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的智慧（1
帝王學的智慧
卷一 帝王用人術
第1節：管得最少的領導是好領導(1)
本書開卷評說帝王學，要講的就是兩個字：「君道。」用現代人的話說，就是怎麼做好領導，怎麼管好你的一畝三分地。我們先概括地說，識大體，棄細務，此乃君道，也是每一個管理者都應把握的基本原則。做領導的人，絕不能事必躬親，要做到「以不能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古往今來的例子都告訴我們：這樣的領導往往做不了什麼大事。
君道，是作為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所必須通曉、掌握的根本原則。把我們審視的目光投回古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帝王也是一個管理者，只不過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團體，而是一個龐大的國家。不過，關於怎麼做帝王的一些原則、方法，則同樣可以推而廣之地運用到對現代社會普通公司、團體及社區的管理中去。
從中國歷史的先例中，正反兩面的例子都數不勝數。在兩千多年前的楚漢戰爭中，劉邦在這方面的才能就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他的漢軍中，制定大政方針和戰略思想的有張良；負責經濟規劃，在戰時及時解決軍需問題的有蕭何；而聲稱自己帶兵「多多益善」的韓信則是最高軍事指揮者，負責南征北戰；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噲也屢次救過劉邦的性命——正是這些英雄各盡所能，成就了劉邦的「無能」之功。劉邦他可以什麼都不會，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這是領導者成功的必備素質。而反觀聲稱「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的楚霸王項羽一方：謀略他信不過范增，以致在鴻門宴上猶柔寡斷，縱虎歸山，放了劉邦，最終釀成大患；帶兵打仗，他又信不過手下的眾多大將，總是身先士卒，親冒矢石，總給人一種要與將士爭功的感覺——另一方面，脾氣暴躁的他倒是也能體恤士卒，遇有傷病員，在難過之餘，他甚至還會黯然流淚，並親自給他們送飯、喂湯。但是，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在打了勝仗、該封賞功臣的時候，項羽卻對封王的大印愛惜不已，直到把「圓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給人家。因為項羽這樣不愛惜人才，韓信、陳平這樣的大人物才會離開他投靠劉邦。長此以往，項羽身邊就沒什麼人才了，所以我們說，他這個「老闆」做得很不合格——你項羽腦子裡整天考慮的不是該怎樣壯大、充實自己的團隊，要麼是婆婆媽媽的，要麼是干出坑殺秦國二十萬降卒這樣的蠢事，因此，當時人稱他這樣做為「婦人之仁」，而他最後的下場也很慘，不得不自刎於烏江邊上。因此，項羽這個歷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學的意義了——宋朝女詩人李清照說「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也是在抒發這種美學理想，在她眼裡，項羽是一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雄，但是卻不適合做萬乘之尊的皇帝。
關於這樣的道理，古人說過的話都值得我們在這裡再了解一遍——春秋時的先哲老子說過：「以正道治國，以奇正用兵，以無為取天下，這是成大事者必須明白的最高法則。」而戰國時的大儒荀子的說法則是：「做帝王的，善於管理別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幹為有才能。」此外，西晉哲學家傅玄說：「能讓士大夫忠於職守，服從命令；讓諸侯國的君主分到土地並守住它；讓朝廷三公總攬天下大事並參政、議政，那麼天子就可以悠哉優哉地坐在那裡統治天下了。」
那麼，這三個先賢是怎麼知道這個秘訣的呢？他們身為一代大哲，對歷史可謂爛熟於胸——他們只要想想堯、舜是怎樣做天下之主的，就會明白了：
在堯為帝王的時代，舜為司徒，契（商的始祖）為司馬，禹（夏的始祖）為司空，后稷(ji)（周的始祖）管農業，費管禮樂，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專門負責馴化用於作戰的野獸……這些具體的事，堯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這九個人怎麼會心甘情願地做臣子呢？這是因為堯懂得這九個人各自都有什麼才能，然後量才使用，並讓他們個個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而堯則憑藉他們成就的功業而統治天下，達到大治。
第2節：管得最少的領導是好領導(2)
前面我們提到，漢高祖劉邦在這一點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經說：「說到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張良；定國安邦、安撫百姓、供應軍需、保證糧道暢通，我不如蕭何；統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克，我不如韓信。這三個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會使用他們，這就是我奪取天下的資本。」我們看，這真是一語道破了天機！
