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主義和中央集權並非出於中國

中國歷史、世界歷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點，是「周秦之變」。

所謂「周秦之變」，就是中央專制集權主義取代貴族共和。秦，代表君主專制，周，代表的是貴族共和。

「周秦之變」是在全世界範圍普遍發生的。在日本，就是所謂的「王政復古，大政奉還」，討幕戰爭，明治維新。在英國，就是亨利八世（1491～1547）反對教權、王權至上的獨尊獨裁。在法國，先是有幾百年王權與教權角逐得勝的歷史（阿維農之囚），然後紅衣主教黎塞留向路易十四「大政奉還」，導致後者實行絕對的君主專制。

在德意志，這個過程是逆向的。在馬丁·路德的幫助下，選帝侯們紛紛反對皇帝，實際上就是在自己的封國領地上各自搞諸侯專制。

在中國，眾所周知，就是秦始皇的一統天下。專制政治，由此開啟。即毛詩云「百代皆行秦政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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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戰國諸侯們或多或少都在搞君主專制，只是秦國搞得最成功，所以能夠「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正如德意志選帝侯搞君主專制，有他們的「理論家」馬丁·路德，亨利八世有前輩理論家威克里夫，華夏的戰國諸侯們實行君主專制，也有他們的理論家、文棍。

秦國的理論家文棍是商鞅，鄭國是子產，韓國是申不害。與馬丁·路德不一樣，他們不但躲在背後搞「理論指導」，還深受諸侯器重，跳到幕前當丞相，直接指揮「改革」。

這幫人就是以「法」、「術」、「勢」為君王效命的所謂「法家」。

法家最核心的東西是什麼呢？

是成文法。法家是要求用成文法治國的，俗稱「依法治國」。

鄭國正卿（執政官兼軍事最高指揮官）子產先是把刑法寫在竹簡上，再於公元前536年將刑書鑄在鼎上，把該鼎置於王宮門口。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二十三年後，晉國的趙鞅也鑄了刑鼎。稍後有公元前四百多年李悝著《法經》，通過魏文侯公布，成了魏國的成文法。商鞅把李悝的《法經》搬到秦國去，作了許多增補，就成了秦國的律法。這就是「商鞅變法」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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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來，官史學界一直對「商鞅變法」頗多頌揚。原因除了毛是「尚粉」，曾評價道：「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於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之外，更重要的是，「商鞅變法」屬於進步主義的譜系。

儒家是維護傳統的，法家是顛覆傳統的。當然要支持法家，徹底打倒儒家。

不過，在傳統史觀里，商鞅歷來是個負面人物，他的「變法」也不是什麼好鳥。

《史記·商君列傳》：「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劉向《新序》說：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人，渭水盡赤。」

所謂商鞅變法，內容中學課本都有。此處摘最重要幾處說說，一是公布成文法；二是廢除井田制；三是廢除分封制，實行縣制；四是統一度量衡；五是「編戶齊民」，給全國查戶口，順便行什五連坐之法。

咦，除了連坐不好，貌似統統都是好的改革啊？儒家傳統史觀為什麼反對商鞅及其變法呢？一定是反動透頂！

好在九十年代以來，民智漸開，知識分子的智力也顯著提高了，開始同意太史公等人的看法，對商鞅有新的評價，指出他的《商君書》，核心思想就是弱民強國，愚弄百姓，阿諛君主，集權中央。

然而這些批評聲音大多受制於意識形態法家史觀，不敢、也不能直截了當地指出，商鞅壓根就不是什麼「改革家」，他只是君主專制主義的文棍。

商鞅、子產、申不害、李悝、韓非這一串法家，統統都是君主專制主義的文棍。

他們就是古典時代的馬丁·路德、加爾文、威克里夫、楊·胡斯。

最重要的一點：法家並非起源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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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的核心特徵是成文法和中央專制。

