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崔永元

病人崔永元

　　崔永元為什麼要罵《超級女聲》，是我們採訪的初衷。追問過後，才知道這多半只是一場誤會，雖然他對《超級女聲》的評委頗有微詞。實際上，崔永元只看了 10分鐘的《超級女聲》，他能說些什麼呢？他是喜歡那些超級女生的，覺得她們青春活潑可愛。問題出在我們的電視沒有「公共」和「商業」之分，這正是他目前大聲疾呼的一件大事。

　　他很講理地認為，如果是商業電視的一檔商業節目，那麼對於這檔異常火爆的《超級女聲》，任何人都沒有置喙的權利；但如果它是公共電視的節目，它就應該被槍斃，因為它沒有徵求大家的同意，就播放了那些在他看來對孩子們不宜的東西。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不是崔永元說的，是一位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員在一次《抵制庸俗化》的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來的。崔永元絲毫沒有為自己開脫的意思，他坦白地說，雖然那句話不是他說的，他卻堅決贊同，並且想借這次採訪的機會聲明，收視率是萬惡之源，他認定這句話沒有任何問題。

　　崔永元並沒有像一些媒體想當然地以為的那樣，站在央視的立場上，以老大哥的姿態對《超級女聲》大加撻伐。他倒是對央視某些主持人的不厚道的做法感到噁心和寒心，主持人在熒屏上虛偽地流淚，他在下邊憤怒地嘔吐。

　　當然，他指出的，是電視界普遍存在的問題，那就是人格和節目的分裂。很顯然，一個不厚道的主持人，即使滿口錦繡，也是會被他打入不屑一顧的另冊的。

　　7個多小時的採訪，一次漫長的漫談。在採訪初衷所預設的那條通道上，並沒有發現崔永元和《超級女聲》之間的針尖對麥芒，我們遇到的還是那個熟悉的崔永元，幽默，睿智，輕其外，重其中，如在《實話實說》里那樣，說些噱頭，開些玩笑，在有意思的外表下端出致命的內核；也遇到了令我們感到有點吃驚的崔永元，那種不能抑制的憂憤，那種「一條道走到黑」的對於良心、責任和道德的執著。

　　他對世界和人應該是什麼樣，有一套近乎偏執與苛刻的，有點不顧國情世情人情的概念；對於那些惡夢般死死壓住了他的無數個不眠之夜的問題，總是按捺不住拍案而起的衝動。他看到那些有能力拍案而起的人越來越少了。但即使沒有戰友，即使前景不樂觀，也沒有任何人，任何阻礙可以將他馴化成一個沉默的，順從的，對一切點頭稱是的人。

　　但是懸在他頭頂上的良心，並不總是像太陽一樣將他照得光彩照人，有時，倒像一種壞氣候，將他折磨得死去活來。這不是良心自身的問題，真正的壞氣候，是良心四周的社會亂象和時代病症。崔永元真的有過死去活來的時候，抑鬱症最嚴重時，他曾經需要24小時的陪護，曾經想過自殺。

　　我們沒有採訪到崔永元的那位心理醫生，不能確認他的抑鬱症僅僅是一種與職業相關的生理疾病，還是更多地源自這個時代的種種問題對於他的惡性刺激，但是當他的失眠越來越緊密地和那些折 磨他的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嚴重錯位的時代，已經把這個失眠症和抑鬱症患者拉到更深更黑暗的精神疾病中去了，讓他不斷地在絕望中反叛，又不斷地在反叛中絕望。

　　《實話實說》的繼任者和晶說，「那些一袋一袋的中藥、西藥，怎麼會沒有副作用呢？」從這次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比那一袋一袋中藥西藥更厲害，更有毒的，是讓崔永元橫挑鼻子豎挑眼、怒不可遏的現實。

　　他曾經是睥睨群雄的中國電視第一男主持，他開創了中國電視節目的新形態。剛開始主持《實話實說》的時候，他老想著自己七八十歲滿頭白髮了還坐在《實話實說》的演播廳里，最後，他卻因為越來越少的實話離開了《實話實說》。

　　崔永元的心理醫生只對我們的記者說了一句：他要是沒什麼責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開給自己的處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丟了，我的病就好了。

崔永元的進與退

　　北京高校圖書館四層，《電影傳奇》工作室。

　　辦公室牆上貼滿老電影海報，那可是崔永元的私藏，六七歲開始至今，他已收藏了300多張海報，3000多本電影連環畫、小人書，這是他的最大財富，其中有幾張電影博物館一直盯著要，可崔永元不打算給，因為只剩下這一張了。崔永元穿著一套大褲衩和T恤，手裡夾著根煙，里里外外地帶我參觀他的老電影王國。每台電腦屏幕上都是一張老電影明星舊照。

　　正趕上他和他的夥伴們吃晚飯，「我不餓，咱們先聊著。」這一聊，從傍晚到半夜1點鐘，崔永元除了不離手的煙外，也喝了點水。

　　「我抽煙特別厲害，晚上睡不著覺，沒事兒在那兒也抽。之前已經戒煙了，戒了很長一段時間，2002年得抑鬱症以後又開始抽，一天要抽三包煙。」「一般身體受不了，但是瘋子就受得了，抽五包都受得了。」他的自嘲。

　　《電影傳奇》的上班時間是下午4點到晚上9點半，因為抑鬱症，晚上失眠已成常態，他的睡眠時間一般在早上到中午，當然，也有不睡的時候，那就特別沒精神了，比如採訪當天。「上午沒睡多少，又跟他們說了一下午的事兒」，他微皺著眉頭，握手也似乎有氣無力，蜻蜓點水般，說話聲音也小，可到了「電影現狀」、 「社會現狀」、「媒體良心與責任」……，崔永元的精神頭兒上來了，音量也越來越大，冷幽默、激憤之情時而起之，煙蒂被掐滅的頻率也越來越高。採訪結束已近 1點，精神比傍晚時好得多，但不知道他如何熬過這一個不眠之夜。

　　在中國，姥姥也疼舅舅也愛的主持人，大概只有崔永元一個。《實話實說》時，機智幽默，插科打諢，還時常歪著嘴角壞笑，大家都叫他小崔，像隔壁家的小張、小李。

　　一開始做《實話實說》時，崔永元特別有信心，老想著自己七八十歲滿頭銀髮了還坐在這個演播廳里，後來整個電視環境變了，越來越多的娛樂節目出現了，大概是1999年下半年，《實話實說》開始走下坡路了。「我一開始覺得，我能抑制這種下滑的趨勢，我能讓它繼續往上走，後來我發現我抑制不了，就徹底絕望了。」因為不能看著節目就這樣下去，2002年，崔永元離開了《實話實說》。那時崔永元的抑鬱症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離開《實話實說》後，崔永元住進了醫院，病情嚴重到需要24小時的陪護，甚至想過自殺。

　　大家發現崔永元愛「較勁」、「較真」是在電影《手機》上映時，崔永元「炮轟」馮小剛、《手機》、編劇劉震雲，一路下來，到前段時間的「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還有，「《超級女聲》低俗」。

　　所謂的「炮轟」，按崔永元的想法，是思路與社會現狀發生了衝突，他說自己是精神病，跟環境格格不入。

　　近一年多來，除了在《小崔說事》和《電影傳奇》里露面外，媒體上鮮有他的報道。「大概有一年了吧，我把手機什麼的全都換了，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媒體記者知道我的這個手機號碼。」他現在不相信媒體。

