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廷「乞師日本」:日本為何不願反清復明?
荷蘭人所繪海圖上描繪的鄭芝龍形象(近處站立者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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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北京政權滅亡後,南明朝廷無力支撐局面,戰場上節節敗退的明朝多次向日本借兵,希望與日本結盟共同北伐。但日本一直不願出兵,這一戰略設想最終無疾而終。
日本真能救大明江山嗎?1592年和1598年,明與日本曾兩度在朝鮮半島上兵戎相見,這次戰爭在日本被稱為文祿慶長之役,中國則稱之為萬曆朝鮮之戰,戰爭並未在戰場上決出最終的勝負,因為日本統治者豐臣秀吉去世而不了了之。
萬曆朝鮮之戰到北京被清軍攻破已經過去了將近半個世紀,明日兩國都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明王朝已經失去了北方領土,朝鮮之戰時的主力關寧鐵騎也已經隨吳三桂轉投到清王朝旗下。在日本,豐臣氏政權也隨著豐臣秀吉去世而灰飛煙滅,取代豐臣氏奪得天下的德川氏已經建立了幕府,當時擔任幕府將軍的是德川家康的孫子德川家光,他的「武斷政治」(即利用軍事和經濟上的壓倒性優勢對大名實行強力統治)讓德川幕府在國內的控制力達到了頂峰。
鄭氏集團的日本情結
時過境遷讓明日之間無須糾結過去的恩怨,但南明向日本借兵並不是因為對昔日日本軍隊的戰鬥力有多麼難忘的印象,或者認為日本會不計前嫌來幫助自己光復中原。南明之所以會多次向日本求援,主要是因為與日本有著緊密聯繫的鄭氏集團接受招安,加入了南明陣營,南明和後來的台灣明鄭政權向日本借兵,大部分是經由鄭芝龍、鄭成功、鄭經或他們的部將鄭彩等人之手完成的。
鄭芝龍18歲時到澳門學習經商並在澳門接受了天主教洗禮,而後,他到日本九州追隨以平戶港為基地的華僑海盜商人李旦。在平戶期間,鄭芝龍與一位姓田川的日本女子結婚,婚後不久,田川氏就為鄭芝龍生下了長子鄭成功和次子田川七左衛門。1625年,鄭芝龍已經成為擁有數萬部眾的海盜首領,他也把活動基地從日本轉到了台灣,鄭芝龍一度稱霸台灣海峽,就連荷蘭東印度公司也多次被他擊敗。此後,鄭芝龍接受明朝招安,他率軍消滅了昔日的結拜兄弟鍾斌、劉香等,從而獲得了朝廷的信任,福建發生旱災,他還把福建饑民遷往台灣,開創了大陸向台灣移民的先河。南明隆武政權建立後,鄭芝龍被冊封為南安候,負責南明所有軍事事務,一時間權傾朝野,雖然隆武皇帝朱聿鍵一心要光復中原,可鄭芝龍根本不關心朝廷的北伐計劃,在黃道周等人率軍與清軍苦戰之時,鄭芝龍沒有積極配合他們與清軍作戰,反而是投入全力將福建打造成屬於自己的獨立王國。
德川賴宣畫像,出自《南龍公神影圖》(局部),現藏日本和歌山縣立博物館
1646年,清軍攻入福建,南明隆武政權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鄭芝龍的地盤開始受到了清軍的直接威脅,於是,鄭芝龍想到向日本求援。他派出黃征明作為正使出使日本,但黃征明的船隊遇到風暴,沒能到達日本。之後鄭芝龍又派遣陳必勝、黃征蘭二人為使再訪日本,這次使者到達了日本。鄭芝龍一共寫了8封求援信,其中兩封給日本天皇,三封給幕府將軍,另外三封給長崎奉行,在給天皇的信中,他寫道:「附隆武皇帝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鶻之事」,指明自己是為南明朝廷借兵,目的是要請日本幫助南明恢復中原。當時的日本天皇只是一個傀儡,國家事務都由幕府主持,在幕府討論是否借兵給南明時,德川家御三藩之一的紀州藩藩主德川賴宣說「國家出援兵,無功則不僅為本邦之恥,且長期與外國結仇,成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於國無益,反招後世之弊,不可從其請」。御三藩的藩主都是德川家康的直系子孫,血緣與將軍家最近,勢力也是諸大名中最大的,德川賴宣的謹慎論調在幕府內部和大名中贏得了廣泛支持,最後,幕府決定拒絕南明的援兵請求。
日本支援了一批火器
鄭芝龍這次向日本求援,表面是為南明向日本借兵,其實主要還是為了他自己,扶持南明朝廷只是他的一個幌子。清軍進入福建讓他感到了壓力,向日本求援,如能成功,則可讓日本軍隊幫他抵擋一陣南下的清軍。鄭芝龍出身商賈,精於算計,他顯然不會傻到相信日本會跨海出兵,打一場毫無益處的戰爭,他向日本求援還有另一方面的打算。鄭芝龍勢力的根基在海上,即便在大陸上無法立足,他也還可以退回台灣或者長崎,但當時的日本在德川家光的主持下已經開始實行鎖國,海外貿易完全被幕府控制,鄭芝龍在日本的生意大受打擊,這才是可能動搖他根基的巨大威脅。鄭芝龍借南明朝廷的名義給幕府和長崎奉行寫信,就是要告訴德川幕府,他不是像汪直、李旦那樣的海盜商人,而是南明朝廷的封疆大吏,如果德川幕府想和南明保持聯繫,就不應把他當作海盜一鍋端掉。
