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評點唐朝的幾封「上書」（圖）

毛澤東評點唐朝的幾封「上書」

2008年10月29日 10:41新聞午報 

在古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文武百官向皇帝「上書言事」。歷來喜歡讀史的毛澤東，對古代「上書」的作用及特點很感興趣。在讀《舊唐書》、《新唐書》的過程中，毛澤東對其中幾篇有代表性的「上書」，如馬周上唐太宗書、朱敬則上武則天書等反覆閱讀，在濃圈密畫中留下了不少評點文字，很值得我們回味一番。

高度評價馬周上唐太宗書

稱其為「賈生《治安策》後第一奇文」

馬周（601－648），博州茌平（今山東茌平）人，從小孤貧好學，尤其精通《詩經》、《春秋》。他早年十分落泊，經常受到地方官的欺侮。一氣之下，他西遊長安，做了中郎將常何的門客。想不到命運就此發生重大轉機。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李世民令百官「上書言得失」。常何是個武夫，不通經史，無奈之下只好請馬周代筆。馬周條陳二十餘事，樣樣皆合唐太宗的心意。當唐太宗問起這件事時，常何誠實坦陳全由門客馬周起草。唐太宗喜出望外，立即召見馬周。從此，馬周平步青雲，榮寵備至。

毛澤東對馬周這位出身寒微，但卻才識超群、深得唐太宗賞識的人物情有獨鍾。他仔細閱讀《舊唐書》、《新唐書》中的《馬周傳》，對馬周的多份「上書」都很留意，尤其對《新唐書》所載馬周在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的一封「上書」密加圈點，並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

馬周的這封「奇文」，直陳己見，不事虛飾，表達了如下幾個主要觀點:

一是奉勸唐太宗「節儉於身，恩加於人」，為子孫立久遠之基。馬周說，「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毛澤東在「節儉於身，恩加於人」處逐字加了套圈，天頭上還連畫了3個大圈，以示這8個字為其中要旨。

在強調歷史經驗之後，有感於民間之怨苦與京師之奢侈，馬周直陳時弊，語重心長地說:「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毛澤東在「陛下少處人間……目所親見」處字字加了旁圈。馬周的文字情理交融，毛澤東密加圈點，神交古人，在會心中感慨系之。

二是勸告唐太宗在人有餘力的情況下再行貯積，不可橫徵暴斂。馬周說:「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這種百姓苦樂決定國家興亡的觀點，毛澤東是很贊同的，所以他在此處天頭上畫了3個圈，又逐字加了旁圈。馬周還強調，民眾勞苦而征之不息，如果遇上天災邊患，則最容易出現狡獪強梁。毛澤東鑒於馬周說得深刻，在其所言「貯積者固是有國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處逐字加了圈畫。

三是提醒唐太宗吸取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的教訓，不可對諸王「溺於私愛」，樹置失所，而要預為節制。馬周說，皇帝之子不愁富貴，如果對之寵遇太厚，一方面會導致他們恃恩驕傲，甚至危害社稷，另一方面也會引起皇位繼承者的忌恨。他以曹操寵愛曹植，結果曹丕繼位後迫害曹植為例，說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澤東對這句話加了旁圈。馬周希望唐太宗避免「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毛澤東在天頭上連畫3個圈以示重要。

四是建議唐太宗重視刺史、縣令等臨民之官的選拔，加強基層政權建設。馬周說:「臣聞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耳。縣令既眾，不可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澤東在「必也使百姓安樂」一句下，逐字加了圈畫。馬周筆鋒直指時弊，認為朝廷獨重內官，而對刺史、縣令等直接臨民之官的選拔頗為草率，真正「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這種重視基層政權建設的觀點，很符合毛澤東的政治思維。 

馬周的「上書」切中要害，唐太宗看後「稱善久之」。儘管從文章學的角度看，馬周的這封「上書」不及賈誼的《治安策》那樣文采斐然、層次分明，但因為言之有物，在平實中見至理，於質樸中顯真情，所以毛澤東對之讚賞不已，稱之為「賈生《治安策》以後第一奇文」，並發揮說:「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蘇軾為一代文學大家，其萬言書被毛澤東說成是「紙上空談」，可見毛澤東對政策建言的要求是切實可行，而非徒然好看而已。

《新唐書》的主修者歐陽修在《馬周傳》後附一贊語，感嘆「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唐太宗「銳於立事」，而馬周建言「皆切一時，以明佐聖」，君臣之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但又說馬周之才畢竟不及輔佐商代武丁王的傅說以及幫助周武王滅紂的呂望（即姜子牙），所以後世對馬周的事迹敘述不多。毛澤東不同意此種說法，批道:「傅說、呂望，何足道哉。馬周才德，迥乎遠矣。」馬周的才德是否堪與傅說、呂望相比，這是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毛澤東的觀點屬於「一家之言」，但從中可看出他對馬周這類人物的偏愛。毛澤東有一種獨特的文化心理，即認為「貧人、賤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佔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乾的」。原因在於這些人「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較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幹」。馬周以一介草民而平步卿相，為毛澤東的這一看法又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所以他格外喜歡。

對於馬周的這封「上書」，毛澤東在極其讚賞的同時也指出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如「上書」中說:「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才十分之一。」毛澤東認為此種說法「不確，比於隋時，大約五分之一」。隋唐鼎革，人口銳減，但不至於減少到馬周所說的十分之一，可見毛澤東讀史是非常善於獨立思考的。

在歷史上，唐太宗以「從諫如流」而著稱。對唐太宗，毛澤東一向深表佩服。他曾總結「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其中有兩條便涉及虛心納諫，即「每旦視朝，聽受無倦」、「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沒有李世民便不可能有馬周，毛澤東對此也是看得很清楚的。