　　他說離他心靈最近的人是一些死去的人、他崇敬的人。那天，他看費穆（《小城之春》導演）的書。「他談了藝術片跟商業片，簡直就像我說的話，他就說我從來不會迎合觀眾，迎合票房，他說我熱愛藝術，但是同時我又在享受著孤獨，誰能理解我，我當時看到這段的時候特別傷感。那是費穆1948年說的，但現在 2005年了我還在這樣想，所以我覺得我離費穆特近。」

　　崔永元說《小崔說事》只是他的一份工作，靠這個掙工資，養家糊口，而《電影傳奇》則構築了他的靈魂：「讓我能活在老電影里，在老電影創造的境界里自由自在地馳騁，當我面對現實，沒有能力去應對的時候，我可以退回到我的老電影的夢境里，讓我有一條退路，而不是死路一條。我每天睡不著覺，心緒煩躁的時候就在家裡看老電影，看老電影的小人書，看老電影的劇本，凡是跟老電影有關的，一看，心裡就會很平靜，甚至到什麼程度我跟你說，我翻我家裡的老電影的小人書，因為時間長了，有點返潮，會有點發霉的味道，一聞那個，心裡就平靜下來了。」

　　崔永元生於天津，父親是工程兵，到處鋪路架橋，「教育我們兄妹四個的事基本交給我母親了。母親很怕孩子學壞，所以當時管我們很嚴厲，基本上就是以打為主，以罵為輔。我經常看見兩個哥哥挨打，我自己挨過很多次打，現在想來後背還有點發涼呢，一點都不輕鬆。」崔永元4歲時舉家遷進北京，在北京丰台上小學至高中。曾經是個淘氣學生的崔永元記得他干過的很多讓自己都崇拜的事，「我可以上著課背起書包就走了，而且是當著同學和老師的面走。有一次，老師講得挺認真的，我有點不好意思走。於是我決定分兩步走，第一步我把書包從窗戶扔出去，第二步老師回頭寫字的時候我就跳上了窗檯。結果還沒跳下去呢，老師就回頭了，我就坐在窗台上很尷尬的樣子，老師問我在那兒幹什麼？我說沒幹什麼，就下來了。結果坐在教室裡面聽課，還惦記著外面的書包，一堂課也沒上好，好像忽然就沒人管，是一種野生的狀態了。」

　　1981年，「理科不好」的崔永元考入北京廣播學院新聞系。上大學時，崔永元的生活條件比別人高好幾個檔次。「我上大學時哥哥、姐姐的工資非常少，我哥在部隊一個月才掙7塊錢，我姐做學徒工才19塊錢，但是他們每個月可以拿出5塊錢來裝扮我，因為我是我們家惟一的大學生嘛。那時候儘管家庭條件不太好，但我每個月都要花家裡70多塊錢。而當時班裡的同學一般一個月才花25塊錢。」吃好的，買書是他那時絕大部分的開銷，當然「有時候會帶上別人的女朋友去看電影什麼的，因為自己找不到。」崔永元笑道。

　　1985年大學畢業後，崔永元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任記者，「第一年做《廣播報》，就相當於《電視報》這種，介紹節目。第二年我就開始在《午間半小時》做記者。《午間半小時》是當時的《實話實說》，非常厲害的，全國廣播界都在學它，是一個綜合性的節目。1987到1996年，我在那個節目里幹了9年，收穫特別大。因為它是個綜合節目，我們沒有領域限制，就是你愛採訪什麼採訪什麼，所以我就特別自由，我採訪保險可以採訪半年，我把保險搞得個門清，所以到現在我都不上保險。我在國家體委泡了半年多，所以整個足球黑幕我全明白，到現在我都懂。我不寫關於足球的事兒。我到邊防採訪了幾個月，我知道這個國家有很多人什麼都不計較，在那兒為了我們的和平，那樣地工作著，我特別感動。那個時候我接觸了各種各樣的人，我有機會見到了很多專家學者，讓他們講我不知道的知識，讓我特別充實。」

　　由於精力旺盛，不安於現狀，1990年代初，崔永元兼職到中央電視台策劃《東方時空》等節目，那之前，崔永元已得過兩個中國新聞一等獎。「這是硬指標。」提起這個，崔永元擋不住的驕傲。「另外，我比較喜歡自己的是，我非常熱愛這個職業，非常喜歡干。我22歲開始做記者，最貪玩的時候，一打牌可以打到天亮，下棋可以下到天亮。但當我有採訪任務，要把稿子寫出來的時候，什麼東西都不能誘惑我。他們就在我旁邊打牌，我還會伸過頭去看，一邊看一邊整理錄音，寫我的稿子。20多歲的人，我就有這樣的剋制力。我一直覺得，作為一個職業記者，有一個對被採訪者尊重的問題，每次採訪，我都會儘可能地收集對方的資料，總是讓對方很感動，這也有一個硬指標：我採訪完，他們都請我去吃飯。」

　　《實話實說》剛開始鎖定的主持人目標不是崔永元。前前後後試了至少有30個主持人。「那時我在做另一個節目，他們經常到我的機房試帶子，就是《實話實說》，我說，這是在幹什麼呢？他們說這是一談話節目，挑主持人。那是我第一次聽說有談話節目，只是不知道什麼意思，他們也看台灣、美國的帶子，我一看挺好玩，一個人說話，就能讓大家高興，他們挑主持人時，我就在旁邊說，這個不行呵，連基本的語言組織能力都沒有，自己心裡想的事表達不出來；那個聲調太高，這個全是套話……非常挑剔，老給人提意見。我的意見也能算一票，最後否得30多人都不行。製片人時間找我說，你看什麼人都不順眼，那就你先幫著給做幾期，只要主持人一到位你就走。我根本沒覺得自己能做主持人，我確實是那麼想。因為當時電視主持人的形象要求很高，一定要濃眉大眼，發聲吐字要求也非常高，用當時播音員的標準來衡量，我和白岩松、方宏進、水均益當然都不行。今天走到這一步了，回過頭來看會很滑稽，當時來說，真是一個革命性的動作。」

崔永元：我要拍案而起

　　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做到潔身自好就相當不錯了。哪一次商業炒作，哪一次對消費者、讀者、公眾的欺騙，後頭沒有學者、科學家、甚至院士幫忙？哪一次沒有？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們的電視台都是公共電視台的話，那我們的電視台就是全世界最髒的公共電視台；如果我們的電視台都是商業電視台的話，那我們的電視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業電視台，又不好看，又掙不著錢

　　如果我做商業電視，我做的節目會比他們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超級女聲》的那些評委一塌糊塗

　　人物周刊：先求證一下，「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這句話確實是你說的嗎？

　　崔永元：那天通知我去開一個播音員和主持人的會，去了後看到標題，才知道是《抵制庸俗化》。這個會我可以參加，我有話要說，我也想聽聽別人的說法。

　　「收視率是萬惡之源」這個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的時統宇說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講這話時，既有前提，又有論據，而不是喊口號。我說不是我說的，沒有推卸責任的意思，我是堅決同意他的這一說法的，我今天可以在這個場合正式說這話：收視率是萬惡之源，沒有問題。

　　時統宇準確的意思是片面追求收視率會造成很壞很壞的影響，他說之所以出現電視節目低俗化，是收視率鬧的鬼，所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表述得非常清楚。他說這話時，我注意到現場有很多記者，大概20多家媒體，他們在那兒聊天，發簡訊，沒有一個人在認真聽，當時我就想，可能會出問題。