鄭成功畫像,約17世紀中期,現藏台灣博物館鄭芝龍並無忠於南明朝廷的打算,故而在隆武政權節節敗退之際投降了清軍。鄭芝龍投降後,鄭成功成為鄭氏集團的統帥。與他的父親不同,鄭成功倒是對南明朝廷忠貞不貳、鞠躬盡瘁,他率軍在各處與清軍作戰,並從福建出師北伐,還一度逼近南京,鄭成功也多次向日本借兵,與鄭芝龍不同,鄭成功的借兵確實是想要聯合日本,共同對抗清朝。鄭成功共向日本借兵4次,由於他的母親是日本人,因此,他一直視日本為半個祖國,在第一次向日本借兵(1648年)的書信中,他寫道「餘生於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處艱難之際,懇請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1658年,他第三次向日本借兵,在書信中又提到「成功生於日出,長而雲從,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戰占師中貞吉」。鄭成功向日本借兵一直未獲成功,可日本沒有直接出兵,但也給了鄭成功一些資助,比如鄭成功第四次向日本借兵(1660年),日本就給了他一批火器和刀劍以供軍用。鄭成功死後,繼承統帥地位的鄭經沒有再向日本借兵,他只是給長崎奉行寫信,請求幕府允許他把鄭氏家族存放在長崎的錢財取回台灣,以作為「恢剿逆虜之資」,可這筆錢財最後被已經投靠清朝的鄭泰孫子鄭奎舍和侄子鄭按舍領走,讓鄭經的意圖完全落空。
黃宗羲除鄭氏集團外,曾為南明向日本借兵的還有黃宗羲等人,但這些人要麼不清楚日本的情況,要麼是在日本沒有人脈基礎,因此根本不可能獲得日本的支援。黃宗羲1649年曾與阮美、馮京第等人一起出使日本借兵,在《日本乞師記》中,他寫道日本「銷兵忘戰」「粉飾隆平」「風俗侈汰」,因此根本無力出兵,結果導致了乞師無果而終。顯然,黃宗羲並不了解日本的情況,也未能和幕府高層接觸,只能通過直觀感受得出日本太平日久,不再有一戰之力的結論。
日本「華夷」觀念改變
日本不出兵支援南明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經歷了大航海時代和文祿慶長之役後,日本人發現世界是多中心的(中國、歐洲、印度、日本都是中心),非以往觀念中那種單中心(文化以中國為中心、宗教以印度為中心),日本人的世界觀也隨之變化,從原來將中國視為「華」,將自己視為「夷」,變成了把自己和中國同樣視為「華」,因而認為日本的國運不再繫於中國,也就無須為了防止中國出現「以夷變夏」傾盡全力。
與日本完全相反的是朝鮮,在以中國為「華」的世界觀支配下,朝鮮將清滅明視為「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為了防止明朝滅亡,朝鮮全力支援明朝,在薩爾滸之戰中,朝鮮派出1.5萬人的軍隊投入明軍陣營,結果在清軍佔領遼東後,朝鮮也被清軍征服。即便如此,朝鮮仍堅持認定清朝不能繼承「中華」正統,朝鮮記錄出使明朝的史籍名為《朝天錄》,而出使清朝的史籍名為《燕行錄》,一個「朝天」,一個「燕行」,顯示出朝鮮並不承認清朝作為「天朝」的正統性,只是將之視為一個佔據了北京這一傳統帝都的「蠻夷」。
朱舜水日本「華夷」觀念的改變,讓南明向日本借兵的設想落空,但當時的明朝遺孤、遺臣們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朱舜水曾為反清復明進行過很多活動,但他一生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在日本講學,他主要講授的是強調「大義名分」的程朱理學,主張「尊王一統」。顯然,他所說的「尊王一統」是指中國應在明王朝之下實現統一,可他的學生卻把這一理論轉化為日本應該有一個正統的、有絕對權威的政權,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就以這一思想為主導編撰了《大日本史》,這部書的思想甚至影響到了「明治維新」中的「尊王派」。德川幕府時期,日本不但認為自己已經可以成為「華」,甚至開始用「中國」作為對本國的稱呼,比如哲學家伊藤仁齋就曾寫過「體天生生之心,貫萬物,無間隔,天下一家,中國一人」,這裡的「中國」指的就是日本。正是因為不再視中國為世界中心,日本也就沒有義務來救援南明,在考量是否出兵時,幕府完全從現實利益出發,這也是為什麼黃宗羲這種代表南明朝廷的正使一無所獲,而鄭成功、鄭經這種與日本關係緊密的武裝集團首領卻能得到資助的原因。
登陸場早被佔領,軍事上互信全無
