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豪亮（1927—1982），祖籍江蘇淮安，生於四川成都。1945年至1948年入南京中央大學讀書，1949年轉入四川大學並畢業。1952年參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部文物局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一期考古工作訓練班。先後在西南博物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省博物館和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工作。主要從事戰國秦漢考古、古文獻、古文字研究。上世紀七十年代參與了馬王堆帛書、睡虎地秦墓竹簡、居延漢簡、阜陽漢簡、定縣漢簡的整理研究工作。

我的父親於豪亮離開我已經三十多年了。這三十多年來，不知有多少次在夢中和父親相遇,感受著父親的溫暖與疼愛，醒來後不禁潸然淚下，沉浸於失落與懷念之中。三十多年來父親的形象時現眼前，父親的教誨常繞耳際。回想父親的一生，坦坦蕩蕩，勤奮無私，治學嚴謹，待人寬厚。應該説，不論治學工作還是爲人處世，父親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一

我們家的祖籍是江蘇淮安。父親於1927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他從小受家庭影響，喜歡讀書。父親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是前清舉人,頗有學識，曾在江蘇松江任教諭。1906年嚴復任安徽高等師範學堂校長時,聘請曾祖父爲教習。曾祖父很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希望他的子弟好好讀書。所以應該説,父親是出生在書香門第。在老人們的影響下，家庭裏讀書氛圍十分濃厚。聽我的祖母講，父親大概一兩歳時就喜歡聽故事。祖母念過私塾，最喜歡看各種小説,讀書不倦，直到80多歲還痴迷於金庸的武俠小説。所以在父親很小的時候，祖母就講故事給他聽。父親到了三四歳時，已經可以自己看書，最愛看童話和寓言故事。據説給他一本書和筆墨紙硯，他就能自己拿著書安靜地讀，並默默地寫字。

上了小學後，父親更熱愛讀書。當時，他上的成都樹德三小必須念古文。父親説，他讀的第一篇古文是韓愈的《師説》，起初完全不懂，在祖母的耐心講解下纔明白。後來,課餘時間他總纏著祖父，讓祖父給他講解《古文觀止》。逐漸父親也會用古文作文，並得到老師的賞識。我的祖父在清末民初的社會變革中從淮安中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在保定軍校畢業後,到成都軍中任職。作爲軍人，他對父親要求甚嚴，從不當面誇獎他，但非常注重培養父親讀書的習慣。父親上小學後，祖父更是嚴格要求他。但是，每當父親在學校裏的考試成績名列前茅時，祖父臉上也會流露出衷心的喜悅。

父親初中是在四川廣元太華中學讀的。他總是給我們講，他十一、二歲時求知慾特別強，對什麽事情都好奇,都要問爲什麽。而且總喜歡在書中尋找答案。老師看見他喜歡讀文言文,鼓勵他讀完了《史記》、《昭明文選》等。1942年,他考上當時四川最好、教學質量最高的樹德中學，遇見了影響他一生的陶世傑(字亮生)先生。陶先生是位舊式知識分子，諳熟經史子集等傳世文獻,對中國古典文學造詣極深。陶先生淵博的學識深深地打動了父親。父親跟著他在歷史文獻的長河中徜徉，遍覽二十四史、《資治通鑑》等史籍。聽父親的堂妹二姑姑(後爲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講：抗戰時，他們一家從南京到成都躲避戰亂,住在祖父那棟青磚灰瓦、掩映在蔥鬱樹木中的小樓裏，經常是兄弟姊妹在花園玩耍，唯獨三哥(他們堂兄妹是大排行,父親在男孩中行三)在他的房裏讀著諸子百家,或高聲朗誦唐詩宋詞，讀到高興時總是搖頭擺尾的。這時他們就取笑捉弄父親，説他像個老夫子。

1945年父親考上了南京國立中央大學，當時的中央大學蜚聲中外，是民國時期系科設置最全，規模最大的國立大學，據説在它鼎盛時期，其綜合實力曾排名亞洲第一(超過了日本東京大學)。父親拿到錄取通知書後,和同學們回母校看望樹德中學老師。樹德中學猶以每年都有學生考上中央大學爲榮。老師鼓勵他到中大後，更要勤奮讀書。當時,老師對他的喜歡溢於言表，問這問那,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完全忘了周圍的其他同學。

