家之間的關係方面，與東盟其他國家相比也就相對晚了一些。但是，當這些國家加入東盟以後，日本便著手與它們接近，企圖發揮自己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一）日本與「CLV」國家的關係印度支那被麻生太郎定位為「自由與繁榮之弧」上的「CLV」國家，「CLV」是柬埔寨、寮國和越南三國的英文縮寫。按照日本外務省的解釋，「VLC」國家是「自由與繁榮之弧」的最前線國家，其政治意義不言而喻。其實，日本對這一地區的政治「切入」早在冷戰結束以前就開始了。日本對越南的關心早在二戰結束以後就開始了，越南戰爭擴大化以後，佐藤內閣就進行過各種停戰調停行動，日本在六十年代一直保持了與北越南的接觸，並支持兩個越南的構想。1973年越南停戰協定簽訂以後，日本開始躍躍欲試，試圖通過援助換取經濟利益，當然，當時日本提供援助的對象是南越，也就是說日本想代替美國對南越進行援助，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1976年越南統一以後，日本馬上決定對越南實施援助，當時日本外務省的基本思考是：西方的援助對於越南脫離蘇聯影響有重要作用。但是，1978年12月，越南入侵柬埔寨後，日本不得不停止了對越南的援助。後來越南從1986年開始改革，日本又出現了對越投資熱，特別是兩國在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以後，不但在經濟領域而且還在政治領域，如，朝鮮核問題、導彈發射問題和綁架問題上都表示了共同的關心。冷戰結束以後，日本對柬埔寨和平的貢獻最為突出。參加柬埔寨的援建意味著日本開始參與亞洲政治問題的解決，關於柬埔寨問題的巴黎會議是日本戰後首次參加的有關政治外交問題的國際會議。會上日本的態度是站在東盟、中國和美國立場上支持宋雙派、西哈努克派和紅色高棉派，反對洪森、韓桑林派，後來在建立聯合統治機構時傾向於支持西哈努克與洪森的聯合執政。日本在柬埔寨和平進程中，最大的亮點是派遣了自衛隊參加由聯合國秘書長特別代表明石康率領的維和活動，當時日本派遣了1300名自衛隊員。1990年6月召開了有關柬埔寨和平的東京會議，1992年，日本國會通過PKO法，為日本參加聯合國柬埔寨臨時機構，派遣自衛隊參加柬埔寨維和提供了法律根據。1992年，日本外務政務次官柿澤弘治提出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和東盟的知識、經驗實現柬埔寨的復興，從而提出了日本、東盟和印度支那「三角合作」的構想。接著1993年1月，宮澤喜一訪問泰國時發表演說：「柬埔寨的和平不僅對這個國家的復興而且為越南、寮國的開放政策也開闢了一條道路，並為東盟與印度支那一體化提供了可能。這是我國一向的東南亞政策。」[?]他還提出了「印度支那綜合發展論壇」的建議，並於1995年在東京召開了論壇部長級會議。日本對「VLC」國家的援助是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的，增加了政治影響力。比如，日本早在六十年代就派遣青年海外協力隊員對寮國進行援助，到了1991年後，日本開始對寮國的基礎建設提供援助，他們在寮國援建的橋樑、道路，有的還被寮國的貨幣和郵票採用為圖案。「VLC」三國都表示支持日本「入常」，還在朝鮮綁架問題上支持日本的立場。（二）日本與緬甸的關係緬甸地處中國進入印度洋的出海口，與印度保持緊密的經濟關係，還與朝鮮也保持了軍事上的關係。日本對緬政策主要是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為將來的密切合作打基礎。緬甸從1954年11月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以後，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特別是吳·奈溫總理深知日本有相當多的政治家是親緬甸的，所以他一直推行親日政策。1988年緬甸政變以後，實行軍事管制，因而受到西方國家的批評和制裁，因為日本必須與西方國家保持一致，這使得日本也不可能與緬甸過於接近。不過日本在與緬甸的接觸中雖然也主張促進它的民主化和改善人權狀況，但是並不想採取僵硬的對緬政策。事實上，日本並不主張孤立緬甸，為此，日本與歐美國家採取了相反的政策，首先承認了緬甸軍政府，並且一直保持與緬甸軍政府的政治接觸和經濟往來，還繼續向緬甸提供經濟援助。