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四個基本層次
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四個基本層次
——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反思（一）
前面，筆者曾強調，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其理論探索的根本目的是揭示事物的本質以及事物之間作用的因果機理，因而需要遵從從本質到現象的基本研究路線。也正是基於從本質到現象的研究路線，筆者認為，一個完全的理論研究包括如下四個輕重不同的層次：首先是方法論層次，其次是理論素養層次，再次是表達工具層次，最後是實證檢驗層次；實際上，這也是長期以來筆者研究所遵循的基本路線，並一直在努力向學界特別是經濟學界的同仁們進行「遊說」，這裡再次簡述如下。
首先是方法論層次。這是研究者觀察和思考社會現象的哲學理念和基本視角，只有形成一個較為明確的方法論，才可以著手有條不紊的研究。當然，方法論本身也是有層次的，可以是基本的研究思路，譬如，是演繹主義還是歸納主義，是因果探究還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還是均衡的分析，是整體主義還是原子主義，是規範分析還是實證分析，是工具性實證主義還是檢驗性證偽主義等等；也可以是具體的研究手段，譬如，權力分析、結構分析或者直接就是應用奧卡姆剃刀（Occam』s Razor）拓寬假設的分析。而最高的方法論就是哲學思維，正是從哲學觀出現，我們認為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必然是規範性質的，因為經濟學的每一理論都體現了主體的認知，也即反映了提出和應用者的意識形態；斯皮格爾就指出，「在較寬泛的意義上，意識形態是一種哲學體系；在這裡使用的特定的意義上，它可以被界定為某人對某些命題的科學性的判斷，這些判斷事實上是來自其哲學偏向、主觀判斷或物質利益的」。顯然，方法論的形成是真正研究開始的基礎，如布勞格指出的，方法論的作用就在於，它為我們接受還是拒絕一個研究綱領提供了標準，也幫助我們在區分精華和糟粕時有章可循。當然，研究思路層次的方法論往往從基本的認知視角著手，而不是一般的模型構建；正因如此，此種方法論的形成過程往往是非常漫長的。但是，方法論對學術的影響是巨大的，每一次理論的大發展都是方法論革命的結果；正如沃特金斯所說，方法論「是要幫助科學發揮最好的效力，或者說是要引導如何從事科學研究，而不是去指導平庸的科學如何工作」。顯然，本書就是集中於對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層次，希望通過對經濟學發展沿革及其爭論的梳理，理清對主流經濟學的認識，同時也提出筆者個人的經濟學方法論主張。
實際上，幾乎所有的偉大經濟學家都是非常關注方法論的，如斯密、李嘉圖、穆勒、施穆勒、古諾、傑文斯、門格爾、瓦爾拉斯、馬歇爾、凱恩斯、羅賓遜夫人、哈耶克、弗里德曼、薩繆爾森、森、盧卡斯等；熊彼特就指出，如果我們「抬起頭來看一看整個人類知識領域的景色，略為留心記載一下同時期其他科學的某些發展，這些發展與我們自己這門科學（經濟學）的發展有關……（那麼，就會發現）與『哲學』的關係可說是佔壓倒一切的地位」。而且，中國傳統的經濟學家也是非常關注方法論問題的，如孟氧、陳岱遜等；當然，傳統的經濟學家似乎又太過執著於方法論的爭論，特別是糾纏於如何繼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正當性上，而缺少基於某特定視角的深入分析。實際上，也正是由於對方法論問題的爭執不休，中國的傳統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後面幾個層次關注相對不足，結果理論也就難以取得多大進展。