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的電影

    徐皓峰：在拍電影中「悟道」

    影視的觀眾，有時候很可能因為某個藝人而喜歡上一部戲，進而關心其某一類戲。就像三十多年前，內地觀眾因為喜歡李連杰、于海、於承惠演的《少林寺》，從此開始成為武打片的忠實看客；因為喜歡黃元申、梁小龍的《霍元甲》、《陳真》，成為香港武俠電視劇的追看者……

    有很長時間了，一直是廖凡、黃覺、小宋佳演技的欣賞者，無論是當初的《生死線》、《隱形將軍》、《大女當嫁》，還是後來這幾位匯聚於徐皓峰的電影《師父》，關注他們，乃至於後來關注作為導演的徐皓峰，以及關注徐皓峰的 《箭士柳白猿》的票房戰果，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箭士柳白猿》的票房不佳，媒體和自媒體上的口碑卻不錯。這幾乎和幾個月前的《師父》如出一轍。有些人喜歡《箭士柳白猿》，甚至還更超過《師父》——似乎與後者的「商業」關係並不大，倒是跟前者的立意更平易有些關聯。

    徐皓峰大約是早期姜文之後，僅有的兩位始終堅持在自己的個性軌道上行駛、不做任何勾兌、姿態調試，而被懂他的觀眾、同行和文化界敬重的內地導演之一（另一位我認為是刁亦男）。他也是自第五代影人之後，唯一一位在票房上（到目前為止）未大獲成功，但三部作品在將來很可能會全部登頂華語電影「200強」甚至「100強」的傳奇實力導演。

    《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師父》三部影片的票房加起來，恐怕都很難突破六千萬，這在今天這個動輒以20億、30億票房衡量影片成敗的年代，確乎有些讓人忿忿不平。不過，今天絕大多數觀眾向銀幕索要的是娛樂，是「麻雀變鳳凰」，是聖誕老人或灰姑娘式的美夢成真，只要滿足了這基本的訴求，其影像品質如何，似乎並不重要。而徐皓峰拍的首先是「電影」，是在鏡頭背後自得其樂地「悟道」，其後才是對大眾娛樂性的臨摹。拍攝者和觀眾這兩者因審美落差最後一拍兩散，倒也好理解。時代變了，雖然徐皓峰致力打造的，並不是所謂「作者電影」，但他終歸太固守於自己對武術、人性和歷史的闡釋。

    與徐克王家衛之不同：

    將武術拉回人間

    看到有的訪談里，徐皓峰把自己的電影稱為「武行電影」，這是個新奇的說法。華語的武打片，雖說在過去的多半個世紀里，逐漸發展成為被全球商業影壇認知的一個獨特類型，但這個類型，一直來路不清，岔路頗多，去向也可疑。這其中，徐克的特技武打電影，王家衛以武俠情結為素材描寫人精神狀態的實驗電影，前者堪稱是武打片發展的地標性作品，後者則是旁逸斜出的一個文藝性異數。

    徐克的特技徹底把武打片變成了成人童話和後人意淫歷史的器具（有「黃飛鴻系列」為證）。人類在徐克的鏡頭下飛速往妖怪（魯迅那個時代管這個叫「劍仙」）的境界進化，影片的善惡說教也好，解構調侃也好，不過都是巨蟒身上的鱗片罷了。徐克電影的關鍵在於對快感的追求。只要能夠獲取這一點，「徐老怪」的想像力不承擔任何符合邏輯的道義感。所以無論是《蜀山》里的人類妖魔化，還是《智取威虎山》里的土匪囤飛機，多不靠譜的東西，只要能成為激發票房的元素，徐克都會收歸己用。而徐皓峰「反威亞」「反特技」式的新武打片審美出現，註定會給自己帶來市場難度，同時卻也讓觀眾將對武術的想像，拉回到人間範疇。無論對於武術，還是對於武打類型片的想像力，都有著一定程度上的祛魅和正本清源的作用。

