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症 | 單親爸爸的二次人生

以下為作者原文，未做任何改動。

這麼多年，他在想像、他在期待、他在堅持，直到發現自己白頭髮越來越多的時候，他不得不跟現實妥協，心甘情願地承認，是的，兒子的自閉症，真的好不了了。

文 | 鄭澤穎 

中國人民大學

張永勝為一位年近90的老人理髮，作者攝。2017/5/3

凌晨三點，張永勝醒來。環顧四周，地下室里是一片能吞噬人的深不可測的黑，這讓他想到了兒子的未來，那是漫長的、還沒有任何希望曙光的命運。習慣性地摸了摸被子的另一邊，卻讓他突然清醒——兒子不見了。

是的，兒子已經被送去託管所了。

這是兒子第二次被他送到託管所。

進城

1988年，張永勝跟隨老鄉從開封老家來到北京。那一年，從河南到北京的火車，還需要十幾個小時。

那時候，北京剛解禁，東城和平里的簡易樓還沒拆，張永勝和老鄉在這裡開了一間理髮店。隔兩年，張永勝從和平里搬到了安慧北里。當時，安慧北里小區一期剛建成，周圍還是一大片種著玉米的莊稼地，張永勝租了居委會的房子，在這裡繼續開理髮店。那年，中國第一次舉辦亞運會，亞運會的場館都建在附近。

「當時我跟著北京人上街，給老人理髮，一次收6毛錢，收到的錢都捐給亞運會。」雖然只是租戶，但張永勝跟著社區的人一起參加活動，曾被選為居民代表，參加當時朝陽區亞運村街道的第一屆居民代表大會，還曾被評為「道德先進個人」。

安慧北里小區的居民喜歡找他理髮，尤其是老人。「老人家不喜歡上外邊的髮廊」，有些老人不方便下樓，張永勝就上家裡去。小區有的居民搬走了，還回來找他理頭髮。也有一些人，開車一個多鍾來找張永勝理髮，這樣的回頭客很多。有時候張永勝外出沒做生意，有些人就這樣來回找了他好幾次。「這社區有個阿姨，她兄弟姐妹幾個找我理髮，她們都住得很遠，有時候還叮囑兒子女兒來照顧我的生意。」

小區建成光景不過30年，張永勝在這裡呆了29年。

「那時候，來北京是很時髦的事情，想看看毛主席像，想看看天安門。」在北京，張永勝成了家。之後，女兒、兒子出生，張永勝便在安慧北里小區租了一間地下室。初為人父的張永勝對生活抱著極大的期望，「那時我想，理髮店生意越來越好了，我要供他倆上大學，一家人有個屬於自己的房子，當年北京的房子還沒有這麼貴，我跟孩子，我就想以後帶他們鍛煉，帶他們玩，當時老想著這些事，想著都很幸福。」

現實卻是，一步一步地落空，一步一步地失望。所有美好的念想，在兒子張宇賀被診斷為自閉症那一刻起，一點點慢慢崩塌。

年輕時候的張永勝（左起第一個）。張永勝供圖

萬分絕望和一絲希望

張宇賀兩歲多的時候，幼兒園的老師說他不合群，對他的智力提出質疑。當時的張康，即便性格不活潑，但會叫人，還會背詩。張永勝並不相信老師的判斷，雖然平日收入不多，但他還是給兒子報名了當時很熱門的一個活動：感統訓練。這種訓練課程一個小時50塊，很多正常的孩子也參加。

張宇賀四五歲的時候，張永勝開始覺得自己的兒子「是有一點不同」，反應有些遲鈍，不喜歡跟人交流，有時候會不明由地哭鬧。直到在北大六院精神科做檢查，兒子才被診斷為自閉症。

「醫生，自閉症是什麼？」「情感障礙，智力發育遲緩。」

「醫生，自閉症要怎麼治？」「自閉症，治不好啦。」

張永勝不死心，想著這病肯定還能治好。

他到商店買下周邊其他孩子玩的那些玩具，買下別人口中所說的能夠鍛煉智力的各種玩具，即便很多玩具被兒子拿出去玩之後就一直沒有再拿回來，但有段時間他還是不停地買，好像玩具能讓兒子智力好起來一樣。

