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信仰的變遷之路（牛人之作）(轉載)

mengqilu: 中國信仰的變遷之路

　　中國的宗教信仰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信仰存在很大的差異性，所以我們很容易被世界其他信仰的模式所迷惑，從而看不清中國信仰的獨特性質。先弄清這些異同點再做進一步的分析就能明白其中的奧秘了。信仰往往都以宗教形式存在，世界上的教派很多，但是就影響力而言主要是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印度教、儒教。通常把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稱為世界三大宗教，就其影響力和宗教形式而言被廣泛認同。但是在中國佛教地位遠不能和儒家思想相比，儒家也被稱之為儒教，但是其形式與宗教有所不同，往往被排除在外。事實上，作為信仰，儒家的確有宗教的性質，就信仰而言我們不能脫離儒家來談。儒家具備宗教的作用，但是又和宗教有所區別，這些區別對信仰來說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宗教信仰有排他性，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強調其信仰的唯一性，不允許其他偶像崇拜的存在。中國後漢時期便規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我解釋過，為什麼歷史上這麼多宗教都消失殆盡，只留下少量的幾個，原因就在與這個信仰得不到周期性的強化，沒能形成上升螺旋，最終只能消失在歷史洪流中。唯一性使得強化目標更明確，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要求做禮拜，每周一次的強化民族，這保證了在唯一性的前提下強化的持續性，所以宗教的產生和推廣往往都有排他性和強化的持續性特點。而儒家卻不需要周期性強化，因為整個文化生活的主體都是儒家思想，經過統治階級的強行推廣，便形成了超級的強化過程，其實儒家也是在上升螺旋時期形成並完善的，到了宋朝理學達到頂峰。事實上，信仰存不存在更在於是否得到持續的強化，否則其作用必然隨著時間而消失殆盡。在偶像崇拜上，或者說信仰的精神領袖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選擇的是虛擬的神話人物，只有中國的儒家是選擇了具體的人物孔子。不管哪一種選擇，信仰者總會將其偶像看成是完美無缺的，甚至無限制的誇大，不管是上帝還是真主，他們都是無所不能的存在，由於其虛擬性所以可以任意誇大，由於其本事具有未知性，所以遭受的質疑很小。 而對於孔子則尊稱為「萬世師表」。對孔子的誇大肯定不可能和其他宗教的神話人物一樣，這是極大的不同。另外，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強調對偶像的絕對服從和尊重，並用生死輪迴的威脅性來控制信徒的質疑聲，這對大多數人確實有效。反觀儒家，孔子不可能提出這種威脅性的語言，儒家也不需要這樣的威脅性，因為從一開始儒家就是依附世俗政權被權力推廣的。所以能維持其絕對權威性。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以清楚看到儒家思想作為一個宗教信仰的特殊性，儒家對世俗政權的依附性，其權威性依賴於統治階級的態度，自身缺乏強化的能力。所以隨著時代的變遷儒家思想的處境就岌岌可危了。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宗教的自身特點中對世俗權力的依賴較小，所以其生存的延續性遠比儒家好，時代變遷對其的影響相對要小的多。

