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論西方文化輸出及其對我國文化自信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憑藉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優勢，通過市場機制、國家戰略、現代傳播手段、教育交流等方式對中國進行文化輸出，試圖在傳播西方自由民主、宗教信仰、知識體系和生活方式的同時，實現對我國文化自信的打壓和顛覆。在西方文化強勢輸出的形勢下，一方面我國文化自信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和疏離;另一方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 中國文化核心價值的內生動力和對西方優秀文明成果的接納與消化能力不斷增強.即在最大程度上去實現民族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在全球文化交流交融交鋒的今天，西方國家不斷加大文化輸出的力度，並把文化擴張的重點轉向中國，致使中國的理論、道路、制度、文化自信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消除西方國家的文化輸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不良影響，降低西方文化輸出對我國文化自信的衝擊，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制度、文化的自信，是當前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需要認真思考和著力解決的問題。本文就西方發達國家通過文化產品輸出、教育活動交流、互聯網文化傳播等途徑對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進行文化輸出和思想滲透，企圖推銷西方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促使非西方國家不斷「西化」等問題進行探討，以期對維護我國文化安全和樹立國民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一、西方文化輸出的策略分析

在國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西方國家的文化輸出只是一種市場行為，這種認識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西方國家的文化輸出絕非簡單的交易，也並非權宜之計，而是構建了多元立體的輸出策略。西方文化輸出策略大致有以下幾種。

1.藉助市場機制實現文化價值擴張

市場機制不僅是實現資本擴張的重要方式，也是實現文化輸出的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榨取剩餘價值」不僅適應於經濟領域，而且也蔓延至文化領域。對此，馬克思早有斷言：隨著資本的發展，「那些和創造物質財富沒有直接關係的生產領域實際上也日益依附於資本」[2]。資本的全球化擴張，不僅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而且深刻影響了文化格局。在資本全球擴張的助力下，西方國家佔據了世界文化市場份額的六成以上，這也就奠定了其在全球文化輸出中的中心地位。西方對中國的文化輸出優勢很大程度上源於其在文化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主要體現在圖書版權、影視、音樂等領域形成的巨大優勢。據統計，2016年我國共引進版權17252種，輸出版權11133種，進出口比為1.5：1，其中對美國進出口比為4：1，英國8：1、德國3：1、法國7：1、日本6：1。版權的大幅「人超」意味著我國存在嚴重的文化赤字，也意味著我國在文化領域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外來挑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是通過「文化跟著貿易走」 的戰略，不斷擠佔中國文化市場，以實現其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擴張。

2.依託國家戰略滲透「普世價值」

西方國家的文化輸出表面看起來是「無為而治」 的市場行為，實則是「積極有為」 的文化戰略擴張。西方國家的文化政策滲透於國家戰略之中，國家戰略是推動西方文化輸出的重要途徑。以美國為例，雖然沒有文化部和制定專門的對外文化輸出政策，但這並不妨礙美國文化承擔「選民」 責任和傳播「使命」 意志。美國文化輸出價值取向明確、價值訴求清晰，普世主義和愛國(美)主義是其一以貫之的「主旋律」。2015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就強調，「美國必須在國內堅持自身價值觀，同時在國外推廣普世價值觀」，同時還要求「中國在人權問題上遵守國際規則和規範」。無獨有偶，西方其他國家也競相效仿，如法國政府通過文化部和外交部制定完善的文化政策，實現國家意志的柔性傳播，其中建構了針對中國的「傅雷計劃」，資助出版社，培育對法國文化的認同。默克爾政府則先後出台了《新亞洲戰略報告》 (2007)、 《對外文化教育政策——贏得夥伴、傳播價值、維護利益》(2011)和《安全政策與聯邦國防軍未來白皮書》(2016)等推廣德語和德國文化的策略，其中《新亞洲戰略報告》(2007)明確提出推行「價值觀外交」，以應對中國對西方民主體制的挑戰。