他聽別人說了一句「打遊戲的小孩聰明」，就在手機和電腦上下載一些兒童益智遊戲，但兒子打不過關的時候，就會變得很焦慮，也因此摔壞了他的電腦和手機。

他看到有些新聞上說，「自閉症小孩在音樂方面有天賦」，就去買了一個音響給兒子放音樂，帶著兒子一起學唱歌。兒子喜歡邁克傑克遜，他就跑去書店買了一套DVD，兒子喜歡哈利波特，就在網上訂了一套光碟。他還帶著兒子去學英語，學輪滑。

他向朋友打聽，帶著兒子去一位老中醫那裡做推拿。之後，他又帶了兒子去西直門找一位測智商的王專家，當時這位王專家看了之後說：「沒什麼問題，只是智力稍微比其他孩子弱一點。」再然後，他去丰台的一個教育機構，兒子又被說成是「童年瓦解性精神障礙」。

傾盡全力而徒勞無功。

筋疲力盡，註定自欺欺人。

張永勝開始認真去思考醫生所說的「自閉症」，在網上搜索自閉症兒童康復中心。他帶著兒子去星星雨報名，結果報名人數太多，工作人員讓他留下聯繫方式，等排到號了就聯繫他。好不容易排上號，他帶著積蓄和兒子一起到星星雨，人家看張宇賀已經是大齡兒童，說：「報不了了，星星雨只接受小齡兒童，你兒子已經錯過了最佳的訓練期。」他還不死心，去找星星雨的任職的老師，老師建議他去上家長培訓課，家長掌握相關培訓技巧後可以自己在家裡給孩子做訓練。張永勝沒有報名，只是買了星星雨一本關於康復訓練的書。

書買了，看不明白，一直擱置在地下室的小角落裡。

跟在醫院給兒子買的葯一樣，發現兒子吃完葯會發愣沉睡，他就把葯扔了。

有個經常來店裡理髮的老太太，給張永勝帶來一大摞畫紙和水彩。兒子對畫畫感興趣，一筆一畫輕重分明。他看著兒子畫畫，又覺得兒子會有好起來的一天，心裡瞬間又信心滿滿。他向別人誇獎兒子有繪畫天賦的樣子，不免讓人想起那些去廟裡還願感謝神明的信徒。張永勝善於發現兒子身上每一個細小的優點，「他的模仿能力特彆強，我寫的字，他都能照著寫出來」，「很多來我這裡理髮的人，都說我兒子的眼睛是最純潔明亮的。」

攀上生命高峰的旅途中，少部分人一開始就能站在別人仰望不到的起點上，大部分人拖著筋疲力竭的雙腳拚命趕路，現如今的張永勝，一隻腳緊緊陷在絕望的泥渦里，靠著另一隻腳尋找希望。

張宇賀模仿「毛主席萬歲」五個字，作者攝。2017／4／16

離婚和抑鬱

兒子被確診為自閉症之後，張永勝和妻子之間的爭吵變得頻繁，心情低落的日子裡，惡語相對更是避免不了。「後來，她在網上認識了一個網友，跟別人走了。」「當時您有試過挽留嗎？」「我不知道那段日子是怎麼熬過去的。」

剛開始，張永勝的妹妹提醒他留意妻子的不正常舉動，當時張永勝沒有任何的懷疑，對這些話並不上心。直到聽到了更多的流言，他開始警覺起來。那個時侯，妻子經常在網上跟別人聊天，常常徹夜不歸，但張永勝並不懂得如何上網。妻子不在家的時候，他就坐在電腦前獨自摸索。學會上網之後，他開始偷看妻子跟別人的聊天記錄，想查清楚對方是誰，那會流行的還是QQ，張永勝讓妹妹加了對方的賬號，幾次旁敲側擊，想要套出妻子跟他之間都發生了什麼。

攤牌之後，妻子提出離婚。

「她說，跟我過夠了。」

「她說，一輩子很短，想過好日子。」

那期間，他把兒子送到了幼兒園。那是一家專門接收自閉症小孩的幼兒園，但後面也收正常孩子，這些小孩大多來自周邊的外來工家庭。孩子只有在周末才被接回來，其他時間都待在幼兒園。