　　那天兩個人的發言最精彩，一個是時統宇，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尹鴻，他們的發言對我們從業者是最有幫助的，但是後來的報道幾乎沒有他們的聲音，都是我和李詠、朱軍的。這就是媒體的問題了。多萬惡啊你說，一個很好的學術研討活動，那麼多明確的、清晰的、真實的觀點，最後給描述成一個批判會、批鬥會，這不萬惡嗎？非常萬惡。

　　人物周刊：你覺得《超級女聲》庸俗嗎？

　　崔永元：那天時統宇也只說了一句：《超級女聲》這樣庸俗的節目，對電視節目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我記得大意如此。為什麼不利，他沒有解釋，因為當時會議快結束了。在我、朱軍、李詠3個人的發言中，好像我跟朱軍提了，李詠沒有提。我提的是，比如央視十套《人物》、《探索·發現》這樣的節目，它的收視率是沒法跟《超級女聲》比較的，在那之前我還有很長的鋪墊，講什麼是公共電視，什麼是商業電視。我認為我那天的發言真的非常好，是我人生髮言史上的一個里程碑（笑），但是都給寫成那麼亂七八糟的東西了。大概過了五六天，好幾個朋友問我，你為什麼老攻擊《超級女聲》呀？我就回想我怎麼攻擊《超級女聲》了，可能性很小啊，因為我都沒有看過《超級女聲》，我從來沒有看過《超級女聲》。

　　人物周刊：你沒說過《超級女聲》庸俗？

　　崔永元 ：我當時就是說，像《人物》、《探索·發現》跟《超級女聲》這樣的娛樂節目做收視率比較是不公平的。《超級女聲》無疑是娛樂節目，嚴肅節目和娛樂節目是沒法比收視率的。

　　有很多因素會影響節目收視率的。比如《焦點訪談》和《新聞聯播》。對全世界的電視台而言，晚間7點到9點檔，都是高收視率時間（中央台的廣告收入絕大部分是7點到9點掙的，而且都是一套節目掙的，其他那麼多頻道，那麼多時間掙不了幾個錢）。如果你把《焦點訪談》安排到凌晨1點半，它再尖銳也沒有現在這個收視率，這是毫無疑問的。離黃金時間越近，你的收視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後來仔細看過《超級女聲》嗎？

　　崔永元：人家老說我罵《超級女聲》，後來我就看了10分鐘。這個時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說「我沒罵過《超級女聲》，對不起我特別喜歡《超級女聲》」，我才不是那種人呢。我看了10分鐘，確實不好，節目不好，就可以罵，沒有問題。

　　我覺得那些女孩想唱歌想表演，青春活力，特別可愛，但那些評委一塌糊塗，我都不知道他們有什麼資格坐在那兒指手劃腳。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你可以告訴她們應該怎樣；為了活躍氣氛，你也可以開些善意的玩笑，作為娛樂節目都是可以的。但是他們在說什麼呢？我認為一定程度上他們是在侮辱人家，甚至有評委說你多看她兩眼就會愛上她。下面觀眾哄聲四起，我認為非常噁心。你怎麼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說這個話呢！

　　又回到了我在會上發言的話題：什麼叫公共電視？什麼叫商業電視？我認為目前中國所有的電視都是公共電視。公共電視就是一個公共平台，收看不受限制，任何人、任何時間都可以看。電視機前還有很多不接受《超級女聲》理念的人，包括孩子，他會問為什麼看兩眼就會愛上這個姐姐呢，愛上是什麼意思呢。

　　國外這種純商業節目，都有個告知的義務，你願不願意參加？如果願意，你可能遇到如下問題，這個節目將給你帶來什麼後果。參與者要有知情權，甚至要簽合同。在做《實話實說》時，我們也沒有規範，不簽文本什麼的，但是我們都會告知。很多人第一次上電視，可能不清楚媒介的力量。在國外，這是用法律界定的，比如BBC，我們國內是靠道德。顯而易見，《超級女聲》連這個都沒做，那些評委想說什麼他們自己都不清楚。

　　人物周刊：一定要在區分了商業電視和公共電視之後，才能討論《超級女聲》嗎？

　　崔永元：一定要這樣，否則《超級女聲》的事兒永遠說不明白。公共電視，它有非常嚴格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教育。我們看到「教育」這兩個字時很刺眼，因為中國觀眾現在最煩的就是 「教育」，說你教育誰啊，你就讓我們高興就行了。但是國外的公共電視起的就是教育作用，宣傳民族傳統、民族文化，表述各黨派政策，不做評論，他就干這個事，服務人民。

　　我們這兒沒人研究商業電視，為什麼？因為商業電視不用研究，商業電視和任何商品的銷售都是一樣的，就算投入產出，就算利益最大化，只要能多掙到錢，又不被人抓到尾巴，那就是商業上最大的成功。賣襯衫是這樣，賣襪子是這樣，賣電視節目也是這樣。回過頭來說《超級女聲》，如果它是商業電視台的一個商業節目，任何人都不要說三道四，管得著嗎？賣得好就是好；如果它是公共電視平台播出的一個節目，那就不止罵，必須要封掉。

　　人物周刊：我們國家現在沒有這樣的區分。

　　崔永元：對，那天討論會我說的就是這個事：為什麼嚴肅節目收視率低會被攻擊？娛樂節目收視率高會被攻擊？弄得電視人沒法做。我認為我們首要的工作是把電視台劃分出來，分清楚誰是公共電視台，誰是商業電視台。我們有沒有公共電視台？有沒有商業電視台？比如中央電視台，我們都認為它是公共電視台，但是它的資金來源是廣告收入，這叫什麼公共電視台呢？你說它是商業電視台，我們想做很多掙錢的節目，沒人同意我們做，得台里立項，上級批准才可以，哪有商業電視台是這樣運行的呢？在體制不理清的情況下，無論你是做嚴肅節目，還是做娛樂節目，都會面臨種種困惑。我當時希望解決的是這個問題，被媒體描述成我攻擊《超級女聲》。

　　人物周刊：你不承認《超級女聲》有非常高的收視率？

　　崔永元：我不承認。如果說它收視率高，你一定要把最科學的數據拿給我。我去過日本，我專門看過它的調查公司，日本人口1億多，它的收視儀有一萬一千個，一萬一千個收視儀！我們也做過測試。而我們的樣本採集少則500個，多則2000個，用這麼少的採集量來推論十幾億人口的收視口味和收視率！既然大家覺得收視率重要，就要花力氣去做，一邊覺得它重要，一邊又不用科學態度，對不起電視製作人，也對不起觀眾啊！

　　人物周刊：好像有數不清的人在看《超級女聲》，你不怕你這樣的批評是「站到人民的對立面」嗎？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覺得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是件壞事。我清楚地記得，當時黨代會表決開除劉少奇黨籍，只有一個人投了反對票，只有這個人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是正確的。我對公共電視和商業電視的評述，將來終有一天會證明我說的是對的，這不是《超級女聲》節目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們的體制問題。其實我也為《超級女聲》的操作者鳴不平，因為在本土將一個外來的商業概念實驗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物周刊：不容置疑的是大家都在談論《超級女聲》。大眾的喜好有那麼可恨嗎？

　　崔永元：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是《超級女聲》很好看，所以街談巷議都是這個話題；第二，是《超級女聲》操作過程中出現的事情多，議題操作得多。