三國時的哲學家劉邵在他寫的《人物誌》中說：「一個官員的責任是以一味調和五味，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則是以『無味』調和五味；大臣們以自己能勝任某種工作為有才能，帝王卻以會用人為有才能；大臣們以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為有才能，帝王以善於聽取臣民們的意見為有才能；大臣們以能身體力行為有才能；帝王以賞罰得當為有才能。最高統治者正是因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統籌眾多有才能的人。」這就是「以不能為能」的秘訣所在。
所以說，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種無形的、不可捉摸的東西——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萬物的主宰；那些讓人無法輕易看見其淵源的東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時敲鼓，那「咚咚」的聲音不屬於五音中的一種，卻能作五音的統帥。掌握了君道真諦的人，不會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負責的具體事情，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成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為人君者，必須嚴守這一準則，而在具體部門負責、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員、老闆們也必須知道他們自己應當做什麼事情，也只有這樣，才可以把屬於自己職權範圍內的事情做好。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的。
西漢時，淮南王劉安在他寫的《淮南子》里做過這樣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宮室時，做圓的東西一定要用圓規，做方的東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東西一定要用準繩。東西做成後，人們就不再去理會這些工具了，只是獎賞工匠的奇巧。宮室造成後，人們也再不會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說，這是某君某王的宮室。」而荀子說：「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發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駕車要想做到馳騁萬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時著名的相馬師與御車能手）；治國要想做到一統天下，就不如任用賢明正直的能人。這樣做不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極大。」這就是說，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像自己擁有一樣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這個道理的統治者就不是這樣做的，他們往往事無巨細，凡事都要親自做才放心，因此不會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賢人。反過來，做領導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麼有本事的人就會討厭他，其最終結果，只能是功名、事業受到損害，其所管理的部門乃至整個國家、社會都會出現危機，這樣的領導就會在激烈的競爭中被殘酷的現實無情淘汰。
戰國時的法家申不害和屍佼在他們所寫的《申子》和《屍子》中也對這一道理進行過深入的探討。《申子》里說：「人君應當知曉他治國的最高原則，群臣應當知道自己所該負的職責。說話算數，說了就辦，是各級官員的事，並不是帝王必須遵循的原則。」《屍子》里則說：「舉薦賢能是各級官員的功績，善用賢能才是帝王的功績。」
將歷史的眼光拉回現代，如果以解放戰爭為例子，這一古老的原則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解放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得最終的勝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問題，但也不排除雙方最高統帥部指揮謀略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軍這一方，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只決定戰略方針，卻不對具體的戰役做戰術干涉，而是放手讓陳毅、粟裕、劉伯承、鄧小平、彭德懷、徐向前、林彪、聶榮臻等將帥在華東、中原、西北、東北各地自主或協同作戰，毛澤東那氣勢磅礴的指揮將本節所論述的領導原則體現得淋漓盡致。
總之，在佔據道義陣地的前提下，毛澤東統帥有方，所以取得了節節勝利。相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軍隊最高統帥部，卻經常干涉各個戰區以及各場戰役的戰役、戰術布署，老蔣動輒親自飛臨前線指揮，結果，他的「聰明才智」始終挽救不了「黨國」的頹勢，在他的「瞎指揮」下，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最後不得不逃到孤島台灣，偏安一隅。