有一次張永勝去接孩子回家，見到孩子哭得很兇，「我當時心裡特別憋，就憋，悶，很悶」，「我給兒子擦眼淚，想拉他的手，他卻狠狠地甩開我的手，當時我的心一下子"嗉"就碎了。」兒子滿臉是淚的畫面，和狠狠甩開他的手那一瞬間的心痛，讓他在之後的好長一段時間都睡不著覺。又碰上離婚的事，他發現自己抑鬱了。

第一次，張永勝嚴重抑鬱。

那些日子，張永勝變得寡言少語，跟來理髮的人也不交流。沒人來理髮的時候，他一個人待在屋裡，腦海里開始想像各種畫面。「我當時想，等到她跟那個男的出去約會的時候，我就跟蹤他們，看到他們就往他們身上扔雞蛋，扔各種東西。」

事實上，他也這麼做了。

當時妻子背包出去，他打開妻子的聊天記錄看到約會地點，就騎著車帶著兒子出門，自行車籃子里還裝著一袋小石頭。只不過路上兒子哭鬧，他不得不放棄計劃。如今回憶，他突然咯咯咯地笑起來，「你自己在這兒鬱悶、瞎想，別人卻一點不知道，最後弄得自己心情不好。」

「折磨自己的人最痛苦。」這點，他比任何人都有深刻的體會。

幼兒園一個做清潔的老太太，看他對兒子很上心，就偷偷告訴他，幼兒園平日里都是把自閉症小孩關在屋子裡，沒有教授任何東西，「接走吧，不要浪費錢了。」

當天，張永勝就把兒子從幼兒園接回家。

「有些自閉症小孩一輩子不會叫爸爸媽媽，相比之下，我還是很幸福的。」張永勝明白，既然活著，心懷希望會過得容易些。

張宇賀小的時候喜歡騎在張永勝肩上。張永勝供圖

張永勝和兒子在理髮屋門口合照（近照）。張永勝供圖

流言

故事從張永勝第一次把兒子送去託管所說起，那是2015年，他骨折。

當時他站在梯子上，給兒子拿東西，兒子突然焦慮起來，他以為兒子要從窗戶跳出去，一緊張，結果從梯子上摔了下來。

斷裂性骨折。住院、休養，花了大半年的時間。

老父親從家裡趕來北京照顧他。為了不讓父親太勞累，他把兒子送到了通州郊區一個私營託管所。這家託管所僱傭一些退伍的年輕人看守，孩子們都被關在筒子樓里，接觸不到外邊的任何東西。託管所主要是接收一些網癮少年，但也接收少部分的自閉症患者。

張永勝骨折期間，姐姐（張永琳，化名）也過來照顧他。

周邊的人跟他姐姐搭話，「這老張一輩子給自閉症害慘了。」「沒辦法呀，誰願攤上這個。」「賀賀媽都跑了，你們咋還不趕緊帶這個孩子去做親子鑒定？」

張永琳開始起疑，勸說弟弟帶孩子做親子鑒定。

回憶這些，張永勝依舊憤怒：「哪怕當時我前妻跟著我的時候是真心的，後來她出軌了，現在大家想怎麼說她都有理由了。」

但最讓他生氣的，不是街坊鄰居對前妻或對他的詆毀。

張永勝骨折好一些後，張宇賀被接回家。關於「張宇賀不是張永勝的親生兒子」此類流言愈演愈烈，有一些來張永勝店裡理髮的老人，直接當著張永勝和張宇賀的面談論起來。

「我那時真的特別反感。他們以為我兒子聽不懂。」

張宇賀在表達上有障礙，但實際上他的內心很敏感，也能關注到那些評價他的人。那段時間，張宇賀一到夜裡就喃喃自語，「爸爸，爸爸老了」「爸爸沒錢了」「媽媽，媽媽跟人跑了」說罷，「哇」的一聲，使出狠勁哭了起來。