進入大學之後，中大的讀書風氣甚濃，圖書館經常座無虛席。父親更是如魚得水，暢游在知識的海洋中。這時候父親的興趣主要在古典文獻方面。他除了愛讀史籍、文獻外，受英文老師的影響，也酷愛英文。多年以後的1975年,我和父母游頤和園，一對老外夫婦用英語問我們頤和園的沿革。父親用英語對答自如，並主動當起了老外的導遊。當時我很奇怪，只知道父親英文好，沒想到他口語也不錯。父親告訴我，讀書時，祖父給他請了外籍家庭教師,專門教他英文。在念中大時就喜歡和英文老師對話，並讀了許多英文小説。我還開玩笑地對母親説：「你是教會大學畢業的(母親畢業於華西協和大學，當時有許多來自英、美、加三國的外籍教師)，英文還沒有爸爸好。」媽媽説：「你爸爸讀書刻苦。」確實如此。至今,在我的書櫃裏存放著父親當年讀過的英文版《莎士比亞》、狄更斯《雙城記》等小説。當然，父親也不是只認書本的書獃子。他在念中大期間，也常實地訪古，調查遊覽，南京的胭脂巷、鷄鳴寺、雨花臺、玄武湖等名勝古迹都曾留有父親的足跡。在父親念大四時，淮海戰役爆發，新華社廣播讓學生疏散離開南京。父親便回到成都，寄讀於四川大學，直至畢業。

二

父親從大學畢業後，新中國成立了。多年戰亂之後，百廢待興。父親於1950年入重慶西南博物院工作，西南大區撤銷後，父親調到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工作。當時，爲了配合全國基本建設的展開，考慮到有埋藏在地下的大量珍貴文化遺存出土，亟待保護，而當時文物、考古、博物館專業技術人才匱乏，於是，國家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於1952年聯合舉辦了第一期考古培訓班，培養考古人才。父親有幸參加了這有名的、被考古文物界稱作「黃埔一期」的訓練班。當時訓練班聘請了全國最著名的學者，如夏鼐、蘇秉琦、郭寶鈞等人講授《中國考古學》系統理論和有關課程。然後,到河南鄭州二里崗和洛陽燒溝，講授與實踐田野考古調查和發掘技術的課程。父親和訓練班的同學實習發掘了二里頭殷商文化遺址、燒溝戰國和漢代的墓葬群，掌握了考古學的研究方法。訓練班結束後，學員們都回到原來所在的文博單位,成爲新中國考古文物研究的骨幹力量。父親也從此和中國的考古、文物、古文獻研究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他滿懷熱情地將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這一事業。

1953年,適逢成渝、寶成鐡路修建，大量墓葬、遺址被發現。這期間，父親十分忙碌，辛勤轉戰於這兩條鐵路綫以及四川各地,調查、發掘清理有關的古墓葬或古遺址。成都小揚子山一號漢墓和成都羊子山172號戰國墓就是其中發現的兩座墓葬。關於這兩座墓葬，由參加發掘工作的父親執筆寫了發掘簡報和發掘報告，而後者以四川省文管會的名義發表在《考古學報》上。這些重要材料與父親的分析研究對戰國墓葬的硏究頗具價值，在建國早期的考古報告中具有一定影響。四川地區出土的豐富漢代文物,也引起父親研究的興趣，並撰寫了多篇研究文章。由於父親諳熟古代文獻，所以對出土文物的解釋準確深入,增進了學術界對漢代社會文化的認識。在他這個時期發表的有關畫像磚、錢樹、錢樹座以及漢代的生産工具——臿等文章中，就能看出他善於將傳世文獻諸如《穆天子傳》《竹書紀年》《韓非子》《太平御覽》《史記》《漢書》《鹽鐵論》等有關記載與考古發掘現象及出土文物等相互印證研究，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這些成果，馬上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