第3節：管得最少的領導是好領導(3)
上面說的是一國的領導應該如何行事，而小到一個社區、團體，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例如，某民辦報業機構，初創時期在招募員工時可謂千挑萬選，整個團隊也稱得上是兵強馬壯。可是，企業經歷了一段初始的亢奮後，緊接著面臨的卻是一片蕭條慘局。至於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還是這家報社的總編不識大體，做不好領導。據說，他總是搶著干記者、編輯們該乾的活兒，弄得手下人無所事事。反過來，他對手下人的「無能」總是表示不滿，動輒訓斥員工。結果可想而知，最後整個單位上下是怨聲載道，大家都說，「他願意干讓他一個干好了」。接著，眾人紛紛辭職，各自走散了，這個單位也垮了。熟悉職場生活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事在當代中國社會屢見不鮮。
在起用人才上是這樣，在對待財富的問題上，道理也一樣。從前商湯、周武消滅了夏桀、紂王，一旦擁有了夏、商兩朝的全部財產，就把土地、財寶封賞給有功的大臣，舉國上下沒有不歡天喜地、心悅誠服的。用亡國者的財產賞賜功臣，整個國家的臣民都會爭相效命，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做法。
荀子說：「能修明禮教的，可以為帝王；會鞏固統治的，國家就強大；善於籠絡人心的，社會就穩定；只知道搜刮民財的，必然亡國。所以，推行王道的國家是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國家則有能力讓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殘喘的國家只會讓當官的富有；而將要滅亡的國家，統治者知道大難就要臨頭，於是開始拚命想把財富統統據為已有，這時就會出現私人的庫房、箱櫃塞滿金銀財寶的現象。這種情況，叫做當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處漏水』。」
荀子又說：「當皇帝的不談論自己有多少財產，地方諸侯不應過於在乎自己的利益，當官的不應計較自身的得失。」
從前，周厲王愛財，因而親近當時建議他搞國家專賣的榮夷公，大夫芮良夫勸諫說：「難道周朝的王室要傾覆了嗎？榮夷公這種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難就要臨頭了，你為什麼要親近他？利益，是世上萬物自然產生出來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載的公共財產，有如空氣和陽光一樣，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圖獨佔它，那可就後患無窮了!天地萬物是天下眾生的共同財富，每個人都要從中獲取他的生存所需，怎麼能獨自佔有呢？如果有誰執意要這樣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將大難臨頭，榮夷公用這種方法來引導國王，這樣還能長久得了嗎？」
後來，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預料，周厲王在逼迫得國民們只能「道路以目」之後，激起了「國人暴動」，隨後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戰國時，魏文侯的倉庫發生了火災。在古代，發生火災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著上天的懲罰。於是，他趕緊身穿白衣離開正殿，以示哀痛。大臣們也都哭起來。這時，公子成父卻走進來祝賀道：「我聽說天子把整個國家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諸侯把自己的領地作為收藏財富的倉庫。你現在把國家的財富都儲藏在國庫里，顯然藏得不是地方，這種藏法，不發生火災也要發生人患。現在火災發生了，不過，幸虧沒有發生更可怕的人患，這不也挺好嗎？」
孔子曾經說：「老百姓富裕了，做國王的能不同他們一起富裕嗎？」因此說，聖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諸侯，用他的財物賞賜功臣，不和老百姓爭奪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個最高統治者的原則——那就是把不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當做自己的來支配使用。
「破財消災」的通俗道理，在這裡成為一條深刻的「君道」——為人君者不應太注重瑣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領導權力」這一關鍵性的東西，對人對事對錢財，何不放開一些呢？
因此，作為一個管理者，不論是管理一個國家，還是管理一個部門，都應「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權術，用不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恩賜下屬，這樣領導者的位子才能坐穩。上面所引述的《國語》中關於周厲王親近榮夷公、好「專利」的故事，就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厲王和榮夷公不聽芮良夫的勸阻，結果三年後，國人放逐了周厲王，周王室從此衰微。聯繫到現實，我們現在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就很懂這個道理，他們把能不能使中國老百姓富裕起來看成是關係到黨和國家興亡的大問題，這是非常富有遠見的。在經濟生活中，生意人有這樣一句口頭禪，叫做「有錢大家賺」，而實際上許多人並不理解這句話的真正含義。其實，只有做到「有錢大家賺」，你才有錢賺，不讓大家賺，你也沒錢賺——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亦即懂得如何運用不是為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來為自己謀取利益，這是真正的大智慧。
