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我的山海經研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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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山海經》研究過程

讓我們來共同欣賞這樣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這就是千古奇書、中華寶典《山海經》,它記述了光輝燦爛的華夏文明進程。《山海經》的成書經歷了兩千年的歲月,它的公開流傳又經歷了兩千年的光陰。

為此,我用了30年的時間來閱讀它,每一次閱讀都會從中得到新的信息和新的解悟;在對《山海經》信息密碼的不斷探索和解讀過程中,撰寫成了本書《圖讀山海經》的文字稿。與此同時,我的夫人畫家孫曉琴根據《山海經》的文字內容和我的研究成果,創作出612幅彩色插圖,約百幅國畫,數十幅山海經藝術地理方位復原圖、遠古部落景觀圖,並於1999年9月9日創作完成了42平方米的巨畫《帝禹山河圖》,再現出遠古文明的迷人景觀,以上繪畫作品都被收入到《圖讀山海經》一書中。

20世紀70年代初,我從竺可楨先生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聯想到我國遠古神話傳說可能記錄有那個時代的自然變遷及其社會變動信息。從此,用自然科學視角和信息傳輸原理解讀遠古神話傳說就成為我的眾多研究課題之一,也就是在那時開始第一次全文閱讀《山海經》:它像是一部天書,信息豐富,形貌詭異,難以捉摸。

20世紀80年代初,我讀到了袁珂先生的《山海經校注》一書,該書版式清楚,注釋詳實,旁徵博引,發揮暢快;同時也與袁珂先生建立了聯繫,並從中獲益良多。這時的《山海經》一書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一座名副其實的信息寶庫,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打開一扇扇封藏著遠古信息的門窗。

1983年夏,我撰寫了第一部專著《追尋遠古的信息》,論述了遠古神話傳說作為人類文明初期信息載體的重要性及其相應的規律。其一,先有傳說,後有神話;傳說是對事件的記憶,神話是對傳說的解釋。其二,由於古人沒有掌握記錄大尺度時間的方法,因此神話傳說記錄的遠古信息具有「時間壓縮律」,即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彼此相距很長時間的事件會被疊壓成彼此相隔很短的事件。其三,神話傳說所使用的文字元號,其內涵需要重新解讀,例如十日並出、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女媧補天、共工撞倒不周山等,記述的是遠古發生的天地大衝撞事件。由於我在大學的專業是近代物理學,在文史研究領域既無家傳、又無師承,以及社會接受新觀點需要一個過程,因此該書直到十五年後才由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出版。

1983年底,我遠赴成都參加全國第一屆《山海經》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山海經試注(選)》被收入大會論文集《山海經新探》一書中。1987年《民間文學論壇》第五期發表我的《昆崙山地望探索》一文,這是我在閱讀《山海經》十餘年後首次對《五藏山經》的地理方位進行研究,並指出《五藏山經》所記述的崑崙丘位於今日黃河河套以南的鄂爾多斯高原。事實上,如欲解讀《五藏山經》26條山脈447 座山的地理方位,首先就要復原出當時的崑崙位置。在這個問題上,我受益於徐旭生先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所附的《讀山海經札記》一文,該文引用楊鍾健先生黃河河套古為湖泊的觀點,指出幼澤可能不是古人所說的羅布泊,而是在河套地區。

此後,我開始分課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和現實社會文化現象,這項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天,已陸續撰寫出一系列專著,它們是《神奇的八卦文化與遊戲》、《神妙的生肖文化與遊戲》、《神秘的星宿文化與遊戲》、《旅遊尋寶》、《生活中的神妙數字》、《符號之謎》、《探尋聖人的足跡》、《談兵說陣》、《宇宙的重構》、《老子隱跡》(歷史探索小說)、《災禍與生存》、《一言興邦》、《財富屬於誰》、《千載治國夢――孟子》、《光明尋訪者――黃宗羲》、《環中子(馬駘)百將圖說》、《審視你的座右銘――名言點評》、《宇宙的回聲――科學與文化組詩》、《預測的玄機》、《人類社會三原色》、《比較中生存》,以及《山海經與中國遠古文明》、《仙人指路心理諮詢苑的故事》、《黃河與中國發展戰略》、《思維掃描社會》、《新世紀掃描》、《重構雜文集》等文章作品集,其中多數專著已先後在大陸、香港、台灣出版。

自1994年,我開始與夫人畫家孫曉琴合作編寫出版《天地人鬼神圖鑑》、《中國古代神異圖說》、《中國古代民間福佑圖說》等書,嘗試用圖說的形式介紹中國傳統文化,其中亦涉及到《山海經》的內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萌生了為《山海經》等遠古神話傳說重新繪圖的設想。