　　中國的時代變遷主要三個時期，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通過分析各個時期的特點就可以發現，由於信仰的排他性造成了信仰的變遷。在封建社會一直居於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終於到頭了，其作為信仰的統治地位伴隨著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的展開便徹底動搖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儒家思想與時代要求相背離，這個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成了新的精神信仰，而毛澤東則成了精神導師，儒家思想的敗北是必然的，因為它不具備反帝反封建的理論指導性，其本身就是被反對的對象，所以儒家的退出有其必然性。這個時期開始的標誌性事件就是五四運動，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形成的毛澤東思想成了反剝削反壓迫的代名詞，為世界各國受壓迫人民所接受，在後期的強化形成的上升螺旋時，毛澤東的偶像崇拜和其他宗教的偶像崇拜並無兩樣，毛澤東也面臨著被神化的命運，這是宗教信仰的特徵，只不過在中國這樣以具體人物為偶像的信仰，其誇張或者神化很容易引起爭論，但是支持者在上升螺旋中不停的維護和支持這樣的神化，這個時候，毛澤東和孔子擔當的角色一樣，都是聖人。在中國人眼裡聖人是完美無缺的，似乎不食人間煙火一般，這種要求直到現在也一樣存在，對於那些能夠擔當偶像的大人物來說都難免被聖人化，原因就在於中國人的信仰選擇不是神化人物，而是具體的人，宗教本身就有無限神化的功能，所以作為偶像的具體的人極其容易進入宗教模式的神化過程，也極易造成爭論。毛澤東精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戰無不勝的作用，使其得到持續性的強化，到朝鮮戰爭之後，這種強化形成的上升螺旋到達了無與倫比的高度，也因此使得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反剝削反壓迫的精神信仰在世界範圍產生了輻射。朝鮮戰爭使得毛澤東思想作為信仰有了國際化的趨勢。據說毛澤東語錄是世界印刷最多的書籍，甚至超過了聖經。我們無需在這個問題上進行考證，這足以說明作為反壓迫反剝削的精神領袖，毛澤東思想的輻射作用是巨大的。因此，在這個領域裡，任何人都不能取代毛澤東的地位，這也註定毛澤東在這個領域內的精神領袖地位不可動搖。反對毛澤東的可以在其他方面提出異議，在這一領域沒人能提出半點異議。但是毛的支持者想把毛澤東作為精神信仰強化到各個領域是不可能實現的，尤其是其身後的改革開放時期，這個時期經濟發展成為時代主題。

　　我們看到對於經濟發展這一主題，儒家完全沒有功能作用，更不要說其對商業的遏製作用。所以不管如何都不要把儒家思想冷遇歸結為某個人，時代變遷是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毛澤東思想在文革後走下神壇。這也意味著其精神領袖的地位在改革開放時期已經不復存在了。其中有一些標誌性的事件和論斷，比如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定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唯一標準。信仰的絕對權威性遭到了質疑和否定之後，神化作用就失敗了，這個時候毛澤東真的是走下神壇了。在改革開放時期毛澤東思想已經失去了信仰的核心地位。社會主題的變遷，毛澤東作為偶像的地位日漸被新時期的精神導師鄧小平所取代。這個取代指的是在改革開放所創導的經濟生活領域，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鄧小平作為總設計師，無疑是精神導師。對於這一點立刻會引起大量爭議，但是可以確定無疑的說在這個領域不管是孔子還是毛澤東都無法取代鄧小平的地位，只不過鄧的精神領袖地位沒有強化到孔子和毛澤東那樣的高度。今後也不能強化到那樣的高度。從信仰上看，中國現在基本就分為三撥人：一個是儒家學派，一個毛澤東派，還有一個是鄧小平派。

　　到此為止得出的結論就是時代變遷導致了信仰的變遷，中國這種選擇以具體人物為信仰核心的偶像崇拜方式，也必將導致這樣的結果。但是由於信仰的排他性，這三個信仰同時存在又相互排斥，所以導致整個理論界十分混亂。如果有人懷疑這個論斷，我們繼續分析。儘管孔子自五四運動就開始受到質疑並走下神壇，但是儒家思想一刻都沒離開過中國人，無時無刻不在發揮作用。原因是什麼呢？即便在某些領域儒家失去作用了，但是儒家作為衡量社會行為的體系從未失去。在這領域，毛澤東沒有提供這樣個體系，鄧小平也沒有，我們不可能憑空產生一個衡量體系，所以儒家思想作為衡量社會行為體系是其他信仰無法取代的。問題的焦點是毛澤東反對的其實只是儒家思想中的「禮治」主義。這只是儒家當中一部分，儒家還包括「德治」主義，「人治」主義。所謂「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範。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製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範，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複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從這一角度看，「德治」主義和「人治」主義有很大的聯繫。「德治」強調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則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種賢人政治。由於儒家相信「人格」有絕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礎上便發展為「為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等極端的「人治」主義。