兒子卻越哭越凶，情緒越來越激動，「爸爸老了」「媽媽，媽媽跑了」。他想說點什麼安慰兒子，可卻動彈不了自己的喉嚨，感覺有幾千斤重的東西壓在那上邊。

張永勝很在意，卻沒有能力去阻止任何一種流言。他只能一隻手抱住兒子的頭，另一隻手使勁為兒子擦眼淚。

「其實說這些我沒想去怨恨誰，只是想保護好我兒子。」

「那您後來去做親子鑒定了嗎？」

「去了。」

「您也在懷疑？」

「我只是想堵住那些人的嘴。」

「鑒定出來如果不是親生的呢？」

「難道我還能棄了他？12年，12年付出的感情太多了！」

有的時候，張宇賀會有突發性的情緒波動，有人就對他說，張宇賀不是自閉症而是精神病，是被他前妻刺激到的。至今，那些極富正義感的人還在為他「打抱不平」，津津樂道的話語間摻雜了他們各自的想像。

但人的執念是可怕的，即便他想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卻又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想起那些細細碎碎的風言風語，還有那一張張頗為關切的可怕面具。他害怕自己再次抑鬱，晚上帶著兒子去附近騎車。夜裡，他會在公園的森林裡邊大喊幾聲，「我使勁喊，吼完後會舒服很多。」有時候兒子也會跟著他吼起來。

「折磨自己的人最痛苦，也最不值得。」面對流言，張永勝再次重複。

有時候張宇賀會莫名地傷心哭泣。張永勝供圖。

不停地解釋和尋找

張永勝帶兒子去公園玩，當時有個女的也帶了一個小孩在草坪邊。「她看出賀賀不一樣，就說讓我帶賀賀走，不要嚇到她孩子。眼神特別兇狠地盯著我兒子，我當時就很生氣，我也是納稅人，就允許你家孩子在那裡玩，我們就不可以？」

還有一次，張宇賀把人家賣的好幾十個雞蛋撞碎了，「道歉賠錢之後那賣雞蛋的還不依不饒，一直罵我兒子。我當時就對那女的發火，你說如果不砸碎的話，她在那裡還不知道要賣多久才賣出去，我照價賠償，這樣她還一直罵我們。」張永勝說，有時候在外邊就會有人說，是做父母作孽，孩子才變成這樣。

「那有沒有遇到好心人？」

「好心人，太多了！」

有一次張永勝帶兒子出去，一個女孩拿著肯德基站在地鐵口邊，張宇賀一把就搶了過來，當時那女孩被嚇住，張永勝跟她解釋說這小孩有自閉症，不是存心搶人家東西吃。那女孩就理解了，還在包里掏出了其它小零食給了他們。還有一次張永勝和兒子在超市門口，兒子趁他不留神，又搶了一對情侶的冰淇淋。張永勝連忙跟人家道歉、解釋。「後來我們已經走了很遠了，然後聽到有人一直在後邊叫，我轉過去發現他們又給買了兩個冰淇淋」，「這個社會，還是好心人多。」

張永勝解釋，張宇賀不是喜歡搶，只是不懂得表達。那些關於「自閉症具有危險性的」的說法，是對自閉症最大的誤解。自閉症患者膽子都很小，如果身處陌生環境，他們就會焦慮，焦慮的時候會有一些躁動的行為，但這些行為，並不能對一個正常人產生致命的傷害。

張宇賀喜歡坐地鐵、坐公交、騎單車。看見公車就上，看見車子就騎，有時候張永勝帶著他去鳥巢騎車，上個廁所的功夫，兒子自己就跑了。

這些年，兒子跑丟了五六十次，好在每一次都找了回來。「香山、南口鎮、紫竹院、四季青、六里橋、北七家、東小口、清河、麥子店、九天橋、香河圓、雙井、於家務……」問起最後都是在哪兒找到兒子，張永勝一口氣說了二十幾個地名，「最遠的時候跑到了通州次渠，離這有100多公里。」

張宇賀第一次走丟，是他剛學走路那會。那是2009年，當時北京奧運會剛舉辦結束，鳥巢向市民免費開放。張永勝前妻和女兒帶著兒子在鳥巢裡邊玩，轉眼功夫兒子就不見了。當時張永勝正在理髮店裡給人理髮，女兒哭著跑回家，說弟弟不見了。張永勝立即出門，騎著車在鳥巢裡邊轉了好幾圈，後來他猛一回頭，看見兒子正在草叢邊上的石頭坐著。他衝過去抱住兒子，兒子也沖著他笑。