1995年,孫曉琴創作出山海經神異圖350幅(包括黑白圖和彩色圖),我為每幅圖配寫了簡短的文字說明,並撰寫出12萬字的《山海經點注》一書,上述內容合輯成《新繪神異全圖山海經》一書,於1996年由崑崙出版社出版。同年,我們還合作繪製撰寫出《文明之源――中國遠古神話傳說圖集》一書。1998年孫曉琴創作繪製出全本山海經圖608幅,我為每幅圖配寫了文字說明,完成《全本繪圖山海經》一書。

1997年的某一天,我們忽然意識到一項歷史性的任務選擇了我們,這就是為《山海經》繪製藝術地理復原圖,重現帝禹時代的《山海圖》,以使讀者能夠直觀地從畫面上了解《山海經》所蘊含的人類文明信息。這是因為,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山海經插圖均過於簡單,一是缺少山川地形地貌內容(而這正是《五藏山經》最有價值的部分),二是某些繪畫內容未能揭示出《山海經》文字內涵的科學與文化信息,三是《山海經》記述的許多重要的古代文明活動場景沒有被用繪畫的形式表現出來。

顯然,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繪畫創作嘗試,為此孫曉琴要求我提供《五藏山經》447座山的相互地理方位關係。有鑒於此,我再一次深入全面地研究了《山海經》這部曠世奇書。

在1997年夏天的幾個月里,我的大腦里裝滿了《山海經》的每一座山,它們甚至不斷出現在夢中,漸漸地它們的彼此方位清晰了,並且與實際的地形地貌對應起來。我認識到《山海經》不僅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文明典籍,同時也是一部記錄中華民族地理大發現的偉大著作,它記述著那個時代的遠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華民族文明與文化的起源和發展,以及這種生存與發展所憑依的自然生態環境,具有極其珍貴的和無可替代的文獻價值。

事實上,《山海經》一書是由帝禹時代的《五藏山經》、夏代的《海外四經》、商代的《大荒四經》、周代的《海內五經》合輯而成的。其主要依據是《五藏山經》沒有記述帝禹時代以後的內容,《海外四經》沒有記述夏代以後的內容,《大荒四經》沒有記述商代以後的內容,《海內五經》則表現出濃厚的追溯歷史的興趣和傾向,因此其成書也相對較遲。從這個角度來說,《山海經》乃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寶典,也是人類的共同文化遺產,它是一種與埃及金字塔同樣雄偉的文明聚集,其文獻資料有助於我們今天重現先夏時期的文明與文化場景,有助於我們尋找祖先失落的文明,為人類增加數千年有文字記錄的生存經驗,具有申報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充足資格。

與此同時,我注意到《五藏山經》所記述的東西南北中五個區域的26條山脈,它們彼此之間存在著某種沒有直接說出來的排序規則,這種規則就是先內後外、先近後遠、先中心後外圍,其地理中心大約在今日渭水與黃河交匯處。而且,《五藏山經》的第一條山脈南次一經,也與《五藏山經》最後一條山脈中次十二經存在著地理方位的銜接關係。

由於我對地理和地圖有著濃厚的興趣,小時候的理想之一就是當地質勘探隊員,喜愛的書之一就是《徐霞客遊記》,家裡掛的裝飾畫就是地圖,這些都對我解讀《山海經》的地理方位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此外,我不是一個喜歡用靜止角度和唯一視角觀察事物的人,這也有助於我從自然環境變遷的角度去理解《五藏山經》的地理方位。事實上,根據現代的地理研究,山東半島的膠萊平原在四千年以前曾經長期被海水淹沒;而《東山經》東次三經部分山的地理方位正是在膠萊平原一帶,其文字記述亦稱這些山(可泛指地名)被海水分隔著。

在上述研究基礎上,1997年秋,我撰寫出《山海經地理復原圖注》一書,對《五藏山經》的地理方位進行了全面的文獻考證,主要觀點於1998年起在《地圖》雜誌連載兩年;當然,這種文獻考證還需要田野考證的進一步驗證,而田野考證需要相當的資金投入和多領域的協作。

與此同時,孫曉琴一方面根據我對《五藏山經》的地理方位考證,一方面與我不斷探討和爭論如何用繪畫藝術的手段復原再現《山海經》時代的山川地貌景觀和人文活動場景,開始了新的藝術創作歷程,並繪製出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圖組畫數十幅。應當說這是一段非常艱巨的藝術路程,需要不斷地變換視角和比例關係,同時還要對畫面背景色調進行大範圍的協調。這種藝術上的探索,誕生出一種全新的藝術地圖繪畫形式,其藝術的無窮魅力植根於深厚的文化內涵之中。