子產鑄刑鼎，商鞅把《法經》帶到秦國實行，這些都屬於成文法範疇，是君主專制的必要硬體。

廢除井田制、廢除分封制、統一度量衡、「編戶齊民」、實行縣制，這些都屬於中央專制的必要軟體。

據傳，埃及的美尼斯在統一了上下埃及，形成了中央帝國雛形後，便公布實行了成文法。因此美尼斯被稱為「立法者」。此時約為公元前3000年左右。不過這只是傳說，並沒有考古材料證實。

《烏爾納姆法典》泥板

真正有傳世資料的是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第三王朝（約公元前2113——2008年）開國君主烏爾納姆所制定的《烏爾納姆法典》。

其後就是巴比倫帝國的漢謨拉比（前1792年－前1750年）所制定的《漢謨拉比法典》。

鐫刻《漢謨拉比法典》的閃綠岩石柱碑

再之後就是赫梯帝國在前15世紀末至前13世紀初編定的《赫梯法典》，亞述帝國提格拉特帕拉沙爾一世在前1115-1077年編定的《亞述法典》。

德國考古學家在阿述爾（Ashur）發現了大量的泥板文書，這就是《亞述法典》

上述這些成文法典有個共同的特點，其編撰之時，都是城邦臻於極盛，向帝國體制轉變的關鍵時期。

《烏爾納姆法典》編撰時，烏爾納姆趕走了庫提人，繼阿卡德帝國之後再次統一了兩河流域，實行中央集權統治， 國王集軍事、行政和司法大權於一身。

《漢謨拉比法典》編撰時，巴比倫王國的第六任國王發動了一系列戰爭，擊敗了埃蘭人，吞併了馬里等王國，一統兩河流域，北部疆土包括了今天土耳其的庫爾德區。他宣揚君權神授，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有龐大的官僚架構和常備軍，還開掘運河。

《赫梯法典》編撰時，赫梯帝國囊括了安納托尼亞，吞併了米坦尼王國，讓巴比倫臣服，還在敘利亞的卡迭石與埃及拉美西斯二世3500輛戰車的大軍鏖戰，不分勝負。

《亞述法典》編撰時，亞述建立君主專制，從蕞爾小邦變成橫跨亞非的帝國，屢次擊敗巴比倫和赫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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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法是君主專制的標配。

它的用意不是用「法律平等」來造福平民，而是用「法律平等」剝奪貴族階層的特權。

封建制的時候，貴族有封地，有武裝，可以自行在封地收稅（只上繳部分），有參政議政權，在自己的封地上有刑事裁判權，有監督君主的權利，極端情況下甚至可以廢立君主。

成文法出現後，配套動作就是剝奪貴族的武裝及全部特權，只留下財產和頭銜。執行法條、進行裁決的都是君主擢升的官僚人員。他們只聽命於君主，在君主小集團之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貴族士大夫與貧民一樣都要在政法屠刀下慄慄危懼。秦制下的「以吏為師」、李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只好自殺、丞相周亞夫被獄中廷尉陷害嘔血而亡……都是成例。

專制的君主本人是神，是天子，根本不受法律約束。他的小集團成員只要「聖眷正隆」，也是不受法律制裁的。所以《史記·商君列傳》記載：「於是太子犯法。……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子屬於君主小集團的核心成員，商鞅當然動不得，只能對他的貴族老師們動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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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制主義是從戰爭中被發明出來的。「軍事民主制」中的軍事首領變成了常任的國家元首，再搞「削藩」，剝奪貴族特權，自己大權獨攬。

公元前三千年代，戰爭最頻繁的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就是君主專制主義誕生最早之地。專制君主的雛形可能是蘇美爾的盧伽爾扎克西。而世界上第一個軍事帝國——阿卡德帝國的開創者薩爾貢（前2371～前2316）很可能是第一代真正意義的專制君主。他的孫子納拉姆-辛更是自稱為神。

阿卡德開國君主薩爾貢一世

薩爾貢組織了世界上第一支常備軍（約有五千多人），發動了打34場對外戰爭，統一了美索不達米亞。這就是兩千年後的華夏大地的「秦王掃六合」。阿卡德帝國就是縮小版的秦帝國。