日本還採取了既與緬甸軍政府接觸也與昂山·素季等民主力量接觸的政策，以此來努力促進緬甸政治的「軍轉民」過程。對於緬甸的人權問題和民主化問題，日本政府主張緬甸軍政府和民主勢力能夠通過對話解決問題。日本提出的緬甸問題解決辦法是建立一個包括昂山·素季在內的全國所有政治勢力在內的國民和解的民主政府。1997年7月，日本政府還支持了緬甸加入東盟。但是，2003年，鑒於國際社會對緬甸的批判，日本也以人道主義理由停止了對緬甸的援助。特別是2007年9月，緬甸發生僧侶遊行示威，緬甸政府對此實行了強制措施，其中，一名日本人在事件中死亡，日本政府向緬甸政府提出了抗議，並再次要求緬甸實行民主化和改善人權狀況。同年11月，福田康夫在新加坡與緬甸總理會談，指出：緬甸政府應該與昂山·素季進行實質性對話，並勸緬甸政府回應國際社會對民主和人權問題的關注，只有這樣，日本才能向緬甸提供支援。總之，日本主要是考慮到緬甸軍政府有長期存在的可能，儘管政治改革有可能推遲，但日本為了獲得緬甸國境地區的資源和與國境地區的貿易特別是為了保持一定影響力，並不想把與緬甸的關係弄僵，而是盡量採取與緬甸拉近的政策。最近，在美國與緬甸進行接觸的背景下，日本也馬上恢復了與緬甸的接觸。四，政治「切入」與大國意識日本在東南亞政策上的政治「切入」，也是其大國意識的表現，這一點與日本一貫主張的「亞太多邊合作」構想，特別是它積极參与的「東盟+3」和積極主張的「東盟+6」機制化是密不可分的，其中明顯反映了日本企圖做東亞盟主的大國意識，而日本政治「切入」東南亞的深層意思也就由此顯現了出來。（一）亞太經合組織（APEC）是連接日本與東盟的紐帶日本一直積极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的活動，因為這個組織是日本企圖把東盟納入其「亞太多邊合作」構想的一個重要環節，更是日本在這一地區發揮大國作用的關鍵所在。早在1973年，時任副首相的三木武夫就提出了「亞洲太平洋合作」的提議，當時他還對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說過：東盟雖然必要，但是更加廣大的合作也是必要的。因為估計到可能引起東盟的反對，三木還提出了大洋州國家也參加的建議。[?] 大平內閣還設立了「環太平洋合作研究班」， 1980年1月大平與澳大利亞總理弗雷澤會談時達成協議，設立了民間經濟組織「太平洋合作會議」。1985年，中曾根康弘明確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國的主張，但是，在日本與東盟的關係問題上，為了打消東盟對「太平洋合作」的疑慮，他解釋說：發達國家要協助東盟各國民間合作，發展太平洋合作。1988年外相宇野宗佑參加東盟與日本外相會議時發表了題為「日本與東盟合作關係的新紀元—亞洲太平洋發展的原動力」的演說，指出：日本與東盟兩者的合作對亞洲太平洋全體的發展非常重要。1989年5月，竹下登在雅加達發表政策演說承諾：在亞洲太平洋合作中，東盟各國的意見最優先。因為當時正在討論APEC問題，所以竹下的上述承諾被認為是日本承諾了東盟在APEC中的核心地位，這樣，在日本的推動下，1989年澳大利亞總理霍克在韓國演講時正式提議召開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並與同年11月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就此，日本一貫主張的亞太多邊經濟合作主義，終於邁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東盟也就被納入到這個鬆散的論壇之中。日本的話語權和「提案權」得到充分表現。（二）「東盟+3」與美國因素日本發揮大國作用，離不開美國的認可。對於亞太經合組織，由於日本、澳大利亞特別是美國的參加，使它具有了大國控制的色彩，但是卻使東盟的存在感實際上被稀薄化了。所以，1990年12月，馬哈蒂爾提出了「東亞經濟集團」（EAEG）的構想，這是一個純粹的地區性經濟集團構想，是一個只包括東盟6國、中日韓、香港、台灣和印度支那的東亞地區多角合作構想。該構想是在烏拉圭回合談判出現僵局的背景下，特別是歐美出現經濟一體化的前提下，為了加強東亞地區的談判地位而提出的。