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智」裝飾下的「素樸」?——論《傾城之戀》中的范、白愛情
摘要:范柳原、白流蘇之間是愛情還是調情,這是個爭議性話題。結合《自己的文章》及小說文本閱讀,我們傾向於二人有素樸而真切的愛情。戰爭爆發前,由於二人文化語境的不同及性格變異的類似,導致「浮浪腔調」佔了較大篇幅。歷經港戰後,「原始的荒涼」感讓范、白達成了「徹底的諒解」,最終二人成為「平凡的夫妻」。本文擬從范柳原的身世與白流蘇的經歷入手,分析二人性格特徵與知識背景差異,藉以理解范、白「素樸」愛情的時代價值及永恆意義。?
關鍵詞:身份焦慮;人生情義;個體關懷;?
「意識」與「技巧」是小說藝術的重要內容,文學評論者對小說「意識」與「技巧」的價值權衡決定了其對作家作品成就高低的判斷。上世紀40年代《傾城之戀》的幾篇評論文章中,除胡蘭成《評張愛玲》一文,另外兩篇重要論文(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及譚正璧《論蘇青與張愛玲》)都對張愛玲的小說技巧予以了充分肯定。然而,在論及張愛玲《傾城之戀》的成就時,傅雷先生稱:「好似六朝的駢體,雖然珠光寶氣,內里卻空空洞洞,既沒有真正的歡暢,也沒有刻骨的悲哀。《傾城之戀》給人家的印象,彷彿是一座雕刻精工的翡翠寶塔,而非莪特式大寺的一角」傅雷先生以為《傾城之戀》是遠不及《金鎖記》的,且認為兩個主角均存在缺陷。相比之下,譚正璧先生對《傾城之戀》的評價更為公允,「《傾城之戀》果然有著高人一等的技巧,它的富於傳奇性的故事確比《金鎖記》安排和剪裁得妥當,而《金鎖記》全像是一個長篇小說的節本,時時流露著支離脫節、捉襟見肘的窘狀。然而在意識方面,兩者實在無從分別它的軒輊,因為故事的發生既有年代的相差,社會又不是凍結不變的化石,所以同樣是苦悶,自然有著深淺高低的分別。」譚先生看到了社會意識的流動性,因而對這部作品給予了較高評價。我們認為,就《傾城之戀》而言,「技巧」與「意識」不但需要向譚先生所言應分開而論,還應該看到兩者之間的聯繫,即「頑皮而風雅的調情」僅僅是佔了大量篇幅的范、白二人對話的表象,「機智」裝飾下所反映出的「素樸」的愛情以及蘊藉其中的人生的蒼涼與人性扭曲才是對話「技巧」所傳達的深刻內涵。?
1、 「身份的隱痛」與「文化的錯位」?
對范、柳愛情的體認與我們對佔了近二分之一篇幅的「調情」的解讀息息相關。傅雷先生稱其「儘是些玩世不恭的享樂主義者的精神遊戲;儘管那麼機巧,文雅,風趣,終究是精鍊到近乎病態的社會的產物。」認為范、柳之間不存在真正愛情的還大有人在,如孟悅、戴錦華說:「這部愛情傳奇是一次沒有愛情的愛情,她是無數古老謊言、虛構與話語之下的女人的辛酸的命運」從這些論斷中我們看出,評論者大多隻看到了「對話」的機智與裝飾的一面,而忽略了這「玩世不恭」的內因及其中隱藏的深情。?
我們認為,「身份焦慮」是范柳原「玩世不恭」的內因。小說開頭徐太太打算撮合流蘇的妹妹寶絡與范柳原時,對范柳原的身世作了簡短概述:范柳原是私生子,出生於英國,父親是著名的華僑,母親是倫敦華僑交際花。小說中寫道「范柳原今年三十二歲,父母雙亡」。至於是否從小喪母,作者並沒有交待,但提到「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他脾氣本來就有點怪癖」。可以想見,范柳原的童年是存在很深的身世陰影的。父親死後,范柳原繼續面臨著「身份焦慮」,法律上繼承權的確認有著諸多棘手之處,「他孤身流落英倫,很吃過一些苦,然後方才獲得了繼承權」。但獲得繼承權並不能說明範柳原可以得到任何親情,相反,「至今范家的族人還對他抱著仇視的態度,因此他總是住在上海的時候多,輕易不回廣州的老宅里去」。英國學者威廉·布洛姆對身份問題曾這樣概括:「身份確認對任何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內在的,無意識的行為要求。個人努力設法確認身份以獲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設法維持、保護和鞏固身份以維護和加強這種心理安全感,後者對於個性穩定與心靈健康來說,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從嬰兒期到成年以至老年,身份確認這一行為要求一直發揮著作用。」童年的范柳原缺少布洛姆所說的心理安全感,成年後更沒有辦法維護和加強這種心理安全感,因而「漸漸的就往放浪的一條路上走,嫖賭吃著,樣樣都來,獨獨無意於家庭幸福。」身份的隱痛使得范柳原在與人交往時常表現出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他不輕易與別人交心,而是選擇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對待別人。?
