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何時導致民主轉型？

Min Tang, Narisong Huhe, and Qiang Zhou, "Contingent Democratization: When Do Economic Crise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7, No.1, 2017.

民主化理論是比較政治學的重要議題。轉型學中，對民主轉型的討論極少能忽視經濟變數，故民主轉型理論也是比較政治經濟學（CPE）和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可以有所作為的研究領域。唐敏、呼和那日松、周強三位老師即將在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發表的文章便是此領域的最新成果之一。

文中運用1970-2007年106個威權國家的面板數據，討論了經濟危機在何時能觸發民主轉型。其中，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economic engagement of the state）是本文著重闡述的條件變數。概言之，當威權國家遭遇經濟危機時，若該政權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越大，民主轉型就越容易發生，經濟危機本身對民主轉型產生的影響則是不確定的。這裡的參與度指的是該國的結構性因素，而不是指應對危機的策略。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危機會觸發民主轉型，這一觀點被廣為接受。既有文獻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主要有兩類的理論機制。一是聯盟視角（coalition thesis）。經濟危機帶來的後果使得威權政體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來支付其支持者，無論該政權的支持者是資產階級、中產階級還是組織起來的勞工。二是合法性視角（legitimacy thesis）。經濟危機損害了威權政體的績效合法性。

然而，從二戰後的世界歷史來看，經濟危機對政體類型的影響則顯得更為複雜。例如，儘管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及其他一些拉美國家在經濟危機中經歷了民主轉型，許多非洲的威權統治者，如辛巴威的Mugabe和多哥的Eyadema，在持續的經濟危機面前卻成功維持著政權。印度尼西亞的Suharto政權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崩潰，但是Mahatir在馬來西亞一直掌權至2003年。根據類似的經驗事實，Gasirowski(1995)在其早年的研究中便指出，儘管經濟危機會觸發民主崩潰，但它們對民主轉型則沒有確定的影響。

那麼，經濟危機在何種條件下導致民主轉型呢？還是說經濟危機與民主轉型間的關係是隨意而不確定的。

二、理論機制

為了更進一步地探討經濟危機對民主轉型的影響機制，作者發現了「國家的經濟事務參與度」（嚴格來說應該是「政權」而非「國家」，為符合表達習慣故統一使用「國家」）這一核心的條件變數。現代化理論中，尤其是對後發國家而言，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是不能忽視的。全球化進程開始之後，國內市場面臨國際資本的入侵，而發展中國家在此過程中需要國家的參與來整合國內市場並保護幼稚產業。但在發生經濟危機時，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越高，則發生民主轉型的可能就越大，有如下兩方面的理論機制：

第一，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越高，在社會行為體看來，就更應該為經濟危機的發生承擔責任，經濟危機被政治化。在經濟增長時，威權政體的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s）與商人階級（business class）傾向於形成聯盟來維護既有政權。商人階級從合作中獲得銀行低息貸款、政府補貼等優惠待遇，政治精英則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租金，並通過獲得的資源來收買應對各類社會不滿。而在經濟危機時，維繫威權統治的物質激勵則有可能崩潰，威權者無法獲得足夠的資源來維持政治支持，這降低了政治精英的議價能力。

此時，商人階級會將經濟的失敗歸責於執政者，並尋求改變現有的政治安排。試想，在極端情況下，如果國家對經濟事務沒有任何參與，那麼轉變政體也就絲毫無助於解決危機下的經濟問題，民主轉型就變得不必要了。在更廣範圍內，經濟危機也破壞了政權的合法性，尤其是對那些威權政體而言。威權政體下的民眾傾向於將經濟績效與政體合法性關聯起來，並且當評估經濟增長和收入變化時，他們很少區分這是由於外部衝擊還是治理能力。威權國家更有可能將經濟上取得的成績歸功於它們治理的有效性，並把合法性建立在不凡的經濟績效基礎上。然而，這種經濟績效與政權合法性的聯繫也會使得政體的穩定性對經濟形勢更為敏感。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越高，其在經濟危機時承受的責難就越大。

第二，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越高，在經濟危機中，政治精英在自身的租金止損和商人階級的利益止損之間會傾向於選擇前者，這會增加商人階級背叛統治聯盟的概率，同時也增加了勞工階級（masses）反叛的動力，商人階級會與勞工階級形成聯盟共同反對現有的威權政體。