我國西北部的內蒙、甘肅和新疆地區,在漢代曾經是邊防重鎮,至今殘存著邊塞遺跡，自上世紀初以來,中外學者在我國上述地區發現並發掘出大批漢代以來的簡牘材料。其中，1930年由中國與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內蒙古額濟納河兩岸采獲漢簡約一萬枚。這批材料留在中國後，多經轉折。1943年後，勞榦曾考釋了這些簡牘文字，並出版《居延漢簡考釋》。1960年，他又根據新出土簡文對《居延漢簡考釋》進行了修改，在臺灣再版了《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而直到1959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纔根據留在大陸的2596枚簡牘資料出版了《居延漢簡甲編》。當時，勞榦和陳夢家諸先生發表了多種論著，對居延漢簡的研究作出了傑出貢獻。《居延漢簡甲編》出版後,父親也對居延漢簡研究産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日夜研讀,並陸續發表了—些有關論文。那時候的我雖然只有六七歲，但是最愛翻閱父親書櫃裏的書。記得有一次在書櫃裏發現好大一本書，翻開一看,裡面除了圖版外，還有父親做的筆記與眉批,密密麻麻的小字，看也看不懂，只知道這是父親在做學問。父親走過來對我說：這本書是《居延漢簡甲編》。我頗爲詫異的指著圖版問他：「這是什麽呀？爲什麽字寫在這上面？」父親説：「這叫木簡，古人把字寫在上面，因爲古時候還沒有紙。」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居延漢簡，也知道了什麽叫木簡。現在想起來，那肯定是父親在寫關於居延漢簡研究的論文。他於上世紀60年代發表的這些論文,特別是發表在《考古》上的《居延漢簡甲編補釋》、《居延漢簡校釋》等，對漢簡的釋文校正頗多,應該説擲地有聲，引起了學界的關注。

父親勤奮讀書,刻苦鑽研，幾乎達到忘我的境界。文革期間,四川派系鬥爭異常激烈,武鬥不斷。各單位除了搞運動,基本處在停業狀態。那時候，成都的生活很困難，物資短缺,別説買肉了,有的時候連蔬菜、生活必需品都買不上。然而父親既不問政治，也不管生活，照舊讀書。説實在的，讀書是父親一生最大的樂趣。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讀《殷契粹編》時，用毛筆在一張張宣紙上鈔寫《殷契粹編》和《殷契粹編考釋》。我至今都保留著他鈔寫的幾大本《卜辭通纂》和《殷虛書契續編》。難怪他日後寫了那麽些關於甲骨、青銅器及銘文硏究的文章。

父親在學術上涉獵很廣,不僅限於中國考古與古文獻研究。1971年,國家要翻譯出版十餘種外國史。四川省委將《巴基斯坦史》(約100萬字)的翻譯工作交給了四川大學英語系來完成。雖然《巴基斯坦史》是由英文寫成的,但其中有很多梵文、巴利文、烏爾都語、印地語、阿拉伯語、波斯語等內容，而且全書沒有一條注釋。四川大學英語系的同志對這些語言和有關歷史並不熟悉，於是請求四川省文化局指派四川省博物館館長馮漢驥先生和父親擔任此書的校訂工作。父親除了校訂本書外，還作了全書的外來語翻譯工作，並爲本書作了注釋。那些日子，我經常陪著父親來往於川大、四川省圖書館和四川博物館，也陪著父親到馮漢驥家，看他和馮先生討論翻譯問題。父親在筆記裏説：「做這些工作是在以《劍橋印度史》《印度歷史和文化》《波斯史》和《巴基斯坦史》相對照的基礎上進行的。同時查閲了日本出版的《佛教大辭典》《大藏經》等多種典籍，以及相關史籍。」《巴基斯坦史》的翻譯工作於1973年完成，1976年3月這部書正式出版。

