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布爾汗：摯友殊途終同歸——胡適與陳獨秀

摯友殊途終同歸——胡適與陳獨秀

班布爾汗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有兩個極為重要的人物是安徽老鄉，一個在懷寧，一個在績溪，一個生於1879年，一個生於1891年，相差12歲。但卻在同一個時代一同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一同在北大、在《新青年》大聲疾呼「文學革命」，號召大家要請來「德先生和賽先生」來拯救積弱不堪的中國。一個性如烈火，猛打猛衝，一個謙遜溫和，循序漸進；一個信奉了馬克思主義，主張暴力革命，一個尊崇自由主義，主張漸進改良；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一個是「中國自由主義之父」。按說，他們應該水火難容，但兩人私交深厚，堪稱摯友，雖然在不同的道路上行走，友誼卻並未縮減半分，甚至在永訣之前，兩人最終走到了一起，為他們一生的友誼畫上了完滿的句號。

　　陳獨秀與胡適，兩個無論信仰、性格都完全相反的同鄉，為了共同的文化目標在一個戰壕里並肩作戰，為了共同的救國目標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為戰，而又都難以抗拒的鑽進了被他們所批判過的「國學」當中，各自做出了自己的成績。他們合作的時間很短（不超過兩年），而針鋒相對的日子卻幾乎囊括了他們相交的所有時光，陳獨秀為始終不能拉胡適進入共產黨而惋惜，胡適為陳獨秀最終回歸自由主義而欣慰，提到陳獨秀的時候不能不提胡適，而提到胡適的時候，也不能不提陳獨秀。

　　 他們的相交，始於《新青年》。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後，便委託好友汪孟鄒向胡適約稿，汪在給胡適的信中說道：「陳兄望吾兄來文甚於望歲，見面時便問吾兄有文來否，故不得不為再三轉達。每期不過一篇，且短篇亦無不可，務求拔冗為之，以增雜誌光寵。至祈至禱！否則陳兄見面必問，弟將窮於應付也。」可見陳獨秀對於胡適的看重。1916年開始，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陳獨秀有文必發，且經常與胡適通信討論，到胡適發表《至獨秀信論「八事」》時，兩個人已經成為莫逆筆友了。

　　 1917年1月1日，胡適的《文學改良謅議》發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五號上。陳獨秀大加推崇，親自撰文《文學革命論》為之幫腔，從而掀起了「文學革命」的浪潮。這篇文章是胡適在陳獨秀的催促下從遠隔三萬里之外的美國寄來的，這標誌著二人從朋友成為了同志，要一起為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鼓與呼了。然而，在這樣蜜月期的合作中，兩人的分歧也已經分外刺眼。胡適在《文學改良謅議》發表後3個月的4月9日給陳獨秀的信中，以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謙恭和謹慎說道：「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即熟，是非自明。吾輩主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絕不敢以吾輩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適雖然堅信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但也不排斥別人的反對，認為「人類的見解有個先後遲早的區別。我們深信這是天經地義了，旁人還不信這是天經地義。輿論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誠懇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對我們的人，不能不取消他們的『天經地義』來信仰我們的『天經地義』。」陳獨秀回信道：「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故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之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這位曾經在1903年的東京剪掉大清國管理湖北留日學生學監的髮辮，而後又參加暗殺團，進行排滿革命的職業革命家看著這位小老弟的「迂腐」之言必定會感到好笑：革命就是掌握真理的我們來實施的雷霆手段，我們的「天經地義」就必須為大眾所接受，別人的「天經地義」則必須掃除，又不是做學問，怎麼能商量著來呢？

　　但不管怎麼說，他們還是堅定的站在同一個戰壕里了，身在海外的胡適已經按奈不住要親身投入到國內的新文化運動了，雖然他的博士論文剛剛通過答辯，學位證書尚未發到手中，但已經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回過了。這時，他收到了陳獨秀的一封長信，這位從未見面的老朋友此時已經受蔡元培先生之邀成為了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在信中誠懇說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校長之任。力約弟為文科學長，弟諫足下以代，此時無人，弟暫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歸國，即不願任學長，校中哲學、文學教授均乏上選，足下來此亦可擔任……他出所約者倘無深交,可不必應之.中國社會可共事之人,實不易得.恃在神交頗契,故敢直率陳之。」既然早已經「神交頗契」，那又有什麼可說的呢？胡適當即答應了。於是，1917年9月10日，回國二個月的胡適正式被聘為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這時，他還不到26歲，真是少年得志，而陳獨秀也在壯年（38歲），兩人意氣風發，要在談笑間，將舊文化的「檣櫓」掃蕩的「灰飛煙滅」了。