    徐皓峰不同於王家衛。雖然他的影像風格有一點讓人想到王，但畢竟，還是他自己的東西多一些。王家衛的著眼點在於表現影片人物的精神狀態，武術和武功只不過是幌子，跟剃頭師傅或廚師的手藝沒有什麼太多關係。徐皓峰則似要通過人物講述自己對武行和世道的讀解。他的主人公多是亂世來臨前的小人物，卻又不是那種普通人——多少有一些能力，主人公們自己雖然多數胸無大志，卻也未嘗不想以自己的能力和理解，去承擔一些別人無法承擔的東西。迄今為止，徐皓峰的「武行電影」基本上都是在講述行外高手進入「武行」的艱難。偶爾他也嘲諷自己的人物，但都適可而止。這種志向上的「多餘人」狀態，也使得徐皓峰的影片區別於過去張鑫炎（《少林寺》）或徐小明電影（從《木棉袈裟》到《奪標》）喜歡凸顯的道義主題。

    主人公：不大不小的人物，

    折射對世界和歷史的思索

    徐皓峰電影里的樹影是會晃動的，徐氏影片里的民國或古代建築，成色不舊、也不新，完全是一種與情境里的世界平視的感覺；這種鏡頭下出現的人，不卑不亢，精、傻參半，完全是一副自足的、一直生活在那樣一個影像世界的感覺，它們達到了藝術虛構下的和諧。曾幾何時，這應該是好電影的基本功課，但現在即便是內地的文藝片導演，也沒有幾個人能操作好它們了，更不會讓它們把觀眾帶入到影片的情境。

    徐皓峰未必想把自己的電影拍成文藝片，問題是現在的文藝片導演鏡頭都比他要缺少生活和工業的雙重質感。而徐氏電影的影像，偏偏在這一層上又超出同期的主流電影太多。雖然不是文藝片，可是碰巧到了一個文藝片沒有幾部能達到「電影及格線」（情節完整、角色身上帶有戲劇性、影像相對精緻等）的年景，大家也便把徐氏的「武行電影」拿來當文藝片看了。於是，業界人士、觀眾的真愛或錯愛，院線因賣座明星的缺席和「文藝口碑」所激發出對虧本的警醒，都使得徐氏影片成為類型片中一個尷尬的邊緣性存在。

    徐皓峰的拍攝手法，適合於改編金庸、古龍、溫瑞安這三大巨匠的武俠名著。但拍出來的影片能不能被歸入純粹的武俠電影？這不好說。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徐氏影片的主人公還不願意喊「黃飛鴻系列」「霍元甲系列」或者「葉問系列」一類愛國口號，作為導演的徐皓峰更願意和他的主人公一起，去解決一兩個明確的問題。這些問題，折射他們對世界和歷史的思索，他們沉浸在這思索中，自得其樂、自解其煩，都與觀眾關係不大。而我們這些觀眾需要做的，只是把故事安靜或欣喜地看完，稍微讚歎一些畫面、演技或美工的精緻就可以了。

    當然，這些只對擁有「泛功夫片」（或叫「泛武打片」）趣味的觀眾有效，不喜歡功夫片的觀眾，或者喜歡功夫片卻不太了解中國武術的觀眾，終歸還是無感。不過，倘若我們跳出功夫片視野，僅僅把目光放到《箭士柳白猿》和《師父》這兩部電影，我們也可以說，徐皓峰拍出了當代最好的兩部民國電影，它們或許比關錦鵬、張藝謀、陳凱歌、許鞍華、王家衛等人鏡頭下的民國故事，更貼近那個時代生活的本來面目，甚或可以說——更貼近生活的本來面目。藝術不應該只反映大人物或小人物，不大不小的人物身上，或許更能揭示生活本身的困窘、人的弱點與掙扎……從這個角度上講，徐皓峰的電影有點更靠近法國《電影手冊》所肯定的自由電影，而不是大數據時代的口香糖——雖然它們仍然屬於廣義的口香糖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