1972年—1974年,湖南長沙馬王堆發現三座漢墓，經湖南省考古工作者發掘，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其中，三號墓出土了大量的帛書文獻，爲硏究西漢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醫學等方面提供了詳實的資料。這些史無前例的帛書重大發現震驚了世界。而出土的大量帛書也亟待整理釋讀與研究出版。1974年3月，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決定成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集中全國著名學者整理這些資料。父親接到前往北京整理組的通知。雖然這意味著他要長期離家在外，但是他馬上欣然接受，因爲他渴望並痴迷於對這些出土文獻的研究。臨行前,他特地去看望了徐中舒、馮漢驥二位先生。徐先生、馮先生深知父親具備古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的深厚基礎,而且一直致力於考古、文物、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研究，覺得父親有了用武之地，很替父親高興，並給了他極大的鼓勵。徐先生專門請父親、母親在川大外的九眼橋飯店吃了飯，喝了酒，爲他送行。父親的高中老師陶世傑先生還爲父親寫了一首詩：「此行班嗣莫嫌遲，燕路都知北首宜。身出將門思禹稷，字通皇古揖冰斯。歸來堂上陪妻坐，老學庵中憶汝時。諸彥金閨誰最少，昂霄聳壑應相期。」表達了對他的殷切期望。

當時的整理組名人薈萃。有享譽全國的知名學者唐蘭、商承祚、顧鐡符、張政烺、朱德熙，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學者李學勤、裘錫圭、席澤宗、馬繼興、周世榮等。父親置身其中非常興奮，因爲這是他的興趣所在。據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主任李學勤先生回憶：「當時不超過20人的帛書人員並不固定，成員除了整理馬王堆帛書，還承擔了紅樓裏其他簡帛的整理等工作，研究都是交叉進行的」。由於帛書出土時，已經在地下泡了兩千多年，大多都成了碎片，整理工作異常艱難。父親曾說：整理帛書「很費目力」。據李學勤先生回憶，在整理小組「平裝單行本《馬王堆漢墓帛書經法》由於豪亮定稿；《周易》經傳主要是張政烺、於豪亮整理」。父親在筆記中説：「我於1974年9月至1975年,整理馬王堆帛書《易經》，進行綴合，寫了釋文和校勘記。但是因爲帛書碎片太多,照片不全,此項工作後來由張先生做。」還「寫了《經法》簡裝本注釋」。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父親的《馬王堆帛書〈周易〉釋文校注》。父親從古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方面做的注釋，旁徵博引,幾易其稿，從中看得出父親的功力和所爲之付出的心血。1975年暑假我到北京探望父親。父親和周世榮先生、李家浩先生住在紅樓最下層的半地下室內，昏暗潮濕，白天也需要開燈。但是父親於此整日辛勤工作，白天伏案整理釋讀，晚上經常和住在一起的外地同事硏究學問，討論帛書的整理情況。甚至沒有時間陪我出去轉轉。當時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

1975年，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清理和發掘了12座戰國至秦代的墓葬，出土很多文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一號墓出土了大量的秦代竹簡。這是我國第一次發現秦簡。其內容有秦國的《編年史》《日書》《秦律十八種》《效律》《法律答問》《封診式》等。在傳世的史籍中,秦代的材料並不太多，睡虎地秦簡的發現，無疑爲當時硏究秦代歷史提供了翔實而豐富的資料。這批竹簡材料調來北京後，父親立即參加整理雲夢秦簡，並對《日書》作了釋文、注釋。李學勤先生講：「於豪亮同志參加了秦簡的注釋整理工作。他曾通讀簡文，在注釋的準備工作中有很多貢獻。秦簡裏的兩種《日書》，非常繁複，性質又是數術書，而秦漢數術又久已失傳，前人很少研究。於豪亮同志苦心孤詣，爬梳有關典籍，寫成了《日書》注釋稿，同時還撰有論文，成爲《日書》的第一位研究者。」

1973年，河北定縣曾發現一座西漢成帝時期的墓葬，出土一些簡牘，後來也送到國家文物局整理。據父親講「這座墓早年被盜墓者燒燬，因爲燒燬，不完全，竹簡碳化，破碎不全，在明亮的燈光下，竹簡上的字依稀可辨，但頗費目力。1976年，原馬王堆帛書整理小組成員張政烺、顧鐵符、李學勤、於豪亮寫出了大部分釋文。」以後這批簡牘的釋文在《文物》上發表。

