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立憲與革命之爭

類別：人文歷史 作者：邵建 原創 瀏覽量：34　　發布時間：2009-09-13

    讀史偶得

    ◎ 邵建 南京曉庄學院教授

    一百年前的世紀初，在日本兩個城市之間(東京與橫濱)發生的一場政治論戰，這就是後人稱之為「革命與立憲的對抗運動」。在雙方的對抗中，革命話語全勢獲勝。在世紀革命的「洪波曲」面前，立憲如同「死水微瀾」。設若當年立憲話語深獲人心，以致成為時代選擇；那麼，羅馬並非一條路，歷史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完全可能是另副模樣。

    從歷史這頭看那頭，梁啟超就是一百年前的憲政開張者，正如與之同時的孫中山是一個世紀的革命開張者。當年，梁啟超流亡日本時，中國留學生甚少，1900年也才只有100人左右。但，待至1905年，留學生已多達數千人。梁任公的立憲話語沒能拽住他們，他們基本上為革命話語裹挾而去。20世紀初，誰抓住了青年，誰就抓住了歷史。革命既然吸引了無數熱血青年，立憲就只能被歷史推到它的邊緣。

    立憲與革命，一南轅，一北轍，不相交集。立憲無須革命，正如革命無以立憲。由於革命是武力推翻清廷，而立憲又頂了個保皇的帽子(君主立憲)，年輕人的選擇也就不足為奇。同樣不足為奇的是，撇開當時年輕人不論，即使我們今天，如何評價當年，梁，還是孫，依然是個問題。這裡所指的革命，專指「易主」性質的暴力訴求，立憲不動槍也不易主，而是通過立法和議會來「限主」。一百年前革命與立憲就在這一「易」與一「限」之間，展開角逐。這「易/限」之別，如果可以比喻，革命就是「奪位」，立憲就是「造籠」。

    自秦而清，中國政治制度始終是君主專制。孫的革命目標，除了排滿的民族革命外，在政治上，是要用共和的「民主」取代專制的「君主」。但，專制的君主不會自動退位，因而要用武裝革命的方式推翻；所以，孫中山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只有革命，「主」的位子才能由「君」而「民」。此即「奪位」。

    「造籠」，不妨采自相傳為前美國總統布希的一段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里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比喻的意義上，布希的籠子就是梁任公的立憲，即用憲政之籠限制君主的權力。

    面對清廷的專制，革命首先強調的是「位子」，即必須推翻君主，讓其下台，改朝換代。立憲不然，它無須君主退位，而是打造一個「籠子」，把它關在裡面。換言之，只要有籠子，裡面關的是誰———世襲的君、還是民選的元首———都不要緊；要緊的是，任何權力都必須加以籠套。這裡，可以看看梁啟超如何解釋專制。在《開明專制論》中，梁氏首釋專制之「制」，曰「制者何，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之一部分之自由也。」制即國家制度，它是一種權力形式，用於束縛人的一部分自由(因其自由之間的互相妨害)。至於專制，則是「純立於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為被制者，」即權力只是控制別人，它自己卻沒有任何制約，這樣的制度就是專制。因此，在專制與非專制之間，梁氏的區別至簡至精：「一以憲法之有無為斷」。清王朝有制度無憲法，所以立憲派反覆運作，逼其君主立憲。至於君位，在立憲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所謂虛君是也。這其實是一種交換，用以規避革命所造成的內戰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震蕩。

    革命不然，它的頭道菜不是立憲，而是革命。先革君主的命，然後再共和立憲，這是它的路徑依賴。當年孫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用意雖好，但共和能否解決專制，畢竟還是一個問題。這裡不妨先旁聽一下托克維爾的聲音「一個國家，如果它原來是個人集權管理，並且習俗和法律也都接受這種管理，而現在它想建立類似於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那麼我毫不猶豫地說，在這種共和專制下，會比歐洲任何一個完整的君主制更難以忍受。對此，我們可以在亞洲尋找可比照的東西。」共和專制，托克維爾說的是法國，似乎又是為日後中國建言。某種意義上，梁啟超正是中國的托克維爾。他反對孫黨學美式共和而主張效法英式立憲，正在於他認為中國民智未開，自治傳統未養成，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專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無論立憲。立憲是逼出來的，革命只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動力，它豈有為自己造籠之理。所以，關於共和專制，梁氏以法國學美國為例，指出：「世界無突然發生之物，故使美國人前此而無自由，斷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戰爭而得此完全無上之自由。彼法蘭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變為暴民專制，再變為帝政專制。」一變再變，梁氏看似說法國，所指更是革命黨果如獲勝之中國。是否應驗，識者自識。

    暌違任公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立憲與革命之爭，實為上個世紀的歷史開局，孰勝孰負，則可以主導一個世紀的歷史走向。歷史是有慣性的，革命勝則世紀為革命史，立憲勝則世紀為立憲史。幸抑不幸，在立憲與革命的對峙中，革命壓倒立憲。今天，回望任公，那是那個時代中國憲政的一根脊樑。我們今天的憲政努力，不但是在脊續任公未竟之業，也需要從他那裡汲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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