雖然該構想也重視日本的作用，但是它排除美國的特點使堅持日美同盟的日本處於了尷尬的境地，因為美國國務卿貝克當時就對日本外相渡邊美智雄表示「美國不支持任何分斷日美關係的構想」，[?] 貝克顯然是在強烈批判馬哈蒂爾，美國與其說是反對分裂日美關係，不如說是反對把美國排除在亞太之外。這樣，馬哈蒂爾的這個構想就成了對既主張「亞洲國家一員」，又主張「對美協調」的日本對外政策可行性的一個考驗，日本陷入了兩難選擇，海部內閣雖然表示了馬哈蒂爾的建議值得評價，但是主要還是採取了靜觀態度。美國是日本發揮大國作用的後盾，同時也是「絆腳石」，於是，日本開始調整其外交政策。對於馬哈蒂爾的建議，與日本政府顧慮日美關係而不得不持慎重態度相反，日本民間特別是學術界已經開始探討「亞洲價值觀」問題，日本經濟界也認為消除貿易壁壘最好的辦法不是關貿總協定而是地區經濟的一體化，在北美貿易圈和歐共體不斷加強的背景下，日本經濟界開始贊成亞洲經濟圈的形成。[?] 其實，在日本政府內部，比如外務省中雖然北美局顧慮日美關係，但是亞洲局和經濟局卻傾向於促進亞洲經濟圈的形成。後來，馬來西亞鑒於現實的困難修改了「東亞經濟集團」（EAEG）構想而提出了比較開放的「東亞經濟協議會」（EAEC）的構想，這個構想就是當時的東盟9國加中日韓，共12個國家，後來這12個國家的首腦利用各種場合以非正式的方式進行著接觸，這就是眾所周知的「東盟+3」。日本參加「東盟+3」意味著它具有了從一貫主張的「亞太多邊合作」構想的立場向東亞合作轉變的傾向。特別是1995年11月，在大阪APEC首腦會議召開時，還召開了事實上的「東亞經濟協議會」國家部長會議，儘管考慮到美國的感受，日本媒體並沒有刻意宣傳報道，其實，這是的「東盟+3」實質上就是馬哈蒂爾的「東亞經濟集團」。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和APEC在危機中的無所作為，為「東盟+3」的機制化提供了契機，也為日本的大國外交提供了機會。1998年第二次「東盟+3」首腦會議在河內召開，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韓國總統金大中和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席會議，這次會議決定了「東盟+3」框架的定期化。同年，日本大藏大臣宮澤喜一提出向金融危機國家追加300億美元援助的構想（「新宮澤構想」）。 1999年第三次「東盟+3」首腦會議還發表了「關於東亞合作的聯合聲明」，提出了在金融合作方面「強化自助、支援機制」的必要性和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廣泛領域合作的意向，會議還決定設立外長會議和財長會議，2000年達成了金融合作的兩國間貨幣交換協定，即「清邁協定」。通過一系列機制的深化，日本在東亞合作的進程中逐漸放開了手腳，日本的政治影響力也逐漸得到加強。（三）「東亞共同體」與中日美關係的平衡「東亞共同體」是日本作為大國發揮政治作用的重要平台，而東南亞在「東亞共同體」構想中則佔有重要位置，所以，日本政府對此表現了特別的興趣。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東南亞，並提出「東亞共同體」構想。11月，日本與東盟簽訂一攬子經濟合作構想協議，呼籲在自貿協定、貿易、投資、科學技術、能源、環境等廣泛領域合作。2003年12月在東京召開了日本－東盟首腦會議，會後發表了《東京宣言》，內容包括促進自由貿易協定和經濟合作以外，還包括反恐、消除大量破壞性武器的合作和價值觀問題，特別是明確寫進了關於構築「東亞共同體」的構想的內容。2004年7月，日本外務省編寫了「日本政府關於東亞首腦會議的文件」就把東亞一體化進程劃分為：促進機能性合作階段；地區規模的制度建設階段和共同體意識的培養階段，並指出第三階段中關於「創造以共同價值觀與原則為基礎的認同意識」是最為困難的課題。[?]日本企圖通過加強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利用「東亞共同體」成為「政治領導」國家的目的也是一目了然的。2005年7月，東盟外長會議決定「東盟+3」與「東亞峰會」並行，這為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參加東亞事務提供了機會。