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證據究竟長啥樣？

非法證據究竟長啥樣？---以「兩高」司法文件為視角發表時間：2012-02-05 17:10:13 閱讀次數: 189      所屬分類：未分類201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印發《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通知（法發〔2010〕20號），正式確立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性規則，這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後，最高刑事執法機關聯合出台非法證據規範，「規定」第一條對非法言詞證據作出解釋：「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問題在於「非法手段」概括式規範內涵如何界定？《刑事訴訟法》同樣採取列舉加概括式立法方式界定「非法方法」，該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它屬於《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法理依據。隨後「兩高」執行刑訴法司法解釋延續；了相同敘述原則，同時否定了非法方法取證的證據效力：《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十一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２６５條明確：「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從法及兩高司法解釋可發現，除刑訊逼供外，偵查機關「威脅、引誘、欺騙」取證方式也被認定非法方法，所取證據不能作為定案證據使用，同時對其他非法方法概括式規範，實踐中，偵查機關存在諸如疲勞審訊，不讓睡眠，不讓喝水吃飯等傷害公民身體健康、人格尊嚴違法行為，違反了憲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及休息權利，屬「非法方式」範疇，通過上述違法方式取得證據不能作為定案根據。刑事司法實踐並不令人滿意，為此，「兩高」單獨或聯合發文強調非法證據排除。雲南省昆明市杜培武冤案發生後，最高檢察院發出「關於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高檢發訴字〔２００１〕２號），通知指出：「《刑事訴訟法》第４３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１４０條也再次重審了這一原則，並在第２６５條明確指出，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各級人民檢察院必須嚴格貫徹執行這些規定，發現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是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的，應當堅決予以排除，不能給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留下任何餘地，同時，要依法提出糾正意見，要求偵查機關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取證據，必要時也可以自行調查取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嚴格依法履行職責，切實保障刑事案件辦案質量的通知（法[2004]196號）要求：「嚴格依照規定收集、審查、認定證據，避免出現非法證據和瑕疵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絕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2005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公訴工作強化法律監督的意見》強調：「重點加強對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嚴重偵查違法行為的監督，堅決依法排除非法證據。要根據法律規定，制定檢察機關公訴案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切實加強對證據來源合法性的審查，對於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應當堅決予以排除。」據筆者的梳理，兩高對於非法證據的態度近年來出現了微妙變化，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印發《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對訴訟活動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的通知（高檢發[2009]30號）中對公安案件與自偵案件似乎適用兩套標準，通知第七條針對公安機關偵查監督：「健全排除非法證據制度。在審查逮捕、審查起訴工作中發現偵查機關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以及證人證言，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而第二十七條對於「規範自偵案件辦案程序」，這樣規定：「全面推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加大對偵查活動中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違法行為的查處力度，健全完善排除非法證據制度。」，顯然未對自偵案件「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證據排除作出明確規定，僅局限於對暴力取證禁止查處，更不用說對疲勞審訊，剝奪睡眠等「軟暴力」的禁止。「兩高」等五部門《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於非法言詞證據概念規範相較《刑事訴訟法》及兩高執行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顯然在退步，「規定」將言詞證據分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兩大類別，前者非法證據判斷標準是「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後者是「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儘管保留概括式規範，根據「規定」，偵查人員對嫌疑人被告人威脅欺騙引誘取證，是否屬於「等非法手段」中包括的範圍？原先一直存在的「引誘、欺騙」等列舉情形為何消失？人們從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適用《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指導意見中似乎更能發現司法機關杜絕「硬暴力「，曖昧「軟暴力」傾向，「意見」對非法證據及瑕疵證據適用不同審查標準，第九條規定：．「既要依法排除非法證據，也要做好瑕疵證據的審查補正和完善工作。」第十條明確：「對以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依法排除；對於使用其他非法手段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根據其違法危害程度與刑訊逼供和暴力、威脅手段是否相當，決定是否依法排除。」根據該「規定」，偵查機關對嫌疑人被告人採取刑訊逼供手段取得證據，採用暴力威脅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予以排除，但對「其他非法手段」取證的，包括精神折磨之「軟暴力」，卻並非一概排除，而獨創性提出「違法危害程度與硬暴力手段相當」標準，由檢方自由裁量決定，徹底顛覆了刑事訴訟法及其先前司法文件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規範，也與《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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