自古相傳《山海經》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聖王,伯益是當時的山林環境大臣。近代多數學者則認為《山海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於一時,其成書年代或謂在春秋戰國時期,或謂在秦漢之際,亦有相信其資料源於先夏時期(公元前2200年以前)者。關於《山海經》的作者,更是眾說紛紜,或謂楚人,或謂中原人,或謂「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說又有兩種觀點,一說為周人,一說為齊人;而「海外人士」則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倫人等等。至於《山海經》所記述的地理區域,同樣存在著意見分歧,或謂全世界,或謂亞洲,或謂中華文化圈,或謂中國境內的某一個省區。在這種情況下,有關《山海經》一書性質的評價也不盡相同,或謂是地理書,或謂是古代百科全書,或謂是巫書,或謂是文學神話,或謂是荒誕無稽之談。儘管如此,歷代研究注釋《山海經》的學者,仍然功不可沒;正是他們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為正確解讀《山海經》所記錄的古代自然與社會文化信息奠定了基礎。

其實,《山海經》產生的時代並不洪荒,因為它是文字成熟使用後的作品,文字數量多達3萬餘字,而且用字簡潔準確,基本上都是陳述句,即有什麼說什麼。我們今天之所以會感到閱讀《山海經》非常的困難,一是其所使用的許多字到今天已經變得相當生僻了,二是其所記述的自然社會環境與今天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三是其在流傳過程中發生了大量章節、文字的錯訛,四是其所指稱的事物與其所使用的字面意義存在著許多差異;五是其文字本身存在著缺陷或疏漏,例如對每一條山脈內的山與山之間有著距離和方位的記述,卻沒有對東西南北中五大區域及其26條山脈之間的方位進行描述;六是今天的人在閱讀《山海經》時不大容易設身處地思考那個時代的現象和理念,往往把自己的矛盾和困惑當成了《山海經》的問題。

事實上,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地理髮現的開拓精神,有繪製地圖的文明淵源,有撰寫圖書的文化傳統。相傳中國最古老的圖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中《三墳》指三皇時期的泥版或石版圖書,《五典》指五帝時期的竹簡或木簡圖書,《八索》指結繩紀事或絲帛圖書。《九丘》指實物地圖或沙盤地圖等地理書,《尚書序》:「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顯然《九丘》屬於國土資源白皮書,亦即《山海經》類圖書。

《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氏》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也就是說,在周朝的政府機構中專門設有職方氏一職,負責掌管國家的國土資源,以及各地的經濟情況,類似今天的國土資源部部長。

明代學者陳耀文在《天中記》卷七引《元命苞》稱:「神農氏,怪義生白阜,圖地形脈道。」注曰:「怪義,白阜母名。白阜為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脈,使不壅塞也。」如果記載是可靠的,那麼在神農時代已設有國家測繪和水利部門。

《古三墳?地皇軒轅氏政典》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也就是說,軒轅黃帝時代的太常一職,不僅要繪製自然地理圖,而且還要繪製人文地理圖(包括丈量劃分田地,以及調整手工業生產布局,當時有可能已經考慮到環境污染問題,例如風向與氣味、煙塵的關係)。此外,《軒轅本紀》還記有神獸白澤的故事:「(黃)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于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從今天的角度來看,白澤圖相當於民族或部落分布圖(包括動物分布圖),顯然也是有其實用價值的。此外,《中國地方風物傳說選(二)?大禹取<水經>》記有大禹在太湖地區治水時,在林屋洞里獲得名為《水經》的書三卷,一卷為河道圖,一卷為山脈圖,一卷悉為彎曲難識之古文。

《呂氏春秋?先識》稱:「夏太史終古見桀迷惑,載其圖法奔商;商內史向摯見紂迷惑,載其圖法奔周。」據此可知,我國至少在夏代就已經建立了國家圖書檔案管理體系,並可能收存有先夏時期的圖書典籍。

公元前516年秋冬之交,晉國出兵支持周敬王複位,王子朝在占居王城數年後,攜周室典籍投奔楚國,定居在今河南省南陽石橋鎮。從此,絕大多數周室典籍下落不明,它們很有可能被王子朝及其隨行人員密藏地下(老子因參與其事而辭周退隱),而我國有文字記載的古代歷史之所以模糊不清,與此事件關係重大。與此同時,也有少量周室典籍流散民間,被孔子等學者收集整理成《書經》、《詩經》等著作。此外,還有一部分周室典籍則被楚國獲得,其中可能就包括《山海經》。由於《山海經》在當時仍然具有政治軍事價值,故而長期被秘藏在楚國檔案館裡,只有少數高層官員才能讀閱;這也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很少有人知道《山海經》的原因,也是屈原在自己的《天問》等作品中能夠大量使用《山海經》內容的原因所在。此後,秦滅楚,《山海經》等典籍被收入秦國檔案館,因此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也引用有《山海經》的內容。再以後,漢滅秦,蕭何盡數取走秦檔案館的文獻資料;由於時過境遷,前朝圖書解密,《山海經》等著作經劉向、劉秀(歆)父子整理後成為公共圖書資源,從此世人方知《山海經》。