總而言之，設立官位，分配職務，委派任命官員，監督他們完成任務；喜歡運籌謀略而不知倦怠，有寬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獲得大眾的擁戴；善於解決各種矛盾，消除各種隱患——這些都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必須掌握的治國大道。能做到這一點，文武百官就會對他既畏懼又愛戴，這就是帝王成就一統大業的根本所在。
第4節：挖掘人才的優點(1)
俗話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用人就該懂得這個道理。善用人的長處，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務。
考察、衡量人的才能，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務之一。既然我們不是聖人，誰又能通曉各行各業，懂得天下各門各科的理論呢？所以舜統管各個部門，根據每個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責任；漢高祖劉邦講論功臣，對張良、蕭何、韓信這三人的才幹各有不同的說法。何況一般人不能和這些人相比，怎麼可以求全責備呢？
根據人的個性及其相應的長處和短處，劉邵的《人物誌》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剛正、志向高遠的人，不善於做細緻瑣碎的事情，所以應當用全面的觀點看待這種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遠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處理瑣碎小事時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錯；嚴厲亢奮的人，不會靈活處事，這種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據，正直公平，說到變通可能就會變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寬容遲緩的人，往往不講辦事效率，至於說到仁義，其為人則宏大周全而寬厚文雅，但對時勢則不能迅速準確地把握；好奇求異的人，放縱不羈，追求新奇，運用權謀、詭計則卓異出眾，以清靜無為之道來考究，這種人往往違背常規而不近人情。
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即帝王統治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實行王道德化的統治，適合於全局性、長遠性的治理，用來處理具體事務就顯得迂闊；講究權謀的統治，適合於扶危救難，在安定太平的時局下就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匡正時弊的統治，適合於糾正奢侈墜落的風氣，靠它來治理已經病入膏盲的國家只會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統治，適用於糾正朝廷里的邪惡勢力，靠它來治理中央機關之外的不正之風就容易失去民眾；威猛暴烈的統治，適合於討伐內亂，靠它來管理和平時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太殘暴了；注重技能的統治，宜於發展經濟、富國強民，用來解決貧窮衰弱，只能勞民傷財，給民眾增加困苦。
以上種種，都是針對某種流弊而採取的一時之計，對治理天下都不是長遠的方略。同理，在用人方面也是同一個道理。
從前，商朝賢相伊尹在大興土木的時候，用膂力強健的人來背土，獨眼人來推車，駝背的人來塗抹，各人做其適宜做的事，從而使每個人的特點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春秋時，管仲在向齊桓公推薦人才的時候說：「對各種進退有序的朝班禮儀，我不如陰朋，請讓他來作大行吧；開荒種地，充分發揮地利，發展農業，我不如寧戚，請讓他來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軍將士視死如歸，我不如王子城父，請讓他來作大司馬吧；處理案件，秉公執法，不濫殺無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賓肯元，請讓他來作大理（即法官）吧；敢於犯顏直諫，不畏權貴，盡職盡忠，以死抗爭，我不如東郭牙，請讓他來作大諫吧。你若想富國強兵，那麼，有這五個人就夠了。若想成就霸業，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張良的師父黃石公說：「起用有智謀、有勇氣、貪財、愚鈍的人，使智者爭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貪者發財，使愚者勇於犧牲。根據他們每個人的性情來使用他們，這就是用兵時最微妙的權謀。」
