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政善治與政治變遷

良政善治與政治變遷

吳大地

2013年05月25日

中國政治研究員張明澍曾就中國民眾對民主的看法，做過兩次調查。第一次在1988年。最近一次就在2012年。在第二次調查中，他發現中國人民對西方民主的「擁抱」，已不再像開放初期那麼全面與熱情。大部分民眾認為「民主好不好，要看適不適合中國國情，不能把美國與中國簡單比較。」換言之，他們要的是中國自己的民主，而不是外國的民主。

隨著2008年的經濟海嘯，美國與歐盟深陷經濟泥沼，直到現在還舉步艱難。各國民眾看在眼裡，對民主越來越沒有信心，對以往高高擺在神台上的西方民主，似乎已經不再那麼迷信了。

《歷史之終結》一書的作者福山原先認定，隨著冷戰的結束，西方的民主自由將是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現在，他看到了專制與自由市場結合，經濟成就輝煌的「中國模式」，承認自己先前的論斷已經遇到挑戰。

許多務實主義者的看法是，在全民決議式的直接民主到強人獨裁的兩極之間，可以有許多民主層次不同的政治體制。至於哪一種比較合適，則需視本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情況而定。關鍵的考量是「國家治理能力∕善治良政」（good governance），而不是民主層次的高低。

只要比較一下印度與中國的發展，就可以看出「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印度今日發展的瓶頸在於基礎設施不足；中國之所以能迅速發展，主要是沒有太多對權力制衡的機制：當權者拍板快，能夠迅速地落實很多龐大的基建工程，如三峽水壩。反觀印度，福山說，有時要建一間工廠都大不容易，更不必說到機場公路了。由於議會、政黨、工會、公民組織以及各種利益集團的諸多牽制，許多計劃遭遇各方爭議阻擾，訴訟不斷，曠日廢時，最後往往無功而返。

在2008年面對經濟危機的挑戰時，福山認為中國比美國做得更好一些。中國在面對經濟危機的挑戰時，及時地採取了強而有力的措施。一向以限制行政權力自豪的美國，卻因為制衡制度形成的「否決政治」（vetocracy），導致了政治癱瘓；大難當前，卻跌跌撞撞，應對乏力。

不過福山指出，中國模式並不容易複製。中國模式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文化。兩千年來，「民為重，君為輕」的儒家傳統，加上自秦朝以來，中國建立了一個基於功績主義選賢任能的官僚體系，維持了國家的行政機制的效率與廉正。所以，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國家與地區，如日本、韓國、台灣和新加坡，在強勢政府治理的時代，大都能迅速地發展經濟；而非洲、中東、南美洲等專制政權，則少有成功的例子。

民主問責制的必要性

不過福山說，中國模式的故事還沒有結束。中國今日經濟社會發展是否能持續，是個問題。只要在那一片興旺繁榮的表皮上，輕輕地刮一下，就可以看到下面埋藏了許多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他深信，中國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像全世界的中產階級一樣，必然會衝擊專制政權。而且，沒有民主問責制度（政黨選舉）的社會，遲早會出現壞皇帝。

政治改變的契機將來自經濟危機。中國今日由出口與投資帶動的經濟增長，由於世界經濟衰退，已無法持續。加上國企與不健全的金融市場，嚴重地扭曲了自由市場的運作，資本效率日趨低下。同時，專制社會必然會催生一個維護既得利益，處心積慮擄取政治權力的精英階層。當經濟日漸成熟，不得不轉型時，以往的科技與思想的後發優勢將逐漸消失，下一輪的改革紅利必須來自於各種知識創新。專制社會造成的思想市場缺位，勢將成為制約中國發展的致命瓶頸。

此外，中共面對的另一個難題是意識形態。陳冠中用「絳樹兩歌」來形容今日中國的政治論述：絳樹是古代一名歌女的名字，能用一張嘴同時唱兩支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但是這樣的唱法終非長久之計。所以有人想復興儒家傳統，但看來不容易：孔夫子在天安門廣場，忽隱忽現。也有人祭出了民族主義的大旗來凝聚民眾。但是民族主義有悖中國賴以發展經濟的全球化的大方向，而且極易擦槍走火，能走多遠是個問題。

當然，以上是不看好中國模式者的論調。支持中國模式的一派則認為，中國中產階級不同一般，尤其是有發言權的知識分子，他們很多其實非常犬儒，平時說的比唱的好聽，一旦觸及自己的利益時，害怕改變，維護既得利益比誰都緊張。

關於經濟轉型，創新技術的問題，樂觀的看法是，只要投入資源，自然能夠提高創新力。中國的優勢是政府有錢，能夠集中力量發展創新，不像在衰退泥沼中掙扎的歐洲，有心無力。

中國模式究竟有沒有前途，實在不易預測。作為新加坡人，在祈禱國際局勢安穩之餘，最重要的是能夠從中吸取教訓，取捨借鑒。

中國模式的強項在於國家的治理能力；西方民主的好處在於有問責的選舉制度。今日的新加坡可說是兩者兼俱。

新加坡的「良政善治」享譽國際，可說是這一個沒有天然資源島國的立國之本。

不過，近年許多老一輩的國人都有同樣的焦慮，擔心新加坡會逐漸失去這個優勢。

根據現在的政治氣候，在下一屆的選舉，反對黨勢必增加其國會席位。如果執政黨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國會優勢，或者更糟的，淪落到和很多西方民主國家一樣，執政黨在國會裡與反對黨成了50對50相持不下的局面，國家的施政能力肯定大受影響。

第二個憂慮是，今日的選民對從政者的素質，似乎已沒有以前那麼敏感。

在榜鵝東補選之前，有許多人呼籲邀請楊榮文回來競選。後來看到選舉的結果，一般的看法是，就算是政績斐然、素質卓越的楊榮文參選，也不一定能扭轉劣勢。選民選擇標準可見一斑。

李總理不止一次公開地談到招攬從政人才的困難。現在好幾位部長，都是不計個人收入的損失，毅然從政的。不過，今日想參加政治的人，都有一個更大的顧慮：那就是互聯網上對公眾人物無理取鬧式的攻擊，以及對他們生活與家人隱私的侵犯與干擾。這使到很多有志從政者，對這個越來越熱鬧的政壇，望之卻步。

作者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