1974年至1976年間，儘管政治形勢變幻無常，父親卻能全力投身於出土文獻的整理事業，殫精竭力，做出了重大貢獻。這種緊張的工作，直至1976年中唐山大地震,國家文物局所在的原北大紅樓被震裂，需要加固時纔稍有停歇。當時整理組臨時搬到了故宮博物院辦公。父親在家信中寫道：「整理工作暫停。在閒暇之時又重溫了《尚書》《史記》《廣韻》《資治通鑑》等古籍」。

1972—1976年,甘肅省博物館在居延地區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出土約二萬枚漢簡。這是居延地區又一次重大的漢簡發現。這批漢簡由初仕斌等先生帶到國家文物局來共同整理。1977年，安徽阜陽博物館在清理雙古堆1號漢墓時出土了一批竹簡。韓自強等先生也將這批竹簡送到國家文物局保護整理。隨著出土文獻資料的日益增多,1978年，國家文物局成立了古文獻研究室，專門整理全國各地的出土文獻資料。父親在古文獻研究室主持整理居延漢簡和阜陽漢簡，任務十分繁重。但他仍以極大的學術熱情投入新的整理工作中。我經常看到他和整理組的同志在他居住的前門斗室中討論整理中遇見的學術問題。在整理居延新簡中，他有機會看見還未公開發表的新簡圖版，經過對校，發現勞榦《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和考古所出版的《居延漢簡甲乙編》中仍然有許多釋文存在錯誤。他説過「錯誤的釋文不僅常常使得句子文理不通,而且必然會引起錯誤的解釋，從而做出錯誤的推論」。因此，他用很大力量去校正簡牘釋文。經過多年出土文獻整理工作,父親對文字考釋深有體會,他在講到釋字的方法時説：「1.要與同時代較早的字比較；2.要與同時代較晚的字比較；3.與漢簡中的隸書比較；4.注意觀察上下文文義；5.注意偏旁分析。五種方法,可以使用其中的一種，也可以使用其中的兩種。總之，要做到證據確鑿，可靠。」那段時間，他結合整理居延新簡，對《居延漢簡考釋之部》釋文進行了校訂。記得他每天吃完晚飯後，習慣休息一會兒，然後回到書桌前看書，並校訂釋文。這時候，我總要去打攪他，讓他多休息一會，並總想和他聊聊天。可是父親的心經常還留在工作中。有時我們父女倆一邊聊天，一邊看著他將正確的釋文寫在了勞榦的《居延漢簡考釋之部》的頁眉上。這是爲了供整理組其他同志參考用。父親真是太辛勞了。可是父親自己卻不以爲苦,反而感到無窮的趣味。父親給我講,考釋古文字就像福爾摩斯探案一樣，一步步地尋找綫索，直至最終破案，那纔是最大的滿足。父親正是這樣始終沉浸在尋找綫索，探求真相，直到破案的享受之中。對於漢簡的研究,父親有極大的興趣，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寫下了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文章,尤其是對漢代草書的研究釋讀，領先於學術界。他作《釋漢簡中的草書》一文,糾正了以往的很多錯誤,並提出了一系列釋讀方法，被李學勤先生稱爲「這方面最重要的綜合論著」。在近十年的出土文獻整理工作中,從秦簡、帛書到漢簡的廣泛涉獵與硏究，深入釋讀,使父親獲得了大量學術成果，也奠定了他在這—領域裡的重要學術地位。

父親是一位恂恂儒者，性格比較內向，但是他對家庭，對女兒卻充滿了深深的愛，對我們的教育細緻深入。記得小時候，父母親就給我們講，喫飯不能離桌，不能吧唧嘴；待人接物要有禮貌和教養，大人講話不能亂插嘴等等。等我們稍大，上小學以後，他鼓勵我們積極參加體育運動，那時的我很喜歡打兵乓球，父親說「不僅要打球還要學會游泳。如果游泳游的好，就獎勵你們一對紅雙喜牌乒乓球拍」。爲了得到當時的名牌球拍，那年暑假我和姐姐玩兒命練游泳。父親也兌現了他的承諾。1972年，由於「文革」，停了幾年的考試制度有短暫的恢復，學校在晚上也增加了晚自習，而當時成都治安並不好，我們姊妹又怕同學笑話總不願意父親來接我們。可是每當我和姐姐下晚自習時,父親總是準點在校門口等我們,然後悄悄的跟在後面，護送我們回家。姐姐到農村插隊，父親每兩三天必給她寫信，給她寄各種書刊,鼓勵她要盡量抽時間讀書,父女倆經常用英文通信,目的是爲了幫助姐姐提髙英文水平。父親培養教育我們的這些點點滴滴永遠難忘。