《淮南子》里這樣說：「天下的東西沒有毒過附子這種草藥的，但是高明的醫生卻把它收藏起來，這是因為它有獨特的藥用價值。麋鹿上山的時候，善於賓士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時候，牧童也能追得上。這就是說，在不同的環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會存在長短不同的現象，比如胡人騎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種類雖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覺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換過來去做，就顯得很荒謬了。」
第5節：挖掘人才的優點(2)
基於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詔說：「有進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進取心。陳平有什麼忠厚的品德？蘇秦何曾守過信義？可是，陳平卻奠定了漢王朝的基業，蘇秦卻拯救了弱小的燕國，原因就在於他們都發揮了各自的特長。」曹操後來也是這麼做的，他的用人觀可以總結為：不忠不孝不要緊，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來，如果當年劉邦讓韓信當謀士，讓叔孫通去打仗，讓於公去遊說，讓陸賈去辦案，誰也不會創立先前那樣的功勛，也就不有今天這樣的美名。所以，「任長」這一原則，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細研究。
魏時桓范說：「帝王用人的原則是審時度勢，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時候，以任用懂得軍事戰略的人為先；天下安定之後，以任用忠臣義士為主。晉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計謀行事，而後在奪取政權時又因雍季的忠言獎賞了他。漢高祖劉邦採用陳平的智謀，臨終時把鞏固政權的重任託付給了周勃。」
古語說：「和平時期，品德高尚的人職位應該高；戰亂髮生的時候，戰功多的人應該得到重賞。」諸葛亮說：「老子善於養性，但不善於解救危難；商鞅善於法治，但不善於施行道德教化；蘇秦、張儀善於遊說，但不能靠他們締結盟約；白起善於攻城掠地，但不善於團結民眾；伍子胥善於圖謀敵國，但不善於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應變；秦朝方士王嘉善於知遇明主，但不能讓他來侍奉昏君；許子將善於評論別人的優劣好壞，但不能靠他來籠絡人才。」諸葛亮所做的這些總結，就是用人的藝術。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為這一標準有它的合理之處，無論怎麼說，品德總是用人的第一標準。但是，「第一」並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論，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長處，或者是選拔任用了有德而無才的人，對任何一項事業都是有害的。正是針對這種傳統的偏頗，曹操矯枉過正，提出了「唯才是舉」的主張。雖然這個主張有些偏激，但卻極有啟發性。
《帝王學》的作者趙蕤（rui）引用了曹操的話說：「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者，任其長也。」他這番話意思是說，蘇秦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國遊說秦惠王，出謀劃策讓他去統一天下；當他遊說失敗後，又轉而到秦國的敵人那一方去遊說——先是去燕國說服燕文侯，繼而又說服了趙、齊、韓、魏、楚等國，身掛六國相印。像這種兩頭賣好的人，可說是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但是，他卻可以使六國聯合起來對抗強秦，六國也的確平安了數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蘇秦，那麼弱小的燕國恐怕早就成了秦王案板上的魚肉了。
還有陳平，他年輕的時候便是個遊手好閒的人，甚至連老婆都討不到，據說他甚至還有與嫂子通姦、收受賄賂的劣跡。當時正逢亂世，他先投奔項羽，項羽很器重他，他後來官至都尉。再後來，他又因與劉邦作戰失敗，怕被項羽殺掉而投奔了劉邦。可見，他也是一個沒有「篤行」的無德之人。難能可貴的是，劉邦並沒有因此而小看陳平，相反卻比項羽還重用他。在後來的楚漢戰爭中，劉邦的許多奇謀妙計都出自陳平，並且在劉邦死後，陳平協助周勃誅滅諸呂，進一步鞏固了漢王朝的基業。可以說，在用人這一點上，人沒有好壞，只有短長。正如黃石公所說的那樣，如果用得適當，連貪圖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發揮出他的作用。
孟嘗君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孟嘗君田文在齊國的時候，養士三千，什麼樣的人他都願意招徠，曾有門客對他這種做法表示反對，責怪他說他不該什麼人都收留。不過孟嘗君並沒有聽這個門客的，依然我行我素。等到孟嘗君被困秦國，在他試圖逃出城的時候，他的門客中有善於學狗鑽牆洞的，這個人鑽出牆外，偷到了通行證；還有一個門客善於學雞鳴的，他居然引得全城的雞都開始鳴叫，使得守城士兵稀里糊塗地打開了城門。最終，在這個節骨眼上，孟嘗君靠著「雞鳴狗盜」的人才逃過一劫。所以說，在善於使用人才的領導中，誰更會使用看上去不是「人才」或者是「一無所長」的人，誰就可以做到更勝一籌，「泰山不擇細壤，故能成其大」，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第6節：火眼金睛鑒英才(1)
