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陽：簡化漢字，不該倉促而行

 　　作者簡介：李春陽，又署名春陽。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治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與漢語修辭，致力於水墨山水與新詩的創作。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chunyangxieshi

　　一　　漢字簡化的合理性，章太炎的弟子文字學家錢玄同說得最為充分，「從甲骨、鐘鼎、《說文》以來，時時發見筆劃多的字，時時有人將它的筆劃減省。殷周之古篆減為秦篆，秦篆減為漢隸，漢隸減為漢草，漢草減為晉唐之草；漢隸的體勢變為楷書，楷書減為行書；宋元以來，又減省楷書，參取行草，變成一種簡體（即所謂『破體』『俗體』『小寫』）這都是顯著的減省筆劃，而篆與篆，隸與隸，草與草，簡體與簡體，其中尚有繁簡之不同。總而言之，數千年來，漢字的字體是時時刻刻在那兒被減省的。從殷周之古篆變到宋元簡體，時時刻刻向著簡易的方面進行，可說是沒有間斷。」[1]　　所以會有這樣的趨勢，是實用的力量在起作用。在漢字書寫的過程中，筆劃少，書寫的效率就高，這僅僅是事情的一個側面。書法藝術對於漢字演變的塑造，也是伴隨其全程的，沒有求美的動力，漢字絕不是如今的模樣。簡化漢字運動從開始的那天起，實用的考慮就佔據了上風，甚至成了唯一的標準，藝術的考慮與漢字本身的理據脈絡被忽視了。　　如今重新討論這個議題，不是認為漢字不應該簡化，而是說它簡化得過於倉促。假如能充分論證其方案，在方案中考慮到了美的因素、漢字內部結構的因素，就會避免一些今天看來不合理的簡化行為。　　周氏兄弟的寫作，地道是中國傳統方式，終其一生，毛筆小楷，尋章摘句，一絲不苟。他們於漢字的態度，也頗可尋味。　　周作人一九四三年序夏仁虎《枝巢四述》云：「目前有一件事，本極重要切實，而世間容易忽略或忘卻，忽略忘卻時甚不成話，而鄭重提出來，又太平凡了，或者覺得可笑，此亦是大奇也。此一事為何，即中國文用漢字所寫，是也。中國人用漢字是歷史的事實，但是這在中國民族與文化的統一上又極有重大的意義，所以今後關於國文學之研究或創作，我們對於漢字都應該特別加以認識與重視。」[2]在他一貫的理性認知中，包含著對於漢字的情感在。　　在漢字簡化的問題上，周作人向來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未曾引起注意。一九二二年他著《漢字改革的我見》一文說：「總之漢字改革的目的，遠大的是在國民文化的發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實用的便利；至於有益於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結果，不是我們唯一的期望。」[3]這話說得原極清楚明白的，但簡化漢字卻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一項持續了將近百年的社會運動，在表面上有理有據的科學論述背後，包含著政治衝動和長期壓抑的文化訴求。　　周作人一九五七年寫的短文《漢字與簡化》結尾道：「凡是一種大改革，我想總要考慮輕重緩急，如果這事改革了於國家人民有大利，或不改革時有大害，那就得著手改革。但是漢字問題不像是這樣重大，況且是二三千年又幾億人用了下來的文字，又豈是一時代的若干人做得了主的呢。」[4]意思很清楚，簡化漢字照理可以緩行，應當十分慎重。　　彷彿是預感到這一運動的不可阻擋，他退而求其次，希望簡化方案能夠成熟合理一些，「簡筆字的必要是事實，不過這也有個限度，即是每個字可能的簡，卻不能幾個字簡成一個，過了這個限度就不免要出紕漏。…它的基礎是建立在漢字上，它的使命是在於幫助漢字，而不是破壞漢字的作用。在說漢語的中國人民中間，一時大概必須利用漢字，一面要使它變化得簡明適用，一面也要防止它的混雜」。[5]　　這話說得有針對性，因為簡化漢字的一個很重要的衝動，是為了破壞漢字的表意性，為拼音文字的實行開出道路。從為別字白字辯護始，至大量使用假藉手法，將同音的兩個甚至三個漢字合併簡化成一個，不顧意義的混淆，不惜代價，意圖是明顯的。　　一九六四年一簡方案《簡化字總表》公布。十三年後，一九七七年又拋出二簡方案。二簡方案遭到全社會普遍抵制，卻在十年之後才宣布廢止。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國務院批轉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關於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和糾正社會用字混亂現象的請示》，以通知的方式下達，即日起停止使用。　　二　　魯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說：「我數年前，曾擬編中國字體變遷史及文學史稿各一部，先從長編入手，但即此長編，已成難事，剪取歟，無此許多書，赴圖書館抄錄歟，上海就沒有圖書館，即有之，一人無此精力與時光，請書記又有欠薪之懼，所以直到現在，還是空談。」[6]魯迅的早逝，使他留下許多未竟之業，文學史沒寫，畢竟還有一部《中國小說史略》和斷代的《漢文學史綱》，字體變遷史則完全是空白。對於漢字和漢文學，魯迅是有情感的，從學術上研究其變遷，則是理智的責任了。也許因為漢字字體變遷史沒寫，魯迅於文字改革的見解，未能超出時代風潮之上，又因魯迅真誠地熱愛民眾，對於數千年來將民眾排除在外的高等文化人的習氣，深惡痛絕。魯迅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的上海，寫下短文《中國語文的新生》之時，他的心情一定沉痛，「中國人要在這世界上生存，那些識得《十三經》的名目的學者，『燈紅』會對『酒綠』的文人，並無用處，卻全靠大家的切實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麼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須除去傳布智力的結核：非語文和方塊字。如果不想大家來給舊文字做犧牲，就得犧牲掉舊文字」。[7]這種非此即彼的意見，由魯迅說出，可以知道那時候的矛盾已經讓中國的「智力」陷入了怎樣的困境當中，難道魯迅真的相信，拉丁化能夠使中國語文新生么？　　