3.利用現代傳播手段控制信息自由流通

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不斷推進傳播手段的技術變革，帝國主義和文化統治問題在全球範圍得到進一步加強。西方國家在互聯網傳播方面擁有絕對的話語權，互聯網的根伺服器都放置在西方國家，其中1個主根伺服器和9個輔根伺服器放置於美國，其餘3個輔根伺服器分別放置在英國、瑞典和日本。在現代網路技術方面，西方國家紛紛強化了新技術領域的戰略布局，如美國的《國防部網路戰略》(2015)、德國《網路安全戰略》(2016)、法國《數字化路線圖》(2013)、《英國數字化戰略》(2017)等均通過推進數字化服務來加強現代傳播手段在信息領域的主導權。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等佔據了世界互聯網公司前五強。推特、谷歌等社交媒體和經營工具按照西方的價值預設和思維方式運行。西方國家從網路自由、信息自由流通中獲得了話語的絕對支配地位，「專制」「獨裁」 「人權」 「自由」 等字眼與中國日益緊密地聯繫起來，中國的網路與信息安全問題日益突出。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就認為，美國應該利用互聯網傳播，聯合中國國內的5億互聯網用戶和8000萬博主來「扳倒中國」[3]，其中2010年「谷歌事件」就是美國對我國網路主權展開的一場政治鬥爭，2014年的香港「佔中」事件更離不開西方國家的網路滲透和推波助瀾。

4.通過教育交流弱化政治認同

西方發達國家在教育文化交流中處於優勢地位，通過對外輸出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培養中間階層和社會精英等方式，增強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和控制。作為世界上最大的文化霸權國家，美國很早就開始了通過教育交流的方式實施文化擴張，明確把教育交流作為「對外政策的第四維」 來看待。其中福布萊特教育交流項目合作國家已達160個，參與學者近30萬人，可以說該項目營造出了外圍的親美氣氛。造就了一批親美的領導人和輿論製造者。根據美國(2016年門戶開放報告》數據顯示，2015-2016學年，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留學生生源地，達到328547人， 佔美國留學生總數的31.5% 。而2014-2015學年，美國在中國留學生數僅12790人，佔美圍海外留學人數的4.1%[4]。這說明中國同美國在教育交流方面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稱。在國際教育交流中，英國通過文化教育協會、德國通過歌德學院和法國通過法語聯盟等機構積極推動對外教學，在國外建立語言學習和文化學習基地，保證本國語言「話語主權」 地位，培養親西方人才。可見，教育交流已經成為培養對西方政治文化認同的重要手段。在不對稱的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交鋒之下，不少中國留學生的固有認知和思維方式被顛覆，西方國家被認同為現代民主樣板，而中國則被打上「極權」 與「專制」 的烙印，「楊舒平現象」 的出現也絕非偶然，是偶然之中的必然。

5.壟斷國際文化標準剝奪中國話語權

西方國家通過塑造國際文化標準、輸出敘事範式來束縛中國學者對自身的正確認知和表達，以固化他國對中國的負面形象。西方國家基於其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超前性和優越性， 已經形成了關於「中國崛起」 的敘事框架，並以此引領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在這種敘事範式之下，中國的崛起被界定為「中國威脅」，中國的「協商民主」 被稱為「專制」。在西強我弱的文化語境下，中國文化人「要想在世界上獲得成功，就必須適應西方文化的邏輯規則和評判標準，把自己塑造成為西方文化標準的模仿者和執行者」[5]。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維護自我認同的需要，另一方面則反映了中國在文化標準層面的失語，意味著中國文化自主性被剝奪。

二、西方文化輸出的內容分析

西方文化輸出的實質在於推銷其民主制度和西方價值理念，論證其文化的優越性和「西方中心論」 的合理性，進而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西方文化輸出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1. 以「自由民主人權」 為核心的價值觀念

價值觀念輸出是西方文化輸出的最核心部分， 旨在影響非西方國家的政策選擇和政治走向。冷戰結束以後，西方國家加大了對中國的價值觀滲透。並把自由、民主、人權為核 D的西方主流價值觀提升為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 加以推廣，企圖把中國的發展道路引入西方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陷阱之中。「民主人權輸出」 的首要價值理念就是人權高於主權，即把西方的人權作為「普遍人權」加以推廣。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就成為美國人權報告的重點關注對象，其中在美國發布的2016年度《國別人權報告》中，就媒體自由、言論自由、選舉權利和司法程序等問題對中國進行了無端指責。英國政府在其2016年度《人權與民主報告》中也將中國列入「優先關注國」 名單，指責中國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問題。在西方人眼中，中國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因此對中國的價值觀念輸出就成了改變中國發展道路的一個必然選項。美國雪城大學莫伊尼漢研究員勞泰瑞指出：「美國人對於美國文化相當自負，他們認為自己的價值觀很容易為人所理解」，因此「通過文化和貿易接觸引導中國發展一個更加開放、自由和民主的體制，這就成為美國人不言而喻的希望」[6]。

