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以名為治」思想簡析

朱  年

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蘇州崑山人。明末清初偉大的啟蒙思想家，與黃宗羲、王夫之等並肩於早期啟蒙大師的行列，並開有清一代「漢學」的先河，其「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更成為中華家喻戶曉的救世箴言。

顧炎武一生精力驚人，可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其力主為學宜「博學於文」，更要「經世致用」。難能可貴的是，顧炎武倡導的博學並不局限於對文獻資料的廣聞博記，而是堅持對社會實踐知識的調查和考察。因為面對明末以來黑暗的社會現實，他早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於對當時政治現狀的研究與思考，堅持在黑暗中摸索、探求改造社會的長治久安之策，然而腐朽的明王朝終究逃脫不了最終滅亡的命運。面對「天下」改朝換代，外族入主中原的殘酷現實，顧炎武在痛心疾首之餘，明知抗清已無可能，仍凜然自守，永抱遺民之志，堅守節操，拒不入仕清廷而遠行避害。後歷經數十年的艱辛，考察山川地理，察訪社情民意，在這同時著書立說，對明王朝滅亡的教訓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探析，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系列頗有創見、「經世致用」的政治主張，給後世留下了一份豐富的精神遺產。其中，在巨著《日知錄》中提出的「以名為治」的思想觀點，時至今日，仍然值得我們借鑒、思辨，值得我們為之探析和研究。

一、「以名為治」思想的精神內核是「治世必自人道始」

    近代國學大師梁啟超曾對顧炎武其人其書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盛讚顧炎武能「貴創、博學、致用」，認為其作為清學一代開山宗師的地位固然無可撼動。對於顧炎武著述的《日知錄》，梁啟超認為「不僅為有清一代學術所從出，且其學後繼有人」；他還引用《四庫全書總目》中對該書的評價，以為：「大抵亭林所有學問心得，都在這書中見其梗概。每門類所說的話都給後人開分科研究的途徑。」

「以名為治」，是顧炎武在《日知錄》中闡述的關於天下大治的一系列政治主張之一。此種觀點的提出，是立足於他歷來重視人心風俗對社會穩定和社會進步的正向調節作用這一基礎之上的。他在《日知錄》卷7《子張問十世》中明確指出：「治世必自人道始。」「道」，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本是產生宇宙萬物的原動力，是大千世界的本源。《日知錄》闡述的所謂「人道」，應理解為是說人的內在本質，即凡是治理國家、改造社會，必須要從符合人的內在本質著手，要和「人道」相符。而「人道」是什麼呢？對此，他在《日知錄》卷3《言私縱私》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懷其私，其常情也」，又說「公而無私，此後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訓」。他認為，追逐私利是人的本性，凡人，必然有「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的私情，因而人們的種種自私、自利、自求的行為，在本質上應看作是人之常情，是「人性」，是「人道」，認為不但無須迴避，而且必須正視。

由此，「以名為治」的思想，簡言之就是通過引導人們追求「名」，從而自覺規範自身的道德品行，使社會上小人之道消，君子之道揚而達到天下為治。

毋庸諱言，顧炎武確認的「人性私利」的思想觀點，在中華思想史上是佔有一席之地的。

二、實行「名治」的手段是「因私引導」，「用私利導」

顧炎武認為，要有效地治理天下，就要對人的私性、私慾因勢而利導之。他敏銳地提出了「正面引導」。因為對於人的本質層面上的東西，對於人的私慾，對於「人道」，只能是疏，只能是導。堵，無疑是徒勞無益，往往還會適得其反。他提出在確認「天下之人各懷其私」，私慾本為人之本性的基礎上，應當立足於合理的引導，甚而正面倡導人性的發揮，要採用「名教」（儒家道德準則）的方法，將人的私慾合理地引導到追求自己的「名（名聲）」，做到「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這樣，人們通過對「名」的追求，通過「求名」、「保名」，從而自覺規範自身的道德行為規範，以讓德才兼備者報效國家，為國所用，才能有利於民族、國家的利益和需求而達到天下為治。