　　比如說我投資5萬塊錢，就可以讓《電影傳奇》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為什麼？只要崔永元在拍攝《電影傳奇》的過程中，每兩天出一個緋聞，那《電影傳奇》就是街談巷議的議題。這些東西是可以操作的，沒有問題。

　　人物周刊：現在央視欄目的生存是否也是靠收視率決定？

　　崔永元：如果你問主管領導，他們都說不是，有觀眾評價，領導評價，還有成本回收是否成比例等等。他們說很多，但是節目製作者感受到的，只是收視率。收視率低，你就沒有什麼資格說話。

　　我反對的是公共電視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是否給電視賦予了太多的社會責任？也許大家今天更需要的是開心和娛樂。

　　崔永元：我女兒快9歲了，看到我天天這麼難受，她也不是很開心。我不在家時，她在看美國、日本動畫片，我回家了，她說，哎呀爸爸回來了，咱們看爸爸喜歡的節目吧。那天晚上國家地理頻道連續播放了兩個紀錄片，其中一個講海洛因，講美國毒品市場的演變過程。這是個非常嚴肅的節目，又用了非常好看的方式，但看這個節目時，我女兒又說爸爸咱們不看這個行嗎？為什麼呢？因為裡面有很多血腥場面，販毒、殺人、毒癮發作，她受不了。一個嚴肅電視台的嚴肅節目里都有孩子不能接受不能容忍的鏡頭，何況商業電視，那種無節制的所謂娛樂？

　　人物周刊：前幾年你就開始炮轟中國電視節目的庸俗化了，現在看來，我們的電視節目是更庸俗了，還是相反？

　　崔永元：越來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頭了，要復甦了，很可能向嚴肅這個方向復甦，如果復甦不了，就會往荒誕這個方向走了，已經到頭了。我沒反對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確表述一下，我是反對公共電視庸俗化。現在大家都不界定清楚，所以老瞎爭，一點意義都沒有。如果我做商業電視，我做的節目會比他們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做商業電視，我只會考慮市場效應，不會考慮其他事情的。如果這個前提不解釋清楚，我覺得大家永遠是亂打一氣，一點意義都沒有，對誰都不公平。

　　人物周刊：你覺得電視節目的庸俗到頭了，你能舉個例子嗎？《超級女聲》可以作為例子嗎？

　　崔永元：說實在的，我就看了10分鐘，我還不敢說它是最庸俗的。我們台一個主持人在做談話節目，採訪一個藝術家，這個藝術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現場號召大家向他學習。出來後他跟我說，這傻B真配合今天。我說過，有些人根本不配當主持人，他們沒有這樣的人格。但是觀眾看不到這些，比如，策劃會上有人會說，這丫呢，挺聰明的，咱們得找點招，弄弄丫，設點圈套，這叫策劃會。討論會上又有人說，這種傻B以後不要讓他來了，找他又費勁又不討好，還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麼的呢。做流行歌星時，會跟他的經紀人談，經紀人說你能不能這樣，能不能那樣，他說行，那你能不能給我們點錢，如果你給我們節目組5萬塊錢，我們還可以在現場推銷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亂說時，我就給你揭行業黑幕：一個電視節目是怎麼做出來的！一部電影的票房是怎麼統計出來的！我都有數據和證據。我在看這個節目時，他（那個主持人）在哭，我就嘔吐。真噁心，太噁心了！觀眾不知道，全蒙在鼓裡，大家所說的人民，被他們像傻B一樣對待，你知道嗎？我們心裡怎麼能踏實呢？

　　人物周刊：這是你絕對不能容忍的？

　　崔永元：一個電視節目主持人，尤其是談話節目主持人，他的節目的人格，節目組的人格和這個主持人的人格應該是統一的。尤其是節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壞的人格，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這個標準衡量央視嗎？

　　崔永元：在央視就不要提這樣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兒能用這樣的標準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這樣的要求。BBC，NHK，也許可以，但他們也有問題，只是比我們好得多。科學家販賣人口，博士剽竊別人的論文……我確實是悲觀的，我已經無數次重複我的悲觀了。

　　人物周刊：節目是否低俗，標準是什麼？應該由誰來制定這個標準呢？

　　崔永元：如果是公共電視，這個標準是可以制定的，我給你準備了些資料，你可以看，非常清楚，什麼是低俗，制定得非常明確。商業電視的標準無法界定，比如花花公子台，我們怎麼能評價哪個節目好呢？做愛時間長，姿勢多，就是好節目嗎？《超級女聲》該用哪個標準呢？不知道，我們根本不知道湖南衛視是商業電視台，還是公共電視台。

　　人物周刊：我們經常聽到一種邏輯，說一個孩子因為看了電視，開始學做壞事了，這是電視人的某種自大嗎？

　　崔永元：絕對不是。以低級趣味博取收視率，絕對不是公共電視的發展方向，勢必會造成惡果，如果我們假定國內所有的電視台都是公共電視的話。因為已經有一些案例出現了。即便在公共場合討論這個問題，也有人反駁我，說那只是極個別的現象，整個社會還是平穩的，沒有因為電視受那麼大的影響。我非常反對這種說法。我知道對社會來說，它只是極個別現象，但對這個家庭這個人來說卻是滅頂之災。中國的看客太多了。很多人都說，不就是一個孩子自殺嗎，那又怎樣？你想沒想過，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會覺得問題非常大嗎？所以對公共電視應該有極高的要求。

　　不光影射我，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

　　人物周刊：《手機》「事件」後，你一直沒有接受媒體採訪？

　　崔永元：大概一年了吧，我把手機什麼的全換了，所以現在幾乎沒有媒體知道我的手機號，大概只有三個記者知道吧，即使這樣，還是經常看到對我的「採訪」：情況可能分兩種，一是他（她）從別人的採訪里編一些，這個還說得過去，起碼是你的意思；有的就是瞎編，根本沒這事兒，也沒給我打過電話，沒提過這問題，我也沒有回答過，就編出一整篇「報道」來。

　　人物周刊：你說的公共電視和商業電視的區分，是不是有點像電影的分級制？

　　崔永元：當時我批評馮小剛的《手機》，也是類似的討論，我認為是一次非常平心靜氣的討論，最後就被媒體渲染成人身攻擊，當時我真是焦頭爛額，非常難受，因為我的意思被無限曲解了，完全變成一個小心眼的人，特別沒有意思。我以前也說過這個看法，作為3級片來看，《手機》太差了，該脫不脫，該上床也不上床，那叫什麼玩意？作為無限制級播放的電影，它也有問題，裡面已經有性暗示等等，那是不行的。我是在探討這個問題。現在電影局在醞釀電影分級制，這就是進步。到那時候，我會大搖大擺地到電影院去看三級片了，你誰也說不著我什麼，社會允許。

　　人物周刊：即使過去這麼久，我還是很想知道，你當時那麼憤怒是因為「嚴守一」影射了你嗎？

　　崔永元：那次我主要針對的是電影的分級制度。我當時說了，崔永元的生活可以比這個更糜爛，可以比這個更齷齪，但是藝術家沒有權利把它搬上銀幕，這是我的原話。也就是說，一個人的生活品性可以是墮落的，但是影視作品、公共作品，要對受眾負責，尤其是電影還沒有分級，男女老少都買票去看的時候，不能這樣做。我覺得那部電影是在美化婚外戀。