一九三五年春，《太白》半月刊主編陳望道，聯合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組織了手頭字推行會，發起一場頗有聲勢的手頭字運動。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葉聖陶、巴金、老舍、鄭振鐸、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達夫、胡風、林漢達、葉籟士等當時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二百人，以及《太白》、《文學》、《譯文》、《小朋友》、《中學生》、《新中華》、《讀書生活》、《世界知識》等十五家雜誌社共同發起。　　我們日常有許多便當的字，手頭上大家都這麼寫，可是書本上並不這麼印。識一個字須得認兩種以上的形體，何等不便。現在我們主張把「手頭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讀書人記憶幾種字體的麻煩，使得文字比較容易識，容易寫，更能夠普及到大眾。[8]　　《手頭字第一期字彙》收了三百個簡化漢字，後來大部分被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的《第一批簡體字表》(一九三五年)所採用。該表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長王世傑，從「國語籌備委員會」所提供的兩千三百四十個簡體字表中「用紅筆圈出三百二十四個字」，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二日，又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推行部頒簡體字辦法》，要求各地教育部門遵照執行。同年十月三日，南京國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長、教育部長的名義通令全國，要求全面推行簡體字表。然而僅僅半年，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教育部據行政院的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據說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戴傳賢給蔣介石下跪，為漢字請命的結果。中國歷史上由政府主導的第一次簡化漢字無果而終。魯迅因贊成拉丁化新文字，而未參與手頭字運動，「這些事情，我是不反對的，但也不熱心，因為我以為方塊字本身就是一個死症，吃點人蔘，或者想一點什麼方法，固然也許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無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這回事」。[9]像魯迅一樣，認定「漢字和大眾勢不兩立」的人，無論當時還是後來，都不在少數。語言和文字，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凝聚物，識字人口的比率，並不能改變這一點。對漢字的「階級仇恨」，在百年的文字改革中時隱時現，暗流洶湧。瞿秋白把普通話看做是無產階級的方言，當時曾被人質疑。　　手頭字運動，以及同期的新文字運動，在某種程度上關注的並不僅僅是文字改革的事情，而是一種變相的政治運動，至少於一部分參與者來說如此，因此許多人真實的興趣並不在文字，倒是在政治主張上。郭紹虞曾說：「在解放以前，我是贊同文字改革的。為什麼贊同？一大半是為了革命。」[10]大陸和台灣今天的「一國兩字」局面，或可溯至當年國共對於簡化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日益分化的不同態度上。　　抗戰和後來的內戰期間，共產黨所轄的解放區，曾廣泛地使用簡體字。當時有大量的油印書報刊物多種宣傳品曾采創過許多簡體字，比如「擁擁、護護、幹干、產產、奮奮、紅紅、會會、黨黨、參參、報報、勝勝、敵敵、勞勞、運運、動動、團團、歡歡、閱閱、鬥斗、戰戰、爭爭、蘇蘇、實實」等，這些簡體字流傳開來，被稱做「解放字」，它們成為一九五六年公布方案的簡化字的前身。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成立當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便宣告成立。一九五二年又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改組成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直屬國務院。五年之內，完成了從民間社團、研究機構到政府職能部門的三級跳，機構建設到這一步，文字改革已箭在弦上。　　方案公布之後，簡化字在技術和物質上面臨的最大困難是要重鑄新的字模，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那樣一個物質短缺的時代，這個困難是巨大的，倉庫里積存著許多以繁體字印好的中小學教材、工具書等，沿用多年。繁體字模全部淘汰，更新為簡化字模，於印刷廠來說，不是立即可以做到的。從一九五一至一九六〇年，十年間出版的四卷本《毛澤東選集》是繁體字版。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文化部和教育部正式發表《關於簡化字的聯合通知》，並公布了《簡化字總表》，同年四月，人民出版社使用繁體字豎排出版了合訂一卷本《毛澤東選集》，一九六六年及以後若干年，這一繁體字版毛選分發各地，進入千家萬戶，這部一百零五萬八千字的經典著作，成為漢字簡化之後，欲一睹繁體字風采最易得到的公開文本，深紅色的三十二開硬皮裝幀，薄韌的紙張，一絲不苟的校對，豎排繁體，漢字標出的頁碼一五二○，厚重矜持，猶如古籍，外加函套，定價六元八毛。與六十四開塑料皮一卷本簡體橫排的《毛澤東選集》相較，雖一字不差，卻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選集》，使簡化字時代出生的人，見過了認真的大規模繁體字現代漢語。　　三　　文字者，要重之器也，而器惟求於適用的思想，清末民初這是流行的觀念，人們普遍認為「文字本是一種工具，工具應該以適用與否為優劣之標準。