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部」的那個年輕人——賈誼其人其文

本組題目為：以蘇軾《賈誼論》和賈誼的《過秦論》為例談談賈誼其人其文

本組成員：Dwpz，Axr，Wmh，Yjn。

統稿人：Yjn

 關於賈誼其人其文，史家已有過議論，如西漢司馬遷在《史記》里將賈誼和屈原合在一起，作了篇《屈原賈生列傳》，他認為賈誼和屈原在人生境遇和精神上有相通之處，在文中他收錄了賈誼的《吊屈原賦》及《鵩鳥賦》，更多肯定的是賈誼作為文學家的一面，司馬遷是投入了自己的情感去感受賈誼的人生，故他更多地流露出對賈誼「士不遇」的同情。而在他之後，東漢的班固在《漢書賈誼傳》收錄的卻是《鵩鳥賦》和《陳政事疏》（也稱《治安策》）兩篇，更多體現的是賈誼作為政治家的一面，較之《史記》，更是補充了賈誼所陳政策對皇帝的影響，對賈誼的仕途的起落也交待得較為清楚。班固用語平實，他肯定賈誼的政治才能，卻也下了「（賈誼）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的評斷，與司馬遷可謂殊異。賈誼年少才高，這是為世所公認的，但論及其人，便有不同的看法出現。到了北宋，蘇軾針對賈誼發出了「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的論斷，為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評論賈誼提供了思考的方向。

（一） 蘇軾《賈誼論》的主要觀點是什麼？

北宋嘉佑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進獻二十五篇進論，《賈誼論》正為其中一篇，彼時蘇軾二十四歲。關於賈誼，他有著和前人不一樣的見解，《賈誼論》全文如下：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蘇軾認為賈誼所謂「不遇」以致鬱鬱而終「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理由有三。第一，蘇軾認為「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然而賈誼卻沒有做到「忍」和「待」，在漢朝正處在上升期的時候就急著變革制度，而「削藩」政策勢必損害諸侯王的利益，他必然承受諸侯王的打擊報復，政策也很難推行。第二，蘇軾認為賈誼不懂得「優遊浸漬而深交諸侯權臣」以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卻使得自己陷於孤軍奮戰的境地之中。第三，他認為賈誼「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做不到身處逆境時的豁達，遭受了貶謫後只會鬱鬱寡歡。蘇軾也從賈誼的《吊屈原賦》中看出了賈誼「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的消沉。總的來說，蘇軾認為賈誼性急，做不到冷靜下來等待形勢變化從而找到施展抱負的時機，卻一味使自己沉浸在憂傷頹廢的傷感之中。既然有遠志也有實才，就該好好愛惜自己，他的失敗更多是因為他「生之不能用漢文」，面對逆境時放任自己消沉下去，從而陷入了更深的惡性循環之中，最終憂思鬱結而亡。所以蘇軾才說賈誼「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wmh） 

                                                                                                                                        （二）為什麼蘇軾對賈誼會有這樣的論斷？

  蘇軾一反從《史記》以來許多史學家，學者對賈誼懷才不遇的評論，認為賈誼悲劇的原因在於 「不能自用其才」 、「不善處窮」、「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對其持同情而又批判否定的態度。蘇軾會有如此觀點，實際上是和他所處的宋朝的文化背景和他個人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

首先我們來大致看看宋朝的文化背景。北宋建立後，一反五代後周滅佛政策，對佛教採取了保護、鼓勵的措施。在晚唐五代曾受到打擊的各種佛教宗派重新興盛起來，尤其是禪宗與凈土宗在宋代非常流行。禪宗又主動吸收儒、道兩家的思想，并力求適應中國的傳統倫理觀念。到北宋中葉，儒、道、釋三教合一已成為一種時代的思潮。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不同於前代文人。前代文人的人生態度不是從仕以濟天下，就是隱世而獨善其身，這兩者是不兼容的。宋人則不然，承擔社會責任感與追求個性自由不再是相互排斥的兩極，在重文抑武的政策下他們有參政的熱情，經科舉考試而入仕途是多數人的選擇，但同時他們仍能保持比較寧靜的心態——在宋代士大夫看來自我人格修養的完善才是人生的最高目標，一切功事僅是人格修養的外部表現而已。他們追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生命範式冷靜，理性，現實，少了急躁，臻於成熟。另外，宋人的傳統觀念和集體意識很強，結盟結黨的做法得到普遍認同。（參見《中國文學史》第三卷，「宋代文學緒論」）

在《賈誼論》里蘇軾所言:「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認為賈誼這一「洛陽之少年」不善結交像絳侯周勃和灌嬰這樣的大臣而圖見信於朝廷是不切實際的。其實，這個結論有其不合義理之處，蘇軾是從自己所處朝代的特殊大環境來看的，宋代文人有強烈的結盟思想，結盟結黨的做法是被普遍認可的——蘇軾後來對門人說：「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1］，因此，他在得出這樣的結論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