　　無論是當局的不滿、打擊，還是黃侃這樣的國學大師的嘲弄，或者是林琴南寫作小說威脅，都已經阻擋不了新文化的潮流了。陳獨秀和胡適在歡喜勝利的同時都已經看到，新文化的啟蒙要想進行下去光是文化層面的革命是不夠的，沒有政治的改革，就會雷聲大雨點小的夭折掉。胡適在然早就對中國的出路有了自己的想法——以漸進的改良手段建設歐美式的憲政民主政治。而陳獨秀卻已經從「法蘭西精神」「美利堅文明」脫胎出來，接受了「一聲炮響」送來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他要建立代表工人利益的共產黨，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問題與主義」的爭論激發了胡適的與陳獨秀的分歧。無論是「根本解決」、「點滴改革」還是俄國的革命之路等等問題二人都無法理解對方。1919年3月26日因為私德受到攻擊，陳獨秀被迫離開北大，胡適對陳獨秀的離開北大痛惜不已，在1935年還與友人的信中說：「獨秀因此離去北大，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中國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也之會。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立場，就更左傾了。」

　　陳獨秀離開北大一個多月之後，「五四」運動爆發，正在上海迎接老師杜威和拜會孫中山的胡適，也參加了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並於在北京的陳獨秀通信，了解情況，兩個人都在為自己所引導的新文化運動的高潮的到來而激動。但在同時，他們也已感到雙方的隔閡越來越深，曾經水乳交融的戰友已經沒有了當初的那種默契。分手已經不可避免。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在胡適等眾多朋友的營救下，三個月後獲釋，但再不能呆在北京，於是化妝南下到了上海，與最初的共產主義者李達、李漢俊、陳望道交上了朋友。從此，《新青年》同人的分化開始，在陳獨秀編輯下，各種介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大量出現。胡適寫信給陳獨秀，認為《新青年》不宜搞得政治色彩太濃，陳獨秀回信贊同，說「仍以趨重哲學文學為是。」於是胡適提出將《新青年》移回北京來辦，陳獨秀沒有同意。到1921年《新青年》又移到廣州後，陳獨秀寫信給包括胡適在內的北京同人宣布《新青年》與他們斷交，讓他們自己另辦一份雜誌，並說明自己是不會為他們所辦的新雜誌寫文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陳獨秀徹底的割斷了與舊日自由主義朋友們的思想聯繫，自走自路了。

　　也許是為一起奮鬥的兩年時光作個總結，兩個人不約而同得拿起了筆，陳獨秀寫了《新青年宣言》，胡適寫了《新思潮的意義》，一起刊發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號上。

　　《新青年宣言》的信條是：「我們相信世界各國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因襲的舊觀念中，有許多阻礙進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們想求社會進化，不得不打破「天經地義」、「自古如斯」的成見，決計一面拋棄此等舊觀念，一面綜合前代賢哲當代賢哲和我們自己所想的，創造政治上、道德上、經濟上的新觀念，樹立新時代的精神，適應新社會的環境；我們相信人類道德的進步，應該擴張到本能（即侵略性及佔有心）以上的生活；我們主張的是民眾運動社會改造，和過去及現在的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我們相信政治、道德、科學、藝術、宗教、教育都應該以現在及將來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為中心——我們因為要創造新時代新社會生活進步所需要的文學道德，便不得不拋棄因襲的文學道德中不適用的部分；我們相信尊重自然科學、實驗哲學，破除迷信妄想，是我們現在社會進化的必要條件；我們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權利，已經是現在社會生活進步的實際需要，並且希望她們個人自己對於社會責任有徹底的覺悟。」所有問題的宗旨都趨向一個最終的目標：建設一個理想的新社會，從物質文明到精神文化均滿足全體人的需求。而胡適的對新文化運動的總結，似乎更貼近思想解放文化更新的目標，含有更強烈的創造新文明的主觀意圖和具體可行的方案設計。《新思潮的意義》提出了四條口號：「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具體實施的方案則是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度整合和改造中國舊文明，使之融合進20世紀現代世界新文明的主潮中去。

　　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陳獨秀成為了總書記。胡適無奈的看著老友徹底的「左轉」，而他自己也終於要「下海」談政治了，原先看到中國思想界落後、出版界孤陋、教育界沉寂而「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的戒條也被自己打破了，他不無憤激地說道：「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基爾特社會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戰爭』與『贏餘價值』，內政腐敗到了極處，他們好像都不曾看見，他們索性把『社論』、『時評』都取消了，拿那馬克思主義——克洛泡特金——愛羅先科的附張來做擋箭牌、障眼法！」「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腐敗政治逼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的主張。」