筆畫多的，難寫、費時間，當然是不適用。筆畫少的，容易寫、省時間，當然是適用」。於是廢除漢字之外，改革漢字的呼聲也起於一時。最現成的改革方案莫如採用所謂俗體字。俗體字自古有之，特別是明清以來，在民間的賬簿、當票、藥方、小說、唱本等處普遍使用，是漢字的破體，也叫手頭字，雖不登大雅之堂，卻已通行無阻，只不過沒有得到官方的承認罷。　　一九〇九年《教育雜誌》創刊號發表了陸費逵的文章《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理由有三：此種字筆畫簡單，易習易記；已經通行於公牘考試之外的一切領域，事順而易行；減少習字難度，增加識字人數，刻寫亦便利。俗體字運動之提倡看來比白話文運動要早好幾年。　　簡化漢字的依據，實用而外，還有所謂「人類文字發展的規律」。美國文字學家泰勒(Issac Tylor)提出，人類的文字經過了五個階段：圖畫、圖像標記、表言符號、表音節符號、表字母符號，其中前兩種屬於表義文字，後兩種屬於表音文字，中間一種兼屬二者。他把漢字歸為象形字、會意字、表言的表音字，說這些的混合是「最顯著的例子，說明一種文字系統從來沒有超越過最初級的習俗化的圖畫文字的殘留」。[11]這樣的看法，是認為方塊字落後，拼音文字先進，是世界文字共同的發展方向，中國也未能例外。這種以科學的名義和普遍規律的面目而出現的意識形態觀念，特別容易蠱惑人心。「五四」時代的精英，鮮有不上其當者，而上一輩人則不然，如章太炎「吹萬不同」的論述極為確切，他認為「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雖天然言語，亦非宇宙間素有此物，其發端尚在人為，故大體以人事為準，人事有不齊，故語言文字亦可不齊」。[12]

傅斯年的看法是：「反對拼音文字的人，都說拼音文字若是代替了漢字，便要妨礙到中國的文學，這是不必諱言的，我們也承認它。中國歷史上的文學全靠著漢字發揮它的特別色彩，一經棄了漢字，直不啻把它根本推翻。但是我們既主張國語的文學，——未來的新文學，對於以往的文學還要顧惜嗎？」[13]離開漢字談所謂未來的國語文學，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那時代卻很平常。上世紀五十年代郭沫若曾說：「漢字的歸於隱退，是不是就完全廢棄了呢？並不是！將來，永遠的將來，都會有一部分的學者來認真地研究漢字，認識漢字，也就跟我們今天有一部分學者在認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樣，甲骨文和金文不見使用了，殷代和商代的文化遺產的精華一直被保留到現在。漢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見使用了，漢字所記錄的中國歷代的文化遺產的精華，也必然會一直被保留到永遠的將來。」[14]尚未拼音化，卻已目睹了漢字的隱退，至少是一部分漢字，地名中的生僻字和一些異體字計一千一百多字，被整編掉了，還有方案中的兩千餘繁體字，在《新華字典》里被加上了括弧。漢字記錄的十三經二十四史，如果當代人不再閱讀，不再是生活、思想和信仰的一部分，又通過什麼途徑「保留到永遠的將來」呢？讓漢字成為供少數學者使用的拉丁文，那麼，歐洲分裂解體的語言成因，對我們又有何種啟示意義？ 　　直至八十年代，拼音化的方向仍被一些人叫得響亮。在一次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有人認為「文字改革的方向還是要向拼音文字發展。當然，不是現在的事。但是，即使要一二百年以後才能實現，總還是要有個方向，就像我們說共產主義是方向，但什麼時候實現，誰也說不出一個準確的時間。文字改革也相類似」。[15] 　　漢語和漢字，已互相磨合四五千年，水乳交融，難分難解。漢語被漢字如此塑造了數千年，開口說話，即使不識字的人，也不可能與漢字無關。 　　日本、越南、朝鮮、韓國，這些國家在歷史上曾經借用漢字記錄自己的民族語言，長達千年，近代以來，由於民族意識的緣故，有不同程度的「去漢字化」運動，但於國人而言，漢語和漢字，系同根同源。 　　漢字簡化和拼音化本來是兩件事，且是不太相干的兩事，卻容易被聯繫起來。「第一，簡化漢字固然是漢字的一種改良，但是它衝破了文字神聖說，讓人們知道，文字只不過是一種書寫工具，它是要發展要變化的，人們是可以根據需要去改革它的。因此，簡化漢字也為文字拼音化打下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基礎，堅定了人們改革漢字的信心。第二，從漢字簡化方案和群眾中流行的新簡化字來看，漢字的表音功能正在逐步增加，這是符合一般文字的發展規律的，也使人民認識到表音文字是先進的，這對將來實行拼音文字提供了有利條件」。[16]文字神聖說已面目全非，證據是敬惜字紙的習俗蕩然無存。談及漢字的表音功能，卻是一樁嚴重的誤解，數以萬計的漢字，在區分聲調的前提下，也只有一千四百多個讀音，想消滅同音字是不可能的，以形別義，而不是以聲別義，才是漢字未來的方向。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一般文字的發展規律」，在口語上區分同音字的辦法，是雙音詞和多音詞的創造。《說文解字》和《新華字典》所收漢字，字數差不多，約有半數不同，但後者超強的構詞能力卻使之足以應對生活。 　　減少漢字字數，把幾個同音字合併起來，簡化成一個字，只能增加混淆，破壞漢字的表意性，拼音化的最大困難正在這裡。用拼音怎麼區分同音字？需先解決了這個問題，再談拼音化不遲。《新華字典》里的「衣」音部共收錄一百二十七個發此音的漢字，拼音化之後，就變成一個yi了。全部字典的四百一十五個音節，加之四聲符號，計一千六百餘音節，包括雙音節的同音詞的問題。 　　漢字形體的演變是自然的過程，包含著多少無名藝術家和發明家的心血及創造。尊重漢字，是尊重民族遺產，珍視文化傳統，也是自尊自愛的表現。 　　四 　　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漢字，漢字在形體上的演變，依照曹先擢的說法，大體經歷三個階段：圖畫文字、線條文字、筆畫文字。就筆畫文字而言，古文字以弧線為主，隸書和楷書則發展為點、橫、豎、撇、捺等一系列筆畫。 　　自商周古字，一變而為篆，二變而為隸，三變而為楷，由繁趨簡，廓然自適，「重形體」，「貴目治」，既便於婉轉書寫，又尋獲體勢之美，不失其理，不失其姿。每一字體由粗而精，由拙而雅，歷經悠長的歲月。其中由篆到隸，變化最大，史稱「隸變」。伸展、化約了篆的結構，筆法變圓形為方形，變弧線為直線，變圓轉為方折，筆畫勾連為斷，趨於簡，偏旁部首，適所變通。