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嘆：岳飛「害國」之「莫須有」！

千年一嘆：岳飛「害國」之「莫須有」！

包括中華民族在內，世界上各個民族都自有其文化特色。中國的各個歷史朝代，也都自有其時代特色，但卻以宋朝最為極致。宋朝建立於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被蒙元大軍所滅。這個綿延長達319年的大宋帝國，給最近一千年來的中國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像今天只有二百多年國家歷史的美國「洋人」後生，肯定是很難理解中國人這種特別的文化情懷與歷史情結。

我們若以千年為時間單元來丈量中國社會的變遷軌跡，就會發現三個重要的歷史拐點。一個是虞夏之際的「公私之變」與「禮制初具」，一個是「秦漢之變」的「大一統」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個就是「唐宋之變」的「巔峰轉衰」與「儒風日盛」。經此一波三折，源自於上古「伏羲作易八卦」的中國「大道」文化，便日漸萎縮為「儒術」之「用」。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於是也便有了岳飛「害國」之「莫須有」故事。

在當年的大宋帝國，「賣國求榮」的「漢奸」秦檜，卻指控「精忠報國」的岳飛「害國」，並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正法」，足可見「智慧出有大偽」的厲害。宋朝當時科技發展繼續領先於世界，經濟發展也堪稱是「世界第一GDP大國」。雖然自「漢唐盛世」以來的陸上「絲綢之路」被阻塞，但大宋帝國對外開放的和平發展「向錢看」卻依然是步伐堅定，「曲線富國」的「海上絲綢之路」世界貿易更是空前繁榮。儘管如此，這個科技先進且富裕而儒雅的大宋帝國，卻還是在西夏遼金蒙元游牧部落的接力攻打下，不斷議和妥協俯首稱臣割地賠款向南敗退收縮。北宋宣和四年，在國家危難之時，剛剛二十齣頭的岳飛，就積極應募為抗金「敢死義士」。用現在的話來講，確是鐵杆「憤青」一個。

宋靖康二年四月，金軍攻破東京（今河南開封），擄宋徽宗趙佶、欽宗趙桓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及貴卿等數千人北還，史稱「靖康之難」。同年五月，康王趙構（即宋高宗）於南京繼位，史稱南宋。初期，宋高宗還高舉「匡扶社稷」的大旗，啟用了大批主戰將領，其中就有岳飛。岳飛堅決反對議和，主張抗戰到底，收復失地。

就在岳飛帥軍抗金取得節節勝利之際，朝廷連下「十二道金牌」，急令「措置班師」。岳飛的抗金戰鬥，至此被迫中斷。原來，宋金政府之間當時正加緊策劃第二次和議，雙方都視抗戰派為眼中釘，金兀朮甚至凶相畢露地寫信給秦檜：「必殺岳飛而後可和。」宋紹興十一年四月，秦檜唯恐重要將領難於駕馭，就設法收繳他們的兵權，以掃除影響他投降活動的障礙。於是密奏召三大將韓世忠、張俊、岳飛入朝，「論功行賞」。三將到臨安，韓世忠、張俊被任命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明陞官職，實解兵權。同時，還撤銷了專為對金作戰而設置的三個宣撫司。

宋紹興十一年九、十月間，秦檜按金人授意，興起岳飛之獄。他派諫官万俟卨收集偽證，組織獄詞，羅織罪名。秦檜又串通張俊，收買、勾結岳家軍重要將領張憲部將王貴、王俊等人，秉承秦檜意旨，誣告張憲欲據襄陽為變以謀恢復岳飛兵權。張憲遂被捕入獄，將岳飛、岳雲父子也送大理寺（南宋最高審判機關）。岳飛被捕後，秦檜加緊投降活動。十一月，金國派使到臨安，提出「劃淮為界，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割唐、鄧二州』為議和條件。這就是宋金第二個和約，史稱「紹興和議」。

和約簽訂後，秦檜按照皇帝意圖，變本加厲地迫害岳飛等人。紹興十一年農曆除夕夜，宋高宗下令賜死岳飛於臨安風波亭，時年三十九歲。岳飛部將張憲、兒子岳雲亦被腰斬於市門。臨死前，他在供狀上寫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個大字。在岳飛遭迫害時，韓世忠十分氣憤，當面質問秦檜，岳飛父子究竟犯了什麼罪，有什麼證據？秦檜說：「莫須有！」韓世忠駁斥說：「莫須有三個字，何以服天下？」但此時韓世忠已被罷樞密使之職，也只能是憤慨而無奈。

岳飛留下的的千古絕唱《滿江紅》，便是他出師北伐壯志未酬的憤懣心情寫照：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漢奸」秦檜，出生在江南一個漢族地主小官僚家庭。因自幼飽讀「仁義道德」孔孟聖賢詩書，便素有「學而優則仕」當為「人上人」的宏願。故此，在沒有科舉中第之前，他只得以「誨人不倦」的鄉村教師職業為生，但整日里卻是牢騷滿腹，曾發誓說：「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猢猻王」。但自從中進士後，他就扶搖直上飛黃騰達了。先後任太學學正、御史中丞、禮部尚書，並兩度出任宰相，一時權傾朝野。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知識分子到「勞心者治人」的文化精英「人上人」，再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官僚權貴和拜金主義的「賣國賊」大富豪，秦檜的人生軌跡也兼具「中國化」與「國際化」色彩。