在以西方價值觀為理論預設的前提下，「民主」 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三權分立、多黨執政和普選制。在西方學者看來，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是現代社會的基本架構，同時也是一對「雙生兒」。因此，當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西方學者就將「民主政治」 作為中國政治的未來圖景進行預判。在西方民主輸出戰略推動之下，西方政治自由主義、憲政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思潮源源不斷地涌人中國，僅在憲政領域就形成了西方憲政觀、偽社會主義憲政觀、真誠的社會主義憲政觀等形形色色的反社會主義的流派，「它們即使不與『主流意識形態』衝突，也與之競爭，並且黨對真理的排他性解釋也隨之面臨挑戰」[7]。

2. 以「絕對自由」 為前提的宗教信仰

宗教本身是一種具有現實滲透力的社會意識形態，宗教思想是西方國家對外政策的基石。正如亨廷頓所說：「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義者或多國公司的經理人員。他們是而且很可能繼續是基督教的傳教士。」[8]雖然歐洲啟蒙運動之後，宗教的世俗政治傾向被否定，但是西方國家從未放棄過借宗教力量來改變中國政治走向的企圖，因此推廣宗教信仰自由也就成為西方對華文化輸出的重要議題。

西方宗教自由內涵廣泛，不僅有信仰和不信仰的自由，而且包含了「不加限制的傳教自由」。改革開放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積極推動宗教自由理念和實踐輸出，在華建立了完善的宗教輸出系統。據統計，我國現有基督教堂、聚會點5.6萬處，基督教徒2300萬——4000萬人左右[9]。西方國家在傳教過程中將基督教視為西式民主制度的圖騰，藉機宣揚西方宗教立場和政治主張，否定中國孔孟文化，鼓吹美國的繁榮是源於基督教，中國的落後是因為不信教。在傳播過程中以「信仰至上」 統攝一切言行。孤立引用「聽神的，不聽人的」 教義，推行以宗教干涉世俗政治的自由，如《國際宗教自由報告》連續17年將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基督教具有唯一性、排他性、先驗性等特點，當越來越多的人將目光投向基督教時，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不可避免地遭到疏離和排斥。美國《時代》周刊前駐北京記者艾克曼在《耶穌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變中國及全球力量平衡》一書中指出中國正在基督化，「就目前基督徒在社會文化界的增長情況來看，在未來30年中國的基督教徒將達到總人口的20%一30%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基督教世界觀將逐漸成為中國政治文化領域的主導世界觀，甚至在軍方高層也會產生重要影響」[10]。

3. 以「西方中心主義」 為立場的知識體系

知識體系在對內增強文化認同和對外贏得國際話語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一個國家、一個文明走向強大的基礎。近代以來，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知識體系在世界範圍內不斷擴散，並進入中國，成為闡釋中國問題、改造中國社會的重要丁具。西方國家憑藉其經濟、技術和傳播優勢，創造了自由、民主、人權、市場經濟等在內的一系列概念，形成了以「西方中心主義」為立場的知識體系，並壟斷了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學術概念、研究方法和學術觀點大量進入中國的學術研究中，成為部分知識分子評判中國實踐的重要尺度。比如說，在經濟學領域，部分學者對「撒切爾主義」 「里根經濟學」 和「華盛頓共識」 過度推崇、全盤肯定;在歷史學領域，「線性進化論」「衝擊一反應論」 「傳統近代論」 「中國中心論」 等學術觀點對我國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史學研究中西方話語範式盛行，形成了西方史學研究方法優於中國史學研究方法、普世價值優於中國價值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認識誤區。

4. 以「消費主義」 為基礎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總是受價值觀的支配。西方社會追求的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價值觀，必然導致一種異化的生活方式——消費主義生活方式。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之下，西方國家生活方式不斷傳人中國，以生活文化為基礎的時尚文化、品牌文化、娛樂文化對我國不同社會群體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具體表現為人們對西方生活方式的膜拜和消費主義的興起。

西方消費主義呈現出非政治化、感性化和生活化的特點，但是這種去政治化現象的背後總是隱藏著西方社會特定的意識形態，即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自由民主」等意識。對廣大人民群眾而言，他們可能難以理解和體驗西方文化的核心價值理念，但是對來自西方國家的生活方式則有更為直觀的感受。牛仔褲總是與西部牛仔、西部神話相關聯，具有個性象徵和自我標榜的意蘊;可口可樂是活力、激情、創造、享受等美國精神象徵;好萊塢電影展現的是自由的個人英雄主義形象和救世主精神。不管是好萊塢電影、百老匯歌劇，還是英國的足球、法國的時裝等，它們所展現的就是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及這種生活方式背後所體現的西方現代價值理念。人們在品鑒、使用、觀看和欣賞過程中，不僅在消費其使用價值，也在認同其符號價值，即對物質的過度追求合理化為個人的「自由」 選擇，把消費的不斷增長看作是社會越發「平等」 和「民主」 的象徵。