日本則不失時機地提出「東亞共同體」將建立在「東亞峰會」的基礎之上的主張，它這種擴大「東亞共同體」範圍的思考，是與日本國內一部分人企圖當東亞霸主的心態分不開的。如，前防衛廳長官、副外相衛藤徵士郎就說過：「今後的日本應當以爭當亞洲盟主為目標。為此首先要在構建『東亞共同體』的過程中，實現日本發揮領導作用的戰略目標」[?]。在這種心態支配下，近年來日本內閣都在相繼提出亞太政策時特別提出了有關重視東南亞的構想，反映了日本人對於包括「東亞共同體」在內的任何構想都不能忽視東南亞的特點。民主黨上台以後，鳩山由紀夫從「脫美入亞」的角度，再次提出了亞洲地區一體化的問題，並且修正了福田、特別是麻生在一體化問題上的價值觀思考。關於「東亞共同體」，鳩山雖然沒有放棄「東盟+6」，但是他提出的構想更具有亞洲中心主義傾向，意味著日本的東南亞政策已經進入了如何平衡與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的層次，標誌著日本的東南亞政治「切入」的難度和敏感性正在增加。根據戰後日本重視東南亞的歷史，相信民主黨政權在構建「東亞共同體」，平衡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時也不會忽視東南亞的作用。因為在謀求大國地位和發揮政治主導作用的大國意識方面，日本不會發生根本變化，作為它的大國外交的重要政治基礎之一的東南亞也就不會片刻從它的政治外交棋盤中被淡化。東南亞是日本大國外交的重要一環，我們在關注日本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動機的同時，也不應該忽視其政治目的。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における政治的アプローチ廉徳瑰普段は日本が東南アジアにおいて追求するのは経済的利益、つまり、資源を獲得し市場を確保すること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が、実は、日本の東南アジア政策の目的は最初から政治にあったのである。それは、まず、冷戦の角度による接近と、それから、福田ドクトリンやアセアン地域フォーラム、FTAなどのアプローチ、それにインドシナ國家との関係の緊密化と「アセアン＋６」や「東アジア共同體」構想の提出によって日本がこの地域おける政治的主導権を握ろうという政治的過程があったからである。特に、このような政治的アプローチのなかで、日本と中國の間に競爭と協力関係があり、東南アジアはますますこのような情勢において日本の大國政策の展開の一環として、その政治的意義が経済的意義を遙かに超えたのである。[①] 關於日本對東南亞政策，喬林生《日本對外政策與東盟》（人民出版社，2006年）有比較系統的分析，該書從戰後賠償切入，認為日本對東盟的政策是一個遞進發展、逐步充實的政策體系，經濟關係始終是其政策的核心或基礎，並逐步由重視經濟到強調政治作用、安全，再到加強區域合作；波多野澄雄、佐藤晉《現代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7年）運用豐富解密資料對日本的東南亞政策進行了梳理，特別指出了日本試圖發揮獨自的政治、經濟作用的過程；另外，鄧仕超《從敵對國到全面合作的夥伴:戰後東盟-日本關係發展的軌跡》（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一書則描述了東盟與日本的關係從最初的敵對國到在多個領域形成全面合作關係的基本歷程，並分析了日本與東盟關係在東亞合作和東亞共同體建設的大框架下新的發展趨勢。論文有王公龍《90年代日本對東盟的外交政策》（《日本學刊》1997年第4期）等。[②]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97件《舊金山和平條約準備對策》，2006年。[③] [日]波多野澄雄 佐藤晉《現代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7年，第15頁。[④] 日本外務省文件《亞非會議經過白皮書》，1955年5月5日，編號B0049。[⑤] 轉引自：[日]波多野澄雄 佐藤晉《現代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7年，第152頁。