在成都，只要閒暇,父母總要帶我們姊妹遊名勝古迹。在草堂寺，父親給我們講杜甫的生平作品,告訴我們杜甫流寓成都，就居住在浣花溪畔，後來，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杜甫舊址，重建茅屋,經過歷代修葺，纔有了今天的杜甫草堂。面對清波綠竹，父親興致勃勃地從杜工部的《狂夫》詩「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寒翠蓧娟娟凈,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絶，恆饑稚子色凄涼。欲填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吟誦到韋莊的《菩薩蠻》詞「人人盡説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把我們帶入優美的古代文學世界。在武侯祠裏，他給我們講三國故事,給我們講前後《出師表》《三絶碑》《隆中對》等等。又把我們領進壯麗的歷史畫卷。現在回憶起兒時，總有幾個清晰的畫面揮之不去。那就是在冬日裡,父母和我們遊草堂寺、武侯祠,坐在芳香宜人的梅園裏,一邊品茗、一邊賞梅,一邊聽父親講唐詩宋詞乃至三國故事；秋天，父母帶我們遊新都寳光寺、桂湖公園,桂蕊飄香,遊湖賞桂的情形。全家在一起總是其樂融融，這也是我們姊妹最開心最幸福的時候。

父親是一介書生，爲人忠厚善良，對親戚朋友和後生晚輩都竭誠幫助。舅舅一傢生活困難，他給與無私的贊助，而從不跟外人談及。父親的老師陶亮生先生在1957年那場政治運動中被錯劃爲「右派」，不能再教書。由於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影響，他們家的生活非常困難。父母親給與關心和同情。父親曾請陶先生到家裏喫飯,祖父母、父母都熱情接待。偶爾父親也會買上一包花生米、一些滷菜去陶先生家。師生二人一邊喝酒,一邊探討學問。即使在「文革」那樣嚴酷的形勢下，他也從未中斷與陶先生的往來。在整理出土文獻的工作中,他對一同工作的年輕人十分提攜，從學術上給予指導與幫助。對老一輩的學者他更是關心和尊重。做事情時先替別人著想。在他病重住院時，一起工作過的孫貫文先生去醫院看望。父親見到孫先生，不顧自己病危體弱,一個勁兒地説：「怎麽能勞累您來看我，我很好。您別擔心。」

父親言談行事比較迂腐木訥，不善交際，不懂圓通。在他供職四川博物館時,同事們就給他取了一個綽號叫「迂大哥」。其綽號的來歷是遇事認真，不隨波逐流。川博一位阿姨曾告訴過我，博物館日常工作不忙，辦公室的同志經常天南地北地聊家常。而「迂大哥」從不加入聊天，總在思考問題或讀書。對他好的同志認爲他迂腐，而不了解他的人，卻認爲他不諳人情世故。所以顯得很孤立。但是在工作中每每遇到難解的字詞，大家都要請教「迂大哥」。父親則認真講解，引經據典,告訴別人《説文解字》是怎麽講的,而《康熙字典》又是怎麽説的。所以，大家送給父親另一個綽號爲「康熙字典」。

我父親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生痴迷學術，充滿理想。父親熱愛他的家庭，熱愛他的事業，更熱愛他的國家,從青年開始,他就一心渴望中國擺脫貧困，走向富強，並力求將自己的才學獻給祖國與人民。正像他在一首詩中所説：「刑天志在將干戚,蒼頡獨傳善作書。華族終將邁現代，食芹長路獻區區。」

