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家庭收養的中國女孩：因被拋棄感到慶幸

05-30

Ricki和她的弟弟吳超

「那你什麼時候到西雅圖機場呢？」對於我來說這是一個很平常的問題。但這對在中國給我發簡訊的弟弟吳超（音譯，下同）來說有點困難。19歲的他還從來沒有搭乘過國際航班，他也沒有想到要問一問到達的時間，航空公司或是航班號這些信息，他只知道自己的飛機大概是從上海出發。我需要自己搞定這些問題。

最終我讓他把機票的訂單發給了我。那是用中文寫的，並且超出了我對這門語言的認知範圍，於是我只好求助於谷歌翻譯。啊哈，我終於解密出那是一架德爾塔航空的飛機。之後我發郵件給航空公司客服，然後試圖核實裡面的信息，還要保證我這麼做不是想竊取任何私人信息——我只是想在我弟弟走出海關的時候不要沒人接他。最終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他預計在12月21日早上7點42分到達。

有時候想起我們倆的事情覺得很奇怪。吳超被認為是享有特權的孩子，他是男孩，這在中國社會裡比女孩更受到青睞。他出生的時候我被家裡人藏了起來，到後來我被別人收養了。

我是自1990年以來十萬個被西方家庭收養的中國孩子之一。我們大多數是女孩，是計劃生育政策和性別偏見的副產品。我們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拋棄我們的家庭的信息，或者說，是誰拋棄了我們。

當我9歲的時候，我的親生父母給我寄了一封信。從那之後，我兩次去中國找他們，去解答困擾無數被遺棄孩子共有的困惑：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他們不要我？或者如果他們不想遺棄我，為什麼我在這裡？如果我沒有被遺棄我的生活會是怎樣的？

發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猜和很多被遺棄的孩子大同小異：我的父母並不想拋棄我。事實上，他們拚命的想留下我。之後我學會了不要再對那些可能發生而最終沒有發生的事太過掛懷。計劃生育政策讓我的家庭和無數家庭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不過由於我的父母被迫遺棄我，我也獲得了難以置信的機遇——這個機遇使得我父母沒有遺棄的弟弟去年來到美國，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美國可以提供的其他機遇。

對於很多被遺棄的孩子來說，特別是那些被外國家庭收養的孩子來說，尋找親生父母的嘗試多半是讓人沮喪而無用的。我能找到我的親生父母是一個幾乎不會發生奇蹟。

在2000年我7歲的時候，我和我美國的父母回到中國去接我的新妹妹瑞貝卡，這是我美國父母收養的第三個女兒。此行我們造訪了他們第一次在衢州見到我的孤兒院。我們向工作人員捐助了醫療設備和來自別的收養家庭的捐款。當我的美國父母質詢關於我原來家庭的信息時，我們接受到了一份邀請：想不想見見我的「寄養家庭」。

我們的車在顛簸不平的路上行駛一個半小時，來到了大山深處的一個小村莊。在這裡我見到了方女士。她頭髮凌亂，穿著深藍色的衣服。方女士很快認出了我，不過當她說起我為什麼會到她身邊時講了些前後矛盾的話。一開始她說我是在車火站撿到的。後來她又說，其實是臨近小鎮的一家人希望她照顧我，我們不知道應該相信哪個版本。後來我回到了美國，方女士寫了封信給我，她說她其實是我的祖母——並且希望我們寄給她一萬美元。

隨後，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在衢州的親生父母聽說了方女士在給一個美國家庭寫信。後來我的生母告訴我，她們前往了方女士在村莊打聽這件事，一開始方女士對此支支吾吾，但是她兒子悄悄的給了我生母一個寫有美國地址的郵包。

在我第一次美國之行後的兩年，一封寫著錯誤城市但是郵編又正確的信出現在了我西雅圖的家裡。那封字裡行間透露著真誠和同情的信件讓我確信方女士說的不是真話。這對夫婦自稱是我親生父母，他們什麼也沒有向我索求。相反，他們感謝我在美國的收養家庭照顧我，並感謝他們給中國的孤兒院提供捐助。信封中還有一張嬰兒的照片，那是我，他們說的是真的。

Ricki和自己的親生父母和親弟弟在2005年的全家福

12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親生父母——或者說，在我記事以來第一次。在機場，我母親嗚咽著緊緊抱住我，彷彿再也不想放開我一樣。見到他們時我既興奮又緊張，但是，這場重聚是命中注定的。因為不懂中文的緣故，我不是很清楚發生在周圍的一切。