報警、網路尋人、媒體報道、街角貼尋人告示、發動朋友幫忙尋找兒子，但最後，總是張永勝自己找到了兒子。「我就覺得自己跟這孩子特別有緣分」，「父子連心吧應該。」有時候，警察煩了，反問他：「你以為警察局是給你開的？」但也有好心的民警，跟著他沿路找。

「天氣冷的時候我最怕，怕他在街頭哪裡給凍壞了。有時候夜裡還沒找到，我整宿都沒辦法睡，心裡特別特別煎熬。」

在外邊，有時候一不留神，兒子就跑了。但即便兒子丟了這麼多次，張永勝還是堅持要帶兒子出去。店裡沒生意的時候，張永勝就帶著兒子出去騎車。「這個社會對自閉症了解得太少了，我兒子不是怪物，即便怕他又走丟了，我也不能把他關在家裡。」

張宇賀還特別喜歡狗。一天晚上，張永勝帶著兒子去公園騎車，他在洗手，一轉頭髮現兒子不見了。他向周邊的行人打聽，沒有人注意過他兒子往哪裡跑了。他在公園附近轉了一個多小時，直到聽到有人說「前邊有小孩趴在狗身上。」他向行人打聽，沿著路走過去，直到看到兒子安安靜靜地趴在狗狗身上。狗的主人並沒有趕孩子走，一直等到了晚上快十二點，才把狗帶回家。

張永勝說，兒子丟了這麼多次，好幾次都是因為在路上看見狗，跟著狗跑了。

張宇賀走丟，後來張永勝發現他躺在一條狗身上，張永勝供圖。

賣保險

這些年，張永勝一點一點地降低自己對兒子的期待。

「原來想的是，將來孩子能讀大學，能出人頭地，做社會棟樑。再不行的時候，就想以後成為一個普通人都行，哪怕只是一輩子打工，當個廚師啊。慢慢又想，他能自己養活自己就行，當個保安給人看門或者當清潔工給人掃地都行。後來我還想，他要是有一點點好轉，就跟著我學理髮。再不濟的時候就想啊，只要他能去那種殘疾人福利工廠，不哭鬧就好。」

店裡沒客人的時候，張永勝給兒子演示如何給人理髮，只不過後來當兒子拿起剃刀的時候，把自己的眉毛給剃掉了。

「你說，如果是早熟的男孩子，是不是會牽女同學的手了？」張永勝問，「但我不敢要求他能跟同齡的小孩一樣，只要能慢慢變好就心滿意足了。」

張宇賀僅僅12歲，這是普通孩子最浪漫天真的年紀。不敢去想像未來，而這本該是做夢的青春歲月。

張永勝說他想明白了，現在要做的，就是「為兒子準備好養老的錢。」他計劃著，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兒子還能不愁吃穿地活著。這麼多年，他在想像、他在期待、他在堅持，直到發現自己白頭髮越來越多的時候，他不得不跟現實妥協，心甘情願地承認，是的，兒子的自閉症，真的好不了了。

為了給兒子準備養老的錢，張永勝做起了第二份工作。

年輕的時候，張永勝跟朋友買過保險。他骨折住院那次，保險公司給他理賠一部分治療的錢。痊癒之後，該朋友跟他說：「你現在相信保險了吧？來跟我一起干吧。」一開始他拒絕，痊癒之後他已經把兒子從託管所接了回來，兒子需要有人照顧著。那朋友又跟他說：「現在公司搬到你這附近了」，「滿大街免費單車，你只要十多分鐘就能到公司。」

張永勝動心。這些年，他一直想的是「如何把兒子給治好了」，如果不是骨折，他還沒有想過「如何安置兒子的未來」。骨折期間，張永勝突然意識到，自己已經活了大半輩子了。日子過得稀里糊塗，慢慢就把自己的年齡忘了。可是時間它沒有忘記留下自己的痕迹：兒子一天天在長大，自己一天天在變老。即便這個過程很漫長，但各種轉變顯而易見，只不過是他習慣性地以為自己還能保護兒子走很久很久。