至於蘇軾以為「不能自用其才」、「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不善處窮」是賈誼失敗的原因，這一觀點與蘇軾自身的人生觀有很大關係。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時代思潮下，「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基礎……蘇軾對苦難並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並非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的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的變故的觀念有機的結合起來」［2］。他的生命範式是積極投身於人世而又超然物外的，因此，他的人生態度是樂觀、曠達、瀟洒的。蘇軾是在其早年寫的《賈誼論》，那時的文論有縱橫家的習氣，說賈誼「或者其自取也」或許有故作驚人之論的嫌疑，但是說賈誼「不能自用其才」、「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我認為是有一定道理的，是可以理解的。蘇軾所言「不能用其才」的原因是覺得賈誼太急躁，以孔孟二賢為例提出「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說其「量小」「識不足」也是相通的。我想蘇軾所言的「量」和「識」不是指賈誼氣量小，見識不足，而是說賈誼情感起伏大，缺乏冷靜、理性、閱歷不足，從而不能隱忍，等到成熟的時機，所以有「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之言。「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也體現了蘇軾對於賈誼這種情緒反應強烈而難以自制的行為的不理解。蘇軾又說「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進一步表達了蘇軾認為賈誼「量小」、「識不足」從而「不善處窮」以致失敗的觀點——心境變化劇烈、不懂得控制情感，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勢的變化，面對逆境太敏感而自我「摧殘」，以致等不到自己的建議被文帝採納的一日便鬱鬱而終。賈誼所具有的政治家的熱情和詩人的浪漫氣質使其文慷慨激昂，氣勢磅礴，其憂患意識更是難能可貴，但由於漢初社會形勢的複雜和他自身的性格，雖有雄才，有遠志，卻過於敏感自責，抑鬱成疾而英年早逝。這對於蘇軾這樣屢遭貶謫，即使在晚年還是被一貶再貶的人，他依舊能在去世前自題畫像說：「問汝生平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來自嘲。此話雖有淡淡的無奈，但是他確實是在逆境中仍舊保持著對生活的熱情和對創作的熱情，如《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篇都是在被貶於黃州時期創作的。對於逆境，蘇軾也有著遭遇挫折後複雜的人生感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引用馮唐的典故蘊含著懷才不遇的隱痛，但是「鬢微霜，又何妨」，「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表現出以身許國的壯漢形象以及豁達的氣概。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蘇軾人生觀里儒道釋的完美融合，使他表現出的是在理性中的自由的人格。對於人生，他是暢達的，他進退自如，寵辱不驚。所以在看到有志有才的賈誼年輕氣盛、不懂控制自己情感，對於入仕和隱世分化得太極端，同時對於把實現自己的價值寄託於君王時，蘇軾才會有深深的惋惜和不理解，覺得賈誼沒必要那樣。因為，處於北宋的他將追求自我人格修養的完善視為人生最高的目標，認為最高的價值在於自己的精神世界的完善，而世間一切功事僅是人格修養的外部表現而已，故處順抑或處逆，大可一笑置之。像是他在文中穿越時空對賈誼的開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                                 

然而北宋的蘇軾畢竟和西漢的賈誼隔了一千多年的時空，所謂知人論世，知賈誼所處之世，知其遭遇，也是我們評論賈誼其人其文的基本前提。我們不妨先對西漢初期的社會政治形勢做一定的了解。

［1］見宋代李廌《師友談記》

［2］《中國文學史》（第二版）.第三卷，袁行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2008重印）第55頁                                                                   （axr）

                                                                                                                                            （三）賈誼身處的時代環境是什麼樣的？

      漢初社會最突出的有兩個矛盾，一是中央政府與諸侯王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二是漢王朝與以匈奴為代表的邊境少數民族的矛盾。

秦覆滅後，楚漢戰爭期間，項羽分封諸侯，緊接著漢高祖劉邦分封諸侯，楚漢戰爭結束，劉邦稱帝時封了七個異姓諸侯王，稱帝第二年立了三個同姓諸侯王。「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3】由於分封制的實行，漢朝中央政府所管轄的地區只有十五個郡，其餘歸諸侯王管轄，造成「藩國大者，誇州兼郡，連城數十」【4】的狀況。文帝即位初年，全國的諸侯王有十多個，除長沙王外，均為同姓王。文帝三年，發生的齊北王興居的叛亂，文帝六年發生的淮南王劉長謀反都合賈誼在《治安策》里說的「諸侯王雖名為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為者。」到了漢景帝時的吳楚七國之亂更是印證了賈誼的分析是具有預見性，也是符合實際的。

而另一個矛盾，即漢朝與匈奴之間的矛盾，同樣不容忽視。秦滅六國後修長城以防匈奴，可見匈奴之厲害。西漢初年，不僅匈奴的不斷擴張威脅著漢王朝，而且一些地方諸侯與匈奴的勾結更加劇了中央的困難。文王時期對匈奴實行的是高帝和呂后的既定政策「與匈奴實為兄弟」，實行和親政策，在文第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蕭關，殺北地都尉昂，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5】以及漢武帝時期與匈奴長期的以戰爭為主的緊張關係，賈誼的「三表五餌之說」在當時看來也是很有預見性的。