18歲的時候我再次返回中國，這次我待了6周時間。因為學了一些基本的中文，加之歲數也不小了的緣故，我慢慢能夠拼湊出關於我身世的記憶碎片。但是其中有些細節模稜兩可，我或許永遠也不會搞清楚真想了。我發現中國人在面對含糊不清的話語時反應比美國人溫和多了。

我出生的日期可能是4月26日、4月30日或者5月5日，這取決於我相信誰說的話。對於我的家族來說，我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存在，他們叫我夢停（音譯），合起來就是「夢想」和「停止」的意思。我的奶奶要求我父母不要給我上戶口。她說，「在我們鄉下家裡面不能沒有男丁。在這些地方遺棄女孩直到生出一個男孩為止是非常常見的事情。」

我的父母不希望這樣做。我媽媽告訴我:「我求你奶奶留下你，但她拒絕了。我說，『養個女孩也沒什麼不好啊』。但是你奶奶毫不讓步。」

在我們家族中，我爸爸的母親具有很大的威望。所以我的父母只能同意繼續嘗試生一個男孩，與此同時，這意味著我必須被「藏起來」。

在生命里的前幾年，我是非法的，不存在的。在出門時我會被一個布袋包裹起來，在家時我就藏在樓上並且不能弄出什麼響動，我需要呆在陰影之中。有一次我跑到了院子中，我外婆當即給了我一耳光。那時每個人都嚇呆了，他們生怕我被發現。

父親對我說，「那時候如果超生了後果是後嚴重的。如果政府知道了這事，你就有大麻煩了。有人會衝進你家，拿走你的糧食，他們可能做任何事，有時候毀了你家也是有可能的。」

母親也這樣說，「即便是新蓋的房子，他們也會把他夷為平地。我們一直在到處躲躲藏藏。那真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經歷，我們都知道，這不是長久之計。」

我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和方女士聯繫上的，他們對這件事語焉不詳。不過他們告訴我，吳超，也就是我弟弟出生後，他們和方女士達成了一個協定，方女士會收養我。方女士有一個沒有結過婚的兄弟，他於是成為我的收養人。我的父母會給方女士一筆錢，而方女士則會守住我身世秘密。

關於方女士的記憶，我只能回想起某些片段——我非常餓，在一個髒兮兮的地板上啃著雞骨頭。這樣的日子並沒有多長時間，大約100天後，我被計生委的工作人員抓到了，隨後被放到個孤兒院。方女士說這是因為有人舉報了我。

父親說他試過去孤兒院接我離開，但他被趕了出來。我母親則責備他沒有做進一步的嘗試。我母親因此情緒失控，用刀刺傷了我父親的腹部，導致我父親被送到醫院急救。最終，這也導致了他們離婚。

當後來知道什麼是計劃生育政策時，我很傷心。後來又聽說了「重男輕女」，我一開始覺得我是性別歧視的受害者，不過和我的家人聊得越來越多後我發現，對於某些中國人來說，這或許是一種理所當然的邏輯——中國有很多的田地，而很多家庭的生計取決於耕種的好壞，男性能提供耕種所需的體力勞動，所以他們收到偏愛。同時男性還是父母養老的保障，對於女性來說，她們嫁入了別家門，所以她們需要照顧的是自己丈夫的父母而不是自己的父母。男性還能傳遞家族的姓氏，延續香火。所以某種程度上的性別歧視是根植於傳統之中的，這不是男孩比女孩好這麼簡單的事情。

或許你們覺得我這樣說起來顯得過分平靜了——我和我奶奶達成了和解。我很怕見到她，但是我又對這個有如此巨大能量以至於改變我生命軌跡的人充滿了好奇。於是，我父母帶我去了我奶奶住的地方。

「你回來了，」她很吃驚，隨後領我進到她那牆壁斑駁不堪的小屋裡。她笑著說我離開的時候還是胖乎乎的。之後，我奶奶堅持為那個她根本不想要的孫女做了一桌子的菜，歡迎我回家。