科學的核心是求真務實。顧炎武在學術研究上一以貫之地堅持「求真」的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求真，可說是他治學著述的基礎，也由此引發其一貫的務實嚴謹學風。他不但理直氣壯地確立了人性私利的原則，更認為非但不應當排斥這一人之本質，人之「道」，還應大膽地利用「天下之人各懷其私」，這一人性、人道，而藉以治理天下。長期以來，由於他在學術研究中一向秉持的求真學風，使他敏銳地覺察到了所謂「私」在改造社會，改良政治中的特殊作用。他認為正是因為人們有追求私利，追求「名（譽）」的本性，才能理直氣壯的通過正面引導，藉以提高人們的辦事效率，提高人們勞作的積極性、責任心和自覺心。為此，他主張在國家機器的日常運轉中，要充分重視並利用這一點，以「因私引導」，「用私利導」的手段，來達到「以名為治」的目的。如在《郡縣論》中就談到，只有重視並用好人性中固有的私慾、私利，才能做到在國家一旦有「不虞之變」時，人們才能「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

同時，關於「用私」的探討，他在《日知錄》卷13《名教》中還科學地提出，在國家實行「名治」以「求私利公」的過程中，還必須十分重視「獎廉」。即對日常勤政為民，廉潔自律的清廉之官，應予以重獎。讓他們得到比他人更多的實惠，取得更多的實際利益，以「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這同樣表達了顧炎武在治學思想上一以貫之的「求真務實」精神。

值得指出的是，「獎廉」思想的實質也是「反腐」、「懲腐」的手段之一。所以，即使是在當代的政治制度設計中，在當代社會的「為官之道」中，關於「獎廉」的政治主張，仍然有值得我們借鑒之處。

三、實行「以名為治」的目的是「求私而利公」

梁啟超曾給予顧炎武以「清學開山宗師」之美譽，認為「言清學之祖，必推亭林。諸先生之學統，不數十年而俱絕，惟亭林巍然獨存也」。他曾經對清初三位遺民學者，史稱「晚明三大家」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有過如下評述：認為黃宗羲的學問純為明學餘波，王夫之雖有反明學傾向，卻於此少有新建設抑或未能影響社會，而顧炎武一方面能直接指斥主觀的「王學」不足為學，一方面又能明確指出客觀的學問如何進行，所以能使得「學界空氣為之一變，二三百年間跟著他所帶的路走去」。我想，梁啟超在文中提到的所謂「客觀的學問」，其主旨應該就是顧炎武極力倡導的「君子為學，明道救世」。

顧炎武治學著述向來有其獨立的人格，獨到的見解，絕不跟風盲從，並歷來以「經世致用」為出發點。其在《亭林文集》卷3《與人書二十五》中曾提出：「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認為，搞學術研究就應該通過引古籌今，以求「經世之用」。所以在文集中還明確指出，進行學術研究就是為了「鑒往所以訓今」。他歷來主張以「修已治人之實用」替代「明性見心之空言」，認為唯「經世致用，利國利民」才是學術研究的硬道理。

求真是科學的核心，然創新是科學的靈魂，而「經世致用」正是科學的生命力所在。長期以來，「明道救世、經世致用」一直是顧炎武治學的基礎，所以他大膽地提出：實行「名治」的目的就是「求私而利公」。即在「重私」的基礎上通過「用私」以正向引導人們「求名」，從而達到「利國利民」的目的。

一方面，他認為「愛名」、「求名」是人的本質，人們為了要「得名」、「保名」，在社會上立身處世時就會顧及個人的名聲、榮譽、社會輿論而自覺約束自己的言行，而使「小人之道消」。如在《日知錄》卷13《名教》中指出：「鄉舉里選，必考其生平，一沾清議，終生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存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另一方面，他認為人們雖然主觀上是出於對私利的追求，但在從嚮往、追求到實現私利的過程中，必然會在客觀上對社會和國家的利益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從而能將個人的「私」轉化為「公」。最終，通過「以名為治」，讓有德有才者為國所用，協助統治者治理國家，達到他所謂的「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無疑，上述「學以致用」、「經世致用」、「利國利民」的思想，正是顧炎武人文思想的閃光點，也是他一生為之追求的治學精神。在《與潘次耕札》中，他對此更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他說：「君子之為學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  