答應朋友去做保險之前，張永勝自己謀劃：省吃儉用一年存5萬，如果能活過70歲，興許能給兒子存100萬。

至今，加入保險公司已快一年。公司實行「人臉識別」簽到機制，每天早上趁著兒子在睡覺，他騎著自行車到公司簽到，回來的時候就在路上給兒子買幾個包子當早餐。入職不久，北京就迎來了冬天。下雪的日子裡，張永勝把買來的包子「窩」在胸膛前，快速騎車回家，把兒子叫醒時，包子還有餘溫。

但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作為新入職的成員，他需要參加各種培訓和會議。離開兒子的時候他總是在想兒子會不會突然醒來，會不會哭鬧。後來，他有時索性蹺班，有時帶著兒子一起去上班。

一段時間後，張永勝發現，「一年存5萬」只是幻想。這些年除了照顧兒子，他就一直守著理髮店。五十多歲的人，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職場生活，太多的東西需要適應。他常在培訓會上犯困，困了就去衛生間洗把臉，告訴自己「花了錢培訓，就要學到知識。」事實上，張永勝不善交際的性格並不適合這份職業，好在一些常來理髮的顧客照顧他的業績，別人跟他買保險，他給人家免費理頭髮。這期間，他也給自己和女兒買了保險。

他自己的保險受益人寫的是「張宇賀」。

他想，「活著盡點責任」。

然後，「死了我變成人民幣」。

張永勝和兒子張宇賀，張永勝供圖。

一紙方案

除了骨折那一次把兒子送走。如今，是兒子第二次沒在他身邊。

去年六月，北京開始確定疏解外來人口方案。張永勝所在的小區，可以留下10%的居住在地下室的外來人口。

今年二月，北京迎來了一場春雪。一個老人家冒著大雪來找張永勝，跟他說「我去了物業給你說情，希望你能繼續留在這兒，為我們這些老人服務。」老人家80歲了，是一名退休的文職軍級幹部，她說張永勝人品好，童叟無欺，對老人認真負責。張永勝看著她離開，老人家前一腳後一腳，重重地踏出一道道步印，在大雪中漸漸遠去。

晃過神來，他才發現自己的眼淚已經從眼角滑落到下巴骨，「老北京人的厚德善良，讓我心裡暖暖的。」

但不是所有人都希望他留下來。

有居民上物業說讓張永勝趕緊搬走，張永勝的兒子是個安全隱患。

和其他自閉症患者一樣，張宇賀在感到不舒適的時候，容易焦躁。小的時候，張宇賀曾在自家的地下室里點燃被子，火勢不大，沒有造成大的財產損失和人員傷害。但至此之後，張宇賀成為了「危險人物」。

「他兒子好危險啊！」

「哎呀，我們這裡還有小孩老人呢。」

2017年4月1號，中國政府確立雄安新區，疏解人口方案加快落實。張永勝了解到「物業的意思，不能住人，但是可以經商。」他的髮屋，和他所居住的屋子，通過幾層樓梯連接了起來，他想，如果在樓梯安個門，地下室不住了，興許可以把理髮屋這小塊地方保住。為了不讓物業再找理由催促他搬走，4月底，張永勝連夜將兒子送到了北京通州郊外的一家託管所。

決心送兒子去託管所之前，有個晚上，張永勝在家裡徹底喝醉了。只有酒精，才能讓他獲得暫時的寧靜，酒精的世界裡，沒有自閉症，沒有流言，沒有搬遷，沒有骨肉分離，「那天越喝越多，感覺真的喝死了。」

用酒精來麻醉自己，是張永勝極其罕有的行為。一直以來，他都在努力調整自己的狀態，絕不輕易在別人面前面前透漏痛苦。

即便這麼多年，他一個人孤軍奮戰。

生活把他逼迫到絕境，差點摧毀他所有的念想。

但在不可抵抗的艱難面前，張永勝沒有勇氣選擇死亡。

如今，兒子被送走了，張永勝覺得「空空的，家裡安靜得很可怕。」

「為什麼不把孩子一起帶回老家呢？」

「在北京，兒子丟了，還能找回來」，「回老家，丟了，就真的丟了。」

張永勝回憶起老家那些走丟的孩子，心有餘悸。「沒辦法，在農村，這種孩子要是走丟了，也就是表面上找幾天做做樣子。沒監控沒錄像，根本都沒法找。」

但這並不是他一直待在北京不回家的全部原因。

離家三十年，他說對老家的一切早已不再熟悉，「在這裡，人際關係壓力也沒有那麼重。」春節，他帶兒子去拜年，兒子把人家的洗衣液全倒在了洗衣機里，他看著兒子被訓斥，心疼卻還要陪著笑臉。如果不是農村一對老父母挂念孫子，張永勝會選擇在北京過年。