「隸變」的演化延綿好幾百年，字體結構從容定型，書法藝術成熟，簡明實用，合於六書之道。 　　所謂漢字的理據乃造字法，即「六書」。六書的理論，出現於戰國末期，漢代劉歆有詳載。班固、鄭眾、許慎各有論述，世稱「三家」。班固《漢書·藝文志》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眾《周禮寶氏注》曰：「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許慎《說文解字序》曰：「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一般認為，六書次序，班固所列，比較符合漢字發展的實際，而六書的名稱，許慎的概括準確恰當，次序從班，名稱從許，乃得六書。以今日的推測，漢字大概先有了象形字、指事字和用象形符號拼合起來的會意字，然後才有了形聲字、假借字和大部分為形聲結構的轉注字。前三種不帶表音成分，似乎純粹表意，形聲和轉注，包含了表音成分，假借字則完全表音。 　　其中形聲字的出現是關鍵，有了它，漢字之孳乳繁衍，源源不斷。 　　徐通鏘認為，「漢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聲字約佔90﹪左右。字的形聲體系是理據性的一種表現，反映漢語編碼的理據性原理。在漢語傳統的研究中，人們沒有懷疑過這種理據性編碼的性質大致都圍繞著字的理據進行研究，只是在鴉片戰爭以後，西學東漸，中國語言學家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才一股勁兒鼓吹約定說，全盤否定理據論，中斷了自己的研究傳統」。[17] 　　漢字當然有許多不合理據處，乃是歷史形成，連最有學問的人，也講不出個所以然。沿襲至今，硬給它改成合理據，毫無必要。若信了西式的約定，否定了漢字的理據，才會隨意亂改字型字體，減省筆畫。約定後面跟著俗成，語言文字不同於法律制度，習慣成自然，慢慢接受下來的內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依賴國家的行政力量，人為地約定加以改變，只能在有限的範圍之內，超出此界限，便會破壞其功能。 　　漢字的演化和成熟，與書法藝術的發展分不開，藝術的偉力，始終參與了塑造漢字的品格。簡化漢字置漢字表意的理據於不顧，也不管意義的混淆，更不問字形的美觀與否，將草書字楷書化處理時，既不考慮筆畫之間的結構，也未考慮與其他字的協調配合，強使藝術就實用之范，以焚琴煮鶴喻之，不為過也。 　　在第一批簡化字中，有一些字簡得不符合書寫的原則。 　　如「長」字，規定為四筆，寫起來就很不順。下邊本來是一「亡」字，一點一橫是「人」的變寫。本來繁體之豎提之後一撇一捺，恰好構成一個左右開合之勢，有來有往，順筆自然。而現在簡成了無撇有捺，看來省去了一筆，其實，筆行的軌跡中那個撇並沒有去掉，只是沒有落在紙上而已，從提的收筆到捺的起筆這一段過程是不可能省掉的，不在紙上走就要在空中走，不然筆過不去，到不了捺的起筆處。再者，筆在空中走和在紙上走哪個方便呢？懂得行草之比楷書便捷，就明白在紙上走比在空中走省事的道理，因為筆既離開紙，又回到紙上，就須「提」、「按」的活動，就須有收筆起筆的活動，如果在紙上連筆而走，只須轉鋒便可。大家都知道「連筆」是改楷為行為草的一種便捷的方法。所以說，「長」字省了撇，只是形式上的一種安慰，就書寫而言，事實上反而更費事了。[18] 　　本人從小寫不好「長」字，反覆寫，越看越覺得不像個字，讀了這段文字，才知原來書法家也寫不好，因為這個字本身有問題。繁體長字沒有這樣的問題。本人見過李長之先生的簽名，從來寫作長之。簡化的長字，並非今人的發明，來源於長的草書，漢代的《急就章》里能找到這個寫法，但草書是通篇皆草，手筆運勢連貫，沒有見過在楷書字陣里安插草體字的。 　　贊成簡化的人，反覆論述文字發展的自然趨勢是由繁到簡，其實是只見其一端。由簡至繁，同樣是文字演變的正常途徑，形聲字的大量產生，增加區別意義的形旁，至今造字使還在使用。比如化學元素——氫氧氦、鉀鈉鈣，若去掉形旁，筆畫是少了，但別義的功能卻失掉了。「文字作為一種工具，人們對它的要求是精確有效，同時又方便省力。精確有效跟方便省力是一對矛盾。正是這一矛盾，推動著文字健康發展。這一矛盾具體表現為文字發展過程中的趨繁和趨簡。記錄語言要精確，就要求文字體系繁而嚴密，為學習使用時方便，就要求簡而省事。雙方互相制約，使得一種文字體系不致過繁或過簡」。[19] 　　歷史上字體簡化是常見的事情，在繁簡得當的意義上，會發現一些漢字簡化得合理，但如此規模的簡化更多的字則未必合理。逐字討論每一字的合理性，俟諸他日另文。 　　五 　　今日大陸通行的簡化字，乃就其筆畫而言，相對於繁體字稱簡化字，若稱作俗體字才名副其實，因為大多是歷代積累下來的。為簡化的合理性辯護的人，也喜歡在這上面做文章。 　　有人從一九八六年公布的《簡化字總表》第一表和第二表中選取了三百八十八個字頭(含簡化偏旁)進行溯源研究，得出的結果如下： 　　現行簡化字始見於先秦的共四十九字，占所選三百八十八個字頭的百分之十二點六三； 　　始見於秦漢的共六十二字，佔百分之十五點九八； 　　始見於魏晉南北朝的共二十四字，佔百分之六點一八； 　　始見於隋唐的共三十一字，佔百分之七點九九； 　　始見於宋(金)的共二十九字，佔百分之七點四七； 　　始見於元朝的共七十二字，佔百分之十八點五六； 　　始見於明清的共七十四字，佔百分之十九點零七； 　　始見於民國的共四十六字，佔百分之十一點八六； 　　始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截至一九五六年《漢字簡化方案》公布)的一個字，佔百分之零點二六；[20] 　　當代勞動人民自己創造的簡化字，原來只有一字，就是「簾」字，取代的乃是「簾」。其餘三百八十七個字頭，是不同年代的古人遺贈我們的。說上面列舉三百八十八個簡化漢字幾乎個個有歷史根據是不錯的，但在過去的任何一個朝代里，俗字只佔很小的比例，且它的使用範圍受到嚴格的限制，特別是科舉考試，不僅要寫正體字，且要寫館閣體。像這樣彙集歷代俗字來一次以俗為正的顛覆性的漢字革命，五千年來未曾有過。 　　表面上在尋找跟歷史之間的聯繫，實際上在製造與歷史之間的斷裂。聯繫是理由和借口，斷裂是後果。或說被長期壓抑的某種非歷史化的情緒需要宣洩。一九六四年政府出台《簡化字總表》，合併和淘汰的異體字加上取消的地名中的生僻字，是一千一百多個，單獨簡化和由簡化偏旁類推出的常用漢字，又有兩千餘，加起來兩千餘字，佔七千通用漢字的近半數，如此規模的改動，自有漢字以來所未有。兩年之後，「文革」爆發。 　　「文革」的系列動亂和災難，亦可視作漢字對於漢人的懲罰，大字報上的漢字，僅僅是普通的漢字嗎？因字罹禍、因字獲罪的人，在那十年之中竟然有那麼多。這樣的陳述，已經出離規範的論證方式，寫下它們的時候，本人意識到自己已把複雜的歷史社會現象做簡單化處理，這是否與簡化漢字的思路是一致的呢？