　　人物周刊：你還是認為《手機》對你來說是個兇險的圈套？

　　崔永元：起碼讓我看到馮小剛的為人。我後來就跟他沒有接觸，我對他的評價還停留在《手機》之前跟他的接觸上。比如他請我到他家，給我包餃子，說想拍一個主持人題材的電影，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希望我給他提供一些好素材。我問他拍的是什麼電影，他說是喜劇片。後來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惱啊什麼的都講給他了，他當時咬著手指頭聽，上映前一周我們倆還坐一塊吃飯，他說你看吧，你肯定喜歡這個電影。他給我講了這個電影的故事，把髒的部分去掉了。為什麼？他心虛，沒說。等到電影出來我才看到，連那個主持人的接班人，都是他的情人。所以不光影射我，還影射和晶，怎麼不讓人憤怒呢？和晶是個弱女子，我好歹還是個男子漢啊，我不拍案而起，誰拍案而起呢？既然說了，就說個明白，所以馮小剛的為人，電影分級制度，影視文化的價值取向全談了，但是後來媒體描述出來的是一場人身攻擊。

　　人物周刊：之後你沒有和馮小剛再聊過？

　　崔永元：沒有，他在報紙上說過一段話，但是我不記恨他，因為我不相信報紙。我說文藝作品起碼要對得起父母，對得起孩子，你不管其他的人，你得管自己家裡的人吧。然後馮小剛說，崔永元說，一個作品要上對得起父母，下對得起孩子，這不是我對作品的要求。我說，MD，這人禽獸不如，連自己父母孩子都不顧忌，哪還能顧忌別人！真是禽獸不如！但是為什麼我沒有對此發表言論？我不敢相信這是他說的，有可能是記者杜撰的，對吧。

　　人物周刊：當時大家都很明顯地感覺到你的憤怒。

　　崔永元：憤怒，非常憤怒。後來我還看了一些影片，比這個還要臟，還要噁心，特別特別噁心。社會在進步，為什麼影視卻不斷墮落呢？社會往前走，他們往後走，我當然憤怒了。可以說，如果我們的電視台都是公共電視台的話，那我們的電視台就是全世界最髒的公共電視台；如果我們的電視台都是商業電視台的話，那我們的電視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業電視台，又不好看，又掙不著錢。《手機》也吃了沒有分級的虧，如果有分級制，就敢拍露骨的鏡頭了，對票房大有好處。

　　人物周刊：國外影視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評名人甚至總統的，比如《9·11》，你怎麼看？

　　崔永元：要看有沒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還打過一個官司，維護自己的名譽權和肖像權，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塗，讓我體驗到了司法的腐敗。

　　人物周刊：名譽權的案子你贏了嗎？

　　崔永元：贏了。但是他們掙了3000萬，賠了我10萬，你覺得我贏了嗎？這個案子一個禮拜就可以結案，用了3年，你認為我贏了嗎？

　　我們不能容忍在《實話實說》里說假話

　　人物周刊：你離開《實話實說》，和失眠抑鬱有關，更主要的原因，應該是節目話題面臨瓶頸，越來越脫離現實、不痛不癢吧？

　　崔永元：對，非常對。這說明我們當時多麼淺薄，認為我們已經引領了時代話語的風潮。我做的時候已經發現了，要不然我也不會自己退下來。

　　人物周刊：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對，根本不是實話實說，這裡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個人能力微不足道，無法逆轉，我們可以容忍《實話實說》說得不是那麼精彩，但是我們不能容忍在《實話實說》里說假話。

　　人物周刊：你離開《實話實說》後，收視率一路下跌，僅僅是因為主持人的原因？

　　崔永元：沒有人能證明它的收視率一路下跌，我主持時用的是日曆卡調查方式，現在是收視儀，兩種不同的統計方式，無法比較。

　　人物周刊：但總體的印象是，《實話實說》不怎麼好看了。

　　崔永元：一方面，這樣評價和晶、阿憶非常不公平。現在的《實話實說》是在近200個同類型的節目里競爭，而我主持時，只有一兩個；另一方面，我也認為他們做得確實不如我。昨天我還跟和晶討論這個問題，她說有一個觀點認為崔永元做的《實話實說》就是有意思，和晶的呢，則過分強調意義，所以就不好看了，沒意思了。她問我，「你是這麼做的嗎？」我說，「不對，和晶。用『有意思』的方式表達『意義』，當然是最完美的方式，如果我們只能選擇一個，應該把意義放在前面，把有意思放在後面。」她說她明白了，也接受了。和晶目前的節目可能在「意思」方面欠缺一些，但「意義」方面肯定沒有什麼減弱。

　　人物周刊：能具體評價一下和晶的表現嗎？

　　崔永元：女主持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矯揉造作，遼寧的黑龍江的，都說香港話，和晶沒有，不濃妝艷抹，得體，值得讚賞。還有一點，她的心理素質特別好，跟我不一樣，我那時像驚弓之鳥，聽到非議會緊張，她應對自如，她根本不在乎這些聲音，她才不管別人怎麼說呢，這是她的優點，是我不具備的。

　　人物周刊：缺點呢？

　　崔永元：她生活中就是個比較中規中矩的、嚴肅的人，不愛開玩笑，可能大家會覺得沒什麼意思。大家習慣了在《實話實說》中有意思地探討話題，如果不叫《實話實說》，改個名字，大家可能一下就接受了。

　　人物周刊：你給她的主持打多少分？

　　崔永元：在女主持人里可以打80分以上。

　　人物周刊：在《實話實說》里呢？

　　崔永元：勉強及格。

　　人物周刊：你怎麼評價阿憶？

　　崔永元：阿憶不及格。阿憶是個特別好的人，我們很熟悉，他的文筆非常好，學識比我高，我很喜歡看他的文章，我一直在想，為什麼阿憶的學識在主持節目時顯露不了呢？阿憶可能不適合做主持人，他就適合做學者，寫文章，做學問，給學生講課，當他面對鏡頭，還要化妝吹頭髮，這些可能徹底摧毀他的自信心。我覺得生活中的阿憶是100分，鏡頭前30分都不到，差異很大。

　　我跟阿憶開玩笑說，你看這本書我看3頁，我能發揮出5頁的內容，你看100頁，但你連個前言都說不上來。人和人有區別，他在口頭表達能力上可能有點欠缺。還有一點不好，就是他極力希望做到有意思。生活中他不是個特別愛開玩笑的人，很嚴謹，電視機前非要開玩笑，可能節奏就很難掌握。

　　人物周刊：你現在做的《電影傳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嗎？

　　崔永元：《電影傳奇》特別近，它離我的理想特別近，只是不被市場認可，大家不覺得它是個好節目，這是個問題。《實話實說》人民認為它是個好節目，但是我覺得它離人民越來越遠，我每做一期就覺得離我的理想又遠了一步，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電影傳奇》就是幹事，因為沒有人願意干這個，費力不討好。中國電影100年，我們有多少關於100年的資料呢？我們採訪了1000多位電影人，其中幾十位現在已經離我們而去了，再也沒有他們自己的影像資料了，等到中國電影150年、200年時，只能到我們這兒來找到他們的資料了。我跟我的夥伴們說，咱們不功利，咱們做一個資料收集，採訪每個人都是從他記事開始談起的，說的跟電影毫無關係，但是我們把它完整記錄下來，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對整個中國電影史是有意義的。但是把自己累得半死，也掙不了錢，不盈利，也沒人說這個節目受歡迎。我也可以做《超級女聲》呀，我要去做主持比他們主持棒多了，我有這份自信。

