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被背叛的遺囑

 張愛玲的《小團圓》出版引風波 

張愛玲與父親 

張愛玲及其三位表姐與表弟,正中為張愛玲 

40年代初在上海 

張愛玲生前最後一張照片  《小團圓》出版幕後風波與張愛玲八卦   皇冠出版社2月23日在台灣正式出版了《小團圓》,這本書被稱作張愛玲「最後,也最神秘的著作」。著作立即登上港台各大書局暢銷書榜首的位置,同時,港台報章上也開始連篇累牘地開展討論,台大外文系教授張小虹甚至發文表示自己作為忠實的張愛玲讀者,「在傷心憤怒之餘」「拒買、拒讀、拒評」《小團圓》。但在張愛玲遺囑執行人宋以朗看來,那些標榜「遵從張愛玲願望」的人們,即使「拒買、拒讀、拒評」小說正文,也應花15分鐘在書店看完他寫的7000字前言,那裡解釋了他決定出版《小團圓》背後的考慮。 一波三折「小團圓」

  一切的紛爭都源自張愛玲寄給友人的一封私人便箋。1992年,在美國的張愛玲立下兩點遺囑:所有遺產贈給宋淇與宋鄺文美夫婦,第二,遺體立即火化,骨灰撒在任何無人居住的地方。隨後張愛玲將遺囑正本寄給在香港的宋淇夫婦,並在附隨的信上提及「《小團圓》小說要銷毀」。

宋淇夫婦與張愛玲的友誼始自20世紀50年代。1952年到1955年,張愛玲在美國駐香港的新聞處做翻譯,就此和同事宋鄺文美相識並成為好友,宋淇曾任美國新聞處編譯部主任,隨後在電懋影業公司、邵氏影業公司工作,他還是紅學專家,是《紅樓夢》的英譯者之一。1961年秋,張愛玲在香港編寫《紅樓夢》的劇本,有一段時間,就住在宋淇夫婦家中。

1962年,張愛玲離港返回美國後,遺失了入籍紙,沒有護照無法旅行,宋氏夫婦從此再沒見過張愛玲,雙方通過信件往來。從50年代中期到張愛玲過世,雙方來往六百多封書信。1975年,張愛玲將《小團圓》書稿寄給宋淇,囑託他將小說先在香港、台灣的報章上發表,隨後結成單行本出版。

宋淇並沒有照做,他回信給張愛玲詳述小說不宜即刻發表的理由,一寫就是7頁。回到1974年,那時胡蘭成剛由日本前往台灣任教,一度在台灣中國文化書院教書,後來余光中等作家質疑「為自己文過飾非的漢奸如何有資格在台灣教育下一代」,台灣《中央日報》發文批評,胡蘭成因此被學校撤職,寫文章也不得不用筆名。

在這樣的背景下,宋淇擔心如果《小團圓》在香港與台灣連載出版,胡蘭成會藉機「大出風頭」。在當年與張愛玲的通信中,宋淇寫道:「一個將近淹死的人,在水裡抓得著什麼就是什麼,結果連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來?」宋淇認為,作為偶像作家的張愛玲,一旦在這個時刻與「漢奸」划上聯繫,「身敗名裂也許不至於,台灣的寫作生涯是完了,而以前多年來所建立的goodwill一定會付之東流。」因此,他建議張愛玲改寫《小團圓》。或是改寫男女主角,直到人們不會將他們直接代入為張愛玲和胡蘭成。但如此一來,文章修改工程浩大。張愛玲決定將書稿擱一擱,繼續改寫她的另一部小說《色,戒》,隨後於1978年出版,轟動一時。

這一擱就是33年。直到《小團圓》將宋以朗送上了風口浪尖。宋以朗是宋淇之子,在宋淇夫婦去世後,成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他1949年出生於上海,後隨父母來香港,1978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統計學博士畢業,於美國生活工作。1992年,張愛玲寫好遺囑寄給宋家,同年,宋淇大病,再也不能像1976年那樣寫出長長的回信與張愛玲討論出版問題,隨後的通信都由妻子宋鄺文美執筆。在宋以朗看來,母親不像父親一樣做張愛玲的軍師,又因為此時通信雙方都已是七旬老人,健康原因使雙方也沒有太多閒情逸緻來談論文學。宋淇夫婦沒有銷毀手稿,張愛玲此後也再沒問及。