由於阿卡德帝國的成功，以後美索不達米亞各城邦大都在模仿學習君主專制主義。巴比倫、赫梯、亞述等都是學習成功者。

阿卡德帝國的最重要發明是行省制。對被軍事征服的土地，薩爾貢以10日行程為界線劃分區域，派遣自己的親信作為總督掌管各區域。行省制完全不同於城邦、城邦聯盟和中國歐洲的封建制，將全國所有疆域歸入君主一人的統治之下。行省的軍政首長只是君主的代理人。

雖然目前還沒有發現阿卡德帝國實行成文法的詳細記載，但行省制必然伴隨著成文法，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書厥有間，不足征之。

公元前13世紀亞述的泥板文獻就提到了行省總督( akin māti和 bēl pāhete)一詞，因此亞述繼承自阿卡德的行省制度至遲在前13世紀就已完善。

公元前550年，波斯帝國崛起，超越了亞述，成為第一個世界帝國。波斯有20個行省，橫跨亞歐非，囊括了埃及、兩河流域、印度、中亞的大夏吐火羅（巴克特里亞）、帕提亞、花剌子模及粟特，其版圖最東端在與新疆相鄰的費爾干納盆地。 

波斯帝國繼承了阿卡德和亞述的君主專制制度，還將之「發揚光大」。公元前518年，大流士一世實施「改革」，將全帝國分為20個行省和五大軍區，整頓軍隊，統一幣制，修建驛站和驛道。

大流士一世雕像

波斯每行省置總督一人，負責行政事務；另設將軍一人，統領駐軍；另設稅收專員徵收貢賦。總督、將軍、司稅「三權分立」，各自對君主負責，互相牽制。總督有一名秘書，專事與中央聯絡，其實是君主的親信，負責監視總督。還經常派出欽差大臣巡視，有權處罰總督等地方大員。帝國境內還修建了不少驛道，其中最長的一條是從小亞細亞的以弗所到蘇薩的「御道」，全長2470公里（比秦朝的驛道更長）。此外，大流士還以《漢謨拉比法典》為基礎，重新制訂了嚴刑峻法。

大流士還搞了一套森嚴的宮廷規矩。君王上朝時頭戴金冠，手握黃金權杖，高坐金階之上，身後是高擎羽扇大傘的隨從侍衛。大臣們要遠遠地跪在帷幕外面。（此舉可以對比劉邦登基後，請偽儒叔孫通為他制定「朝儀」。《史記》云：「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竟朝置酒，無敢讙嘩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希羅多德說過，波斯帝國治下的所有居民，包括貴族，都是大王的臣民或曰奴隸，並非自由人。

《世界上古史綱》認為，大流士改革「加強了中央集權，實現專制統治」，「大流士通過改革國家的行政機構，把全國的行政、軍事、監察、司法大權都集中到國王一人手中，加強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吳於廑、齊世榮主編的《世界史》認為，大流士的改革「確立了君主專制，加強了國王的權力，調整了國王與貴族的關係」。

先秦與西亞一直存在著文明傳播和文化交流。可想而知，公元前536年子產鑄刑鼎，多半是受到了亞述的影響（亞述人把《漢謨拉比法典》石柱碑搬回自己的都城尼尼微）。而公元前356年的「商鞅變法」，肯定是受到了波斯大流士一世「改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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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所鼓吹、推行的「刑名法術」之學，就是「帝王之術」。他們搞的「鑄刑鼎」、「撰法經」，其實就是成文法，君主用來「依法治國」，既治平民，也治貴族，就是不治他自己。法家=君主專制主義。

君主專制主義是舶來品，來自於西亞兩河流域和波斯帝國。

因此，法家這串爛蘋果，也非華夏土特產。與中古時期的祆教一樣，都是從西亞伊朗輸入。

那麼，華夏本土的政治家、理論家是怎麼看待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改革」的呢？

子產在鄭國鑄刑鼎，「以為國之常法」。晉國大夫羊舌肸（字叔向）修書一封勸諫子產。

信中說：「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這就是左傳里的《叔向諫子產作刑書》。叔向是一位「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的保守主義政治家。

馬列學者們把叔向所說的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稱之為「秘密法」，說以前貴族們關起門來搞一套秘密法，不公布，以便隨心所欲地魚肉民眾。這種說法大謬不然。