從純粹的軍事角度講,即便日本想支援南明也沒有能力將軍隊投送到中國大陸上。日本出兵中國大陸有三條路線,一是經由朝鮮進入中國東北,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日本都曾選擇這條路線;二是跨海進攻山東半島,甲午戰爭中,日本一部分陸軍曾在山東半島登陸;三是在舟山群島和浙江沿海登陸,也就是倭寇經常選擇的路線。
南明向日本借兵時,清軍已經完全佔領了華北地區,朝鮮也已經成為清國的附屬國。此外,佔領北京後不久,豫親王多鐸就率領清軍主力南下攻陷了揚州、南京等江南重鎮。然後博洛又率軍佔領了浙江大部分地區。日本軍隊可能選擇的登陸地區都已被清軍控制,以當時的軍事條件,要實施類似諾曼底登陸那樣的登陸作戰根本不可能,即便登陸成功,與本土距離過於遙遠也會讓日本軍隊因失去後援和補給被困死。因此,日本根本無法配合南明軍隊作戰,更何況,南明的北伐將領不是鄭芝龍那樣不思進取的,就是黃道周那樣有心無力,也難怪日本連冒險一試的念頭都沒有,即便在鄭成功逼近南京的形勢下,日本也只是給了他一些物資作為支援。
德川幕府的軍隊構成是以陸軍為主,因為德川家只想維持在日本列島上的統治,從沒有過征服大陸的念頭,所以也就沒有下力氣打造一支有戰鬥力的水軍。德川家光時代的幕府有著號稱「八万旗本」的龐大陸軍,與日本國內任何大名相比,這支八萬人組成的將軍親兵都具有絕對優勢。德川家光在剛剛繼位將軍時就曾恫嚇前來拜賀的大名說,「家光和祖父、父親不同,我從降生的那天起就是將軍(也就是說他不像祖父和父親那樣是靠武力征服天下的),你們如果對我不服,可以拿起弓箭來,和我打一仗」。德川家光實施「武斷政治」,最主要的彈壓對象就是在「關原之戰」中曾敗於他祖父之手的西南大名,西南大名一直是日本水軍的主要提供者,他們曾作為水軍主力參加了豐臣秀吉發動的兩次朝鮮之戰,這時他們的軍備受到了嚴厲限制,故此,在當時的日本,無論幕府還是大名,都沒有足夠的水軍力量用於跨海作戰。更重要的是,對幕府來說,如果借兵給南明就勢必要發展水軍,這有可能成為西南大名加強軍備的借口,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幕府專註國內,把南明視為麻煩
幕府體制並不是一種非常穩定的政治體制,各藩都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京都的天皇朝廷也有著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幕府只能利用軍事和經濟優勢對各種力量進行壓制,實施強力控制。這種體制下,德川幕府最希望保持的是一種相對靜態的政治局面,而最容易打破政治靜態,進而干擾幕府對全國實施強力統治的就是外交事務,導致幕藩體制垮台的倒幕運動就是美國要求日本「開港」時天皇與將軍意見不一致而引發的。南明向日本借兵,也有著和美國要求「開港」類似的問題,從鄭芝龍借兵寫的8封求助信就能看出,他當時同時給天皇、將軍和代表幕府統治長崎港的長崎奉行寫信,殊不知,這是幕府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如果國內意見不能統一,幕藩體制就可能遭受衝擊,只是當時德川幕府實力尚強,諸大名不敢造次罷了。但鄭芝龍之後,南明歷次向日本借兵,還在犯同樣的錯誤,他們有時找長崎奉行,有時找幕府,有時找天皇,甚至還有人去向薩摩藩求援,按照南明方面的理解,多方求助肯定比抱定幕府一棵樹弔死好,但在幕府方面來看,南明卻不斷在給自己添亂子,因而只會把南明朝廷看作一個麻煩的存在。
德川幕府屢次拒絕南明和後來明鄭政權的借兵請求,還有一個心理方面的因素,也就是他們認定跨海遠征的結果必定是災難性的。德川家康能夠取代豐臣家成為「天下人」,除了豐臣秀吉去世讓豐臣政權失去頂樑柱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豐臣家直系大名和西南諸大名在朝鮮之戰中都損耗了大量的兵員和物資,德川家康卻因躲開了兩次出征而得以保存實力。德川幕府不但不願自己派兵到海外參戰,還把海外出兵當成了一種消耗大名兵力的手段。
薩摩藩的島津家是德川幕府最為忌憚的大名,島津家家風強悍,在「關原之戰」中,島津家統帥島津義弘在敗局已定之際,率軍直接突擊德川家康本陣,在擊傷德川家將領井伊直政、松平忠吉後成功撤出戰場。因此,島津家一直認為自己並未戰敗,對德川家奪取天下心有不甘。為了削弱島津家,德川家康要求薩摩藩出兵琉球,1609年,薩摩藩征服了琉球國。不難看出,德川幕府對海外出兵之事,根本就是避之不及,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南明朝廷和鄭氏集團無論曉以大義,還是動之以情,也就都是無濟於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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