三、西方文化輸出對我國文化自信的影響分析

1. 西方文化輸出對我國文化自信構成了嚴峻的挑戰

從文化交往的規律來看，文化總是從強勢國家向弱勢國家流動。這種不對稱的交往格局給中國文化發展帶來極大挑戰。

首先，傳統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遭到質疑。傳統和現代、民族和世界，向來都是相輔相成的，然而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的民族特色和時代價值面臨嚴重被邊緣化的危機。在生活方式上，漢語讓位於英語，民族傳統節日讓位於西方節日，傳統文化精品讓位於西方文化快餐。聖誕老人、好萊塢、迪士尼、麥當勞等具有西方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席捲中國，使人們在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上越來越趨同於西方。在民間信仰上，2000多萬基督教徒的信教事實表明西方文化在中國有著廣泛的市場。雖然基督教與傳統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但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習俗與傳統文化的家國情懷、國家意識、民族精神和道德要求存在著激烈衝突，甚至是水火不容。在文化心理上，中國知識分子依然在「審父」與「審己」兩種思維之問徘徊，將一切問題都歸結為「 『去中國化』不夠徹底」[11]。西方對妖魔中國傳統文化情有獨鍾，認為中國人性醜陋，缺少民主法治傳統和理性科學精神，只有將傳統文化西方化才能接近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和方向。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部分國人常常流露出一種對民族文化的疏離與鄙夷情緒，認為傳統文化是糟粕，西方文化是先進文化，對自己的民族文化逐漸失去應有的尊重，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不斷走向文化虛無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

其次，革命文化的合法性和正義性遭到解構。革命文化是中華民族革命鬥爭實踐中的文化結晶，是我國實現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資源。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新自由主義勢力以唯心主義歷史觀為基礎，通過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某些特定階段性發展的錯誤分析，掀起了對待中國革命和歷史的虛無主義思潮。一些人對中國革命史採取了歷史相對主義態度，對中國革命史、黨史不斷「虛無」 「還原」與「重評」，將歪曲中國革命與美化西方侵略相結合。主要表現為：其一，歪曲中國革命的必然性。如艾奇遜的「人I21論」 就認為發生革命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了，飯少了，發生革命」[12]。鄒讜的「革命製造論」認為，「中國革命並不是自發的，而是在極端不利的條件下製造出來的」[13]。其二，否定革命的進步性，指責革命是破壞現代化的「萬惡之源」，鼓吹改良是近代中國的唯一出路。如劉再復認為，「革命只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 「它破壞了一種政治框架之後，並沒有提供新的政治框架」，革命後「除了再次專制，別無選擇」[14]。其三，歷史虛無主義者將西方的侵略美化為促進中國的現代化，中國人民的抗爭醜化為偏離近代文明的主流。這些表現不僅否定了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否定了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消解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長此以往，必然會導致人民思想混亂。

最後，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科學性遭到挑戰。在這場不對等的中西文化交流中，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遭到挑戰。部分西方學者基於西方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用其固有的思維方式和理論範式來解釋中國文化發展問題，要麼給中國冠以「反普世價值」 的污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傳統的合法性流失，如布熱津斯基、福山、亨廷頓等認為社會主義就是極權主義，就要遠離人類社會發展的康庄大道;要麼就將中國歸於西方「普世價值」 的框架下，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失去自主的文化價值認同，文化自信被虛置，如江憶恩、貝一明、黃亞生等，他們認為個人主義是現代社會的精神支柱，馬克思的理論已經奄奄一息。如黃亞生所說： 「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並沒有根本上的區別，中國特色的道路，就是選擇適合的方式去實現這些普世原則。」[15]