我們雖然認識繁體字，卻不容易寫出來，長年累月地寫簡化字，是在接受一種思維方式的訓練，實用，功利，將複雜問題簡化，避免困難的事情，逃避精神上的難度，這是漢字簡化的精神遺產之一。 　　六 　　《方案》所收簡化字，以下列八種方法達成簡化之目的： 　　一、保留原字輪廓：鹵－鹵，婁－婁，傘－傘，肅－肅； 　　二、保留原字特徵部分，省略一部或大部：競－競，務－務，醫－醫，開－開，瘧－瘧，業－業，糶－糶； 　　三、改換為形體較簡單的聲旁或形旁： 　　改換聲旁：運－運，遼－遼，補－補； 　　改換形旁：礆－鹼； 　　聲形皆換：驚－驚，華－華，護－護； 　　四、另造新會意字：塵－塵，體－體，雙－雙； 　　五、草書楷化：時－時，東－東，長－長，書－書，為－為，專－專； 　　六、符號代替：僅－僅，趙－趙，區－區，雞－雞，權－權，聯－聯； 　　七、同音代替：丑－醜，後－後，幾－幾，余－餘，谷－穀，只－隻祗 　　八、利用古舊字體： 　　利用古本字：蟲－蟲，雲－雲，號－號，從－從，卷－捲，誇－誇； 　　利用古代異體字：萬－萬，無－無，爾－爾，禮－禮； 　　利用廢棄字形：勝－勝(「勝」為「腥」的本字，後不用)親－親(「親」為「榛」的本字，後不用)。[21] 　　其中第七種方法，造成的遺留問題最多。如「發」的繁體字有兩個：發和髮，發達之發與頭髮之髮本來是兩字，簡化之後成了三字。「復」字也如此，恢復之復，複印之復，被強行統一於這個「復」字，但其實是做不到的。《說文解字》同時收有此三字，折騰了一場之後，還是三字，一個都不能少，少了意思容易混淆。豐和豐，谷和穀，後和後，丑和醜，仇和讎，本來是兩字，合起來之後，只能引起理解上的混亂。再比如說「鍾靈毓秀」的「鍾」，與「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鐘」，合併統一簡化為「鍾」，這本是兩個意思相差很遠的漢字，在簡化字里無法區分。由於這個原因，錢鍾書不肯將「鍾」寫作「鍾」，馮鍾璞後改名為宗璞，蕭乾名字若依照簡化漢字的規範要求，應寫成肖干。 　　表面上看，筆畫少了，字數也少了，但由此帶來的意思上的不準確和混亂卻是大麻煩。 　　這樣的同音代替，約佔《方案》中的五分之一，就是說約有一百個漢字，是採用這樣的方法簡化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簡化一個，混淆一個，甚至是混淆幾個。 　　一九六四年公布的簡化字與繁體字對照表，收錄了一九五六年以來的四批簡化字共五百一十七個，後面的說明和注釋達七十八條之多。比如第四條「丑醜——在古代，這兩個字不通用，丑，地支名，醜，醜惡的丑。」專有一條注釋規定下列十個簡化字在意義容易混淆時仍用原繁體字：迭－疊、復－覆、干－幹、伙－夥、借－藉、么－麼、象－像、余－餘、折－摺、征－徵。而對於適－適和寧－寧兩個簡化字加了很長的注釋，其注曰：「古人南宮适、洪适的『適』(古字罕用)讀kuò。此『適』字本作『趏』，為了避免混淆，可恢複本字『趏』。」結果等於新添了三個字，還不如讓「適」不簡化保持自己原樣的好。「作門屏之間解的『寧』(古字罕用)讀zhù(柱)。為避免此『寧』字與『寧』的簡化字混淆，原讀zhù的『寧』作（上為「宀」，下為「一」）。」 　　術－術，葉－葉，吁－籲，這三組字問題更大。術和術，音義均不同，術，指白朮、蒼朮，讀作zhú，術，用於技術等，讀shù，簡化後術字一字兩讀，等於還是兩個字，不如不簡化的好。葉和葉，音義也不同，葉，讀作xié，同協，葉，讀作yè，是葉子的葉，簡化成一個字之後，葉也只好兩讀，在「叶韻」中，讀作xié。吁，本來讀xū，因為將籲(yù)字簡化為「吁」，所以「吁」也多了一個讀音，在「喘吁吁」一詞中仍讀作xū。將不同音讀的字合併為一個，增加其讀音，學習的時候，等於還是兩個字，且是容易混淆的兩個字。 　　假如不簡化，這些繁瑣的說明和注釋是不必要的。以簡化始，以複雜化終；目的本是減少漢字的筆畫和數量，結果是新增了兩千多個漢字和不計其數的繁體字盲，事與願違，只好將錯就錯，還要說成鞏固改革成果而加以讚揚。一九五六年之前用的是繁體字，掃盲成績最大，一九六四年之後的十幾年裡，通行簡化字，文盲反而有增。事實證明，少幾個筆畫，不會減少怕困難的睜眼瞎，多幾個筆畫，也難不倒多數國人。 　　七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手頭字運動，所要求的是簡化字生存的權利，能夠獲得與繁體字並存的資格就知足了。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簡化漢字工作則大為不同，它不僅獲得了生存權，還取得了正統地位，代替繁體字成為正字，且剝奪了繁體字的生存權，猶如白話之於文言。除了申明足夠的學術理由，時下大陸出版社是不被允許擅出繁體字本的。 　　但漢字本來有自己的章法和道理。以占漢字九成的形聲字為例，形符(義符)和聲符各有理據，雖說不一定全部準確，特別是在讀音上，但大體來說，字的結構是可以分析和解釋的，有理有據。簡化卻造出許多毫無理據的漢字，比如使用上述第六種符號代替法進行的簡化即是如此。一些偏旁帶×和又的簡化字，對－對，艱－艱，觀－觀，歡－歡，僅－僅，鳳－鳳，權－權，勸－勸，嘆－歎，鄧－鄧，雞－雞；義－義，岡－岡，崗－崗，剛－剛，劉－劉，區－區，趙－趙，等等。此兩組字中的「又」和「×」，既不是聲旁，亦非形旁(義旁)，從簡化字的結構上看，是不可理解的，因為它本身就來自於手寫時的方便，只是一個速記符號，本來依附於正字的手頭字，它的理據性由本字來提供，所以它才可以這樣寫。作為正字的補充形式，臨時的代用符號是可以理解的，但假若取消了正字，強迫這個手頭字做正字，在不引出正字的情況下，這個簡化字就無法理解了。婢做夫人，實在不像。對於這種簡化法，當時有人諷為「叉叉、叉叉又叉叉」。 　　而不合理據的簡化方法的通行，勢必造成更為大量的類似的簡化行為，和更加不通的簡化字。二簡方案中的許多簡化字，走的是這個路子。二簡方案雖然被廢止，其中的不少簡化字在今天手頭上仍有使用，並沒有什麼關係，寫的時候只求順手方便，事後能辨認則可，手頭上原本不必強求一律的，但印刷和出版卻需要用正字。手頭字是正字的補充，承認它的地位，不意味著喧賓奪主，各得其所，才能保護文字的穩定。俗字的通行，可以聽之任之，但要提升其地位，弄成正字，卻不可以不考慮它的理據夠不夠了。