正因如此，長期以來，哲學一直被視為科學中的科學，是用以指導具體學科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例如，哈耶克就強調，「我們不僅應當是合格的科學家和學者，而且應當是個很有閱歷的人，從一定意義上說，應當是個哲學家」。然而，隨著功利主義的盛行，「現代社會已經把哲學貶黜到完全無關緊要的地位」；以致當前的經濟學界似乎沒有多少人關心經濟學的方法問題，而只是熱衷於如何套用西方最新出現的模型化工具或計量手段，或者就是拿著一些陳腐觀點到處宣揚。特別是，在主流經濟學界，廣泛盛行的實證取向寧願著眼於瑣碎的材料堆砌，也不願對極為重要的思維本身進行反思；相反，誰要是還在探討哲學的視角，就往往被視為迂腐的象徵，這不能不說是當前經濟學科的悲哀！
其次是理論素養層次。有了一定的觀察視角和分析方法之後，就可以對某些具體的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形成自己的認知，為此，首先就必須掌握大量的理論知識。事實上，科學是沒有絕對真理的，在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此，任何理論和觀點都是並且只能是從某特殊角度的立場出發的；因此，基於特定的方法論對某一具體問題進行研究時，就必須首先了解前人對該問題的研究，不斷關注前人的觀點和論斷，更重要的是探悉其結論的研究視角和歷史背景。而且，也只有在熟悉其他人的觀點和理論的基礎之上，才可以進行真正的「批判」，並把基於不同視角的觀點和理論統一起來形成自己更為全面的理論觀點；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就可以把庫恩注重知識積累的範式和波普爾注重「革新」的證偽範式結合起來，從而促進理論的發展。在自然科學，牛頓用邏輯上更嚴密、檢驗性更強的理論統一和取代了開普勒和伽利略的理論，麥克斯韋也用自己理論統一和取代了菲涅耳和法拉第的理論，而牛頓和麥克斯韋的理論又被愛因斯坦的理論所統一和取代；在經濟學領域，馬歇爾用新古典分析框架統一了古典主義經濟學和邊際效用學派的思想，薩繆爾森等又進一步用現在的經濟學分析框架統一了馬歇爾和凱恩斯的思想。事實上，由於不同學者由於所處的地位、觀察角度以及哲學理念上的差異，從而對同一社會現象的研究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結論，從而每個人都是片面的；但是，他們都提供了一定側面的探究，因而都是有意義和啟發的，一個良性的理論發展應該能夠將不同角度的看法、理論契合起來，從而構建一個能夠解釋更多事實的日趨完善的理論，這就需要有非常廣的知識面。
事實上，一個人的知識面越窄，其所得出的理論就越容易被證偽；而一個人的知識越寬，就容易考慮綜合他人的思維角度，從而也就越容易為他們所接受，這就是理論權威的形成。因此，理論要良性發展，關鍵是要形成一個良好的理論討論的空間；因為只有進行討論，不同的觀點才得以交鋒，而不同的視角才有共容的空間和可能。而且，理論的發展更多是建立在對以往大師的思想的推進上，這就要求對大師的思想作認真的耙梳，從而在深入理解的基礎上挖掘其中的不足；這也正是大多數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基本研究方法，因為像社會學、倫理學、法學等學科的大家大多是思想史學家。正是因為理論往往是主體對客體的認識，因而我們也不能教條地接受主流的觀點，把它視為客觀和不言自明的；實際上，正如胡塞爾指出的，「如果我們的直觀的生活世界完全是主觀的，那麼整個前科學的和科學之外的涉及日常存有的真理的意義就被貶低了」。然而，流行的觀點卻以為主流經濟學從抽象的世界中所得出了一些結論已經窮盡了經濟學的真理，因而接下來的工作僅僅是在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尋些數據作一些程式化的實證分析，至多只要對主流經濟學的理論作一些細枝末節的修正；從而往往對新古典經濟學以前的大師們的思想視而不見，而專註於在主流雜誌中尋找幾篇所謂「前沿性」文章作些一知半解的分解，豈非本末倒置！
