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的不同發展階段存在著不同的紀年方法，構成了我國歷史長河的豐富畫卷。人類社會的歷史隨著時代而發展的，它是按照時間先後順序發生的歷史現象和歷史事件體現的。按照上述幾種紀年方法來學習歷史、熟知歷史、運用歷史、享受歷史時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
三、中華紀年與西元紀年的世紀之爭
1、清末黃帝紀年、孔子紀年與耶穌紀年之爭
早在清朝末期，一場關於歷史紀年的論爭成為我國近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文化事件。從更深遠的歷史影響來看，這場紀年之爭，正是近代中國民族建構、探尋的歷史過程中所蘊涵的矛盾與衝突。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滿清政權受到越來越強大質疑的關口，被符號化的孔子和黃帝先後被提出作為中國紀年的起點。而在民族主義激情消退後，古老的中國被納到西方的亦即世界的時間格局中。
1894年甲午戰爭中，浩浩帝國敗在日本蕞爾小國手裡，從1860年以來的挫敗感達到了極致，中國已經成為了「落伍者」。這個事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向傳統「天下」觀的理想提出了挑戰。一年之後，著名的改良者康有為在上海創立強學會分會，發刊《強學報》。他令人矚目地在報刊封面上大書「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字樣。這期創刊號中，康有為還刊布了《孔子紀年說》一文，直接提議採用孔子紀年。在《強學報》第一號上，康有為寫道：「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類，以免為象駝牛馬之受檻縶割……」他高倡「保教、保種、保國」，在和師友弟子們的往來信件中，均標註「孔子紀年」，只是此紀年改以孔子出生之年始。無疑，康有為高舉「孔子紀年」，和他一貫倡導孔教和奉孔子為教主等宗教性主張是一體的，其用心在於為他的政治觀念與制度的變革提供理論的支撐。
康有為的靈感來源於西人的「公元紀年」。既然代表著先進而強大的歐美人選擇一個聖人的誕生作為紀元，我們何不也因循其事？而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還有誰比孔子更有影響力呢！十幾年來他推行「孔子紀年」，孜孜以求，初心不改。多年之後，康有為偽造了一批「戊戌奏稿」，其中之一便是「請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祠折」。他明白指出，西洋各國，皆以教主紀年，「一以省人記憶之力，便於考據；一以起人信仰之心，易於尊行」，然而中國的紀年，「歷朝數十、閱帝數百、年號幾千，記述既艱，考據不便」，為今之計，便是仿效西洋善法，改以孔子紀年。何況這一作法自有歷史淵源。司馬遷就曾使用過「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這樣明確的史書記載，最為有力，使用起來也頗為可靠。
康有為認為孔子所代表的，乃是一套特定的道德、文化秩序，而這一套秩序所體現的價值與意義，又是數千年來中國賴以存立的命脈所系。他相信，儒家有能力從內部變化，與更新社會秩序機制的過程齊頭並進，自身也可以得到強化。而一個人或一個族群是否是一個中國的成員，就在他是不是能夠接受這套共通的文化秩序。在他看來，孔子之所謂「中國」與「夷狄」之別，一如現今所謂文明與野蠻的區別。
梁啟超不但宣揚老師的新紀年說，還有所發揮。他在1898年寫了《紀年公理》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及了紀年的基本功用，表明紀年改革主要針對中國傳統皇帝年號紀年的冗繁所起。隨後，他又在《新史學》中直言採用「孔子紀年」的四大好處：「符號簡，記憶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賊，紛分正閏，二也；孔子為我國至聖，紀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孔子之後，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身，則用西曆紀元前之例，逆而數之，其事不多，不足為病，四也。有此者，則孔子之紀元，殆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
一位近代中國最具聲望的出版家之一高夢旦，則從紀年的基本功用角度，分析梁啟超紀年論的邏輯矛盾。他指出，使用「孔子紀年」有一個現實困境：在中國統一使用「孔子紀年」。因為尊孔者，尊「孔子紀年」，而回教、耶穌教、佛教、道教等教徒則可以遵從各自教主，並使用各自的紀年，如此一來，豈不又陷於混亂和紛雜之中？
1903年夏天，出身經學世家的劉師培以一篇署名為「無畏」題為《黃帝紀年論》的文章在晚清知識分子群體中引發了陣陣漣漪。在這篇文章里，他首倡「黃帝紀年」大旗。「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劉師培寫道，「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黃帝者，漢族之黃帝也，以之紀年，可以發漢民族之感覺。」他提議國人應該紹繼黃帝志業，效法日本以神武天皇紀年的作法，以黃帝降生這年作為中國紀年的開端。在這篇文章的末尾，他所署日期便是「黃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閏五月十七日」。他的這篇文章所針鋒相對的便是清廷支持者──保良派所提出的「孔子紀年」。「康梁以保教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為紀年；吾輩以保種為宗旨，故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劉師培概括得精到之極。