作者採用了形式模型說明了以上機制的因果邏輯。模型中有三類行為體：政治精英、商人階級、勞工階級。政治精英和商人階級都享有特權（privileged），它們彼此之間可以區分。政治精英收益（revenues）要大於商人階級的收租（rent）。政權既提供大眾（勞工階級）可獲得的公共物品，也提供只供統治聯盟內享有的私人物品。當經濟危機發生時，政治精英有動力運用自身壟斷的權力來保護資產，他們可以採取的方式有加稅、國有化、減少補貼等。如此一來，相較於商人階級和勞工階級，政治精英可以不成比例的少受損失，甚至不受損失。

商人階級可以選擇背叛（defect）原先與政治精英形成的統治聯盟，其代價是μ。如果取得成功，商人階級則可以將政治精英的收入佔為己有。推導可得，在經濟危機下，商人階級更傾向於選擇背叛政治精英。並且，國家控制的經濟資產越多，這種背叛就越有動力。

同樣，勞工階級也可以選擇反叛（revolt），其代價是μ_m。如果取得成功，勞工階級可以將特權階級的收入佔為己有。推導可得，在經濟危機下，勞工階級更傾向於選擇反叛。並且，國家控制的經濟資產越多，這種反叛就越有動力。

當經濟危機更為嚴重時，商人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的不平等會減少，兩者之間形成聯盟的可能性增加。並且，國家控制的經濟資產越多，兩者合作獲得的收益也越大，這種聯盟就更有可能形成。

三、經驗檢驗

作者運用1970-2007年106個威權國家的面板數據對上述理論機制進行了經驗檢驗，計量模型為first-order Markov transition model。

被解釋變數為政體類型，是一個二值變數。數據來源為Cheibubet al.的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dataset。同時也用PolityIV中的連續變數生成了啞變數進行穩健性檢驗。

解釋變數為經濟危機，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及兩者的交互項。其中對經濟危機的測量為啞變數，若過去兩年人均GDP增長率的平均值為負值，則經濟危機取1，否則取0。對國家對經濟事務的參與度的測量來自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EFW) dataset中的「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investment」指標，同時也用EFW中的「size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taxes, and enterprises」指標進行穩健性檢驗。

控制變數包括：經濟發展指標（人均GDP）；軍人政體；選舉性的立法機關；石油出口佔GDP的比；種族分化；經濟開放度。

計量結果發現，在未加入交互項時，經濟危機與民主轉型為顯著正相關。在加入交互項後，經濟危機與民主轉型間沒有顯著性，state engagement顯著為負，而crisis*state顯著為正，在控制了固定效應後依然如此。

四、其他

1、近年來，國內政治學在國際學界的發表多與中國的案例相關。通過揭示中國案例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固然是國際發表的一種選題路徑，而本文則為我們展現了另外一種路徑。在選取研究問題時，我們完全可以不僅局限於中國問題，對中國話語權、中國經驗的偏執可能是有問題的，至少是不足夠的。如本文一樣地提出某種一般性的理論命題並進行檢驗同樣重要。另一個好的例子是陳濟冬老師的相關研究，如「Why Do Authoritarian Regimes Allow Citizens to Voice Opinions Publicly?」 Journal of Politics, with Yiqing Xu, forthcoming.

2、本文的選題是CPE的，而在經濟衝擊（economic shock）這點上，本文和IPE是可以溝通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完全可以考慮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或者說至少作為穩健性檢驗。如，出口額波動、外資波動、匯率波動。文中對經濟危機的界定略顯草率，採取的是二值變數，若過去兩年的人均GDP增長率的平均值為負，則被認為遭遇了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的程度卻沒有測量，在文章現有的數據上，這點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不知道會有怎樣的發現。

3、在總結部分，作者形象地把威權國家參與全球化形容為一筆「浮士德交易」。實際上，不只是發展中世界的威權國家，發達世界的民主政體也有相關的問題值得研究。民主國家的政治精英、商人階級和勞工階級之間同樣存在類似的張力，儘管民主國家，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國家，在面對經濟衝擊時很少發生政體類型的變遷，但不同群體對民主政體的價值觀則可能發生變化，基於此微觀基礎，也會產生一系列的國內政治後果，如民粹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