由於中西交流的不對稱，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其內容規定、話語闡釋和制度設計上存在著諸多不足，對西方文化的強勢輸入缺乏行之有效的批判化解能力，這一切導致了人們理想信念的弱化和對主流價值觀的疏離。同時，西方文化的強勢來襲，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社會主義文化的失語。一方面，西方理論界提出了諸如自由、民主、平等、現代性、全球化等多核心概念和文化標準，並借用這些概念來闡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及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在預先設置好的文明與野蠻、民主與專制、先進與落後的二元對立的話語體系中。中國就被置於一個相當不利的位置。「中國經驗」 「中國理論」「中國道路」 「中國價值」的理論闡釋和學術建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長期處於「弱勢地位」(見表1)。在西方的話語中，中國早已成了一位離經叛道者，民主終結論、中國崩潰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威脅論等論調層出不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巨大成功缺乏相應的概念、理論、觀念去闡釋，尤其是缺乏哲學層面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建構，難以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部分學者就看向西方，用西方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來「觀照」 中國，這種簡單套用西方模板，其實就是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虛無，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也是不自信的表現。

2. 西方文化輸出未動搖我國文化自信的根基

雖然西方文化輸出對中國文化自信的形成產生了巨大的挑戰，但是中國文化並沒有喪失自主、自知與自覺的主體意識。

首先，從現實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為文化自信注人了強大的動力。在當代，文化自信的實質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工業化運動，不僅使中國經濟重新回到了世界中心，而且促使中國從自己文化根基中尋找到了一條屬於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道路並非西方所渲染的「經濟自由+政治專制」 模式，而是基於歷史和國情之上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從經濟上來看，中國道路展現獨特的價值，最大限度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實現了對傳統社會主義和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超越(見表2)，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從政治上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高度凝聚力」 「超強的組織動員能力」 和「有自我約束凈化能力」 的形象逐漸被海外群體所認同[16]。「選賢任能」展現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加拿大學者貝淡寧指出，「選賢任能」 避免了「一人一票」 形式的多黨選舉產生最高領導人的弊端，實現了對西方民主制的超越，避免了讓「中國版特朗普」進入權力核心[17];從文化上來看，中國在借鑒西方文化的基礎之上淡化了個人與社會的對立。強調和諧統一，實現了對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調和，既要以集體利益為重，又實現了尊重和維護個人權利。社會主義實踐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國人對自己的發展道路、社會制度和理論體系認同感進一步增強，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國民性格、價值觀念得到進一步的恢復、重塑與升華。

其次，從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傳承與弘揚來看，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理念依然沒有動搖。中國文化是世界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化，雖然近代以來持續百餘年的西方思潮對中國文化自信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但是並未動搖中華民族傳統的核心價值理念，在集體與個人、和諧與衝突、責任與A由、精神與物質的側重取捨方面，中國依然明顯有別於西方。美國學者約翰·奈斯比特就認為，雖然經受思想解放的洪流，但是「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仍然有別於西方人，他們認為個人生來就是集體中的一分子」[18]，基辛格指出： 「雖然中國歷經劫難，有時政治衰微長達數百年之久，但中國傳統的宇宙觀始終沒有泯滅。」[19]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的自信沒有消失，和諧包容、自強不息的國民性格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沒有變。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獨特的價值體系和民族自信會再次被激活，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總是與每一歷史時期的社會實踐、時代精神相結合。在革命戰爭年代，就形成了救亡圖存、凝聚全民族思想的革命文化。革命文化在革命戰爭年代起到了啟迪民智、改變國家和民族命運的作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文化所彰顯的為人民服務、無私奉獻的精神，獨立自主、實事求是的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得到傳承和弘揚，這也為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撐。雖然否定革命文化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在蔓延，但是革命文化經過戰爭年代的洗禮和改革開放的淬鍊，已經成為我國文化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一直保持著對文化進步的嚮往與追求，並能夠自覺地承擔起用先進文化引領社會進步的責任與擔當。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文化有準確定位。不僅能夠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的文化發展歷程中樹立文化自覺意識，而且能夠在「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的不同文化交融中構建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做到「知足知不足，有為有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鞏固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提出了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和價值準則，成為凝聚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中國夢成為中國人的共同夢想，民族復興成為中華民族的普遍心理訴求。正是有了這種文化上的自覺，才有了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雖然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日益頻繁，但是經濟全球化並沒有走向「歷史的終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也沒有歸順西方「普世價值」，而是在實現民族復興偉大目標的指引下煥發出旺盛的生命力。

3. 合理吸收、借鑒外來文化，增強文化自信

中國文化自信的構建自然離不開西方文明的積極成果，習近平指出： 「各國各民族都應該虛心學習、積極借鑒別國別民族思想文化的長處和精華，這是增強本國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條件。」[20]