　　現在這個節目已經被中國電影博物館收為館藏作品了。據我所知，這是電影博物館惟一的電視作品，這就說明了它的史料價值。現在，起碼電影圈的老人，天天都在鼓勵我，每次我見到他們，都像摸自己兒子似的摸我的腦袋，說小崔，你幹了一件好事，你幫我們幹了一件好事，這應該是我們電影人自己乾的，讓你給做了，我們得感謝你。他們對我特別好，還給我寄吃的，寄治病的葯，我特別感動。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在《電影傳奇》里的演技如何？

　　崔永元：我很敬業，但演技根本不值一提，我哪有什麼演技呀？

　　人物周刊：《實話實說》、《小崔說事》、《電影傳奇》，你怎樣評價自己在3個節目中的表現？

　　崔永元 ：《小崔說事》就不評價了，不值一提，挺隨手的，好像少年時候練過武，老年了再比劃兩下，這麼回事。《電影傳奇》非常偉大，將來總會有人寫它一筆的，它為百年電影做出了貢獻，真的可以這麼說，一點都不覺得臉紅，也不愧疚。

　　《實話實說》了不起，創造了一種全新的談話節目方式，但是美中不足的，它是模仿，實際上學的是美國《脫口秀》。《電影傳奇》全世界沒有第二個，是我們自己的發明。《實話實說》頂峰時，我特別有成就感，覺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中國第一號男主持人，後來才發現這個想法非常非常愚蠢，那只是在我們通往理想的過程中非常艱難地邁了一步，就誤以為自己成功了，現在想來真幼稚，還沒到青春期呢。實話說，《電影傳奇》真是讓我有成就感。

　　人物周刊：你說過希望自己心態調整好了後，再殺回去做個嚴肅節目，是什麼類型的節目？

　　崔永元：讀書節目。《電影傳奇》很嚴肅，準備做4年，現在已經做好3年的量了，很快就可以全部完成。我們還打算做《歌曲傳奇》系列，但也不一定能延續下去，因為這是個商業項目，台里不投資的，很有可能沒有人願意投資，或者沒有人願意購買，就夭折了。

　　人物周刊：這個讀書節目做成的可能性大嗎？

　　崔永元：現在幾乎都沒有可能了，因為那時候嚴肅節目還有生存空間，有人喜歡看娛樂的，有人喜歡看嚴肅的，尤其是40歲以上的受眾群。現在是娛樂節目通吃，上到99，下到剛會走，大家都喜歡了，全民娛樂。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麼時候？你會以什麼方式告別這個舞台？

　　崔永元：隨時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遠是高品位、高格調的節目。但是如果電視台不需要，那我掉頭便走。

　　人物周刊：人民可能不答應啊？

　　崔永元：做《實話實說》時人民把我捧上了天，我也沒樂暈了頭，對吧，現在又有人說我「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所以我就從來沒在意「人民」這個概念，哪有人民呀，沒有人民呀，只有甲、乙、丙、丁，張三、李四這些具體個體，我希望了解他們的喜怒哀樂。

　　我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你聽到過的對你最惡毒的評價是什麼？

　　崔永元：罵我的很多，最惡毒的評價是，這小子會玩，既炒作自己，還不露痕迹，顯得很有學問，很有修養，很寬容，這是對我最大的傷害。真的，罵別的，比如他長得難看，沒有一個女人會喜歡；他早點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麼還不死，他老說自己要自殺，怎麼還不自殺啊，快點啊——這些我經常聽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剛才那個評論，我認為是最狠的，也可能說到了我的痛處吧。（笑）

　　人物周刊：你覺得你是一個優秀主持人嗎？

　　崔永元：是，難得一見的優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為什麼呢？

　　崔永元：既有職業水準，又有良心，非常難得。我們的主持人總是缺乏這兩點，有的人有職業水準沒良心，有的人有良心不會主持節目，我是這兩點都具備一點，所以就顯得比較優秀了。談話類節目主持人的要求特別簡單，比娛樂節目，其他類型節目的主持人都簡單得多，因為談話節目主持人是真實地表現自己，所以你是什麼樣的人，你就是什麼樣的談話節目主持人，所以我說，可能談話節目主持人是最難選的。另一個角度來講，談話節目主持人也是最好找的，你只要會跟別人說話，你就能當談話節目主持人。這個事情就這麼簡單。所以我覺得好的談話節目主持人肯定是個好人，有相對完美的人格，所以他才會有相對完美的談話。

　　人物周刊：你在談話節目中表現得很好，你覺得自己的人格也是非常完美的嗎？

　　崔永元：我還好，到現在我還在猶豫我要不要參加商業活動呢，我把好的機會都錯過了，我其實1996年就可以參加，但是到現在2005年還沒有參加，9年都過去了，損失了多少錢啊，你想想。

　　人物周刊：一個商業活動都沒參加？

　　崔永元：對，我一個商業活動也沒參加過，我損失多大啊，我知道我們的價碼。

　　人物周刊：現在是什麼價碼？

　　崔永元：不知道，現在我已經二三流了。你到演出經紀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們有這些人的大名單，包括電話和價碼。只有我是空白的，沒價，因為我沒有參加過，誰也不知道我是什麼價。所以我覺得我挺棒的，確實挺了不起的。

　　房地產開盤、晚會、演出我都參加過，但我問心無愧，我就是一分錢都沒拿。我只參加過一個樓盤的開盤。那個樓盤的開發商很偶然地認識了我，讓我給他開盤，我說我不去，因為我從來不參加商業活動。後來他就跟我講他的理念，他說在深圳，如果他做大戶型，會特別掙錢，但是他做小戶型，都做一室一廳，兩室一廳，最貴的30萬，便宜的10萬都不到，是給深圳那些白領準備的房子。現在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廣告，說350萬起價，白領階層輕鬆入住，簡直TM放屁，誰掙那麼多錢啊？簡直戲弄人。所以這個老闆讓我挺感動。後來我就去看了他的樓盤，看了看還真是，房子特別小，但他安了好多鏡子，你一進去覺得那個房子特別大，實際上就是一居室，特別便宜，我覺得他真是為深圳這些打工的人在建房子，我問那你能掙多少錢，他說我建3棟這樣的房子，才能掙他們1棟那個大戶型的錢，後來我說我來幫你開盤，就去了。我就參加過這一個樓盤，是在2003年吧。

　　人物周刊：你覺得主持人和演員、歌手有什麼區分嗎？

　　崔永元：公共電視台的主持人，跟娛樂圈一點關係都沒有。商業電視台的主持人就是娛樂圈的。

　　人物周刊：國內有你欣賞的主持人嗎？

　　崔永元：楊瀾、張越、水均益我都很喜歡，非常喜歡。但是楊瀾最近做那個《天下女人》，我沒看，只看了宣傳片，不喜歡，在宣傳片里跳那個搖擺舞，這是楊瀾嗎？作為一個談話節目主持人，在尊重人這方面，楊瀾無可挑剔，非常好，而且我覺得她的適用類型特彆強，可以做這樣的節目，也可以做那樣的節目，我覺得她特別好。