一時之便需要照顧，但並不需要抹去民族文化積累下來的穩定正字體系為代價。 　　文改派的理由是，如果不廢除繁體字，用簡化字取而代之，那豈不是越簡化漢字的數量越多，增加人們的識字負擔嗎？ 　　文改會早就宣稱，只應減少而不是增加漢字的數量。但廢除漢字，哪怕是廢除其中的一個漢字，也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情，不是說聲廢就立刻能廢得了的。古人寫的字，已經印好的書，改不了廢不掉；當代人手寫之時，正體還是異體，寫簡抑或就繁，實際上也是自己的習慣，許多人不喜歡自己的姓氏被簡化，一輩子只寫繁體。簡化字控制的領域，一是報刊雜誌和普通正式出版物用字，一是學校的識字教學課堂。把一些字逐出這兩個領域，也還未能使其消失殆盡，還有特區的存在，翻印古籍、繁體字毛選、人民日報海外版與港台版的圖書雜誌。 　　既然是已經存在的漢字，無論它遭遇怎樣的命運，自然會有它自己的用途。 　　公民的識字權應是認識所用漢字的權利，當代對於言論自由最大的侵犯，是作者不能自行決定他自己文章里所用的漢字，在發表或出版時使用正字還是俗字，這等自由幾千年來的文人沒有失去過。在詩詞和文學作品中，選字、安排好每一漢字，必然包含對字形的考慮，形音義的綜合運用，此乃修辭的本旨！ 　　簡化漢字，實際上增加了漢字的數量，更為嚴重的是，大量無理簡化的漢字成為正字，破壞了漢字整體上的理據性。這些漢字家族的新成員，根正苗紅理直氣壯，實際上不倫不類不清不白。從維護漢字的理據性出發，區分正俗，恢復正字的地位，讓手頭字盡其所能地運用於手頭，是合理的辦法。 　　八 　　陳夢家先生與當時文改會主流意見的最大分歧，是對漢字的根本看法。「漢字又是象形的，又是有聲音符號的，這種文字不見得壞。不管好不好，我們已經用了三千多年了，沒有出過『漏子』。再使用下去，我看也不會出『漏子』的。因此，我個人覺得再用下去還是可以的，不一定非淘汰不可。」[22] 　　毛澤東對於簡化漢字的指示，在他親自修改的新聞稿中。雖然刪去了兩個「毛主席認為」和兩個「毛主席指出」，但文改會的人，很清楚意見來自哪裡，做起來自然有信心的——「過去擬出的七百個簡體字還不夠簡。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律，作成基本形狀，有規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23] 　　廢除某些漢字，照理並不在簡化範疇之內，但「最高指示」既出，必須照辦。漢字的數量是自然形成的，由於歷史長，積累下來，數量龐大，漢《說文解字》約一萬，到清《康熙字典》，四萬七千多。多數屬極不常用字，通用漢字在七八千左右。為落實減少數量的要求，有人提出了「音節漢字」和「基本漢字」的概念：前者指同音替代，後者是合併同義和近義字，只選取一個，其餘淘汰，曾有人提出一千一百個基本漢字教學法。這種極端的想法，是完全做不到的。記錄語言的需要，基本漢字就遠遠不能夠滿足，且不說文章用字。《毛澤東選集》第一至五卷，共使用了三千一百五十個左右的漢字。整理漢字，使規範化有必要，但人為地限定漢字的數量，採取行政手段廢除一些漢字卻不可取。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文改會發布《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廢除了一千〇五十五個異體字。另外，在第一批漢字簡化方案中，以筆畫簡單的同音字代替筆畫較多的繁體字，也精簡了一部分漢字，加之以常用字代替生僻的地名字，更改了三十多個地名用字，這樣合起來共精簡了一千一百多個漢字。所謂精簡，就是放進了《新華字典》的括弧里。「翻印古書須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有用作姓氏的，在報刊圖書中可以保留原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同年八月北京、天津和其他各省市的報刊開始試用，至十月十五日北京召開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提請國務院審定公布實行，前後不到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在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以及工農業餘學校推行簡化漢字的通知》，規定：全國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校以及工農業餘學校的教學、學生作業和日常書寫公告函件等，必須使用簡化漢字。 　　一九五六年唐蘭發表了對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見，「不應當忘記在今天漢字還處在當家地位，不能否定它」，「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還在未定之天，目前我們不能宣傳漢字必須撤退」。唐蘭先生的觀點立刻遭到文改派的圍攻。

梁東漢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漢字的演變》，認為漢字「確實到了山窮水盡，非變不可的地步」，倪海曙也認為，「認識了舊文字的根本缺點，我們就可以肯定改革的必然性，可以不光憑感情，還能憑理智來堅持改革，爭取改革，完成改革」。他們共同的論據是：除了中國，全世界都採用拼音文字，可見其正確和進步性。 　　一九五七年陳夢家在《光明日報》和《文匯報》上發表了三篇文章：《略論文字學》(《光明日報》1957年2月4日)《慎重一點改革漢字》(《文匯報》1957年5月17日)《關於漢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講演》(《光明日報》1957年5月19日)他於《簡化字方案》的意見主要有： 　　一、現在報刊上試用的簡字，有一部分有很不好的後果，希望考慮將這個方案暫行撤回，重作慎重的考慮。 　　二、已公布簡字的方案，主要的缺點在於公布以前的手續和方式。文字的改進應該先經過學術的研究與討論，不宜於用行政命令來推行。 　　三、除了公布以外的簡字，有許多是上海製造打字字模的人的「發明」。希望停止發展這種創造。 　　四、在沒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漢字的死刑。 　　五、在目前，一方面面臨文化革命前夕，一方面全國擴大了識字教育，對於起重大作用的文字工具，不要無緣無故的打亂它。 　　