三十年了，他過去一半的生命在此度過，把對生活的美好期待和幻想，固定在這一間又一間狹小的地下室里，但這座城市卻沒有真正接納他。

一紙疏解人口方案就得打包走人。

物業在張永勝門上粘貼人口疏解通告，作者攝。2017/4/22

假如，沒有自閉症兒子？

兒子出生之前，張永勝和前妻已經有了一個女兒。女兒聰明健康，現在在重點大學讀書，即將畢業。

「如果只有一個女兒，現在的生活會是什麼樣？」

「離婚後，我還想再找個人重組家庭。」

這些年，身邊一些朋友給張永勝介紹對象。當時有人給他介紹了一個同樣離了婚的女人，第一次見面，張宇賀就闖了禍，後來就沒有了下文。還有另外一個女的，當時張永勝帶著兒子跟她一起在鳥巢邊騎車，張永勝囑咐對方要看緊孩子，但觀察發現她對康康不上心，後面也就沒有聯繫。他對另一半並沒有什麼要求，也不奢望對方對自己兒子多好，只希望對方能夠接納兒子的自閉症。

張永勝說，現在他找老伴的想法越來越淡了，跟兒子兩個人過就挺好的。

「有時候我換個角度想，如果沒有賀賀，我能有這麼多故事，認識這麼多人，讓我去這麼多地方。北京派出所我就去了五六十家，可能當警察的都沒有我知道的這麼多。我來北京二十幾年沒去過香山，是兒子丟了我才找到香山去的。隨遇而安吧。他要是正常孩子，這個年紀他也就不粘著我了。現在他抱著我，還親著我，晚上要摟著我睡覺。我們兩個在一個床上，摟著睡覺，我就覺得特別踏實。」

「當初前妻走的時候，您恨過這個孩子嗎？」

「孩子是無辜的。她想走，總會有各種理由。」

「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張永勝補充道，也許曾絞盡腦汁、苦心經營各種報復對方的計劃，如今都煙消雲散。

「我就是特別喜歡這孩子。現在我把他送走了，夜裡老是睡不好覺。現在兒子跟我就是互相陪伴吧。」

這些年，張永勝接觸到了很多自閉症小孩。他發現，每個孩子都不太一樣。有些孩子只會「咿呀咿呀」地叫，而有些小孩像自己的兒子一樣口齒清晰。有些孩子一直跳來跳去，有些孩子則比較安靜。

有一次帶著兒子坐公交，張永勝遇到另外一個自閉症孩子。「那個小孩一看就不是正常的小孩，外表很明顯，比賀賀明顯多了」，「那個父親特別耐心，特別細心。」公車上，張永勝跟那個父親搭起話，「現在患自閉症的小孩越來越多了。」「誰說不是呢？現在空氣這麼糟糕，食品也不安全。」「是啊，所以怪病越來越多。」

「那您現在了解什麼是自閉症了嗎？」

「專家不是說還沒有找到確切病因嗎？」

由於自閉症，張永勝從此過上另一種人生。但關於自閉症，這麼多年他也不能說出它到底是什麼。他只知道，我的兒子得了自閉症，我兒子是個自閉症患者不是精神病人，我兒子是這樣這樣的。

在中國，很多家長滿懷期待迎接新生命的時候，他們也並不清楚什麼是「自閉症」。當他們真正相信小孩有異常的時候，大部分小孩子已經三四歲了；確診之後，父母還要花一段漫長的時間去搜集資料，了解自閉症；等家長對自閉症有了一定的認知，他們還需要花一段時間克服自身的心理難關，這也是為什麼在中國，有那麼多自閉症患者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期。