[⑥] 日本外務省文件《我國亞洲外交的方向》，1964年11月25日，編號A0362。[⑦] 關於日本對東南亞的投資與貿易的推移參見如下兩表：日本對東盟十國直接投資額（1981—2007）           單位：100萬美元年度81859095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金額2,8399374,0845,5602,5373,7832,3362,3272,7615,0026,9237,790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data/jfdi_01.xls日本與東盟十國貿易資額（1980—2007）               單位：100萬日元年度8090952000200520062007金額8,6509,01711,85413,90516,35318,17320,490資料來源：【日】國際機關日本東盟中心資料《外國貿易概況》1980.12；1990.12；197.122002.12；2007.12（本表不包括越南）http://www.asean.or.jp/ja/asean/know/statistics/4.html[⑧] [日]波多野澄雄 佐藤晉《現代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7年，第232頁。[⑨] 資料來源：【日】國際機關日本東盟中心資料《外國貿易概況》1980.12；1990.12；197.122002.12；2007.12[⑩] 關於日本對東南亞的投資額的推移，見下表：日本對東盟十國直接投資額（1981—2007）           單位：100萬美元年度81859095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金額2,8399374,0845,5602,5373,7832,3362,3272,7615,0026,9237,790資料來源：日本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http://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data/jfdi_01.xls[?] 日本外務省文件：「インドシナ総合開発の目的とり進めについて」（東南アジア一課、1993年10月27日）（開示文書）[?] 日本外務省文件《李光耀與三木副總理會談記錄》，1973年5月16日，編號A0390。[?] 轉引自：波多野澄雄 佐藤晉《現代日本的東南亞政策》，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07年，第237頁。[?] [日]《日本經濟新聞》，1991年4月18日。[?] 第163次國會眾議院外務委員會會議記錄 第1號，2005年10月7日。[?] [日]福田康夫 衛藤徵士郎《一國は一人を以って興り、一人を以って亡ぶ》，KKベストセラーズ，2007年，第54頁。其他專著：日本在美國「重返」亞太背景下的戰略選擇 （2012年第1期）略論日本「海洋派」的對外戰略思想 （2012年第1期）日本防衛政策的調整及其評價 （2011年第4期）淺析日美同盟的深化 （2011年第6期）釣魚島主權歸屬及解決問題思路 （2011年9月29日）日本外交的「鐘擺」現象 （2011年第1期）日本公共外交的特點 （2011年第1期）「東北亞合作新時代與中日關係」國際研討會綜述 （2010年第一期）鳩山由紀夫「友愛外交」的特點及其評價 （2010年第三期）摻水的「無核三原則」 （2010年3月11日）[媒體文章]鳩山的「4K」麻煩 （）《日本的大國志向與小國外交》 （2008年6月）《「大國」日本與中日關係》 （2010年9月）《政治文化與日本內閣「短命」的特性》 （2009年第2期）《位置意識_與日本戰略文化的特點》 （2007年3月）《安倍晉三的外交政策與中國的對應》 （2007年3月）《新福田主義與中日關係》 （2007年12月）《關於中日台灣地位問題的『1972年承諾』於 『中美日三角關係』》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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