張愛玲去世後,十四箱遺物運抵香港宋家。1975年年底,台灣皇冠出版社的社長平鑫濤和兒子來香港看望宋淇,病重的宋淇將《小團圓》的手稿交給平鑫濤,「我不知道父親有沒有對平先生有什麼交代。也許,那時他們決定什麼也不要做,畢竟張愛玲剛剛離世。」回到台灣後,平鑫濤將《小團圓》手稿放進保險箱中保管。「在此之前,平先生也沒看到過《小團圓》。」宋以朗說。

2003年,宋以朗返回香港照顧中風的母親,「母親從沒和我談過關於《小團圓》的事情,我認為母親不想有任何衝突。一方面,如果她決定銷毀小說,人們會批評她,另一方面,如果她決定出版,人們也會批評她。她兩者都不喜歡,所以她決定不做任何決定。」在他看來,《小團圓》並不「神秘」,只不過是幾個老人對出版有心無力,所以才拖了三十年。

2007年底,宋鄺文美去世,宋以朗成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宋以朗認為,當年父親壓下書稿,建議張愛玲改寫書稿主要考慮的並不是書的文學價值,而是在當時的政局下,出版《小團圓》對張愛玲在台灣寫作事業的影響。如果說宋淇做出的決定著眼於張愛玲的「未來」的話,當胡蘭成、張愛玲都已過世,當台灣政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後,宋以朗決定出版《小團圓》,他更多考慮的是張愛玲的「過去」。

2008年宋以朗第一次見到父親轉交給平鑫濤的《小團圓》手稿複印本,在他眼前的是一頁頁右上角編好頁碼,由張愛玲一筆一畫謄寫的手稿,整整628頁。而這原本就是1976年,張愛玲寫好交給宋淇並準備出版的原稿,而這一筆一畫謄寫的書稿,怎麼看也不像是寫來就是要銷毀的。

宋以朗只能從歷史中尋找自己的判斷。他花費幾個月的時間反覆閱讀父母與張愛玲長達40年的通信,在累計達40萬字的600多封信中找出30封論及《小團圓》的內容。他為《小團圓》寫下了7000字的前言解釋自己決定出版《小團圓》背後的考慮。

他早已想到小說出版後的風波。「我當然知道,如果我銷毀小說,人們批評我,我出版小說,人們也會批評我。所以,為什麼要去想人們會怎麼批評我呢?難道應該把一切都交給我的後人去解決嗎?我必須做出決定,因為他們比我還不夠資格。」

在宋以朗看來,如果要「遵從張愛玲願望」的話,父親當年沒有收到張愛玲稿件後直接出版,就已經是不「遵從」了。當他可以選擇「不做不錯」的心態避免人們質疑時,宋以朗仍然堅信,如果自己什麼都不做,才是辜負了張愛玲以及父母的囑託。

故事還遠沒有結束。張愛玲在與宋氏夫婦的通信中提到,18萬字的《小團圓》「是採用那篇奇長的《易經》的一小部分」。《易經》(The BookofChange)是她在1960年代寫作的自傳體英文小說。宋以朗表示,張愛玲並沒有把這本英文著作翻譯回中文,但這本書很可能在2010年出版。用英文寫作的講述張學良的《少帥傳》(The YoungMarshall),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目前尚沒有出版計劃。此外,宋鄺文美曾經記下的與張愛玲聊天時說的話,由宋以朗集結而成的《張愛玲語錄》以及宋氏夫婦與張愛玲的通信集也都尚未決定何時出版。

《易經》多出的內容不知又會引起怎樣的議題、掀起怎樣的風波。也許只有到2010年,張迷才能最後揭曉那個「最後、也最神秘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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