　　 1922年5月7日，胡適主辦了《努力》周刊，在創刊獻辭的《努力歌》中，胡適說道：「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直到你和我—自命為好人的人— 也都說『不可為』，那才是真的不可為了。」他的努力就從辦報開始，他明確的表示自己辦的報紙要「不但應該有主張，還應該有學理與見解作主張的根據。根據正確的觀察，參用相當的學理，加上公開的態度，法未公開的主張，那才是『禁得起一駁』的主張。」他和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釗等16名知名學者聯名發出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刊在《努力》第二號上，提出以「好政府」為政治改革的一個「切實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他大聲疾呼：「大家合起來，趕掉這群狼，推翻這鳥政府，起一個新革命，造一個好政府！」「中國所以壞到這步田地，雖然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原因。『好人攏著手，壞人背著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應該為自衛計，為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

　　胡適的「好政府主義」更明白一些便是「工具政府主義」，據他的解釋，首先，政府是社會用來謀求大多數人最大福利的工具，能做到的是好政府，不能做到的是壞政府，而如果不這麼做的便是「鳥政府」；其次，政府既然是工具，那就和工具一樣要時時修理，人都有攬權的天性，由人組成的政府必須要隨時監督修理；還有，就是工具有修不好的時候，政府也是一樣，黨政府不受監督不受修正時，就必須如已經徹底壞掉的工具一樣拋棄掉，重新改造一個。胡適大力主張人民對於政府的監督修正，提出廢止複選制採用直選制、制定選舉舞弊的法律、減少國會與省議會的人數等主張來促進人民的參政可能，面對陳獨秀領導的共產黨所提出的：國家已經千瘡百孔，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不徹底的和平改良已經山窮水盡，應該發動全國人民的革命，徹底解決問題的立場。胡適回應道：「我們並不菲薄你們的理想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業決不能實現。」「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他。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他並不反對革命，但對於「革命」這個當時很時髦的辭彙總是有相當的警惕，他語重心長的勸誡人們：「我們是不承認政治上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是逃不開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致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的估量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

　　陳獨秀現在的地位與立場，自然是聽不進去胡適的這種「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的論調的。他所堅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在否定現代社會政治、經濟運行的基本架構的前提下，號召人們來徹底摧毀「舊制度」建立「人間天堂」的。他的觀點是： 「甚麼民主政治，甚麼代議政治，都是些資本家為自己階級設立的，與勞動階級無關。」 「法律是強權的護持，特殊勢力是民權的仇敵，代議員是欺騙者，決不能代表公眾的意見。」 他們要的是講社會變為「一張白紙」然後來「做最美麗的圖畫」。胡適雖然說「我們並不菲薄你們的理想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但與共產黨人的爭論根本不可能以他的意志而避免，「聯省自治」、義和團、蔡元培辭職風波等問題上，共產黨人對於胡適的攻擊可謂不遺餘力，胡適也儘力的作著回應與反擊。到1925年，以北京抗議段祺瑞政府的民眾放火燒掉了為段政府說話的《晨報》為由頭，胡適直接與這位老戰友最後攤牌了。陳獨秀認為《晨報》為反動政府說話，是「該燒」，並問胡適：「你認為不該燒嗎？」胡適考慮了很久，給陳寫了封長信，鄭重的說：「《晨報》近年的主張，無論在你我眼裡為是為非，絕沒有『該』被自命爭自由的民眾燒毀的罪。因為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為非，而同乎我者未必既是……爭自由的唯一理由，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和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我也知道你們主張一階級專制的人已經不信仰自由這個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討論自由，也許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這一點在我算一個根本的信仰。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儘管不同，事業上儘管不同，所以仍不失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後多少總還統又一個容忍異己的態度……如果連這一點最低限度的相同點都掃除了，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我這回出京兩個多月，一路上飽讀你的同黨少年醜詆我的言論，真開了不少眼界，我是不會懼怕這種詆罵的，但我實在有點悲觀。我怕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會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恐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陳獨秀沒有回信，這個曾經大力呼喚民主、自由的時代先鋒已經率領中國共產黨加入了共產國際，並從反對加入國民黨到同意馬林主張的「一切歸國民黨」，接受了共產國際的觀點，與國民黨合作開始了北伐。在黨內已經完全是一幅「封建大家長」的面孔了，一些早期的朋友如李達等都受不了他的獨斷專行而脫黨，他似乎真的如胡適所說沒有了「容忍異己的態度」，他真地做到了「必以吾輩之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但是，畢竟是共產國際下屬的中國分部，中國共產黨的一舉一動都要看蘇聯斯大林大叔的臉色的，陳獨秀逐漸感受到了自由被剝奪的痛苦，他曾試圖擺脫蘇聯的控制，提出「中國的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可是成堆的現實問題，如經費等都逼著他不得不一次次的放棄自己的主張。終於，在蘇聯顧問控制下的中國共產黨在「四.一二」中被自己昔日的戰友殺的血流成河，陳獨秀作為堅決執行共產國際指示的中共總書記，不得不背著「右傾機會主義」的黑鍋，黯然被自己建立的黨解除了領導職務。之後，他又成為了中國「托派」總書記，但很快他就明白的發表文章說：「這樣一個關門主義的極左派的小集團（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當然沒有發展的希望；假使能夠發展，反而是中國革命的障礙。」決絕的脫離了托派。

