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的自我完善--民權運動真相

www.chinaqking.com期刊門戶-中國期刊網2008-12-11來源:《新歷史》2008年第2期供稿文/賴捷[導讀]「我們反抗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反抗這一制度，不如說是為了更加完善這一制度。」

道義危機

「崇尚民主與自由，但又實行種族隔離制度」。對很多美國人來說，這個矛盾是他們心中始終難以抹去的陰影。二戰前，長期奉行孤立主義外交政策的美國人還能刻意地去忽略這個矛盾，那畢竟是他們的內政。但在二戰開始後，他們再也無法逃避。

1941年，歐洲和亞洲的戰火正熊熊燃燒，美國人也開始感到了戰爭的威脅。年初，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便開始鼓動國會立法以積極備戰，在致國會的年報中他提出四大自由原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經濟生活自由、減免恐怖的自由。羅斯福認為，在當前世界面臨深刻危機之時，美國的責任，就是要保障世界人民的這「四大自由」。1941年底，美國正式參戰後，「四大自由」原則成為了羅斯福時常掛在嘴邊的口號。羅斯福在各種場合中反覆地強調，這場戰爭是介於人類自由和人類奴役之間的戰爭，這是自由民主世界對專制壓迫世界的戰爭。

然而，羅斯福的口號立即遭到了軸心國的嘲笑，被美國批判為實行納粹種族主義統治的德國立即反唇相譏，在對外廣播電台里不斷地向世界人民敘述著「美國種族主義制度下黑人的悲慘遭遇」，嘲笑羅斯福所謂的「四大自由」的虛偽。日本人在宣傳中也採取了同樣的策略，日本政府曾通過廣播告訴亞洲人民：「有色人種永遠也別指望從美國的當政者——白人的手中得到平等。」其言外之意無非是：與其讓美英來解救你們，不如讓同膚色的日本人來。的確，美國境內所發生的每一起私刑案件，所爆發的每一場種族騷亂都將讓軸心國的戰爭增添不少「合法性」。

軸心國的批判讓羅斯福無話可說，美國學者邁德爾意識到，黑人問題不再是美國的內政，它已經在全世界範圍里受到關注，並將嚴重損害美國的道義形象。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必須要採取實質性措施，改變不平等制度。

冷戰開始後，美國面臨的道德壓力更大了，此時的山姆大叔已經成為了整個西方世界的領導者，尤其是價值觀領導者。肯尼迪政府的國務卿迪恩?拉斯克就曾說過：「60年代在外交關係中我們背上承受的最大負擔是在這裡，即國內的種族歧視問題。」

蘇聯人就將攻擊的矛頭指向了美國的種族問題，他們還鼓動被壓迫的黑人和產業工人團結起來，結束罪惡的根源——資本主義制度。蘇聯的大肆宣傳在美國黑人中逐漸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民權運動發生之前，美國便時有黑人暴力鬥爭事件發生，這讓美國社會惶惶不安。據美國政府的統計，在冷戰時期蘇聯針對美國的宣傳中，有一半的內容都是批判美國種族制度的。毛澤東也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別發表聲明，支持美國黑人兄弟的抗暴鬥爭。很多中國人就是在那個時候，知道了美國有個黑人的「革命領袖」——馬丁?路德?金。

1947年，美國全國黑人協會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遞交了一份陳情書，陳述美國政府在種族問題上的種種不公行為，同時要求聯合國對美國政府採取措施。這次行動引起了國際輿論包括美國媒體的極大關注，向來都是「人權官司」原告的美國，這次竟然成了被告，美國的政界精英感到十分難堪，時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湯姆?克拉克就說：「在我們美國，居然能找到被人起訴的證據，每當想到這些，我就感到羞愧不已。」

種族優劣論的破產

除了輿論壓力，新的科學研究也加速了種族制度的破產。過去，種族主義者們的種種行為是有其理論依據的，而不是僅憑膚色的好惡。早在19世紀，法國解剖學家保羅?白洛嘉通過對不同種族成員頭部形狀、腦容量大小和頭部指數的比較研究後發現：不同種族的人腦容量大不相同，而這將導致智商的不同。後來，塞繆爾?默頓將這種研究「數字化」，他在1849年的一次研究中得出了如下結論：英格蘭人的腦容量最大，平均為96立方英寸，美國人和日耳曼人排名第二，有90平方英寸。在所有被研究的對象中，黑人的腦容量排名倒數第三，只有83。而不幸的是，包括筆者在內的所有中國人，腦容量平均只有82，僅好於印度人的79。而達爾文更在《人類的起源及性的選擇》一書中寫道：「黑人是介於白人與大猩猩之間的種群，對於像黑人這樣的群體。政府不應該採取任何救助措施，因為根據優勝劣汰法則，他們是不適合生存的種族，這是自然進化規律。」在二戰之前，很多美國人對這些研究結果和理論是深信不疑的。我們今天覺得這很不道德，但這的確就是當時人們的科學認知。