眼下，我們有著龐大的自閉症群體，每個自閉症患者背後，都有一個或者多個正在經歷苦難的家庭。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此之大，所獲知識卻是少之又少。

隱藏的秘密和公告天下的悲劇

擠牙膏、擦屁股、系鞋帶，就是這些最簡單的動作，每一個，他都要給兒子演示上千上萬次。兒子需要時刻看著，一不留神，就會把一整瓶香油倒在鍋里。有一次，兒子把煮好的米飯「毀了」，張永勝只好重新弄點麵條，把做好的菜澆在麵條上，「我覺得更好吃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也許是天性樂觀，也許是無可奈何。

但在《疾痛的故事》中，凱博文（ArthurKleinman）曾描述過類似的經驗：沒有任何東西像嚴重的疾痛那樣，能使人專註於自己的感受，認清生活的真實境況。其大概意思是：疾病的苦痛經歷，把我們帶入到了思索個體生命意義的高度。個體的力量和他所能付出的愛的能力，不會因為遭遇慘淡現實而消失，我們甚至可以更好地擁有它們。

張永勝正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當他成為一個自閉症孩子的父親那一刻起，人生軌跡就不可能如他所設想的那般進行。他也許曾經想到過放棄，但在喜出望外和心灰意冷交替的縫隙間，還是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把孩子帶到人群中。

張永勝曾經拍攝過一個紀錄片《單身父親與自閉症兒子》。在騰訊視頻上，這個紀錄片有超過四千萬的點擊量。正是因為這個視頻，一位海外華僑給他郵寄了護耳罩（紀錄片中，張宇賀喜歡往張永勝的耳朵里塞紙團）和一本叫《馬背上的男孩》的書；正是因為這個視頻，讓他在兒子闖禍之後有了輔助解釋的證據；也正是因為這個視頻，一位湖北婦女主動提出在白天幫他照顧張宇賀，只不過在幾個月後，這位婦女因為女兒生產回了老家。

不能如其所願，又驚喜連連，這是生活。

對於不了解自閉症的人而言，難以想像張永勝是如何下定決心拍攝紀錄片的。正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當下社會對自閉症存有非常大的誤解。由於自閉症患者伴有明顯的精神發育遲緩現象，很多人也把「自閉症」稱為「精神病」，並把這種疾病歸咎於其父母或者祖先的罪行。某些關於自閉症的新聞報道，則常常被有心人誇張聲勢，直指自閉症群體具有「攻擊性」和「危險性」，從而造成了輿論道德問題的升級。另外一方面，以往的影視作品刻意凸顯的「天才」自閉症形象，也主導了一部分人對自閉症的錯誤認知。

然而，也不是每個自閉症孩子的父母，都能夠想明白，什麼是保護和職責的真正意義。

許多家長遮遮掩掩，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有個患自閉症的孩子；有些家長直接把孩子用鐵條綁起來，殊不知這樣只會讓自閉症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有家長以「為孩子求解脫」的名義，直接結束了他們的生命。媒體關於自閉症事件的大量曝光，讓我們發現，原來那些家長們曾經死守著的秘密，最後只不過以另一種形式——悲劇——公告天下了。

在張永勝的理解里，保護自己的自閉症孩子，不是把他們鎖在屋裡，不是用鐵條把他們拴住，不是利用藥物讓他們日日沉睡，更不是打開煤氣閥門和他們一起死去。

「鳥巢這麼近，公園花開得這麼好，你還能不讓他看嗎？」那些被父母鎖在家裡的自閉症孩子，跟坐監獄沒兩樣，他想。

如今，當兒子被送到託管所，張永勝明白，兒子在託管所看不到鳥巢，也看不到公園的花。他說，是他讓兒子成了自己口中的「坐監獄」。

有時候在路邊看到有人賣芒果，張永勝都會走過去買上幾個，他自己並不愛吃水果，只不過芒果是兒子最喜歡吃的東西。有時候一個人在家做飯，他會煮上兩個雞蛋，以前兒子在家的時候，兒子會吃兩個雞蛋。

總是，不自覺地複製和兒子一起生活的畫面。

他想，等找到新住處安頓下來，就可以把兒子從託管所接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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