在商業貿易市場經濟發達的大宋帝國，秦檜能修鍊出特別發達的文化經濟「權錢交易」生意頭腦，其實也並不奇怪。不過，對於身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秦相國來講，這時「三百畝水田」的家財，已經是太微利的小生意了。賣官粥爵，貪污腐敗，也都只是順手牽羊的玩兩把。你們秦淮河畔夜夜笙歌的富豪大款，能夠從「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貿易大獲其利，我秦相國為何就不能在宋金兩國間搞一把「國際貿易」？別說什麼「賣國賊」，沒知識沒文化，沒本事做這大買賣的「勞力者治於人」的「憤青」們，就不要再害「均貧富等貴賤」的「紅眼病」了。害我互利雙贏和平發展的「國際貿易」大買賣，就是不理性就是「害國」，懂嗎？也不跟你們講「三綱五常」的做人規矩大道理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應該懂吧，別再嚷嚷什麼天下為公「還我河山」。想我大宋天朝，自太祖匡胤黃袍加身時起，為何不接著收復大唐失地「一統江山」，卻偏要「杯酒釋兵權」而留下這西夏遼金蠻夷後患？列祖列宗皇帝割地賠款委曲求全，還不是為了安享自己的富貴奢華？皇帝老兒都不在乎自家的「王土」，「王臣」們還瞎起鬨給誰「精忠報國」？高宗趙構為了自己兒孫的皇位和後宮享樂，都能把自己的父兄扔在金國受屈辱，憑什麼我秦相國就不能給自個發家致富呢？

不要認為這是秦檜為自己在狡辯，也是在為大宋帝國整個1%富豪權貴階層的自我毀滅辯解。在這個私有制的貧富等級分化社會，自私自利的拜金主義「向錢看」爭先富比享受，能成為同心同德的目標追求和精神信仰嗎？全民團結戰鬥的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又在哪裡呢？這個「世界GDP第一大國」，經濟發展又有什麼「硬道理」呢？掌握著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又有什麼「第一生產力」的威力呢？這樣委曲求全和平發展的結果又會是什麼呢？這個「莫須有」的朝代，製造出的不僅僅是「憤青」岳飛「害國」的悲哀。「賣國賊」秦檜所積斂的富可敵國家財，最後也一併做了大宋亡國的陪葬品。而秦檜本人，則成為萬世唾罵的「漢奸」標本！

對於秦檜當年賣官鬻爵開門納賄的盛舉，《續資治通鑒》留下了這樣的記載：「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寶，必數萬頃乃得差遣」，「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物為壽，歲數十萬」。其積蓄財富足可敵國，「其家富於左藏數倍」。也就是說，秦檜家的財產比皇帝的還要多幾倍。另外，他還飛揚跋扈，到處霸佔田產。秦檜所建的相府園宅，後被拿來用作宋高宗退位當太上皇的居所「德壽宮」，足見其規格之高。秦檜用人，盡用贓官墨吏，要是有贓污不法被舉訟的，「檜復力保之」。其結果是，「贓吏恣橫，百姓愈困。」在秦檜當國時期，朝廷財政由於秦檜集團的貪瀆，陷入全面窘困，「府庫無旬刀之儲」。如此尤嫌不足，更加以橫徵暴斂，秦檜下達指令，「密諭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結果導致「民力重困，飢死者眾。」

秦檜當國，摧毀國防，敗壞軍力，把南宋之初在與金人的長期抗戰鍛鍊出來的良將勁卒盡加殺害和驅逐。由於秦檜的賣官鬻爵，新上任的軍官根本不會治軍，只會撈錢。據《系年要錄》如是載：「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附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披堅執銳之士，化為行商坐賈者，不知其幾。」這些人整天朝游暮宴、安富尊榮、醉生夢死。南宋初年軍隊的抗敵銳氣，經秦檜主政二十年間，喪失殆盡。

蒙元滅宋後，人們在秦檜墓前便溺，稱他的墳是「遺臭冢」。一首打油詩中說，「太師墳上土，遺臭遍天涯。」明朝時，有人在岳飛墓前植檜樹，舉刀一劈為二，號稱「分屍檜」。又鑄秦檜、王氏、張俊、万俟卨四人跪像於岳飛墓前。據傳，明朝萬曆年間，京口人鄔某游於杭州，見屠豬者把豬毛去後，豬腹有五字：「秦檜十世身」！今天，在杭州古木森森的岳王廟，大殿里岳飛塑像是紫袍金甲，氣宇軒昂，按劍而坐。秦檜、王氏、張俊、万俟卨的鑄像，袒臂反剪跪在岳飛墓地牆根的鐵柵欄里。後人將這四名謀害岳飛的主謀，用白鐵鑄像，永跪岳飛面前。有聯曰：「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