「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就是「臨事制刑，不予設法」。叔向反對成文法，是因為華夏諸邦以前實行判例法+習慣法，與中古英國一模一樣。判例法+習慣法，也就是後世愚人們津津樂道的「海洋法系」。

參照英美過往幾百年法官的做法，都是「臨事制刑，不予設法」。每個判決都參考過往判決的成例，再由法官因應當時的新情況酌情判決。既靈活，又不失人性化，更好地平衡了法律風俗人情。

宗法制—封建制時代，諸侯、諸大夫、士、國人、野人，就像歐洲的封臣和附庸一樣，是一個分等級的小共同體。在小共同體里生活，既不適合自由主義，也不適合專制主義，只能採取一種有限自由的集體主義。而有效的管治方法，當然是仁慈的威權主義。

在小共同體內部，每一個司法判決必須做到最公正無私，否則將對內部的集體團結造成致命破壞。真正徹底的公正無私往往要兼具道德、人性、社會風俗的考量。而這種考量是成文法的官僚時代所拒絕的。

舉個例子，《悲慘世界》里冉阿讓因為飢餓貧窮偷麵包被判苦役，這種判決在小共同體內部是不可能出現的。飢餓貧窮者必須得到集體的救濟，如果不能得到，就是小共同體的失職。如果多次失職，這個小共同體就沒必要存在了。

所以在小共同體內，是禮法共治的。禮規範了絕大部分日常生活，實在出了差錯和意外，才用判例法和習慣法管一管。禮不僅約束下位者尊敬上位者，同時也約束上位者親愛下位者。仁，也是禮的重要一環。故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律令·先秦》認為，因為在宗法制時代，互相愛吝並無殘賊之意，所以臨事才去議罪，並不預先宣告眾民「自令」。

成文法一出，就等於後續配套的君主專制主義全部出籠，沒有地方貴族和鄉紳長老們主持的判例法和習慣法的仁厚判決了。一切法條的執行和判決，完全聽命于于君主及其中央官僚機構。這就是「尊主卑臣」——把天下間邦國的尊卑（等級）關係全砍沒了，只剩下君和臣之間的尊卑關係。

看起來，是從「許多個土皇帝變成一個皇帝」、「許多個主人變成一個主人」，其實不然。按照歐洲「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封建規矩，上級諸侯是管不到下級某個大夫的家臣的，周天子也沒有這個越級管理的權力。每個人只聽命於自己的上一級。至於上級的上級，就等於不存在。

但在君主專制時代，皇帝為了有效管理天下，設立了無孔不入的各級官僚機構。這些機構里的每個官僚，都是不同程度的「主人」，他們可以操縱職權為自己牟利，把平民和貴族們搓圓捏扁。這就是秦制里「以吏為師」的真諦。而整個專制機構，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為這種「權力腐敗」背書。

是故，在公元前513年晉國大夫趙鞅、荀寅效仿子產「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時，孔子評論道：「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貴賤不衍，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左傳·昭公六年》）

宗法制—封建制的核心是武力殖民。也就是一位首領封爵之後，帶著家族武士去拓荒。建立城池之後，家族裡的人都住在城裡，城外的是被征服的民族「野人」，要向城裡繳交「什一稅」。貴賤的「賤」，就是指這些耕田的「野人」，也就是後來的「農奴」、「佃戶」。而在君主專制時代，是一夜之間要把貴族從某種程度貶到與農奴差不多的地位。整個封建制度就面臨瓦解了。所以孔子要說：「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請放心，法家和皇帝們推行成文法和專制制度，並沒有「提振民權」、「解放農奴」的意思。他們是想把全體貴族和國人貶低到准農奴的地位，藉此剝奪貴族的參政議政權，剝奪國人暴動和立君的歷史權力。

從西亞、伊朗傳過來的君主專制制度，被法家和鄭、晉、秦諸國君「拿來」使用，由嬴政開始以恐怖手段強力推行於全中國。自此君權獨大，高高在上、不能動搖，「百代都行秦政制」，專制暴政一發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