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也許永遠不會消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更有力反抗

別害怕，大聲說出來

著名的好萊塢製作人哈維·韋恩斯坦，多年以來性騷擾女演員和員工的性醜聞，被《紐約時報》及《紐約客》曝光。為此，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除了被自己創立的影業公司開除、多部電影的製作人身份被除名、還將面對來自紐約警方和倫敦警方的司法調查。

數天前，《紙牌屋》的男主角凱文·史派西曾性侵男青年演員的醜聞也被曝光，雖然他試圖利用「出櫃」一事來轉移大眾視野，但輿論卻並不買單。因為主演的不端品行，Netflix（《紙牌屋》的製作公司）於上周宣布，停拍凱文·史派西擔任主演的電視劇《紙牌屋》。

這兩件事在好萊塢迅速發酵，曾被性騷擾過的演員們紛紛站了出來，對公眾傾訴自己曾經遭受的不正當對待，並指控韋恩斯坦和史派西。《紐約時報》緊鑼密鼓的追蹤了多篇針對韋恩斯坦的後續報道和時評，而「職場性騷擾」這個話題，也被國外的媒體們推向了新的高度。

不少人對這件轟動好萊塢的大事發表了看法，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評價稱：「在我們的行業中，對於性掠奪行為和工作中的性騷擾刻意無視、可恥地同流合污的時代結束了。」他們認為，像韋恩斯坦和史派西這樣的「大人物」因為性騷擾罪名而倒台，具有喚醒公眾意識覺醒的里程碑式意義。

這樣的預言有些過分樂觀了。有權勢的男性被性騷擾傳聞扳倒的事情已經發生過很多次，最終它們對鐵板般的社會現狀造成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

此前希爾訴托馬斯(Hill-Thomas)性騷擾案聽證會，柯林頓彈劾案聽證會，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性侵案庭審，羅傑·艾爾斯(Roger Ailes)、比爾·奧萊利(BillO"Reilly)等福克斯新聞(Fox News)騷擾醜聞，都曾激起過美國全國範圍內的討論，但最終也只是停留在爭論階段而已，並未引起民眾對於這件事的真正重視。

更何況，美國已經針對性騷擾行為制定了完備的《反性騷擾法》來杜絕這種行為的發生，然而這部法律並沒有起到應有的威懾作用。

性騷擾的概念源於美國，那裡誕生了全球的第一個性騷擾判例，並推動了美國一步步建立起了完備的《反性騷擾法》。

判例的當事人叫做路易斯，是某個礦場的第一名女礦工，男同事覺得很好奇，就經常在她面前講黃色笑話，還有領導試圖在電梯里強行親吻她。雖然路易斯覺得很不舒服，可是她並不知道自己的權益受到了侵犯。後來這個礦廠進來了越來越多的女工人，她們一起交流的時候發現大家都遭受到了這種不公平的對待。於是，在1984年的時候，女工人們向州政府提出了起訴。這場官司一共打了11年，一共14名女工都打贏了官司。而當事人路易斯，則拿到了100萬美元的賠償款。

所以在美國，性騷擾是相當惡劣的罪名，也是對個人品行的嚴肅指控。但即便是在擁有《反性騷擾法》的美國，性騷擾行為的發生頻率依舊非常頻繁，頻繁到讓不少人都覺得習以為常。美國的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每年會收到超過1.2萬份涉及性騷擾的指控，其中女性約佔投訴者的83%。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此次韋恩斯坦的醜聞陸續曝光以後，好萊塢的男人們都沒有對此發表過多的言論。很明顯，這並不正常，也不符合熱衷於表態的好萊塢演員們的行為邏輯。在這些男人們看來，舉報性騷擾這件事顯得小題大做了。他們的緘默除了避免引火燒身以外，還暗示了一種無所謂的輕佻態度。

智庫「新美國」的總裁安瑪麗·斯勞特認為：「性騷擾仍在不斷發生，不是因為男性不知道性騷擾是錯的，而是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會被抓到或遭到懲罰。」

不只是娛樂圈，美國政界的最高領導領導人特朗普對職場性騷擾的態度也令人玩味。《今日美國》的一名專欄作家曾採訪特朗普，如果他的女兒伊萬卡成為職場性騷擾的受害者，他認為應該怎麼辦。結果，特朗普並沒有要求開除騷擾者，而是說：「如果屬實，我會認為她應該換個職業或換一家公司。」