再次是表達工具層次。基於前人文獻的梳理和各種知識的契合的基礎上形成自己對某一問題的觀點乃至系統的理論後，還必須藉助一定的方式表達出來以便於與他人交流和傳播；這是因為一般來說，思想要比語言複雜得多，只有藉助恰當的表達工具才更容易為他人所知，而恰當的表達工具則需要經過專門的訓練。一般而言，表達工具是多種多樣的：文字邏輯的、圖表矩陣的、數學符號的；例如，麥克洛斯基就認為，修辭就是使人接受的主要方式，它是「一門探索的藝術，使人們相信他們應當相信的東西，而不是用抽象的方法證明真理」，是「一門發現適宜理由的技術，發現能夠保證贏得他人同意的方法，因為任何講道理的人都應當被說服」，是「一門發現有根據的信念，並且在對話和討論中發展這些信念的藝術」。當然，在選擇表達工具時，一般要簡單易懂，這樣才便於交流和傳播；顯然，由於數學在表達、交流和傳播上的精確性，因而數學在科學研究上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但不管如何，我們必須明白，表達形式畢竟是第二位的，不能由此而抹煞了對理論的真正探討。事實上，正如尼采早就發現的，「知道自己淵博的人會努力求其學問的清晰明白，而想在大眾目前表現自己很博學的人則會將學問弄得晦澀難懂」；但是，現代學術界中那些功利而淺薄的人正是選擇後一種表達工具，試圖通過玄而又玄的數學符號來裝扮那空洞的思想，從而數學建模在經濟學分析中越來越泛濫。因此，正如迪梅尼和萊維指出的，「建立模型不是一種最好的分析形式，它只是所有可能的解釋模式中的一種。所有的形式化的東西都是為了某種特定的目標而設計的，而且它們也不比文字類的分析更重要」。也正因如此，目前經濟學界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重視數學建模的訓練僅僅是一種表達或分析工具，特別是在教學上有所裨益，而基本上不屬於方法論的範疇；事實上，目前刊物上發表的大多數此類文章（甚至國內所謂的「一流」雜誌），充其量是一種模仿練習。但是，現在的學術界卻把這種練習上升為理論研究，豈不可笑！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真正的數理經濟學也是一種研究方法，但是，它絕不是當下流行的形式。譬如，熊彼特就曾指出，使用數字或公式甚至以代數形式重新表述某些非數學性的推理結果，並不就是數理經濟學，而只有產生結果的推理本身具有明顯的數學性質時才會顯現出數理經濟學的特徵。事實上，從事數理經濟學的人必須具有非常深厚的數理功底，不但數理經濟學的開創者幾乎都是工程師、數學家或物理學家，而且，當前那些從事真正的數理分析而對經濟學做出貢獻的人基本上也都是原先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此外，我們必須明白，由於數理經濟學實際上上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它試圖發現決定數量之間的確定關係，如古諾就用簡單的公式表達需求和價格、生產成本和價格之間的關係，並假設這些關係符合特定的條件，通過數學處理演繹出某些因此產生的結果；因此，數理經濟學的分析結論都是基於非常強的條件假設之上，在一定意義上，它基本上可以被看成是象牙塔里的脫離經驗事實的抽象思維，是在象牙塔里推演各種條件改變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各種結果。也正因如此，由在象牙塔里所構建的數理模型所推演出的結論儘管具有啟發性，但基本上不能直接加以應用，更不能直接為政府政策開處方，因為不現實的假設可以被看作是從一組不同的假設中推導出的不現實的或錯誤的預測；關於這一點，許多經濟學家都已經作了說明，例如，J.內維爾.凱恩斯就指出，「經濟理論不僅涉及自身的正確與錯誤問題，也涉及到它們賴以產生的事實以及它們自身所導出的結論問題」。而且，也正因數理經濟學已經把經濟學視為一門自然科學來研究，因而數理經濟學的研究者往往需要具有一定的天才性，如李嘉圖、傑文斯、諾伊曼、里昂惕夫、薩繆爾森等都具有一定的天才性；然而，當前中國的現實卻是，幾乎所有的人不管是什麼專業出身的，也不管數理功底如何，都熱衷於數理分析，似乎沒有模型或計量就不是經濟學研究，但卻絲毫不會從研究中發現什麼新的思想，而是試圖利用非常繁瑣的符號來重新表述他們早已觀察到的「程式化事實」（stylised fact）。