白流蘇與范柳原之間是存在文化錯位的。這種錯位表現在「一個是直奔結果,另一個則停留在過程的纏綿之上。」白流蘇生活在一個舊式的大家庭里,在她的觀念里,婚姻才是愛情的第一位。於是當徐太太邀請她到香港去時,雖然心裡懷疑是范柳原的詭計,卻仍要賭一賭,「如果她輸了,她名聲掃地,沒有資格做五個孩子的後母。如果賭贏了,他可以得到眾人虎視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凈她胸口這一口氣」。從這段心理描寫可以看出白流蘇是奔著婚姻去香港的,她不是去單純的戀愛。除此之外,文中還多處間接表明了白流蘇的這種心理。相比之下,范柳原接受的更多是西方文化,他更享受談戀愛的過程而不是結果。流蘇到香港後,他們一同吃飯、跳舞、散步,電話里,范柳原跟她談月亮,談詩歌,他希望流蘇也能夠感受到「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浪漫。然而,范柳原的這種願望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在香港的第一次散步回來後,白流蘇雖然想到了「原來范柳原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但接著的想法卻是「她倒也贊成,因為精神戀愛的結果永遠是結婚,而肉體之愛往往就停留在某一階段,很少結婚的希望。」凡此種種,皆可見二人文化背景上的諸多差異。?
在諸多文化差異下,白流蘇仍與范柳原相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身份隱痛的類似。白流蘇離婚七八年了,已經二十八,沒念過兩年書,離婚分的錢也被哥哥們盤光了,在娘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時常忍受親人的短兵相向。范柳原顯然是很理解白流蘇的,當他們第一次在淺水灣飯店附近的那堵牆下散步時,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樂的。我們四周的那些壞事、壞人,你一定是看夠了。可是,如果你這是第一次看見他們,你一定更看不慣,更難受。我就是這樣,我回中國來的時候,已經二十四了。關於我的家鄉,我做了好些夢。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的失望。我受不了這個打擊,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范柳原講得很明白,他理解流蘇的處境,正如同自己一樣,他向流蘇傾吐了心聲:我從前不是這個樣子的,之所以會走到今天的玩世不恭(或稱性格缺陷),是對親情的失望和彷徨。在范柳原吐露心聲之際,流蘇也作出了回應,她猛然叫道:「還是那樣的好,初次瞧見,再壞些,再臟些,是你外面的人。你外面的東西。你若是混在那裡頭長久了,你怎麼分得清,哪一部分是他們,哪一部分是你自己?」前面范柳原在反省,請求白流蘇的諒解,接著白流蘇也發出了同樣的感慨:在壞人堆里活久了,自己也變得神經兮兮。如果說二人在上海初次見面時讀者還不能確認二人是否一見鍾情(這是很私密的事,除了當事人,誰也說不清楚),那麼此時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二人精神的相通了。?
2、 「素樸的婚姻」與「蒼涼的情義」?
身份隱痛的共鳴是范、白愛情的基石,從前的經歷又使得二人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性格上都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傾城戰火似乎促成了故事圓滿的結局,然而張愛玲認為「仍舊是庸俗」。二人的結局之所以庸俗,大抵是因為「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結尾的這一細節頗值玩味。這裡范柳原確實已經把柳蘇當作了「名正言順的妻」,但「流蘇還是有點悵惘的」。流蘇悵惘的本質與張愛玲所說的庸俗是相同的:從前他們雖然「真真假假,若即若離地周旋著」,但那才是最真實的他們。既然早年的精神創傷無法癒合,婚後便只能互相隱藏本真的自己了。因此如果說范、柳的戀愛展現了豐富而複雜的人性,那麼其婚姻便淪落到「素樸」了。?