但這些理論到了二戰後便不再流行了，社會心理學家奧托?克萊恩博格通過大量調查北方黑人中產階級群體後發現，那些接受更高教育、並與白人經常接觸的黑人，智商測試的成績將大大提升，克萊伯恩博格的研究對美國白人社會的觀念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此同時，法西斯的失敗也使得種族優劣論更加不得人心，沒有人再願意去相信，日耳曼人就要比其它人種優越一些。舉著反法西斯主義大旗的美國人，怎麼還能繼續堅持種族優劣論呢？於是，從40年代開始，出現了大量批判種族優劣論的著作，越來越多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開始對「科學種族主義」產生了懷疑。

最高法院的轉變

輿論的壓力和種族優劣論的破產，僅僅是美國著手解決種族問題的外因，從根本上來說，還是美國人的道德和理性反思精神在發揮著作用。很難想像，如果沒有全國的民意作為基礎，白宮和國會山的那些領袖們，會主動地去推動黑人問題的最終解決。

早在羅斯福的總統任期內，聯邦政府就任命了一大批黑人進入聯邦各部門，擔任全國青年黑人事務處、聯邦內務部、聯邦司法部處長或顧問的職務。這是自塔夫脫總統政府以來，黑人獲得的最高聯邦政府職位。杜魯門接任總統後，一直在敦促國會通過一攬子法案，包括儘快制定聯邦反私刑法，設立公平就業委員會，制止洲際交通公路上的種族隔離現象等等。而在他之後的約翰?肯尼迪、林登?約翰遜，更是民權運動中的風雲人物。

除了白宮，最高法院也在發生著轉變。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做出判決，認定種族隔離制度是合法的，但半個多世紀之後，他們又推翻了自己當初的判決。

琳達?布朗是堪薩斯托皮卡地區的一個黑人小姑娘，1950年9月，她馬上要上三年級了，他的父親奧利弗?布朗決定為她換一個學校，因為她的女兒為了上學，每天不得不先步行到一個車站，換乘一次公交車，再步行21個街區，才能到達專門為黑人孩子建立的學校。當老布朗找到附近的一所白人學校時，當地的教育委員會拒絕了琳達的入學申請。為了女兒，平時不怎麼關心政治的奧利弗決定向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NAACP)在當地的分會求助，讓布朗始料未及的是，他的這次求助，竟成了民權運動爆發的導火索之一。NAACP是一個旨在促進黑人民權的全國性組織。1908年8月，伊利諾伊州發生了對兩名黑人施以私刑處死的事件，這激起許多白人自由主義者的憤慨，於是，他們聯絡了一些頗有聲望的黑人領袖，成立了這個協會。當奧利弗?布朗找到NAACP時，他們早已對教育領域中的隔離制度深惡痛絕。1951年3月22日，他們幫奧利弗?布朗找到了一位律師，一紙訴狀，將學校和當地教育委員會告上了地方法庭，要求在托皮卡地區結束校園內的隔離制度，

要是換在以前，這種起訴幾乎不可能有勝訴的機會，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布朗一家已經有了足夠的理由對這場官司充滿期待。然而，在經過法庭的激烈辯論後，法官並沒有支持布朗的起訴，他們認為，隔離制度並沒有對黑人帶來實質性的危害和不公平，而如果立即結束隔離制度，恐怕會帶來騷亂。

布朗不服判決，將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但是在第一次審判中，各位法官仍然不能形成統一意見，以大法官雨果?布萊克為首的一派譴責種族隔離是希特勒式的信條，而反對者斯坦利?里德卻聲稱：「啊，我的天哪，這（取消種族隔離制度）意味著一個黑人也可以走進五月花街的餐館，並坐在與里德太太相鄰的一個桌子上吃飯。」有意思的是，最高法院這次沒有對隔離制度合法與否做出判決，但卻為案子朝著有利於黑人的方向預留了空間。在對這個案子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他們只是將起訴駁回，這意味著布朗還有上訴的機會。法官們汲取了引發內戰的那個判決的教訓，他們在等待一個時機。

1953年，時機終於到了，但卻是悲劇性的。相對保守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文森突然去世，這意味著總統必須任命一個新的首席大法官，而這個法官的態度將對布朗一案產生決定性影響。這個時候，總統艾森豪威爾做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決定，任命伊爾?沃倫接任首席大法官，這個伊爾?沃倫是個堅決的反種族隔離主義者。總統對此事的態度已經不言自明，這讓大法官們信心倍增，因為沒有聯邦政府的支持，即使他們做出利於黑人的判決，最終也得不到執行，反而會把事情弄得更糟。果然，在伊爾?沃倫上任後不久，便宣布對布朗一案重新聽證，很快，最高法院便做出了歷史性的裁決：宣布托皮卡教育委員會的做法是不合法的。這個判決極大地增強了黑人的維權意識，黑人群體開始意識到，聯邦政府、最高法院這一次終於站在了他們一邊。於是，黑人通過法律維權的行動開始大大增多。