多麼輕飄飄的回答。父親對女兒遭遇不公待遇的態度尚且如此，又何談社會上的其他男性呢？除了男性的認識程度嚴重不足，女性受害者的沉默也進一步削弱了社會對性騷擾事件的重視程度。

在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中，委員會一個工作團隊的聯合女主席說，遭受性騷擾的每四個人中，大約有三個從未向當局舉報此事。他們說，女性通常只是「避免騷擾，否認或淡化情況的嚴重性，或試圖忽視、忘記或忍受這種行為」。

而在中國，關於職場性騷擾的調查數據更是少得可憐。要麼樣本量嚴重不足，要麼調研機構權威性欠缺。我們可能聽過了太多的關於職場性騷擾的民間故事，但是卻從來沒有看到過一份覆蓋面廣，數據翔實的調研報告。至於舉報，那更是想像中的女英雄才會去做的事情。因為大多數女性面對職場性騷擾，都是選擇緘默不語。

我們曾經在微博上發起一個以「是否遭受過性騷擾？」和「講出你的被性騷擾經歷」為主題的投票徵集活動。那條微博的閱讀有11萬之多，但評論回應卻不過21條，參與投票的人僅僅只有不到30個人而已。

這當然不能作為「受害者有罪論」的證據，安瑪麗·斯勞特該現象的解釋是：「正如一個又一個的韋恩斯坦受害者所表明的那樣，女性不敢報告性騷擾事件，因為單個的受害者與騷擾者之間權利不平衡。」

正如斯勞特所說，女性不敢報告性騷擾事件，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實際上，早在《紐約時報》推出那篇關於韋恩斯坦的調查報道之前，就有已經有不少媒體的記者和編輯在持續關注著他的性騷擾傳聞了。《好萊塢報道》(The Hollywood Reporter)資深編輯金·馬斯特斯(Kim Masters)表示自己多年以來一直在追蹤韋恩斯坦的故事，有一次報道甚至都已經成型了，但卻因為受訪者害怕被韋恩斯坦報復，臨場退縮。所以，馬斯特斯最終也沒能將那篇報道刊發出來。

那麼為什麼現在韋恩斯坦的性醜聞報道終於得見天日了？是因為揭露者艾什莉·賈德(Ashley Judd)等人不害怕他了嗎？既是，也不是。

有人猜測，給予艾什莉·賈德等人勇氣的原因是韋恩斯坦已經失勢了。

猜測並非空穴來風，韋恩斯坦已經連續兩年沒有從奧斯卡上獲得過獎項了。而在新一年的頒獎季到來之前，韋恩斯坦手中的新作品質量也令人堪憂。除了失去對奧斯卡獎項的控制權，他的公司也出現了問題，數個影視項目虧損不說，多位高管還相繼離職。韋恩斯坦或許曾經是好萊塢最有權勢的人，但現在他已經大廈將傾。

可以想像，韋恩斯坦如日中天的時候，性騷擾舉報會如此大量出現嗎？大概不會。

除此之外，另一個問題阻礙了被害人對性騷擾的舉報——取證困難。與多數違法或是不道德的行為不太一樣，性騷擾很難被取證。有律師介紹稱，性騷擾有隱蔽性和偶發性的特徵。由於發生的時候時間往往很短——可能就幾秒鐘的時候——加上因為很害怕，最終當被害人反映過來，想做點取證措施的時候，事情已經過去了。這兩個特徵導致了性騷擾案件中取證難是很多被害人維權的障礙，進而導致有不少女性乾脆選擇不去維權。

在中國，民事案件的準則是「誰提出誰舉證」。這對當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忍受性騷擾帶來的身心不悅以外，她們還需要留意保存相關的有效證據，例如使用手機錄音，拍照等功能。

除了譴責每起性騷擾案件中的當事人，還應當反思一下我們自己。是不是我們對性騷擾的社會認識太過滯後，對女性的尊重程度遠遠達不到文明期望的目標。

性騷擾是個全球都要面對的長久性問題，任何國家也概莫能外。

不過即便如此，我們仍要對未來保持期待，雖然公眾意識覺醒的轉折時刻還遠遠沒有到來，但每次只要有一名女性敢於站出來，為自己的遭遇的不公正待遇發聲，我們就有希望向著「達成社會共識」的關鍵時刻再邁進一點點。

如果你遭遇到了性騷擾，別害怕，大聲說出來。

如果你身邊有遭受到了性騷擾的朋友，鼓勵她，大聲說出來。

文：《中國新聞周刊》新媒體記者庄兼程

值班編輯：陶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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