六、關於簡字和文改工作，一向是許多人所關心的，但是很少發言。現在報刊上已經開始了這些爭論，非常可喜。我個人希望，將來若是要開會討論，不要像上次開會那樣，如一個幹部對我講的「開會名單是預先慎重考慮又考慮的」。這種考慮，只顧到大家一致擁護他們原先擬定的要通過的方案，因此沒有什麼反對意見或不敢提反對意見。[24] 　　他個人的建議是，「(一)再來一次大規模地收集缺點的工作，不要問人家好不好，要問人家什麼地方不好。(二)停止公布簡化漢字。這並不是說不要簡化了，還要進行研究。(三)考慮收回已經公布的簡化字，把簡化得妥當的加以公布，哪怕十個字也好，公布時把理由根據交代清楚」。[25] 　　對簡化字的具體方案，陳夢家認為「文字應當簡化，但不應因簡化而混淆。」他舉例說「乾」字簡化成「干」，那麼「乾隆」就得寫成「乾隆」，後來的《簡化字總表》把他的這一意見作為特例收入說明當中。[26]而對於他的六條意見和三條建議，則不予理睬。他反覆說的不過是一句話，「文字這東西，關係了我們萬萬千千的人民，關係了子孫百世，千萬要慎重從事」。③在那樣的時代氛圍中，沒有人能聽得進去，像戴傳賢給蔣介石下跪那樣為漢字請命，亦不復可能了。 　　據詹鄞鑫《二十世紀文字改革爭鳴綜述》報道，「《光明日報》群眾來信意見綜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獨鳴』已經形成一種壓力，似乎誰要對文字改革表示懷疑，就會被人扣上一頂『思想落後』的帽子，甚至會被人加上『反對中央實行文字改革』的罪名」。[27]「思想落後」和「反對中央」在那個年代，無異於自蹈死地。 　　九 　　今天僅識簡化字的人，與繁體字文本行如隔世。 　　簡化字方案第一表公布的簡化字是二百三十個，第二表是二百八十五個，第三表是五十四個可以類推的簡化偏旁。單純使用個體簡化的方法，簡化的只有五百一十五個漢字，兼用類推簡化，實際上被簡化的漢字達到兩千多個。這個數量相當驚人。在兩千五百個常用漢字中，約有九百個是簡化字，佔到百分之三十六，這些簡化字寫起來，平均每字比繁體字少了六畫。掃盲的同時，在製造新的更大規模的文盲：繁體字盲，普通讀者與繁體字文本之間的天然聯繫被人為地中斷了。《簡化字總表》公布之後不久，「文革」開始，古籍圖書和一九五六年前出版的許多繁體字書，被當做「封資修遭」到接連抄沒和焚毀。按說單個簡化的漢字才五百多個，加之五十多個偏旁，在已經認識簡化字的基礎上學會繁體字，不是多麼困難的事情。況且計算機輸入漢字，並不需一筆一畫地寫，原來簡化漢字最重要的根據和理由已經不存。由於國家的教育政策從未考慮受教育者有認識繁體漢字的必要，也從未認真對待對此種需求和權利，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以自己的部門利益為重，盲目恐懼繁體字一朝恢復，就會使「我們幾十年的文字改革成果毀於一旦」，置國家和民族幾千年文化積累和文明傳承於不顧，結果至今仍然成批量地製造著受過高等教育的「繁體字盲」。 　　據報載，一些兒童食品和用品的說明書是繁體字，文章認為面對這些繁體字，不要說初識漢字的學生，不少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的爸爸媽媽們也會變成「睜眼瞎」的。引用這一材料的原作者，原本說明「濫用繁體字造成了哪些危害」，[28]那麼不識繁體字而造成的危害自然也在其中，如今新中國成長起來的年輕爸爸媽媽們已不再年輕，繁體字卻也識得幾個，說明書問題還不大，古籍看不懂是無疑了，「要作中國人，必需知道中國是什麼，若於中國文史毫無涉獵，那只是中國所出的石頭草木」。[29]據說圖書館員據借書單上的書名《後漢書》去書庫竟尋不出，繁體「後漢書」三字與簡體無一字同。吳小如教授寫過篇短文《漢字必「識繁」始能馭「簡」》，假若他的觀點成立，簡化漢字豈不是白忙乎一場，與其執繁馭簡，「簡」和「馭」其實本也可以省去的。 　　漢字簡化的目的，是為了大眾之便捷，其依據是中國文字落後繁難，西化(拼音化)是最終歸宿。在未經充分論證的前提下，不顧專家反對，不聽大眾反響，一意孤行，以國家行政命令推行漢字簡化。今時即便善意看待，抱有了解之同情心，仍不得不發問：將便易的工具交給大眾，難道就不考慮民眾也有權利認識傳承了幾千年的繁體漢字和這些繁體字印刷的古籍么？誰斷定大眾只需要簡明的工具，不需要高深的思想、偉大的藝術呢？ 　　漢字的倉促簡化，自有漢字以來，未曾遇此劫難。一九五六年之後在大陸受教育的人，一律被強制識讀簡化漢字，據殘缺的符號接受「文化教育」，屈服於權力而不知未覺，這已成為我們最大的習俗。權力的光環終會磨損淡化，那些被簡化得不合理、不恰當的殘缺漢字，使我們看清自己的處境和來歷。 　　二零零九年三月初稿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稿 　　-------------------------------------------------------------------------------- 　　[1] 《錢玄同文集》第三卷，第8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 夏仁虎《枝巢四述·舊京瑣記》周序，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他是贊成適當簡化漢字的，贊成的理由與別人不同，分歧在於，周作人的目標在維護漢字和漢字文化的長遠利益。都說漢字繁難，周作人以為不然，他說，「凡是學一種語言，總要從三方面下手，一是音，二是義，三是形，缺一不可。本來說漢話的人，從小就聽母親說，學得了音和義，譬如從雞字的音，就知道雞的意義，現在只要記得這雞的字形就成，說起來便是省了三分之二的工夫了。這問題與別的不同，這裡邊有本國人與外國人立場的不同，利害不一致，未可勉強混一。向來談漢字的都沒有談到這一問題，但這實在是個問題，有澄清的必要的。」漢字難學的感嘆，是外國人首先發出的，感染了近代的國人，也附和了洋人的論調，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未有過漢字難學這類的話。在周作人看來，簡筆字的好處只在於筆畫少，好寫，而簡筆字的發生，主因還在於文字的頻繁使用。醫生開藥方總用到薑字，嫌十八畫多，寫作姜，只有八畫了，但寫萬壽無疆的疆字，就不嫌筆畫多，原因是並不要反覆寫這個字。「需要簡化的字，使用範圍有限」，這是周作人的過人之見，他還說：「簡字的用處全在於寫的上面，而不在於看的方面。例如薑字，寫作姜字省去了十筆，當然爽利，若是拿來看時，無論看十八畫的薑或是八畫的姜的眼睛感覺大概是一樣，並分不出舒服不舒服吧。