根據《山海經》以及其它典籍《尚書》、《呂氏春秋》、《史記》、《淮南子》的記載,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偉大的地理考察,發生在中國。公元前2200年以前,大禹治服洪水之後,率眾大臣和科技人員考察華夏山川大地,記錄物產風情,撰寫國土資源白皮書,繪製國土資源分布圖;並在此基礎上將帝國統轄地域劃分為九個行政區,稱為九州。可惜古老的山海經圖久已失傳,所幸當年的考察內容被記錄在《山海經?五藏山經》的文字中,併流傳至今。

與此同時,我們還能夠從《山海經》中,獲得數千年前的生態環境和人文活動信息,它們涉及到那個時代的地理、地貌、湖泊、沼澤濕地、沙漠、山川及其變化信息,礦物分布信息(古人對顏料礦石的尋找加工促成了冶金術的誕生), 植物分布信息(記錄著氣候變遷)、動物分布信息(記錄著動物的遷徙與滅絕、變異與演化),民族部落的分布、交往、遷徙信息,以及那個時代的醫藥學、預測學、天文學、歷史學、民族學等人文活動信息,其中大量信息是從出土骨頭、陶片上難以獲得的。

相傳與《山海經》同時成書的還有《山海圖》,《山海經》是《山海圖》的文字說明,《山海圖》曾被鑄在九鼎上,由於九鼎失蹤而《山海圖》亦隨之失傳。此後,《山海圖》或其部分內容可能被重新繪製在楚先王及其公卿的廟堂內,以及漢宮室的牆壁上。再以後,晉代學者郭璞(324年遇難)、陶淵明(427年去世)曾見到山海經圖,從其記述可知屬於插圖性質。南朝梁代畫家張僧繇(今蘇州人,519年去世)、宋代畫家舒雅先後繪有山海經圖十卷,均失傳;據《中興書目》稱其「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可知,當屬於插圖性質。清代學者吳任臣的《山海經廣注》、汪紱的《山海經存》各繪有數百幅插圖,僅有怪獸人神形象,而無山川環境背景。

唯獨宋代歐陽修在《讀山海經圖》詩里說:「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群山會。炎海積鎬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群論固殊稟,至理寧一概;駭者自雲驚,生兮孰知怪。未能識造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彷彿他看到的是一幅有著山川地貌的山海經圖,可惜未言何人所繪,而同時代的其他人則似乎都沒有見到過這幅圖。

帝禹山河圖問世後,我國神話傳說學領域的泰斗袁珂先生題詞稱讚《帝禹山河圖》是「科學與藝術相結合的輝煌成就」,北大著名教授張岱年先生欣然題詞「深研山海經,精繪山河圖」。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北京電視台,《國家地理雜誌》等許多報刊都給予了報道介紹。與此同時,我的學術論文《根據中國古籍山海經復原繪製的中國4200年前的古地圖》被收入第20屆國際製圖大會論文集中,帝禹山河圖的彩照作為唯一的手繪藝術地圖也在國際地圖展上同時展出。事實上,我們祖先在四千多年前進行的國土資源普查,乃是人類文明史和科技史的偉大創舉,其功績一定會被炎黃子孫乃至世界人民永遠銘記在心中。筆者欣然為帝禹山河圖題詩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內外,千古一圖收!

2002年春,上海辭書出版社約我和孫曉琴繪製撰寫一部以彩圖為主的前所未有的大開本《山海經》專著,我們欣然應允,並在《全本繪圖山海經》一書的基礎上,重新修改和增繪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組畫,並重新撰寫解讀文字。由於該書採取圖文在一頁的形式,而且對說明文字的數量有嚴格的限制。因此,本書的文字內容也採取了靈活的敘述形式,即同一個問題可能要在不同的地方進行論述。需要說明的是,本書的觀點雖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同時也是經過長期思考的真知灼見。如果說《山海經》是一座信息寶庫,那麼本書就是這座寶庫的一扇大門,走進來,你會看到一個光輝燦爛的文明世界,它的物質實體雖然已經消失在地平線下,但是它的信息卻是永存的。

王紅旗 2002年7月24日

說明:本文系《經典圖讀山海經》(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序言,重構(王紅旗)2004年4月11日。電話51843850 信箱whqtpw@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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