　　張越呢，我喜歡，因為張越的語言風格特別苛刻，但是我覺得她在苛刻的過程中，能讓你感覺到善意、友好，這是她的技巧。張越做人也是這樣的，我們倆在私底下談話，我根本不是她的對手，看書也沒有她多，她是讀書狂，看書特別多，甘於寂寞，什麼都不爭，你見過張越爭什麼？什麼都沒爭。王雪純也是，什麼都不爭，就天天坐家裡看書，充實自己，耐得住寂寞，這是我學習的榜樣。水均益是另一種類型，我不會英語，我覺得他會英語挺棒的，非常好。碰到一些國際問題的時候，我會去問他，他搞得非常清楚，一定程度上來講，他成了這個領域的專家，這樣的主持人值得提倡，就是你做一個類型節目時間長了以後，你對這個領域能有充分的了解，能顯出你對這個領域的學識掌握的程度。水均益人也特別好，我很喜歡他。

　　人物周刊：在中國，優秀電視主持人的「短命」是一種普遍現象嗎？

　　崔永元：非常普遍的現象，誰也無法逆轉。電視節目是內容為王的，當我們的內容受限制的時候，我們就只能在表現形態上做文章，那個東西壽命就是短，現在一個節目能堅持3年、5年我覺得已經非常奇蹟了，應該比這個還要短。在媒介以內容為王這個前提下，如果我們在內容上無法拓展，只能在形式上去翻新，就會導致主持人生命力特別短，基本上就成了吃青春飯，成了這麼一個行當。在國外到了我這個年齡剛有資格做主持人，在中國都被淘汰了。在國外，你不到40，誰讓你做主持人？開玩笑！這個事情比較複雜，我覺得跟我們整個電視生態環境都有關係。比如拉里·金那樣的節目，我們讓他到中國來做，即便沒有政策的限制，又有多少人願意看呢？但是我告訴你，你愛看不看，公共電視台就是這樣，你只要家裡有電視，你就必須交錢，不交錢就罰你，就是這樣。

　　我一直想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人？

　　崔永元：每個做媒介的人都應該有這種責任感。你的媒介會影響別人，你怎麼能夠沒有責任感呢？我這些年發表的觀點老被人重視的原因，就是因為兩點：一是我確實說到了痛處；二是別人不願意說的話，明擺著得罪人的話，我說出來了。

　　我把中國當下的知識分子分成三類：一類叫拍案而起；一類叫潔身自好；第三類叫隨波逐流。從歷史的角度看，最需要的是拍案而起的知識分子。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能做到潔身自好就相當不錯了。哪一次商業炒作，哪一次對消費者、讀者、公眾的欺騙，後頭沒有學者、科學家甚至院士幫忙？哪一次沒有？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我一直想做一個拍案而起的人，但是那樣的人除了要有血性，還需要有知識。我認為我的血性足夠，我的知識不夠，我的知識儲備不夠，我說話不能那麼雋永，不能那麼深遂，但是起碼我能拍桌子。

　　人物周刊：不為自己擔憂嗎？

　　崔永元 ：我不擔憂。我不說我難受，所以我就說，更多的時候是媒體曲解了我的意思，他們為了製造轟動效應，故意把我的語言妖魔化了。

　　人物周刊：有沒有拍錯的時候？

　　崔永元：我沒有拍錯過，都是媒體給我拍錯的。我最近見到一些大畫家、大作家，他們都勸我不要這樣，他們說，哎呀你管好自己就行了，不要老站起來說話。我理解的意思，是他們覺得我根本沒有那種學識，話說多了，漏洞百出，被人揪著尾巴多難受啊。

　　也可能是他們也墮落成那樣的人了，覺得潔身自好就是好的了，不用再拍案而起。有段時間我對網路陷入了困惑，只看到了它的負面效應，覺得它為什麼這麼不負責任，後來我看了《南方周末》對鄢烈山的採訪，茅塞頓開。他沒有說BBS一句壞話，這是我沒有料到的。他說這是個公開的論壇，每個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記者接著問他，那你的雜文還有什麼存在的意義呢？他說我們的社會還是需要有邏輯思維的、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我看完後特別高興，我覺得他說得太好了，也就是說我們並不排斥BBS這種新興的方式，但是這個社會確實需要對自己名聲負責任的表達。

　　人物周刊：你認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樣，有「道德潔癖」嗎？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麼道德潔癖，我沒有特別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線。比如你是醫生，我給了你紅包，你做手術時就應該認真些，不能把紗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現在不是，拿了錢還會不小心把紗布留下；再比如你綁架，問我要錢，我給了你錢你一定要把親人還給我，你不能拿了錢又把人弄死（笑）。我現在都墮落到什麼程度了？低於法律的底線了，但是就是這個都算過高要求。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怎麼會不覺得惴惴不安呢？怎麼能睡得著覺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強硬的姿態去面對生活，為什麼不讓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協。為什麼我們老勸大家妥協呢？有的人妥協了很舒服，比如說被日本人佔領了當漢奸就是妥協，特舒服，汪精衛特舒服，都混到頂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當漢奸。像梅蘭芳他們，就是今天所說的演藝圈的人，他們不但不當漢奸，都不給他們演戲。我們怎麼看這些人呢？你說你給他演唄，你故意給他往壞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諷刺一下日本人？妥協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著，我覺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 ：你是不是老有孤獨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難受，特別孤獨，寂寞。我都無法跟你形容我的難受，經常晚上9點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點還沒有入睡。我老在想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麼多拍案而起的人，現在他們都上哪兒去了？我知道崔永元無法跟他們比，這個時代有可以跟他們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無可挑剔，但是他們都在潔身自好，我見過很多很多，他們不願意站出來對這個社會負責任。

　　人物周刊：一個正人君子，一定得要求別人也是正人君子嗎？

　　崔永元：大概就是有病，只能說是有病了。我其實只是希望從業人員要有職業道德，知識分子要有責任感，其他的真的沒要求了。

　　人物周刊：你希望中的自己，希望中的別人，希望中的外界社會，有沒有點烏托邦色彩？

　　崔永元：我才不認為那個是烏托邦世界呢，我認為那是美好的世界，我相信有這樣的地方。比如我帶我女兒去朗布拉邦（音），寮國一個城市，那地方非常非常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讓人特別感動。回來我就想，什麼叫文明？什麼叫發達？是不是紐約就叫文明？華盛頓就叫發達？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大概就叫文明吧。

　　人物周刊：你認為自己已經做到了你對別人的那些要求了嗎？

　　崔永元：對，我就能做到綁票不撕票，收了紅包不塞紗布。主持人請人家來做節目，人家好好配合你，你別背地裡罵人家，我就這個要求，這個要求高嗎？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來說話，你的家人怎麼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覺得我像個瘋子，甚至從一定程度上講像個瘋狗，見什麼都要咬一口。看電視時在罵，看報紙也在罵。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個對中國電影做出過卓越貢獻的老人，報紙上連個豆腐塊都不願意給她，把那麼大的篇幅給王菲、李亞鵬、《七劍》。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起碼是個文化不高的社會。

　　抑鬱症、良心和金錢

　　人物周刊：生活中，你是個好玩的人嗎？

　　崔永元：我生活中好玩著呢，只不過得了抑鬱症變成現在這個德行了。現在我的同事跟我合作都覺得沒意思了，因為我特別苛刻，這些小孩經常被我批得掉眼淚。但是以前在廣播電台時，大家都盼著我去，只要我一去，辦公室就永遠是笑聲。我們有個女同事，生了個孩子，歡天喜地，然後我去了，他們說小崔腦子靈，給起個名字吧。我就在那兒裝模作樣地想，她丈夫姓馬，我說叫馬奮吧，他們就說你太惡俗了，怎麼起這樣的名字。我說是奮鬥的奮，奮鬥怎麼會惡俗呢。一下午大家都為這事高興。其實生活中我是特別有趣的人。現在那個狀態已經沒有了，一點趣味都沒有了。身體加責任感這兩件事，讓這人一點意思都沒有了。