我很贊成寫字大家多用簡筆，可以節省光陰，至於印在紙上，這用處恐怕不大」。 「手寫得簡便，不一定看了也簡單，原來『手頭字』印了出來還不是一樣，而且還增加了麻煩」。無論是寫在紙上，還是印在書上，文字總需別義的，能夠區別意義，文字的作用才算盡到。在簡化漢字的時候，常常只考慮書寫，想省幾個筆畫，別義的功能被忽視了。王力在一九三八年說過，「無論是誰，如果他抱定至多不過十畫（或六、七畫）的主張去改造漢字，一定會走一條『絕徑』的」。周作人認為，「我寫簡字為的自己便利，但我知道簡字只是寫來簡，看來卻並沒有什麼簡，稿紙又是要請人去排字的，總須得認得出，所以也簡到適可而止」。 　　[4]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九冊，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746、761頁。 　　[5]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第九冊，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頁。 　　[6] 《魯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頁。 　　[7]魯迅《中國語文的新生》《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頁。 　　[8] 《推行手頭字緣起》，載《讀書生活》第一卷第9期，1935年3月10日。 　　[9] 《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頁。 　　[10]郭紹虞《我對文字改革問題的某些看法》，載《文字改革》1982年第1期。 　　[11]轉引自潘文國《字本位與漢語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頁。 　　[12]章太炎《規新世紀》，《民報》第24號。 　　[13]轉引自潘文國《危機下的中文》，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頁。 　　[14]郭沫若《為中國文字的根本改革鋪平道路》，載《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文件彙編》。 　　[15] 《語文建設》1986年第1、2期合刊。該期為「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特輯」。《文字改革》雜誌從1986年起更名為《語文建設》，主編王均，副主編費錦昌。 　　[16]曹澄方《文字改革工作答問》（修訂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頁。 　　[17]徐通鏘《漢語結構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語言研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18]歐陽中石《方塊漢字的簡化應考慮到書寫的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編《漢字問題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語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頁。 　　[19]胡雙寶《漢字的繁化與簡化》，劉慶俄編《漢字新論》，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頁。 　　[20]張書岩、王鐵昆、李青梅、安寧《簡化漢字溯源》，語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頁。 　　[21]張書岩、王鐵昆、李青梅、安寧《簡化漢字溯源》，語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頁。 　　[22]陳夢家《夢甲室存文》，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5頁。 　　[23]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討論記錄摘要》，載《中國語文》1953年6月號。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頁。 　　[24]陳夢家《夢甲室存文》，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1－242頁。 　　[25] 陳夢家《夢甲室存文》，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49頁。

　[26] 《簡化字總表》說明四：「一部分簡化字，有特殊情形，需要加以適當的註解。例如「干」是「乾」（gān）的簡化字，但是「乾隆」的「乾」（qián）並不簡化。」不惜用註解來追求一個字筆劃的減省，平添了許多淆亂，比不簡還繁複，這樣的例子不止這一個。又如以「余」代「餘」，以「復」代「覆」，雖然群眾已經習慣了，而在某些情況下卻不適宜，需要區別。但實際上又沒法區別，這是由於不該簡化而硬簡化帶來的。 　　[27]轉引自潘文國《危機下的中文》，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頁。 　　[28]參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政策法規室編《語言文字工作百題》，語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頁。 　　[29]陳夢家《論習文史》，《夢甲室存文》，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261頁。 
來源: 共識網-作者賜稿 | 責任編輯：向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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