令人恐懼的是,這素樸的婚姻又似乎是故事最圓滿的結局。范柳原雖然放蕩不羈,卻也不是對愛情無所渴求。在范柳原與白流蘇爭吵又言歸於好的這一個深夜裡,他給流蘇打了電話,說了一句「我愛你」後就掛斷了。流蘇剛把聽筒放下,又是鈴聲大作,柳原說道:「我忘了問你一聲,你愛我嗎?」類似的表現范柳原對愛情的執著的情節還有很多,透過這些細節,我們可以洞察到范柳原並不是抱著遊戲人生的態度去與白流蘇相處的,毫無疑問,他深愛著流蘇。而白流蘇也愛著范柳原。在范柳原道了聲「我愛你」就掛斷電話後,「流蘇心跳得撲通撲通,握住了耳機,發了一會楞,方才輕輕的把它放回原處」,如果是一個不愛對方的人,大抵不會這般緊張。再次拿起聽筒輪到流蘇開口時,她先是咳嗽了一聲,「喉嚨還是沙啞」的,然後低聲說道「你早該知道了,我為什麼上香港來?」張愛玲這一系列的細節描寫,就已經告訴讀者范、柳之間是存在真正的愛情的。但是這種愛情在戰爭爆發前恐怕是看不到結果的,正如陳思和先生所言「他們雙方的心理都有點扭曲,都按自己的文化記憶去理解對方,要求對方,結果兩個人的要求總是錯位,他們之間的關係始終很緊張,親密不起來。」相愛的人不能在一起,這是讓讀者非常揪心的地方。所幸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們。當子彈來往穿梭時,二人已經註定在一起了,「流蘇到了這個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個人彷彿有了兩個身體,也就蒙了雙重危險……她料想柳原也是這般想。別的她不知道,在那一剎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因此當范、白二人登記結婚時,雖然素樸卻也是最圓滿的結局了,恐懼正在於此,「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蒼涼的人生情義。?
范、白二人的愛情雖然以大團圓收場,卻處處透著對人生虛無的感概與對人性的質疑。「時代是這麼沉重,不容那麼容易就大徹大悟。……他們不是英雄,他們可是這時代的廣大的負荷者,因為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這便是「蒼涼的人生情義」。?
3、 「參差對照的寫法」與「素樸的個體關懷」?
《傾城之戀》寫於1943年,那「是一個非常嚴峻的時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經過去一年多,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中國抗戰勝利還有兩年,上海那時是在日本軍事佔領下的淪陷區。」但戰爭並未因此成為張愛玲小說的主旋律,甚至類似非此即彼的鬥爭式寫法也沒有在她的小說里出現。與同時代《財主的兒女們》、《生死場》等作品中嚴峻的生與死相反,作者非常重視對大時代中孤獨個體的觀照,所描寫的只是男女間的小事情,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故事中的人物沒有「善」與「惡」的絕對對立。?
張愛玲對小說的「真實」有著自己獨到的理解,她認為參差對照的寫法更接近真實。所以在《傾城之戀》中的人物沒有極端的變態也沒有極端的覺悟。婚後范柳原沒有變成聖人,白流蘇也未因港戰變成革命女性。即使是故事中出場極少的白四爺,作者也將這種「真實」描寫的十分傳神。流蘇的四哥「狂嫖濫賭」,惹出一身病來還不算,還「挪了公帳上的錢」,這應該是個紈絝子弟的形象了,讀者想必也不喜歡。但白四爺還有他另外一面。小說中多次描寫了胡琴,開頭有「胡琴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胡琴上的故事應當由光艷的伶人來扮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唱了、笑了,袖子擋住了嘴……然而這裡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陽台上,拉著胡琴。」這裡的四爺似乎有很沉重的心事,彷彿是在提醒讀者不能這麼輕率就給四爺貼標籤。故事結尾「四奶奶決定和四爺進行離婚」,胡琴再一次「咿咿啞啞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淡淡的蒼涼感中我們對四爺的憂慮好像有了點了解,又好像什麼也不知道。白四爺的形象應該是這篇小說塑造得最成功的形象,作者用「參差對照的寫法」表現出了對孤獨個體的關懷。?
總之,我們認為范柳原、白柳蘇之間是存在真正的愛情的。對身份憂慮的掩飾使得二人間的對話打上了「頑皮而風雅的調情」基調,又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造成了兩人的關係始終處於一種緊張的拉鋸戰當中。但這種文化錯位並不意味著不能相愛,身份隱痛的類似加深了范、白之間的相互理解,當子彈穿梭來往之際,兩人終於達成了暫時的理解,走向了婚姻的墳墓。婚姻似乎是最圓滿的結局,卻「仍舊是庸俗」。「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早年的心理創傷無法癒合,婚後便只能以另一副面孔相向了。看似素樸的婚姻里摻雜著蒼涼的人生情義和對命運與時代的些許無奈。「你……你如果認識從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都毀掉了,什麼都完了……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底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也會對你有一點真心。」胡琴咿咿啞啞拉著,他們再也回不去了,剩下的全是對人生虛無的感概和對人性的質疑。整篇小說通過以「參差對照的寫法」描寫了男女間的小事情,沒有戰爭沒有革命,故事中的人物也沒有「善」與「惡」的絕對對立,顯得真實而素樸,表現出了作者對孤獨個體真切的關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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