　　人物周刊：你有過挺嚴重的失眠和抑鬱症，現在的狀況怎樣？

　　崔永元：同事們說我白天還挺快樂的，狀態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個人。有點人格分裂，白天一個人，晚上一個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滿腦子都是這些事。

　　以前是住院，兩個月，接受系統治療。最要命的時候，是到了臨死的邊緣，就是要自殺，需要24小時看護。現在接受心理治療是不定期的，當我覺得焦慮到自己無法控制、藥物也不大起作用時，就會去找醫生。我覺得抑鬱症是個好病，讓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長時間的失眠和抑鬱，是不是影響了你對外界事物的判斷呢？

　　崔永元：我是處在這種狀態的，就是自己對自己無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麼關係？但是我憂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國的電視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說國家地理頻道有個欄目廣告（不是商業廣告），我特別不能接受，它的第一個鏡頭是「9·11」那個大樓塌了，視覺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說你想沒想過，那些失去親人的人打開電視機心裡會怎麼想？我為這些憂慮，想給他們寫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沒有一些朋友，因為你的這種性格，斷絕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別多。我是1985年開始做媒體，媒體朋友特別多，他們尤其不理解我，說你看咱們都是哥們兒，1985年就開始一起混，現在你成名人了，你給我們報紙報報料，報紙火一點，多好，你當正人君子，我們也沒得登，沒意思。他們不太願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醫生建議你換個輕鬆的、不需要太多責任的職業，你覺得自己可以離開嗎？

　　崔永元：當然可以，這有什麼值得留戀的，這個行業？

　　人物周刊：但現在你還是在幹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麼呢？我沒有別的手藝啊。比如我想過做房地產，那樣可以掙很多很多錢，那時候崔永元是個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掙錢，你管得著嗎？但是偷稅漏稅、偷工減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沒法去；也有一些企業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薦這個葯那個保健品，干那麼三五檔就夠這輩子花了。但這東西行嗎？真是虎骨做的，螞蟻泡的嗎？我會跟人較真，一較真就會露餡，然後心裡又不平衡，所以簡直是沒法選擇，非得壞了良心。我要壞了良心，我就不要換職業，我就可以在這個圈子裡如魚得水，我水平比他們高，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會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樣拍個廣告什麼的嗎？

　　崔永元：中央台有個自律手則，規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個表什麼的。我沒填過這種表，我也沒想過這個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說是公益活動，其實是私下給錢，都這麼干，慈善晚會都要錢。BBC要求特別嚴，主持人連慈善活動都不能參加。好制度可以幫助我們解決很多問題。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麼？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還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還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無所謂，健康就這個樣了。問題是，要良心還是要錢？我必須坦白地說，我喜歡錢，我怎麼會不喜歡錢呢？有了錢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聖了說，我能做更喜歡的節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為我有錢，我就做；往低俗了說我可以買我喜歡的東西，可以到處去玩，可以帶我女兒出國，帶我女兒遨遊太空。但是我現在沒有那麼多錢。如果想要錢的話，我必須得不要良心。從廣泛意義上來講，無論你是做樓盤，還是賣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話，你就沒有那麼高的利潤，良心會減低你好多利潤。

　　人物周刊：那懸了。

　　崔永元：肯定懸了，對，懸了。但是我有時候會這樣想，可能是一步錯棋，因為你覺得你不要良心就可以掙錢了，但是當你拋棄良心的時候，你發現市場根本不認你，那時候既沒有人請你做廣告，也沒有人請你走穴。良心也沒了，錢也沒掙到，真是雞飛蛋打。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現在幸福嗎？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來這種幸福了，因為我誤入歧途，找不回來幸福了。

　　人物周刊：對未來你有設想嗎？你現在最大的心愿是什麼？

　　崔永元：過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兒長大了不要像我這樣。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樣？

　　崔永元：不要像我這樣難受，不要像我這樣活著沒有質量，我希望她做一個快樂的農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個快樂的市民。

　　人物周刊：現實生活中誰離你的心最近？

　　崔永元：很少，我那天看費穆的書，《小城之春》的導演。他就談了藝術片跟商業片，簡直就像我說的話。他說我從來不會迎合觀眾，迎合票房，他說我熱愛藝術，但是同時我又在享受著孤獨，誰能理解我。看到這段的時候我特別傷感。那是費穆1948年說的，但現在2005年了，我還在這樣想，所以我覺得我離費穆特近，但是他們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人物周刊：你應該不會吧？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現在依然認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選擇。有時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飯館吃飯，我出差坐飛機，坐火車，經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詢問我的病情，問我睡好了沒有，希望請我吃飯，然後給我推薦葯，每個人都對我那麼友好；但是在媒體上天天都有人在罵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義在罵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該怎麼做。我現在選擇的方式就是躲避媒體，遠離媒體，不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公眾人物，不要天天在報紙上，在網路上出現，在電視上出現無法避免，這是我的職業，其他的能不出現的就不要出現了。

　　《手機》那件事情，我一開始想的是，這些記者年輕，他們那麼小，可能不懂得這些事。後來我發現根本不是這樣，他們懂，他們故意的。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報社的主編，那主編跟我說，我們那些孩子現在聽風就是雨，有時候八字沒一撇的事就編成新聞登上了。我說那你為什麼讓他登呢，他說現在誰信這個呀。這是一個主編跟我說的。我心特別涼，我覺得那些孩子可能會犯這些錯誤，你主編這一關為什麼不把一把呢？你都聽之任之。

　　我倒不覺得報紙不能登周杰倫什麼的，S·H·E什麼的，有人喜歡可以登，沒有什麼問題。但是我覺得這個媒體上包括網路上是不是也應該有學術的園地呀，起碼提供一個學術問題公平討論的機會吧，而不是一張嘴就炮轟，一張嘴就攻擊。

　　你看那天還說我炮轟倪萍呢。我是說體制的錯亂，比如說倪萍是主持人的時候，她不拍廣告，她遵照台里的規定，但是她現在轉到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員了，她就可以拍廣告。我的問題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轉回來，又做主持人，那她還能拍廣告嗎？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廣告怎麼算呢？這不成曲線救國了嗎？我說這就是制度的不嚴密。這裡哪有攻擊倪萍的意思呢？對不對？但是報紙上寫的就是崔永元炮轟倪萍，炮轟收視率，炮轟《超級女聲》，一下午開了三炮。

　　人物周刊：現在你怎麼看死亡這個問題？還在想嗎？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為我節目都沒做完呢，還有很多人找我有具體的事，這個幫孩子聯繫上學，那個是看認識誰，能買點便宜東西什麼的。我不是晚上經常陷入痛苦嘛，有時候我還在想這個題目，還沒有斷這個念頭。我的醫生特別好，他說我對你只有一個要求，就是說你在下決心之前，諮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醫生嘛，我覺得你的方式好，你採用就行了。他說換句話來說，一個有文化的人要學會向別人求救，他是這麼說的。

　　所以我在最困難的時候，總是愛找他，總是希望他能幫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賴的心理。(易立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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