而且，儘管經濟學在應用數理經濟學或其他學科得出的結論之時，必須具有非常廣泛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但是，當前那些熱衷於數理分析的人往往對基本常識都一無所知，卻基於數理的模仿練習而要搞政策建議，而全然不考慮真實世界中的種種社會因素。更甚者，各級政府也大量外包這樣的課題，沒有數據說明的決難通過結項，為了獲得各種課題，那些「學者」們也是傾力投其所好；顯然，這不僅體現了當前各級政府官員的無知無良，更體現了學術界的無知無恥。然而，儘管如此，竟然還有那麼多人為這種現狀進行辯護，真是無知、無恥之極！
最後是實證檢驗層次。有了自己的觀點和理論還必須進行檢驗，從而可以進一步提煉和完善理論，這是科學方法（觀察－歸納－分析－批判－預測）的思路，也是工具主義者強調理論「好用性」的證明過程。當然，檢驗手段可以是多種的：案例調查的或者統計分析的；同時，檢驗也並不必要是由理論提出者自己展開，因為理論提出者在檢驗方面並非一定擅長。事實上，在筆者幾乎所有的理論分析中，往往都不會媚俗於時人所熱衷的基於原始資料的實證分析，相反大量的數字證據主要來源於其他專業性學者的分析和實證；因為筆者承認計量實證並非自己的強項，而更願意通過廣泛引用其他學者的分析以及充足的間接統計數據來為自己的理論提供佐證。而且，由於特定的分析工具所限，理論在提出之初也往往難以得到檢驗；事實上，學術史上很多理論都是後來才得到印證的。特別是，檢驗並不能僅僅限於以局部的數據為依據，這就要求在對理論進行檢驗時廣泛收集學界其他的實證資料，因為個人就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資料以及特定方法下的實證並不必然是可靠的；例如，斯皮格爾就指出，「談及消費者收入與支出之間關係的恩格爾定律和關於收入分配的帕雷托定律，與廠商的增長有關的吉布拉特比例效應定律也是經驗的。經驗法則的特性使它們只能具有或然性的有效性」。
事實上，目前經濟學界趨之若騖的計量經濟學實際上僅僅是一種檢驗方法，可以對在一些理論探討中所揭示的因果關係作進一步的相關性驗證，或者對一些影響因素的重要程度進行分析；因此，它基本上屬於理論研究的最低層次，甚至根本不是理論層次的研究。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沒有邏輯上的推理，沒有內在因果機理的分析；那麼，基於單純歸納的計量實證既不能簡單地證實理論，也不能簡單地證偽理論。相反，基於計量分析而得出的僅僅是具有嚴格條件的統計規律或某種相關聯繫，這個規律無法上升為一般性的命題，更不是理論；究其原因在於，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原則不能有任何可能的例外，但歸納本身必然是不完整的，因而基於計量得出的經濟學規律是缺乏普遍性的。根據這一分析，主流經濟學中無論是供求「定律」還是個體理性原實際上都不能滿足普遍性的標準，所以，波普爾說，統計學家計算出的有關社會變化的「趨向不是規律。斷定存在一種趨向的陳述是存在判斷，而不是全稱判斷。而且斷言某種時空中存在著一種趨向的陳述將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歷史陳述，不是普遍規律」。當然，但從數據資料中不能得出理論，但並不意味著就不要資料，相反，資料可以啟發人的思維，它是因果邏輯探究的基礎；正如米塞斯所說，「歷史研究的好處並不在於得出規律。……它僅僅是論述過去；它不能轉向未來。歷史使人聰明，但不能解決具體問題」，相反，「『歷史的理論』所能提供的一切只不過是歷史——肯定極為貧乏的歷史，但是從邏輯的角度上考慮仍然是歷史，而絕不是理論」。然而，時下流行的經濟學計量分析方式卻是簡單地尋些數據，通過機械地（依靠各種軟體工具）模型化分析，就以為發現了新的規律，或者得出了理論；這實在太過於「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正如古爾德所說的，「人類既不善於思考概率，又容易把模式看成是事件的序列，所以人類常常的錯誤，就是自認發現了趨勢，還進一步推究它的原因。其實這時我們所見的只是事件系列而已」。但目前的學術界卻絲毫不察計量經濟學的真正功效，而竟然把從事計量研究的學者視為理論界的學術權威，豈不荒唐！