　　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範集於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弟（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礎，是仁學思想體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學說的核心，對中華文化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可見儒家中德治和人治思想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我們現在仍在沿用這套評價體系，毛澤東不可能把這樣一個世界上任何宗教都具有的普世價值否定了。孔子說敏於言而納於行，毛澤東取其中兩個字為其女兒取名為李敏和李娜。所以要能明白儒家和毛澤東思想的衝突只是在某個領域的局部衝突，並非全面的衝突。

　　但是由於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不管是毛澤東還是支持者一定會沿著這樣的路線，把儒家徹底否定掉，因為一旦繼續強化儒家就連帶那部分不合理的領域也強化了，這是信仰的特點。要知道當時矛盾衝突的時代背景下，儒家的命運是不可改變的。

　　回過頭來看，儒家思想現在仍舊得不到強化，但是其形成的衡量體系仍在發揮作用，一時半會誰也沒法取代。但是社會行為得不到強化的情況下又與儒家的要求相背離，在行為指導上屬於在長輩呵斥（社會交往中他人認知態度等）下的被動皈依，並非主動的學習。社會行為的背離與儒家的衡量體系產生矛盾衝突愈發讓人難以忍受，所以儒家學派站出來呼籲是毫無疑問的。

　　另一方面，社會經濟雖然發展了，但是兩級分化開始形成了。社會階層的分化導致毛澤東精神重新走上舞台，毛澤東在反壓迫反剝削領域的精神領袖地位是不可取代的，所以只要有這種階層分化造成的剝削和壓迫感，毛澤東思想就會被強化並重新信仰。而這個領域無論是孔子還是鄧小平都不可取代。

　　在經濟領域，由於經濟快速發展，不斷強化鄧小平理念的重要性，這樣一個大好形勢下，形成的上升螺旋中必定不缺乏大量的支持者，包括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還有像陳經這樣被認為是五毛的民間學者，其實是站在不同領域看問題而已，在各項數據支撐下，鄧的精神領袖地位是確信無疑的。孔子就不談了，毛派即便是在經濟領域有些理論支撐，但是事實勝於雄辯，不可撼動鄧小平在這一領域的領袖地位。

　　由於在各個領域都有其精神領袖，而且相互不可替代，因此各方混戰在所難免。各個領域都有不可取代性，又有排他性，幾乎所有的人都被捲入這種爭論漩渦中去了，而且沒有贏家。互相之間不服氣，各自在自己領域找到支撐點，各自在其他領域找到排斥點。其實神都有缺點（中世紀的黑暗是抹不去的陰影），更何況人？信仰的缺點就是把偶像崇拜發揮到極致，各自都是這樣，支持毛澤東的認為毛澤東在經濟、政治、軍事、思想領域都是無所不能的，不承認有任何缺點，但是事實上，思想衡量體系並不以毛澤東精神為主，經濟領域鄧小平理念的統治地位很難撼動，在反剝削反壓迫領域毛澤東是絕對權威。支持儒家的可以拿社會亂象說事，信仰缺失被認為僅僅和儒家有關係，否認了中國信仰獨特的動態性質。經濟領域的成功不能代表所有領域都不存在問題，如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拉大，社會行為去道德化等等。如果用你死我活的排他性去結束這場爭論，那將無疑是中國最大的悲劇！誰都不是最後的贏家，要知道任何國家處理兩極分化的辦法就是稅收和福利，有矛盾正常，但藏富於民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當然鬥爭會加快這個步伐。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信仰選擇上是神話的人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對其人性弱點的批判。但是由於中國的信仰選擇上是具體的人物，並將其神化為聖人，爭論的各方為了讓其去聖人化，不惜用各種人性上的弱點去詆毀，但是這並不能改變精神領袖在各自領域的統治地位。

　　說到這裡大家可以明白我寫這本書的目的所在了，國家精神重建必須先理清各方關係，明確其本質，眼下各自混亂爭議不休是國家精神重建的根本障礙。理論界本身都捲入這場混戰，如果不能從宏觀上理清結構問題，最終還是爭論不休。中國信仰的特點決定了中國必須是多信仰共同生存，在不同領域強化其作用，最終達到和諧共存，這才是國家精神重建的基石。我將繼續在理論上闡明我的觀點，有興趣的可以繼續關注，總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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