    西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惠帝、呂后都著力於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統治秩序，收到了顯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時，不僅國家財力嚴重不足，人民生活還相當困頓。雖說賈誼提出的一系列主張都是有利於漢王朝的發展，有利於鞏固統治者的地位的，但是漢朝當時並沒有形成完全的大一統局面，文帝還是需要依附於丞相周勃、太尉灌嬰、東陽侯張相如、御史大夫馮敬等人的支持和輔助，加之，這些人對文帝有擁戴之功，文帝不可能不尊重他們的意見，而賈誼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損害到這些人的利益，雖說文帝很欣賞賈誼，「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6】，卻因為這些人短賈生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7】和文帝幸臣鄧通的打擊，導致賈生「不用其議，乃以長沙王太傅」 【8】。                               

【3】【4】《漢書.諸侯列表.序》【5】《史記.匈奴列傳》【6】【7】【8】《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參考資料：《賈誼評傳》王興國                                                                 （dwpz）                                         

                    （四）站在賈誼的時代——聽其言，觀其文，想見其人

看過最基本的一些材料，比如賈誼自傷的《吊屈原賦》，開導自己的《鵩鳥賦》，痛陳對策的《治安策》，以及司馬遷的《屈原賈生列傳》，班固的《賈誼傳》，再對漢初的社會政治形勢有了大致的了解，漸漸地，一個站在西漢初年政壇上不得志的年輕人形象在眼前豐滿了起來，想了很久，終於是覺得，「少年意氣」四字最是貼切。

那時的西漢「天下初定，制度疏闊」，何嘗不是處於少年期，它渴望變革的聲音。賈誼年少才高，得廷尉舉薦，諸大臣激賞，文帝將他從博士超遷到太中大夫，那時他才二十餘歲，那個朝堂欣喜於見到那樣有文才也有策才的年輕人。而他對那個年輕的國家有著深深的憂患意識，你看他說「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盾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9】，所以他才能在「天下少安」時發現隱患「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為之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10】，所以才有他「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11】的情感外放，這也是他自身強烈的抒情詩人的氣質的外化。他不諱言，但見制度疏闊於國有害處便直接說出，他不是沒有認識到諸侯王勢力的強大，正因為認識到了，他才覺得此話不得不說此患不得不除！他或許太過倚重皇帝的支持，但那份不懼權貴，敢於挑戰守成勢力的少年意氣實在讓人激賞。而蘇軾恰恰對此皺眉，以為他應該更加沉穩些，或者說更老成些：「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遊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 【12】然而，在交遊之中，十年之後，難保他不會和諸侯結成利益共同體，難保他不會忘卻初心。我認可蘇軾其言不乏在理之處，他是想讓賈誼面對的阻力少一些，但賈誼的難得之處也正在於他是朝著阻力最大的地方走的，知其難為而為之，只是因為非如此則國家之患難解。

至於蘇軾認為賈誼「不善處窮」，這倒是有一定道理，畢竟賈誼年少得志，一路順風順水，再加上他本身強烈的詩人氣質，猝然遭讒被貶，也曾開解過自己，但也只獲得一時的釋然，究其本質，還是難以破除「我執」，難以放下那份對仕宦之路的掛懷，他三十三歲便鬱鬱而終，雖令人不甚唏噓，卻是有性格原因在內。

而賈誼其文，無論是政論文《過秦論》，《治安策》還是辭賦《吊屈原賦》，《鵩鳥賦》，其風格都打上他強烈的個性烙印。他的政論文帶有濃郁的戰國策士遺風，其浩蕩的氣勢來自兩方面：一是以數量取勝，二是以感情相驅動。他由總結秦亡教訓轉入議論漢世治亂的作品，則是由憂患意識和參與現實的精神構成內在的張力，使作品氣勢充沛，是古今合流所形成的壯麗景觀。【13】

【9】【10】【11】《治安策》

【12】《賈誼論》

【13】此段參考《中國文學史》（第二版）第一卷，袁行霈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7（2010重印）第148頁，第149 頁                                       （yjn）                                                                                       

（五）「組織部」那個年輕人——賈誼其人對當下的意義可能在哪？

      賈誼的那份「少年意氣」或許就是他隔了幾千年依舊能使我們感動的原因，而同處於一個社會要求變革的時代，賈誼其人，或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借鑒。承接上一段，賈誼就是處於西漢初年體制內的一個有才華有想法的年輕人，他對國家有憂患之心，有投身政治的熱情，更有變革的勇氣；他敢於挑戰守成勢力（實力強大的諸侯王），不怕觸犯他們的既得利益；他有自己的信念。這不禁使我們想起《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也想到了當下中國社會體制內的年青人，或許大部分人懷抱著變革積弊的決心和勇氣走入體制，但時日一長，稜角漸漸磨平，鋒芒變得暗弱，不敢挑戰即得利益者的權威，甚至慢慢被同化，初心就這樣被遮掩被忘卻。而當下，同樣是社會變革的時代，要變革就不能害怕觸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要敢說敢做，朝阻力最大的地方走，唯如此，才能見到變化的可能。諸改革領域內，希望能聽見越來越多不乏少年意氣的年青人的聲音，能看到越來越多這樣年青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