值得一提的是，艾森豪威爾本人就是德裔移民，但二戰後不久，美國人仍然選擇了這個德國人的後代做他們的總統，他也是美國歷史上很受民眾尊敬和愛戴的總統之一。

美國人的「全民運動」

經過黑人的抗爭以及聯邦政府的一系列努力，民權運動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對於黑人來說，他們需要一場大規模社會運動來改變自己的地位，但在白人主導的美國社會中，黑人們還缺乏一個能夠影響白人社會的領袖。而對於美國聯邦政府以及許許多多的白人來說，他們也同樣需要一場運動來修正這個社會的頑疾，最終使美國真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他們卻始終擔心：黑人運動會走向激進，甚至反對美國政治體制。在這個時候，馬丁?路德?金出現了。他即時地將黑人與白人統一在了同一條戰線上。

對於黑人來說，馬丁?路德?金是他們的希望所在，他深厚的知識，以及條理清晰、雄辯有力的演講，征服了那個時代。然而，贏得黑人的支持是遠遠不夠的，對於馬丁?路德?金來說，他必須得到白人主流社會的認可，

馬丁?路德?金出生於南方一個比較富裕的黑人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牧師，母親是教師，在當地都有很高的聲望。從小成績就十分優異的金，也是中產階級家庭好學生的典範，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那樣，那些受過較好教育的黑人中產階級，往往能得到白人社會的支持和同情，因為他們有相似的美國價值觀，金也不例外。到北方求學後，馬丁?路德?金開始系統地接受宗教文化以及政治學方面的知識，這段求學經歷使他對美國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產生了深深地認同感。在他的諸多著作中，我們都能發現他對於美國政治制度由衷地讚揚。和很多白人一樣，馬丁?路德?金也把解決黑人問題看成是美國對自身制度的一次自我修正和完善，是全體美國人的一次自我救贖，而不僅僅是黑人的事。他曾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我們反抗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反抗這一制度，不如說是為了更加完善這一制度。」這些表態使得很多美國人消除了對黑人運動的疑慮。

很多人都知道金博士領導的民權運動是非暴力的，的確，從抵制公車運動、入座運動到進軍華盛頓，幾乎沒有發生流血事件。金年輕時曾在印度遊學，專門從尼赫魯那裡了解到許多關於甘地的思想和故事。不過，和「老師」不同，金不但崇尚非暴力，而且還主張積極地與美國白人社會融合。實際上，在民權運動非暴力的表徵背後，是一種深刻的合作、融入精神。

美國是一個表面上世俗化，骨子裡卻宗教色彩很濃的國家。馬丁?路德?金通過對基督教精神的闡釋，賦予了黑人運動合法性。而通過基督教精神賦予某種行為以合法性，是美國白人一貫的思維。馬丁?路德?金曾在1968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道：「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些權利不是政府賦予的，而是上帝賦予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針對南方三K黨的演講中，金說道：「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靈魂的力量，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你們可以繼續你們的暴行，我們依然愛你們，你們在我們家裡放置炸彈，恐嚇我們的孩子，把我們打得半死。可是，我們仍然愛你們，不久以後，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就將耗盡你們的仇恨，我們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贏回來。」

馬丁?路德?金的演講打動了無數美國人，他們果然都被贏回來了，在整個民權運動期間，除了黑人組織為自己的利益奮鬥外，美國白人社會也站到了金博士的一邊：

在大學裡，成千上萬的白人青年，不顧生命危險來到南方偏僻地區，教黑人如何選舉，如何登記成為選民；在北方，不斷有志願者奔赴南方，用與黑人同乘一輛公車的行為表達對運動的支持；在白宮，肯尼迪兄弟派出聯邦武裝力量，到學校保護黑人孩子的安全，而南方人林登?約翰遜更是在肯尼迪死後推動國會最終通過了《民權法案》；即使在南方，不少種族主義者也轉變立場，開始同情黑人運動；而那些向來就有自由主義傳統的美國新聞界，更是不遺餘力地對民權運動展開報道，他們將黑人與白人在一起抗爭的鏡頭，忠實地呈現在美國普通人的面前，感染了無數普通美國家庭，沒有自由派新聞媒體的同情和支持，民權運動不可能獲得如此廣泛的影響力。

在民權運動時代里，幾乎所有的美國人都或多或少地參與其中，無論黑人還是白人，都為著一個共同的美國夢想而奮鬥著，他們不是為了去推翻什麼，而是為了更加完善自己的國家，凈化自己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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