回想起來,在父親一生中，他始終在苦苦地探索著學問，解析著古代的文字，希望發揚光大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産。爲此他獻出了一切。今天，父親曾從事的考古文物事業不斷發展，優秀的傳統文化不斷普及。他的研究成果仍在古文獻研究中被人懷念。父親在天有靈，也會感到欣慰的吧。

（附：本文寫成後，曾傳給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趙超先生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先生審閱，他們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謝！）

《於豪亮學術論集》

作者：於豪亮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5年12月

開本: 16

裝幀：平裝

頁數: 381頁

定價: ￥118.00

ISBN: 9787532575060

內容簡介

本論集共收入論文44篇，其中8篇未曾發表；25篇已發表並收入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於豪亮學術文存》；2篇只發表於《於豪亮學術文存》；9篇雖發表但未收入《於豪亮學術文存》。

於先生的研究成果，有的當時即產生較大影響並已成爲學術界的定論，有的開始未被重視但後來得到新出資料的證實。如他根據睡虎地秦簡和馬王堆帛書的「引」字，論證甲骨文、金文中原釋「弘」的字當釋爲「引」，已被大多數學者視爲定論。再如，他於1980年發表的《論息國和樊國的銅器》將金文中國族名「塞」考證爲「息」，最近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二）·繋年》證實了這一觀點。

目  錄

秦漢簡牘研究

雲夢秦簡所見職官述略 3

秦律叢考 22

秦簡中的奴隸 34

雲夢秦簡所反映的軍事制度 40

秦王朝關於少數民族的法律及其歷史作用 52

秦簡《日書》記時記月諸問題 57

釋青川秦墓木牘 62

從雲夢秦簡看西漢對法律的改革 65

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補釋 73

《居延漢簡甲編》補釋 78

居延漢簡中的「省卒」 86

居延漢簡校釋 90

居延漢簡釋叢 95

居延漢簡釋地 110

西漢適齡男子戍邊三日說質疑 117

居延漢簡叢釋 122

《居延漢簡》釋文校正 138

阜陽漢簡和定縣漢簡的整理工作 172

釋漢簡中的草書 176

馬王堆一號漢墓遣策考釋拾補 193

青銅器銘文考釋

四川涪陵的秦始皇二十六年銅戈 199

中山三器銘文考釋 202

曾侯墓出土於隨縣解 215

論息國和樊國的銅器 220

牆盤銘文考釋 227

陝西扶風縣強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銅器銘文考釋 237

伯

三器銘文考釋 252

簋銘文考釋 261

金文叢考 266

考古文物研究

記成都揚子山一號墓 273

成都羊子山第172號墓發掘報告 280

四川出土漢畫像磚札記 305

《從榆林窟壁畫耕作圖談到唐代寺院經濟》讀後 311

祭祀靈星的舞蹈的畫像磚的說明 314

漢代的生産工具——臿 316

關於《漢代生産工具——臿》一文的補充 319

「錢樹」「錢樹座」和魚龍漫衍之戲 320

其它

論上古韻之三種通轉 325

說「引」字 337

說「俎」字 339

古璽考釋 343

我國古代海上交通中幾個地名的考釋 347

《春秋名字解詁》補釋 354

辭條四則 360

永遠的思念——憶我的父親於豪亮 373

後記 381

後  記

1985年，中華書局曾出版過《於豪亮學術文存》，收録了父親發表過的大部分論文。由於當時沒有電腦排版，全靠抄寫，出版很費勁，印數也很少，現在年輕學者幾乎已經看不見此書了。

2012年,我開始著手整理父親遺稿。發現父親遺稿中尚有未曾發表的論文和未收入《學術文存》的文章，感覺有必要將這些論文集結出版。這一想法得到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趙超先生和北京大學中文系李零先生的支持，他們一直關注此事，並給與我很多具體的幫助。

我的同事馮峰君爲這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艱辛勞動。

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吳長青先生欣然應允出版於豪亮著作二種，即《馬王堆帛書〈周易〉釋文校注》(已於2013年出版)和《於豪亮學術論集》，令人感動。

在此,我由衷地感謝關心、熱情幫助此書出版的每一位朋友！

於采芑

2015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