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益的民主發展啟示：先民主化後自由化

2010-4-6 15:24:03   來源:曹久強  閱讀:377   【大 中 小】

在共識網看到葉長茂先生《先民主化，還是先自由化》的文章，讓深深得受到感染，獲得共鳴。儘管作者以一種非意識形態的筆調寫出來，但是，也讓我這個具有意識形態的人感動了。我這個意識形態的人居然與他這個沒有意識形態的人獲得了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在現存政治體制下漸進式的政治民主改革。也許有人說，這個漸進式的改革不是很多人已經提出來了嗎？有什麼新的意義嗎？請諸位不要著急，試看下文就知道我們兩的漸進式民主改革有什麼不一樣了。

先說說葉長茂的意思吧。葉長茂先生引用了西方政治學者達爾的政體轉型理論來闡述自己的觀點。我們知道世界已經有很多民主國家了，世界的西方政治學家已經說到目前為止的歷史已經經歷了三次民主化浪潮了。可以說，民主在第三世界國家已經建立發展好幾十年了，時間不可謂不短。但是，從世界舉目望去，那些第三世界的民主確實讓全世界大跌眼鏡，從菲律賓、印尼、泰國、到印度以及其他非洲的民主國家，這些後發展國家的民主確實不怎麼樣。引入西方的民主不僅沒有給他們國家帶來和平與幸福，反而成為國家動蕩、腐敗叢生、國家發展緩慢重大原因。連西方的政治學者都哀嘆他們的民主被閹割了，僅停留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層面上。於是，連他們都否認這些國家的民主並不是完整意義上的民主，這也是西方國家擔心這些國家的民主實踐會敗壞民主的聲譽，讓那些所謂的極權國家更加有理由保持自己的政治體制。

於是，西方政治學者也在這樣的世界民主背景下，開始了研究後發展國家的民主轉型問題，達爾就是其中一個。中國也是第三世界的一員，也是後發展國家，更重要的是中國還是很多人心中的極權國家，於是，在他們看來中國也面臨著民主發展、轉型的問題。於是，達爾的政體轉型理論也就適合中國，葉長茂由此受到了啟發，寫下了這篇文章。

那葉長茂先生這篇文章的核心內容是什麼呢？葉長茂先生認為，民主政治不宜簡單理解為立即實行政黨輪替、自由爭論、普遍選舉和街頭政治。各國人民嚮往民主，不僅希望民主給自己帶來選舉、遊行等政治權利，也希望民主能夠帶來和平安寧的秩序和穩定高效的政府。

他根據美國政治學家達爾的理論，即平穩實現政體轉型的關鍵是保證各方政治力量的安全，能夠確保執政者與反對派雙方安全的民主化路線比較有利於政體轉型的啟動、過程的平穩以及民主的鞏固。於是，他把達爾政體的轉型的三種道路分為兩個階段，民主化與自由化。民主化是指競爭性選舉的開展，但限制反對派的參與，限制公開的政治爭論；自由化是指公民獲得充分的言論、結社自由，可以進行公開的政治爭論，反對派的活動沒有任何限制。他認為當代威權國家一般都是具有包容性的政體，即在形式上承認人民享有平等的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於是，達爾的以包容性與自由化作為衡量民主的標準已經失去了意義。現在以民主化與自由化兩個階段來闡述政體的轉型最為現實。

而他認為民主化與自由化是建立民主政體的兩個重要方面，前者追求的是選舉民主，後者追求的是自由民主，在成熟的民主政體中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但是這兩個方面的實現過程並不是完全同步的，同步實現不僅阻力很大，而且非常危險。特別是先自由化會造成以下嚴重後果：一、後發國家的歷史積怨與現實矛盾都比較複雜而深重，但卻長期處於受壓制的狀態，一旦在政治上實行自由化，民間力量會迅速動員和組織起來，形成全民參政、黨派林立、輿論爆炸的局面；二、激進的政治勢力將迅速膨脹，並就歷史失誤、官僚腐敗、社會公正、壟斷政權、虛假民主等問題對執政者提出激烈的批評和挑戰。現有政制體系不可能在短時期內滿足這些激進的政治要求，也缺乏健全的制度體系供各種力量進行公平的政治博弈。於是，激進的政治勢力會鼓動群眾走向街頭抗爭的道路，對執政者的地位直接構成威脅。由於缺乏民主競選的訓練，執政者與反對派都不熟悉也不習慣民主的規則和程序，不習慣和平競選與協商談判，不知道在適當的時機讓步和妥協，彼此之間互不信任，保障雙方安全的制度和機制無法建立，政治衝突走向極端化、兩極化。雙方在街頭或廣場對峙，形成一種無法用和平方式解決的政治僵局。為維護自己的執政地位，也為了維持必要的社會秩序，執政集團中的強硬派會發起反擊，鎮壓激進的政治運動，中止自由化進程，重新回到高壓時期。體制內的改革派被排擠出局，民主力量遭受重大損失，民主進程不進反退。三、即使自由化僥倖引發了民主化轉型，原執政者被迫下台或者推行多黨競選，也會出現政局的長期動蕩。民主政府更迭頻繁，效能低下，失去民眾的擁護和信任，最後往往被新的威權政府所取代。這些觀點確實可以很好的解釋當今第三世界的民主亂像。