批評梁啟超「孔子紀年」的高夢旦提出，既然紀年僅僅只是符號而已，而作為符號就應該使用簡便而又通行之例，那麼從西方歷史的演化和整個世界使用的現狀而言，耶穌紀年無疑代表了這一趨勢。不過，高夢旦仍然把採用耶穌紀年提高到「新全國之人心」的高度。曾經鼓吹「孔子紀年」的梁啟超，也在1910年寫下了《改用太陽曆法議》。他從國家的日常管理的角度提議，比如租稅徵收、財政預算、學堂規劃以及課程的安排來看，改用太陽曆法(耶穌紀年)會更為方便。1911年底，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改用公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同時以民國國號開始紀年。革命派黃帝紀年的使用亦同時廢止。服務於國家建設的現代概念，開始締造真正的政治團結。
晚清由於中國社會危機的日益加深，融入世界潮流的需要，接觸、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提出了革新紀年方式的方案。其中「孔子紀年」和「黃帝紀年」影響較大，並為部分知識分子所用。此外還有「耶穌紀年」、「西周共和元年紀年」、「帝堯紀年」和「秦始皇紀年」等紀年變革方案。高夢旦等人提出的「耶穌紀年」最終在1912年被確立使用。
清朝帝王統治瓦解之後，1912年1月2日，孫中山通電各省都督：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年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旦，黃帝紀年用至辛亥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31日)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了和世界接軌採用了公元紀年法。1949年9月27日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協商會上，大家一致認為，應與世界接軌，即用公元為新中國的紀年，並將公曆１月１日正式定為元旦，農曆正月初一改為春節，並規定放假三天，讓人民愉快過年。一些傳統節日如春節、元宵節、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等沿用傳統夏曆推算。
2、中華紀年與西元紀年之爭遠未結束
然而，中華紀年與西元紀年之爭遠未結束。就在2007年春節期間，清華大學特聘教授許文勝、華聲在線總編輯榮松和孫虹鋼等網上倡議：中華紀年應恢復「黃帝紀年」，並徵集支持者的簽名。倡議書中提出，每個國家或者民族的自有「曆法」，是這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文明是否久遠的判斷標準之一，而「紀年」則是「曆法」構成的基本基石。紀元相當於一個民族國家的文明起始，在歷史學和社會學中都有特殊定義。中國的紀元實際是全世界最早的，早於埃及、巴比倫，代表著中國人在4700多年前就進入文明時代。
所謂公元並不是真正的「公元」，而是基督教紀元。中國稱之為「公元」，其實不確，西方國家明確稱之為基督教紀元，而伊斯蘭國家多用「伊斯蘭紀元」，不少國家使用自己的紀元，只在外交和國際事務中用基督教紀元。中國農曆雖然年份與公元一樣，但實際上曆法完全不同。「公元」應指所有中國人秉承的紀年法，作為世紀的開始以此為核准；而「西元」是指中國人不承認這個紀年法，只承認這是西方的紀年法。使用「西元」這一說法更為妥當。
倡議書中提出了黃帝紀元的計算公式，稱「經過大量考證史實，參照夏、商、周的參考資料，再加上精密的推算過程，我們確認了黃帝紀元的起始問題，那就是以現在西元紀年體系表述的西元前2698年，這在《辭源》中也得到了驗證。因此，我們得出了計算黃帝紀元的公式，即：黃帝紀年＝西元紀年+2698年」。
關於倡議書，許文勝還特別說明「我們並不是要徹底否定或者打倒西元紀年。」榮松告訴網民，「可以兩者並用，但在國內我們更提倡使用自己的紀年，這是民族文化的象徵。」此外，許文勝還告訴網民，「真正國際化，可以吸納外來的，但必須有本民族的。」他說，「我們發起這個倡議是為了大力提倡本民族的文化」。
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于海則認為，這種想法愚蠢且矯情，並且是不可行的。他向新民網表示這個想法沒有任何意義，紀元實行了2000多年，為全世界接受，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標記，「把紀元改過來就能讓我們更有民族自信心？就能讓我們更好抵制西方文化侵略？就能讓我們在全球化的時代發展得更好？」于海向網民表示，「難道我們不加入到世界發展和全球化的進程中，而在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上標新立異？我們應該把創造性、民族自信心放在怎樣給世界提供別人做不出來的東西。」于海還認為，黃帝是個傳說，本身有虛構成分，他說，「我對許多祭黃儀式、祭孔儀式有保留態度，所上演的是一些無生命力的、僵死的儀式，我們真正的要恢復的是孔子儒學中真的精神，自強、人格修養、自尊」。 無獨有偶，幾乎就在清華大學許文勝教授等倡議中華紀年應恢復黃帝紀年的同時，有十位名校博士生聯名發表抵制聖誕節的宣言，也引發了一場大討論。
如此看來，中華紀年與西元紀年之爭，其實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與碰撞的必然反映，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升華！我相信中華文化的強大生命力——中華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搶佔制高點，牢牢把握主動權！我斷言：公元也好，西元也罷，一定就象蒙古族、滿族入主中原後一樣，最終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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