人與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賢愚。人與人之間的差異之大，足以成為人與動物的首要區別——我們從來無法從動物中找到差異像人與人之間那麼大的，這是大自然的道理。那麼，在芸芸眾生中，何為聖人，何為智者，何為英雄，何為豪傑，何為儒、法、術、道嗎？知道了各類人等的確切定義，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該做一個怎樣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麼樣的人。正是因為人與人之間存在重大差異，所以帝王學才堪稱一門高深的學問，管理人也成為世界上最難的事之一，沒有一定經驗積累和天賦的人，是做不了這樣的工作的。
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國家成就一統天下之基業的資本，沒有比辨別人才之高下，並量才使用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這一點上做得成功，那身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顯得耳聰目明，日子又過得安閑自在。
孔子說：「人分五個層次：庸人、士人、君子、聖人、賢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這五類人，那麼長治久安的統治藝術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稱作「庸人」的，內心深處沒有任何嚴肅慎重的信念，做事馬馬虎虎，有頭無尾，為人處事從不善始善終，滿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結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獨沒有品學兼優的高人。他們不是扎紮實實地安身立命，老老實實地做事做人，而是見小利忘大義，自己總是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們迷戀於聲色犬馬，隨波逐流，自制力差，總是把持不住自己——總而言之，有諸如此類表現的，就是沒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稱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則，雖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來都有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雖不能把各種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稱道之處。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點，就務必要徹底明了；言語理論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張的，就務必中肯簡要；他所完成的事業不一定很多、很偉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務必要明白為什麼。他的思想非常明確，言語扼要得當，做事有理有據，猶如人的形體一樣和諧統一，這樣的話，此人就是一個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獨立的知識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難改變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貴了，也看不出富貴的生活對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貧賤了，也不會對他造成什麼壞的影響——這就是士人，亦即知識分子的主要特點。
「君子」的特徵是說話一定誠實守信，心中對人不存忌恨。秉性仁義但從不向人炫耀，通情達理，明智豁達，但說話從不武斷。他們行為一貫，守道不渝，自強不息。在別人看來，他們顯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並無特別出眾之處，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趕上他們，卻很難做到。這才是真正的君子。
對於什麼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讓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讓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讓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為恥辱，不以被誣陷為恥辱；以不講信義為恥辱，不以不被別人信任為恥辱；以無能為恥辱，不以不被任用為恥辱。不被榮譽所引誘，不因誹謗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約束自己，這就叫君子。」
「賢人」的主要特徵是品德合於法度，行為合於規範，其言論足以被天下人奉為道德準則而不傷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損傷事物的根本。他們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卻看不到天下有積壓的財物；他們好善樂施，普濟天下，從而使民眾沒有什麼疾病和貧困。這就是賢人。