四、顧炎武「以名為治」的思想實質仍然是維護封建王權的統治

對於一生經歷了明王朝的腐朽沒落和外族入主中原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的顧炎武來說，面對明王朝的昏庸腐敗，他痛心疾首，恨鐵不成鋼，絕望之餘對其進行了尖銳的批判，但作為一個地主階級出身的思想家，作為一個一生求真務實的學者，他在恢復漢族江山無望之際，還是從一個前期堅定的反清鬥士，轉變到後期的對新朝的無奈，而全身心地投入到總結探索歷史上的興亡教訓中去。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政治思路、政治思考是多方面的，然其立足點卻牢牢地站在「輔佐天子」、祈求「聖王之治」的基礎之上，即所謂「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在其巨著《日知錄》中，尊崇王權、輔佐人君，天子為聖、君道第一的思想觀點，可謂比比皆是，如：「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天下之治始於里胥，終於天子」、「天下宗子各治其族，以輔人君之治．．．．．．吾是以知宗子之次於君道也」等等，故其提出的「以名為治」的思想實質，仍然是為了維護鞏固封建王權的統治。他在「權歸天子」的「君權至上」思想基礎上提出的一系列政治主張或者「治世良方」，應該說，本質上都沒有超越封建改良主義的範疇。 

不言而喻，由於受到階級和時代的局限，長期以來，在顧炎武的思想中深深打上了「聖王之權、天下第一」的烙印。他崇拜王權，維護君道，對王權到了頂禮膜拜的程度，「君權至上」的思想觀點伴隨了他的一生言行，因而他骨子裡仍然是一個王權主義的積極維護者。雖然他從明朝滅亡的教訓中，敏銳地覺察到了封建專制的弊病，從而在《日知錄》中用較大的篇幅談到了反對君主專權的獨裁統治，反對君主專制把天下變成一人之私，即所謂：「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他反對「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並為此提出了一系列以「分權」代「獨權」，以「眾治」代「獨治」的主張。如上述「以名為治」的觀點，即是一種典型的通過「重私、用私」而「利公」的方法，最終「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的以「眾治」代「獨治」的思想觀點，然其最終目的仍然是要維護封建王權的統治。

正是由於他將治國救世的希望仍然寄託於「聖王」、「天子」的身上，「君權思想」成為他「治世良方」的基礎，因而必然註定了他提出的政治主張只能是「補天」而不是「改天」，只能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上對君主專製作一些修修補補，不可能對傳統的政治制度有所突破。憑心而論，作為一個歷久彌堅，永抱遺民之志的前朝遺民，他的思想深處是衷心寄望於他所開出的「救世藥方」能夠「經世致用、救國救世」；衷心期望能夠重現一個強盛的漢族地主政權，所以他雖然主張由人民共同擔負起對社會、政治的責任，「以名為治」，讓德才兼備者為國所用，但仍是「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絕對沒有「治權在民」的思想；雖然提出「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但最終落腳點仍不免是「而權乃歸於天子」。

由於歷史的原因，使得顧炎武畢生沒有脫出傳統王權主義的政治倫理窠臼，他的種種治世藥方也沒有越過封建改良主義的範疇，相反是為了重新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秩序，因而他的「以名為治」的政治制度設計，註定只能為封建王權錦上添花，做封建王權的「衛道者」，而不是「改革者」，註定只能與地主階級的封建王朝殊途同歸。

但他確立的對於「人性私利」必須進行正面引導，「治世必自人道始」，「因私引導」，「用私利導」而達到「以名為治」，以及「名至利歸」等一系列思想觀點和「獎廉」主張，即使在21世紀的當代中國，仍然有值得我們借鑒、學習之處。

                           （作者系蘇州市吳文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