於是，葉長茂希望中國政治轉型先民主化，後自由化。而民主化優先的實質是制度建設優先，在執政者的主導下，限制政治爭論和反對派的發展，允許公開競爭，逐步在各級地方政權開展競爭性選舉，通過公開公正的競選和投票在政治生活中確立競爭性政治的規則、程序和慣例，並使這些規則和程序被公眾普遍接受和熟悉，養成和平談判、理性博弈的習慣，從而在政治競爭者之間確立保障共同安全的體制。開展競爭性選舉能夠使執政者逐步積累組織和控制選舉的經驗，有利於提高執政者的競爭力及駕馭政治發展進程的能力，為組織更大範圍更大規模的競爭性選舉做好組織、制度以及人力資源方面的準備。待政治參與制度化取得明顯成果，民主的規則和程序已經在政治生活中牢固確立，民眾已經習慣通過制度化的渠道解決衝突時，再逐步擴大競爭性選舉的範圍，最後推進全國性的競爭性選舉。

這樣做的好處有以下幾點：一、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沒有制度化的競爭，就會出現對抗式競爭，執政者如果主動推行制度化競爭，就可以防止體制外對抗式競爭的出現。自下而上的非黨派競爭對於執政者來說，一般是安全的。如果執政者掌握了競爭性選舉的技術，加上自己控制的各種執政資源，能夠在多數的競爭性選舉中獲勝，就可以在民主選舉中長期維持執政地位。只有當執政者在民主化過程中可以確保安全時，才有可能在與民眾的互動中推動進一步的民主化，也才有可能推動徹底的政治自由化。成功的民主化是執政者在自由化過程中獲得安全的保證。當執政者可以通過競爭性的選舉獲得和鞏固執政地位時，他在自由化的過程中也是安全的。

二、開展競爭性選舉使人民享有自由參選的權利、聯合提名候選人的權利以及自願選擇的權利。選舉作為權力和平交替的手段和方式，作為政府的合法性基礎，將得到各種政治力量的承認和擁護。體制外政治力量經過選舉的訓練，不會再選擇暴力或激烈抗爭作為捍衛權利和爭取權力的主要手段，即使在自由化的環境中，也不會再尋求體制外的政治抗爭。暴力對抗已不再是各種政治力量的第一選擇，爭奪選票成為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這時再逐步擴大公開爭論的範圍，政治體系就能夠承受和抵禦政治開放所帶來的衝擊。

以上就是葉長茂的核心觀點。我們其中有以下幾點是共同的：一、現在進行自由化，也就是我所說的無限制自由民主，執政者確實沒有安全感，必然內心深處極為抵制。但是，他沒有指出執政者為什麼抵制，為什麼沒有安全感的根源。這個根源可能是自己的利益會受到急劇的破壞與清算，以中國來說根本在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處於劣勢，尚未成熟，對於與資產階級政党進行公平競爭沒有優勢，難以確保自己繼續執政。這種擔心與不安全感在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成熟之前始終是存在的。因此，中國執政黨不可能、也不願意、也不應該立刻進行無限制的自由民主，否則執政黨立馬成為第二個布爾什維克。蘇聯的昨天立馬變成中國的今天。那麼中國共產黨內部會有沒有一些自己的利益呢？因為利益關係呢？有肯定是有些的，但是，不是主要的。但是，即使不是主要的，一旦自由化也必將引來對手的誇大與清算。誰沒有一點小的過錯？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人也都是如此。如果以自由化或者無限制民主，小的問題就會迎來徹底乃至放大的清算。這也是執政黨不允許的。可見，他並沒有說出執政黨的擔心根源。但是，我們對於執政黨缺乏安全感是相同的。這就是我們的首先共同點。而以往的自由分子從來不考慮執政黨的自身情況，以為應該立即不分條件的自由化，進行無限制的民主。這就是他們八九年錯誤行動的思想根源。

除此之外，一般來說，特別是所謂的權威、極權政體，執政黨對於民主選舉不是非常熟悉，也缺乏或者以前的忽視沒有這樣的時間予以訓練等等民主技術層面的問題。這也是執政黨不安全感的來源。除了執政黨自身之外，全民的素質，以及全民對於選舉是否適應等等其他輔助性條件是否成熟，也是執政黨擔心的因素。執政黨擔心一旦自由化就會引發極大混亂的問題，而混亂也就危及了執政黨的地位。這也是執政黨不安全感的來源。

這就是葉長茂先生主張先民主化，我主張先進行有限制的民主的原因。等到執政黨不安全感消失了，自己在不斷的漸進式選舉中適應了，有極大地信心的時候，沒有大的顧慮的時候再開展自由化。而我是認為，等到社會主義徹底成熟，執政黨不擔心資本主義復辟的時候，那個時候就可以進行無限制的自由民主了。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我們可以說是殊途同歸吧。

因此，對於他提出的先民主化再自由化的漸進式政治發展、轉型之路我也是贊成的。儘管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的立足點不同。這樣的意見確實可以稱得上很實際、確實可行的政體轉型之路或者我所說的政治發展之路。

那麼先民主化，後自由化是怎麼樣的呢？那就是先有步驟的擴大民主，健全民主制度，普及民主思想與提高全民的民主素質。比如，先縣級直接選舉，然後再到省級與國家選舉的擴大。等到執政黨沒有顧慮，社會各種條件都成熟了，再進行無限制的民主，也就是他說的自由化。這些條件的具備，也就是我所說的民主發展成熟的意思。可見，他把民主分成民主化與自由化兩個階段，我把民主分成不成熟階段與成熟階段兩個階段。不管怎麼樣，這樣的漸進式道路是一樣的。期待著我們的國家依照這樣的路線不斷推進民主，實現政體的轉型或者政治民主的發展成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