據說清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狀元秦大士曾經書過這樣一幅對聯：「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 」，以示對秦氏祖上有無良之輩的羞愧。秦檜雖是佞臣 ，卻終究是儒家弟子科舉進士，詩文名冠天下，且頗擅筆翰。陶宗儀《書史會要》云：「檜能篆，嘗見金陵文廟中欄上刻其所書『玉兔泉』三字，亦頗有可觀。」但由於秦檜是千古罪人，因此他本人書法上的成就即被黯淡下去了。相傳，宋體即為秦檜所創，可人們卻不願意稱之為「秦體」或「檜體」。

如前所述，自虞夏之際「公私之變」與「禮制初具」後，特別是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私有制加上尊卑貴賤等級禮教，便使中國社會日漸走向貧富等級分化的僵化沒落。隋唐時期中國道教和外來佛教對儒教「一教獨霸」的文化衝擊，促成了中國社會的短期復興，即出現了所謂「大唐盛世」。但「學而優則仕」的儒家等級禮教，藉助科舉應試「國考」制度又逐漸完成了「文化反撲」。經「唐宋之變」，在宋朝時便形成了更為系統嚴密的「程朱理學」，也稱「宋儒理學」。後來，又隔代承傳為「宋明理學」，併流弊於清朝。我們若對照大清帝國在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時，其割地賠款委曲求全的窩囊相，便頗有當年大宋帝國的遺風神韻！

且說「宋儒理學」的代表性人物，就是被尊為儒學大師的朱熹。朱熹堪稱是一代儒學宗師，但也是徹頭徹尾的腐儒。他看不到「大唐盛世」的衰落和大宋天朝的衰敗，恰恰是「儒術」之「毒」所致。反而埋頭鑽研「三綱五常」的「天理」之道，並四處周遊進行「勞力者治於人」的維穩佈道。之所以說朱熹是腐儒，就是因為他從本意上還是為了鞏固「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的大宋江山，這也是他與秦檜之流儒家弟子的本質不同。因此，他一方面竭力給宋朝皇帝開脫罪責，另一方面也對秦檜的賣國行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秦檜死後，宋高宗趙構自己曾辯解說，他對秦檜經歷了「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的過程。朱熹也替趙構辯解說：「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買，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就是說，秦檜一開始就是靠玩弄權術欺騙皇帝而竊據相位，然後又借外國勢力要挾著君主。這樣，便把責任一股腦全推給了秦檜。

然而，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自有歷史的公正。千百年來，秦檜也的確是一直被後人所唾罵，並被「譽為」中國歷史上十大奸臣（慶父、趙高、梁冀、董卓、來俊臣、李林甫、秦檜、嚴嵩、魏忠賢、和珅）之一。但是，秦檜身後的宋高宗趙構，也同樣沒有逃出人們的視線。明代文徵明有《滿江紅》寫道：

拂拭殘碑，勅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贖。最無辜。堪恨更堪憐，風波獄。豈不念，中原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休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

文徵明在這裡，將矛頭直指宋高宗，揭露了他出於自己的用心，勾結秦檜殺害岳飛的真面目。其實，秦檜與高宗兩人，是狼狽為奸相互利用的關係。這樣一種君臣自私自利的相互利用，也便註定私有制的大宋帝國在貧富等級分化的儒家禮教捆綁中，必然一步步走向覆亡。在中華民族長達數千年的文明史上，漢族作為傳承中國文化的主體民族，在宋朝時第一次將政權喪失於異族之手，使人口最多的漢族人被踐踏為「亡國奴」和「下等人」。大宋亡於蒙元，也便為大明亡於滿清開了先例。這種文化上的承傳，便拜賜於「宋明理學」之神功。而這種漢族文化與草原叢林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又使中國人尊卑貴賤等級禮教的奴性，雜揉了些許對外來強敵的奴性順從。而由於大宋帝國當年「國際貿易」的發達，「賣國賊」喊叫「害國」之「莫須有」，也便依然有著「國際慣例」的綿綿遺風。

特別是，當我們再聯想到，元朝時有位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來到中國。他所著的《東遊記》一下子給中世紀黑暗的歐洲帶回了光明，由此啟迪了歐洲人的「文藝復興」和哥倫布船隊遠洋殖民征服「新大陸」，並漸次催發了世界貿易「工業革命」與「貨幣戰爭」的技術系統升級換代。而當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開關通商」又「西風東漸」時，五百年乾坤逆轉，怎能不教人喟然長嘆！

公元1276年，蒙元軍隊佔領臨安。1279年，8歲的小皇帝趙昺被大臣陸秀夫背著跳入南海斷崖而死，宋朝殘餘勢力被元朝消滅。大宋帝國昔日經濟發展繁榮於「海上絲綢之路」，而大宋的末代皇帝也葬身於大海波濤之中。這個「害國」之「莫須有」故事，也便演化成了一首潮起潮落的悲愴交響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