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為正確認識、評價和借鑒西方文化提供了前提條件。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選擇的自覺意識正在回歸，這為理性認識西方及其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馬克思主義的傳人，改變了中國文化的原有結構，並增添了許多新的科學元素。」[21]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者和踐行者，承擔了新的文化使命。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始終貫穿於中國求獨立、求富強的歷史進程中，不僅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中國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強起來的轉變，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 1、5"得到進一步增強，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上開啟了從仰視到平視的轉型。

其次，中西文化並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能夠做到相互借鑒、取長補短。雖然西方文化輸出對中國文化自信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但是中西文化並非絕對的二元對立，如同佛教實現中國化一樣，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也將被中國文化所轉化、所吸收。客觀而言，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其優點和長處，西方文化在其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形成了自身的獨特優勢。我們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借鑒了西方的有益成分，如中國的經濟模式吸取了西方經驗，引入了市場機制，並維持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西方學術倡導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也是我們學術文化需要學習的。毋庸置疑，中華文化和西方文化各有所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能夠對西方文化做出正確的價值評估，在比較中借鑒其積極成分，在選擇中揚棄其消極成分。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增添新的生命力。

最後，借鑒、吸納西方文化不是歸順西方「普世價值」。中國雖然借鑒西方經驗，吸收西方因素，但絕不會變成西方。中國對西方文化的借鑒、吸收並不是全盤吸收，而是堅持以我為主的前提下進行的民族化。毛澤東曾經指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22]，「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 「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23]。雖然中國引入了市場機制，但是保留了非常強大的國有經濟， 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完全私有化的路子：雖然吸納西方民主因素，積極推進黨內民主建設，但是中國不會搞三權分立、全民選舉。五千年中國文化的精髓在於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借鑒西方文化的科學精神基礎之上，保留中華文化的合理成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文化體系。

四、結 語

中國的文化自信不僅是對自身文化價值的充分肯定，同時也包含了在認識、借鑒西方文化的基礎上，克服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實現對西方文化的超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在維護自身民族傳統、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礎之上，不斷增強對西方優秀文明成果的接納能力和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內生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巨大成功，不僅創造了中國奇蹟，形成了中國道路，而且打破了對西方文明的迷信，豐富世界發展模式和文明的多樣性，為我們的文化自信注入了時代內涵。「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應該而且一定能夠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24]，「作出充滿中國智慧的貢獻」，「為人類的文明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2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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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西方文化輸出對我國文化自信的影響及應對研究」 (17BKS089)的階段性成果。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0一4l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3頁。

[3]CBS News/NJ Debate Transcript，Part 1，https：//www.cbsnews.com/news/cbs-news—nj—debate—transcript—part一1/1 1/.

[4]轉引自黃金魯克、魏霈侃：《美國留學新亮點》，《中國教育報》2016年11月18日。

[5]金民卿：《西方文化霸權的四大「法寶」會不會失靈》，《人民論壇》2016年第31期。

[6][美]勞泰瑞：《文化關係》，沈大偉編： 《糾纏的大國 中美關係的未來》，丁超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5年，第160頁、155頁。

[7][德]海克·霍爾比格：《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重構：決定因素、進展和局限》，呂增奎、王新穎編：《尋求變革：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北京：中央編譯局出版社，2011年，第28頁。

[8] [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年，第44頁。

[9]參見《中國基督教信徒人數在2300萬至4000萬之間》，《人民日報》2014年8月6日。

[10]David Aikman：Jesus in Beijing：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NewYork：Regnery Press。2006，P. 287.

[11]王岳川、胡淼森：《文化戰略》，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3頁。

[12]轉引自《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10頁。

[13][美]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45頁。

[14]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回望二十世紀中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第64頁。

[15][美]黃亞生：《「中國模式」 到底有多獨特?》，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4頁。

[16]《中國國家形象全球調查報告2015~，北京：中國外文局，2016年，第8頁。

[17]Daniel A. Bell：Western Critics of China Need to Avoid a Colonial Mindset，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October 2016.

[18] [美]約翰.奈斯比特、[德]多麗絲.奈斯比特：《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魏平譯，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09年，第16頁。

[19][美]亨利·基辛格：《論中國》，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XIII頁。

[20]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2014年9月25日。

[21]陳先達：《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當代》，《光明日報》2016年l1月23日。

[22]《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6頁。

[23]《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82頁。

[24]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7頁。

[25][英]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劉北成、郭小凌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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