可見，基於上述基礎理論研究的層次分析，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認識理論研究的基本結構和基本要求；其實，從基本研究範式來看，理論的發展也就可看成如亨德里強調的「理論、工具和經驗證據之間的三維的相互作用」。其中，任何科學的研究首先都要形成一定的研究方法，那麼，科學方法的規則又是什麼呢？波普爾在《科學方法》一文中指出，「一個人回答這些問題的方式，主要取決於他對科學的態度。比如那些實證主義者，他們把經驗科學看作是滿足諸如有意義性和可證實性等一類邏輯標準的陳述系統，因此他們會作出一種回答。而另一些人則會給予完全不同的答案，他們（包括我在內）在易於做出修正的敏感性中，傾向於看到經驗陳述的突出特徵——事實上，人們可以批判它們，也可以用更好的陳述取而代之」。當然，在筆者看來，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具有極強的相關性，這不僅體現在一個學科的演化過程中，譬如，隨著經濟學從古典主義向新古典主義的演化，由於研究對象從資源創造轉向了資源配置，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就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而且，更明顯地體現在不同學科上，譬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因為社會科學中很難將那些影響社會現象但又不包含在理論中的因素抽出，因而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的適用性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正因如此，筆者以為，社會科學的研究更加註重思辨，相應地，上述理論研究的四個層次也可以進一步劃分兩大範疇：其中，前兩個層次是根本性的，是理論的基本範疇；相反，後兩個方面則是輔助性的，是理論的次要範疇。事實上，任何理論的關鍵都是要揭示事物內在的機理以及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而不僅僅是局限於表面的形式化邏輯或者基於數據計量的功能性分析；因此，儘管後者也是一個理論成熟和被人認可的必要階段，但如果過分強調後兩個層次而忽視了理論的基本範疇，那麼，理論研究就變成了捨本逐末，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論發展。而且，基本範疇往往是研究者必須親自展開和完成的，而次要範疇則並非一定要研究者自己著手；從經濟學說史上看，先驅者往往只是提出一些具有啟發性的思想和理論，而精緻化和檢驗的工作則一般都留待了後人。特別是，正如科斯指出的，經濟學家對某個待驗經濟理論往往是小心翼翼的，因為迄今為止的理論檢驗方法本身就存在很多問題，它無法保證客觀性，因而經濟學的合理性也不完全取決於客觀證據；而且，如果一開始就採用嚴格的檢驗標準，那麼就根本不會有新興理論的出現，相反，一個理論往往只有已經取得了眾多人的相信的時候才需要進行檢驗。不過，也正如科斯發現的，幸運的是，「經濟學家不等到一個理論的預言被證實，就迫不及待下決心能接受它」，如果像實證主義所要求的那樣，等到預測被證實才接受理論，「那就會導致科學活動的停頓」，因為沒有人有興趣從無數待驗假說中挑出一個進行檢驗，而且，即使是定量研究，也嚴重依賴於各種基於信念的前量化的論點」。
