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 ▏對扒竊案認定和處理的幾點看法

作者：南昌市人民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全國檢察業務專家」、「全國優秀公訴人」、「全國檢察理論研究人才」、「中國政法大學第一屆十大傑出校友」 熊紅文

來源：公訴實訓

一、扒竊是行為犯，不是數額犯，沒有數額要求，是否定罪也不主要是看數額。

刑法修正案將扒竊行為入刑，就是因為實踐中扒竊行為非常猖獗，很多扒竊案達不到盜竊罪立案標準，只能作行政處罰，由此釀成很多慣犯，抓了放，放了抓，扒竊現象泛濫不止。人民群眾對扒竊案處理過輕意見很大，立法機關參考民意，規定扒竊的即構成盜竊罪，並沒有規定數額較大或情節嚴重。從刑法修正案的立法背景及法條表述看，扒竊型盜竊罪明顯屬於行為犯，即只要實施扒竊行為即構成犯罪，沒有數額上的要求，扒竊一元錢，也可以構成盜竊罪。

同時，《檢察日報》發表了陳國慶主任對盜竊新解釋的解讀，指出扒竊沒有數額標準，但可以適用刑法第13條的但書規定出罪。對此筆者是贊同的。但書是刑法總則的規定，除分則有特別規定外，可以適用於分則所有罪名，當然包括扒竊型盜竊罪。不過，筆者認為，扒竊行為是否情節顯著輕微，不是看扒竊數額，而是看扒竊人是否剛滿16歲、是否被人指使教唆脅迫、是否初犯偶犯、是否為生計所迫等。也就是說，如果扒竊數額只有一元錢，但扒竊人乃遊手好閒之人，或屬於再次扒竊，或組織糾集他人扒竊，特別是有盜竊前科劣跡的，應一律認定犯罪，而即使扒竊數額達數百元，但扒竊人屬於年幼無知，或被矇騙、脅迫為之，或因一時迷誤而初犯，或因生活所迫而初犯的，也可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

所以說，扒竊案是否定罪，數額是不需要著重考慮的因素，因為扒竊行為大部分是無目標性的，別人口袋裡有沒有錢、有多少錢都是扒竊人無法預知的，扒竊所得數額只是行為結果，這個結果不是扒竊人能決定的，完全看他們的「運氣」，所以，以扒竊數額來作為定罪與否的主要考慮因素，其實就是客觀歸罪。真正體現扒竊人主觀惡性的，就是行為人年齡、是否有前科劣跡、是否受人教唆指使、是否為生計所迫等，是否定罪，也應該主要考慮這些情節因素。

二、扒竊案一般不存在盜竊未遂，只有針對特定財物的扒竊未得逞才成立盜竊未遂。

在《人民檢察》的疑案精解中，張明楷教授認為行為人扒竊他人口袋，只竊得一元錢的，應認定盜竊未遂。筆者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如前所述，扒竊型盜竊罪是行為犯，只要實施此行為即構成犯罪，既然沒有數額要求，一般也就不存在未遂的問題，也就是說，行為人實施了扒竊行為，未竊得分文的，同樣構成犯罪，更不用說竊得一元錢的。

為什麼這麼看呢？理由如前所述，扒竊能竊得多少財物完全看行為人的「運氣」，大部分時候，行為人扒竊都是針對被害人口袋、提包來的，並不是針對特定的財物，所以，應受刑法責難的是扒竊行為本身，而不是扒竊行為的後果，只要著手實施扒竊行為，盜竊罪就成立，而不存在未遂的問題。即使扒竊行為未實施完畢，比如行為人伸手扒竊，剛觸碰被害人口袋就被抓住，或者手還沒有拿出來就被抓住的，這種情況仍然不存在犯罪未遂。

不成立犯罪未遂的另一點理由，是認定未遂不具有可操作性。刑法規定，犯罪未遂的，可比照犯罪既遂從輕或減輕處罰，扒竊行為未得逞的，或者只竊得一元錢的，如果認定盜竊未遂，比照多少數額的既遂從輕或減輕處罰？沒有一個比照處罰的數額，根本就無法適用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規定。

所以說，扒竊型盜竊罪的未遂只有一種情形，那就是行為人針對手提電腦、金銀首飾等特定財物進行扒竊，在扒竊過程中即被抓住的，或者扒竊得手後，在逃跑過程中被抓住的，導致盜竊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的盜竊未遂，以扒竊的特定目標財物或得手的特定財物價值為既遂數額標準，可比照這個標準從輕或減輕處罰。

三、扒竊案件定罪的應嚴懲不貸，原則上就一律起訴，且原則上應判處實刑。

很多人認為，扒竊案件定罪的，也應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慎重起訴。筆者認為，適適相反，對扒竊定罪的案件應一律嚴處，不宜作相對不起訴，起訴至法院的，法院也不宜判處免刑、緩刑或單處罰金，而應一律判處一年至三年的實刑。

筆者個人一直是持輕刑化理念的，但為什麼認為扒竊案件要嚴處？主要有兩點考慮：

一是對扒竊行為動用刑罰嚴處是迫不得已之舉。刑法是社會治理的最後一種手段，只有不得已而為之時才能動用刑法制裁，而對扒竊的治理正是如此。因為對扒竊的其他治理和預防手段都非常無力，叫群眾把口袋捂緊一點？叫群眾都不要帶現金或貴重物品上街？叫群眾盡量不要到公共場合人多的地方去？或者在公共場所到處布滿保安？能採取的預防措施無非就是這些，但都不現實。對扒竊這種頑疾，只有加大刑法打擊力度，給予嚴厲刑罰，加大扒竊犯罪成本，遏制犯罪衝動。因為扒竊被查處的概率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加大每一次查處的嚴厲性，才能令扒竊者有切膚之痛，感覺得不償失，權衡利弊後放棄犯罪念頭。

二是如果對扒竊案件處理過輕，難以實現入罪效果，也浪費司法資源。根據人大法工委負責人的解釋，扒竊入刑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打擊一些盜竊已成習性、以盜竊為業的扒手，如果對扒竊案件過多適用相對不起訴，或者法院過多判處免刑、單處罰金或緩刑，扒竊者沒有受到羈押，或者很快就恢復了人身自由，又可以重新開始扒竊了。這和入刑前的對扒手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就沒有什麼區別了，扒竊泛濫成災仍然無法遏制。並且，入刑之前，公安機關作行政處罰效率很高，而走刑事訴訟程序，將消耗大量司法資源，而結果卻是行為人不日又重操舊業了，為此在司法上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都變得毫無意義。

所以說，既然刑法將扒竊入刑了，司法機關就要出重拳打擊，不能手軟。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扒竊的受害者，而且被扒竊遭受的不僅是物質損失，更多時候是各種證件、磁卡、資料等緊要物品丟失帶給我們的無盡煩惱，這種精神損害是無法用金錢計算的，這也是扒竊相較於其他盜竊最大的危害之處。所以，對扒竊案件的定罪量刑就絕不能僅僅是看數額了，而應該把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損害也算進去，這樣看來，對扒竊案件嚴懲不貸也就是理所應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