而所謂「聖人」，則必須達到自身的品德與天地間的自然法則融為一體的境界，來無蹤，去無影，變幻莫測，通達無阻。他們對宇宙萬物的起源和終結已經徹底參透，與天下的一切生靈、世間萬象融洽無間、自然相處，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變化運行，有如神明，芸芸眾生永遠不能明白他們的品德有多麼崇高偉大，即使見到一點，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際在哪裡。所以，只有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才是聖人。這樣的人，古往今來也只有那麼幾個。
第7節：火眼金睛鑒英才(2)
道家的祖師莊周從天人合一的角度來分析宇宙的精靈——人，並也談到過聖人的人格。莊子說：「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顯得超凡脫俗，高談闊論，冷嘲熱諷，凡此種種，都不過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清高脫俗而已。這都是山林隱士與憤世疾俗者的做法，這類人遠離紅塵，形容枯槁，可他們偏偏喜歡這樣做；言必仁義忠信，行必恭儉退讓，這樣做只不過是為了標榜品行美好而已。這是天下太平時那些讀書人好為人師的做法，有學問的和當老師的，都喜歡搞這一套；一開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樣事君為臣、匡正朝野，這都是為追求如何治國濟世而已。在朝廷里當官的，為尊君強國而奮鬥的，開拓疆土、建功立業的，終生追求的就是這些；隱逸山澤，棲身曠野，釣魚觀花，只求無為自在而已。這是悠遊江海之士，逃避現實、閑暇幽隱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納，做一些諸如『黑熊弔頸』、『飛鳥展翅』之類的肢體運動，只不過為了延年益壽而已。這是導引養生、修練氣功者如彭祖一樣高壽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從來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養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講求仁義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處江海而無處不安適悠閑，不練氣功而自然高壽，一無所有而又無所不有，恬淡無欲而眾美會聚，這才是大地之大道，聖人之至德啊！」
人們常常說，某位英雄豪傑做了這樣那樣的事。但是，什麼樣的人才算是「英雄豪傑」呢？
漢代有本有名的專講謀略的書，叫《玉鈐經》（亦即《素書》），據說是張良的老師黃石公寫的。這本書中對所謂的「英雄豪傑」有這樣一個定義：「如果一個人的品德足以讓遠方的人慕名而來，如果他的信譽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見識足以照鑒古人的正誤，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絕當代，這樣的人就可以稱作人中之『英』；如果一個人的理論足以成為教育世人的體系，如果他的行為足以引為道德規範，如果他的仁愛足以獲得眾人的擁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洞悉下屬的舉動，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個人的形象足可做別人的儀錶，如果他的智慧足以決斷疑難，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貪婪，如果他的信譽足以團結生活習俗不同的人們，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個人能恪守節操而百折不撓，如果他多有義舉但受到別人的誹謗而不發怒，見到讓人唾棄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強，見到利益而不隨隨便便去獲取，這樣的人就是人中之『傑』。」總之，只有符合這些標準的人，才是「英雄豪傑」。
品德行為高妙，進退舉止皆可為人楷模，有這種品質的人叫做「清節」之士，延陵、晏嬰就是這樣的人；能創建法規、制度，使國家強盛，使人民富足，能這樣做的人叫做「法家」之士，管仲、商鞅就是這樣的人；其思想能與天道相通，計策謀略出神人化，奇妙無窮，有這種能力的就是「術家」，范蠡、張良就是這樣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風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惡，其權術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換代，這樣的人叫做「國體」，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姜子牙就是這樣的人；其品德可為一國之表率，其治國的方法能夠改變窮鄉僻壤的落後面貌，其謀略能夠用來權衡時事的契機，這樣的人叫做「器能」，鄭國的子產、魏國的西門豹就是這一類人。