顯然，基於這一基本路線，我們也可以對時下學術的流行趨勢加以分析判斷。一方面，就時下所追求的注重邏輯推理的數理化經濟學取向而言，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壞的物理學並不會因為使用數學而變成好的物理學，好的物理學並不會因為它們的思想是通過數學方程表達出來而變成壞的物理學。同樣，一個經濟學理論是否是一個好理論或壞理論，也與它是否通過數學表達出來沒有關係」；因此，哈耶克批評當前注重形式的主流經濟學「尚未被推進到足以把這門邏輯學分支完全分離出來的程度，而且也不足以把探究因果關係的工作恢復到確當的地位」。另一方面，就時下所盛行的強調實證分析的計量化經濟學取向而言，如果僅僅停留在「實證」層面上，那麼對理論發展也沒有什麼幫助，甚至提高不了我們對社會的真正認知；米塞斯就強調，「任何一種類型的描述性經濟學和經濟統計都可以歸入歷史研究的名下。它們最多只能告訴我們過去，儘管是最近的過去。從經驗科學的角度看，現在馬上就會變為過去。這些研究的認識價值並不在於從其中得出一些可以形成理論觀點的學說的可能性」。
總之，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認識，既不是停留在華麗數學符號的表達上，也不能通過某些局部的數據的處理而得出數字上的某種聯繫；特別是，不能據此而得出一般性的理論，這實際上也就是波普爾證偽理論的基本含義。相反，一個真正科學性知識的提出都需要建立在深厚的方法論和理論素養的基礎之上，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和敏銳的思想；正如波蘭尼指出的，「科學方法不能被還原為明晰而精確的決疑法或運演算法則，而是本質上取決於科學家訓練有序的判斷力和鑒定力，這些能力是科學家作為學徒從公認的教師那裡學習得來的」。當然，純粹的計量檢驗也不能簡單地證偽一個理論，特別是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本身就存在很多限制性條件；也正因如此，後來波普爾提出了他的經濟學中「情境分析」主張：一者經濟行為僅僅是受約束條件制約的個體最大化行為，二者情境分析將成為社會科學的合法的分析方式，三者情境分析應該作為一個不被檢驗的「形而上學」的原則被保留下來。其實，儘管當前主流經濟學熱衷於搞實證分析，認為在經濟學中除了「實證研究」之外其他一切研究都毫無疑義，沒有一種依靠思辨和文字描述能夠解決現實問題，甚至經濟學中也不應該有什麼知識論、認識論以及方法論的爭論；但顯然這並不符合科學的本意，正如波普爾指出，「如果你承認除了自然科學的問題之外，沒有什麼問題擁有意義，那麼任何關於『意義』概念的爭論也就會變得沒有意義」，而且，「關於意義的教條，一旦得以確立，就會被抬高成為永遠超出爭論的東西，再也不可能受到攻擊。用維特根斯坦的話說，它已經變得『不可攻擊和確定無疑』」。
特別是，需要指出的是，儘管一些「主流」經濟學者極力把自己所研究的東西視為地地道道的「科學」，甚至否定經濟學屬於經驗科學的範疇；但顯然，這本身也潛藏了其個人的認知狀態，因為「對他來說，『經驗』是一種綱領，而不是一個問題」。究其原因在於，現代主流經濟學承襲了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思維，而極力模仿物理科學的研究路線來探究經濟現象，試圖在人類世界中發現像自然世界那樣不變的規律；也正是在自然主義基礎上形成了一種倫理自然主義的信念，這種倫理自然主義把存在的就當成合理的，而對存在的認知又衍生出了實證主義。為此，主流經濟學極力主張，根據供求力量決定的均衡來設立社會規則和制度安排；同時，基於這種以力量決定的不變社會規律，主流學者極力為現有制度進行辯解，甚至為社會上出現的一切醜陋現象進行辯護。顯然，正是在這種教條主義的認知束縛下，主流經濟學者主張對自身所採取的認知取向「不爭論」，並極力否定對流行的實證結論進行批判性分析的意義；正因如此，主流經濟學日益喪失了批判性，並一往直前地行進在數理建模和計量實證的道路上，以至經濟學也變得越來越封閉化，最終也造成了當前經濟學發展中的這種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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