點評朱敬則上武則天書

贊其為「政治家、歷史家」

朱敬則（635－709），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出身名門望族，「倜儻重節義，早以辭學知名」。他曾受到過唐高宗李治的召見和賞識，但因被人讒毀而未得到擢用。武則天臨朝稱制後，朱敬則先後擔任正諫大夫、冬官侍郎等職務，並監修國史。

武則天作為一代女皇，執政之初頗受朝野怨恨，加之帷幕不修，內心懼惶，為鞏固政權，命人於朝堂安置銅匭，廣開告密之門，同時任用酷吏羅織罪名，殘酷迫害宗室大臣，在朝野上下造成嚴重的恐怖氣氛。有鑒於此，朱敬則上書武則天，提出「絕告密羅織之徒」，在政治上改弦易轍，「易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開創禮樂教化的新氣象。

在讀《舊唐書·朱敬則傳》時，毛澤東於開篇的天頭上批註:「朱敬則政治家、歷史家，年七十五。」對於朱敬則的「上書」，他濃圈密畫，仔細體悟，處處體現出讚賞之情。從該「上書」來看，毛澤東說朱敬則是政治家，有以下兩方面的理由:

一是朱敬則援引秦、漢之得失，說明在政策上「因時權變」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秦國在李斯當政時期推行法家理論，在當時是必要而有效的。但是，這畢竟屬於「救弊之術」，不可行之於久遠。秦國卻不改故轍，「卒至土崩」。而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便「開王道，謀帝圖」，從而奠定了西漢200多年的基業。因此，他建議武則天「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盪之澤……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對上述引文，毛澤東均加了圈畫，並由此聯想到西漢賈誼所寫的《過秦論》，批註道:「賈誼雲:『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在他看來，朱敬則的論述是對賈誼思想的繼承與發揮。

二是朱敬則的「上書」非常講究方式、方法與策略，充分考慮到了武則天的接受心理，體現了「顧全大局」、巧妙進諫的藝術，是個聰明人。朱敬則未必完全贊同武則天掌權初期的那些做法，但他在「上書」中卻說當時置銅匭、開告端使「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武則天「以茲妙算，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算，入天人之秘術」。在這番鋪墊後，朱敬則方才強調:「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芻狗」乃無用之物，現今應該棄舊更新，轉而實行寬恤之政。朱敬則以古論今，巧妙進諫，無怪乎武則天閱後「甚善之」。武則天個性極強，向她進諫並非易事。毛澤東說朱敬則是政治家，當包括「聰明」這一層意思在內。因為毛澤東在讀《明史》時曾說過:「明朝反魏忠賢的那些人，不講策略，自己被消滅，當時落得皇帝不喜歡。」言下之意，進諫者選取適當的方式和策略才不至於事與願違。 

毛澤東認為朱敬則是歷史家，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當還包括其他的原因。朱敬則曾經兼采魏晉以來君臣成敗之事，著有《十代興亡論》。特別是他還寫過為秦朝郡縣制辯護的重要文章《五等論》，其中觀點與毛澤東的歷史觀十分契合。毛澤東在讀《舊唐書·朱敬則傳》時，對這篇文章也有過多處圈畫。

所謂「五等」，指周代分封制下確立的「公、侯、伯、子、男」這5個爵位。在歷史上，贊同周代分封制的大有其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陸機。他在《五等論》中認為秦朝短命，根本原因在於實行了郡縣制。

朱敬則卻不贊同，他是中國歷史上較早、較系統地為秦代郡縣制辯護的人。在他看來，周代實行的分封制是建立在禮樂教化基礎上的，但春秋以後禮崩樂壞，道喪術興，人們尚詐偽，貴攻戰，所以秦朝廢分封而行郡縣制，乃是不得已而為之。秦朝二世而亡，非亡於郡縣制，而是亡於殘暴無度。

朱敬則的這種觀點對後來的柳宗元產生過影響。柳宗元著《封建論》，極言分封制之不可取。他舉例說，秦朝「有叛民而無叛吏」，漢朝「有叛國而無叛郡」，唐朝「有叛將而無叛州」，這些都說明郡縣制較分封制優越。

毛澤東對朱敬則、柳宗元的觀點深表贊同，認定「百代多行秦政制」，並奉勸郭沫若「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朱敬則、柳宗元都屬於有深厚史識的歷史家。

朱敬則為官清正，珍惜賢才。當時的御史大夫魏元忠、鳳閣舍人張說遭人誣陷，行將處死，「諸宰相無敢言者」，唯有朱敬則上書武則天，為這兩人申冤鳴屈，說他們「素稱忠正，而所坐無名，若令得罪，豈不失天下之望也」。魏、張最後免於一死，有賴於朱敬則的鼎力相助。

武則天寵幸的張易之等奸臣媚權事貴，為武三思、蘇味道等18人繪《高士圖》，想引誘朱敬則參與其事，但朱敬則「固辭不就，其高潔守正若此」。公元706年，他受貶歸鄉，行李中「無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馬一匹，諸子侄步從而歸。敬則重然諾，善與人交，每拯人急難，不求其報」。毛澤東對這些引文都逐一加了旁圈，流露出他對朱敬則的敬重之情。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轉眼間，毛澤東離開人世業已30餘載。對其功過是非，人們各有評說，但無不承認其是一代歷史家。他讀《二十四史》，最喜歡讀人物傳記，而在人物傳記中又特別留意包括「上書」在內的可靠文獻，並給予獨到的評說。這是一種帶有個人風格的讀書方法，也是一種政治家的歷史記憶法。 點擊進入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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