　　面對曾經奉若神明，而在接觸中完全露出猙獰面孔的社會主義蘇聯。他不得不對於自己半生所堅持的理想有了反思，終於說出了「我願意說極正確的話，也願意說極錯誤的話，絕不願說不對又不錯的話；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張，自負責任。」這樣充滿自由氣息的話了。

　　 1932年，陳獨秀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七七事變」之後被提前釋放後，又被延安的中共政權誣衊為「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說他每月接受日本給的300元津貼。當時一個報紙的漫畫畫了他被國民黨一拳打傷了，又被共產黨一腳踢倒了，真所謂眾叛親離，腹背受敵。而曾經說過會與他「幾乎成為仇敵」的胡適，卻仍然與他保持著友誼，在他被捕之時，到處為他活動，聘請律師。而在他身陷囹圄時，又多次經他的要求送各種書籍進監獄，幫助他的獄中研究。只是可惜，兩個爭論不斷的老朋友卻再沒有機會促膝長談，連探討問題的長信也不曾再有。到1937年陳獨秀被釋放時，胡適正在全力的鼓吹抗戰，1938年更是接受政府委託，任駐美大使赴美爭取美國援華，到1942年8月5日方才卸任，而這時，陳獨秀已經去世三個月，兩個老朋友直到永絕沒有再見面。

　　此後的胡適繼續著做學問和搞政論的生活中，陳獨秀的名字在他的生活中似乎已經淡出了。但到了1949年，國共內戰的結果出了分曉，胡適所擔心的「一個更殘忍更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恐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的處境終於降臨了。他沒有如眾多自由主義者那樣對新到來的政權抱有幻想，而毅然的離開了大陸，在去往美國「克里夫蘭總統號」上，胡適認真的將陳獨秀晚年所寫的諸多文章看了一遍，他驚喜地發現，自己的這位老戰友在20年前與自己分道揚鑣，幾經波折、打擊、失敗，最終還是回到了他們在「五四」時共同提出的民主、科學的道路上，徹底的和激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告別，重新回到了自由主義的陣營中。

　　無論是《資本主義在中國》、《說老實話》、《我們不要害怕資本主義》、《我的根本意見》還是《給托洛斯基的信》等6封信和4篇文章中，陳獨秀都擲地有聲的說出了對於他奮鬥半生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思考：

　　 「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才有道路走上大眾的民主。」

　　 「十月革命以來，拿『無產階級民主』這一空洞抽象的名詞作武器，來打毀資產階級的民主，才至有今天斯大林統治的蘇聯。」

　　 「獨裁製產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產生了獨裁製。」

　　 「斯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產階級獨裁製之邏輯發達。試問斯大林一切的罪惡，哪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革命以來秘密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

　　 「若不恢復這些民主制，繼斯大林而起的，誰也不免還是一個『專制魔王』。」

　　 「民主政治，除了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外，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胡適看到這些文章，感慨萬千而又欣慰之至。陳獨秀在離開這個世界之時，終於從「簡直要做仇敵」而從新成為自己不僅是私交上更是思想上的莫逆好友。只是斯人已逝，而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政黨正運用軍事手段把整個中國推入蘇聯道路上去，無論是死去的陳獨秀，還是活著的胡適，對這一切洞悉的清清楚楚，卻又無能為力。只能一個在冰冷的墳墓中，一個在去國的渡輪上，於冥冥之中，互遞一個苦澀的微笑了。

　　一對安徽老鄉，兩個思想先鋒，用二十年時間演繹了摯友殊途終同歸的悲喜劇。而如今，後人們仍然在殊途還是同歸的問題上繼續耗費著自己的光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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