環視四周，看著我在中國的家庭如此艱辛的生活，我忽然覺得應該為自己被遺棄感到慶幸——如果我留下來，那本也是屬於我的生活。

我的故鄉衢州，也是孔子家族在南部中國的故鄉。那裡有著名的孔廟和美麗的湖泊。同時也是一個大街上還可以看到馬的髒兮兮的城市。

儘管我的父母在中國被視作中產階級，他們也只是過得馬馬虎虎而已。我的父親在幾年前一次失敗的軟飲料投資後失去了所有的繼續。現在，他每天兩點起床，把一些日常用品運到早點攤和小商店。他開著一輛破舊不堪的貨車，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除了喇叭哪裡都在響。在沒有裝修好的屋子裡，地上鋪著一層灰，各種電線毫無規律的盤繞在牆上，這就是我爸爸的家。

我媽媽住在相對好一點的公寓里。不過當我和她呆在一起的時候，她好幾次去醫院接受放療——她有宮頸癌。據我所知，在中國沒有正式工作的人沒有很好的社會保險和福利，她需要她男朋友的接濟。

至於我弟弟吳超，我父母離婚似乎對他造成了很大的打擊。當我在中國見到他時，他很少說話，經常看著地板。他不喜歡出去和朋友逛逛。在學校，吳超的成績也不太好，我媽媽說他沉迷於電腦遊戲。我媽媽和弟弟之間也有著某種隔閡，當我和他們呆在一起是，總是能聽到母親對著他嚷嚷這嚷嚷那。有一次，我媽媽的話刺傷了他，我弟弟跑著離開家，躲進了夜幕中。媽媽似乎是說，「如果你再不聽話，我寧可你姐姐回來。我更願意養她，而不是你。」

媽媽說她知道這樣會傷害吳超，但是著能讓她感到好受一點——這也能讓她對我的愧疚少一點。

在我養父養母從孤兒院帶走我後在賓館裡拍的視頻中，我不停的大哭大鬧。那時候我大約五歲，看起來受到了很大的驚嚇，並且脾氣也很差。我會咬人，然後把食物吐的一地都是，我的養父養母都一度懷疑收養我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在晚上我也會做恐怖的噩夢：我看見我心愛的人被殺。

比爾和溫迪·馬德是他們的名字，他們有五個孩子，三個收養自中國，兩個收養自越南。在新家庭的幫助下，我漸漸融入了美國的生活。他們並不富裕，但是過得也不錯。我養父在消防局工作，我養母在一家美容院工作，後來他們在eBay上開了家店賣玩具和收藏品。我們住在西雅圖郊區一個有6間卧室的房子里，院子里有游泳池和鞦韆，從我們家到西雅圖機場只有五分鐘的路程。

小的時候曾經有個醫生預言我學習成績不會太好，因為我被確診有注意力不集中症，不過後來我讓這個預言落空了。18歲的時候我從高中畢業，並且從社區學院獲得了副學士學位。這讓我有足夠的資本前往華盛頓大學就讀，在那裡我拿了兩年的全額獎學金然後畢業了。隨後我在學校精神病和行為學研究中心做助理研究員，本周起，我開始了為期兩年的人體工程學（human-centered design and engineering）碩士學習。我是家族中接受最高教育的人，我努力使我的家族為我感到自豪。

我弟弟的航班準時到達了，我在那見到了他。弟弟帶著一個手提行李和兩個行李箱，其中有一個裝滿了給我在美國家庭的禮物。我收到了一個胖乎乎的熊貓玩偶和幾件衣服。

收養我的家庭表示如果吳超願意的話可以來美國當交換生。吳超當時沒有選擇這樣做，後來高考的時候他沒有考上一所很好的大學，我的親生父母就重新考慮了這個建議。他們認為在美國獲得一個學位，特別是能掌握英語，對於吳超將來在中國找工作有很大的幫助。今年秋天，他在一所社區大學開始學習會計專業。我中國的父母支付他的學費，我美國的父母照顧他的衣食住行。

吳超在來之前對於美國所知甚少。「美國有大米么？」他想知道。當我每天對他說一些關於美國的事情時，他用看瘋子一樣的眼光看著我。

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讓我們可以更多的了解彼此。當我們談起以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時，他沉默了，雖然他的眼睛在看著我，但是我覺得他像在看很遠很遠的地方一樣。他說，他也會感到自責。我試著讓他安心，我對此並沒有懷恨在心。對於我父母離婚時我沒有在他身邊，我也感到很自責。我們約定，在未來要相互照顧。「當我事業有成賺了大錢的時候，我一定會回來看你，」我弟弟說道。

中國社會或許只給了我們兩姐弟一個人的容身之地，但我們的命運將會永遠交織在一起。

翻譯自《華盛頓郵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