但是，世間萬物都是有兩面性的，上述各種類型的人才也不例外：具有「清節」之風的人，不足之處是為人不夠寬宏大量，喜歡在推崇一些人的同時譏刺苛責另一些人，凡事太認真，動不動就一定要清楚地分辨是非，這就叫做好品評人，子夏之流就是這樣；「法家」這類人，並不能做出具有開創性的計劃，其思想缺乏長遠性，但能承擔獨當一面的重任，創意新奇，策略巧妙，這可以稱之為手段高超，漢宣帝時的名臣張敞和趙廣漢就是這樣；「術家」這類人，不能獨創新制，垂範後人，但能夠在遇到變亂時運用謀略，撥亂反正，他們的特點是謀略和智慧有餘，公正平允不足，這可以稱之為智囊型的人，陳平和漢武帝時的御史大夫韓安國就是這樣的人；能寫傳世奇文，著書立說，可以稱之為做文章的「大手筆」，司馬遷、班固就這樣的人；能夠傳承聖人的學問，但不能從事實際的政治活動，其所做的學問叫「儒學」，漢代儒生如毛公和貫公之類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這些事情；論辯起來不一定合於真理，但反應敏捷，對答如流，這隻能叫做有口才，樂毅、曹丘生就這樣的人；膽略、勇氣過人，才能、謀略超眾，這種人叫做「驍雄」，白起、韓信就是這樣的人。
總之，中國古往今來的人才，其類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範圍內了。身為部門領導的讀者可以按照這個標準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將人才用到最適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語》里說：「從前，賢明的君主一定要對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們的名聲的好壞，而且知道他們品質的優劣，這樣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們相應的官銜，使他們顯得尊貴榮耀。這樣一來，天下就好統治了。」孔子在這裡所說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們要對人才品行的等級要有個基本估量，識才是一門需要領導者兼具相關經驗和專門知識的大學問，歷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識才上就佔得了先機。
第8節：除了會識才 還要會用才(1)
造器盡其材，用人適其性。用一種人才，便成就一種事業。趙王用趙括而亡國，諸葛亮用馬謖（su）而前功盡棄，這些血的教訓足以提醒我們對用人的重視。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無法盛下斗中的東西一樣，盛不下就會溢出來，溢出來就全浪費了。用了不該用的人，怎麼能沒有危險呢？傅玄說：「品評人才可分九類：一是有德行的，這類人可用來作為政權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讓他們來推究事物變化的規律；三是政務之才，可以讓他們從事政治體制的運作；四是學問之才，可以讓他們搞學術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統帥軍隊；六是理農之才，可以讓他們指導農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製作器具；八是經商之才，可以用他們來振興國家經濟；九是辯才，可以發揮他們諷諫和議政的長處。」這樣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湯的輔相伊尹說：「如果心智能與天道相通，能不斷地順應事物的變化，了解萬物發展的情況，言論足以用來調合陰陽，正確地核准四時，掌握風調雨順的規律。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職責是不懈地研究社會和自然的發展規律。」
對於相當於三公的宰相的職責，西漢時的陳平說得更明白。當年漢文帝問陳平：「你所負責的都是些什麼事情？」陳平說：「陛下不嫌我愚鈍，讓我當宰相。當宰相的任務就是，對上輔佐皇上，調理陰陽；對下要使萬物各得其所；對外鎮撫四方，對內團結民眾，並且要讓各級官吏各盡其職。」漢文帝誇獎他說：「講得好！」
漢代魏相（宣帝時為御史大夫）曾上書說：「我知道《周易》中講過：『天地協調，所以日月運行正常，四時相宜；聖明的君臣統治天下配合協調，少有嚴刑峻法但百姓悅服。』大地運行，生於陰陽消長。陰陽的規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責任，不能互相衝犯。賢明的君王謹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則並尊養人才，所以設立柔順如月的宰相，以順應四時，掌管政務。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則，遵順陰陽的變化規律，就使日月光明，風調雨順，寒暑適宜。這三者秩序相得，就會使天災不作，百姓康樂富足。這就是為什麼要順理陰陽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書?洪範》中講得很明白。不違背一年四季的農作節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資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環節疏通，能把廢棄不用的東西變成財富，這樣的人要推舉他做九卿（相當於現在各部委的部長）。所以，九卿的職責在於全國文明道德的建設。通達人情事故，作風正派，了解稅收的關卡，充實國家的府庫，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職責是以仁愛之心對待民眾。諸葛亮的主薄楊顒（yong）說：「坐而論道的是三公，去具體貫徹執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顏直諫，沒有奸詐之心，大公無私，講話、做事符合國家法規，這樣的人要推舉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職責是常行仁義。道、德、仁、義確立之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節」之風的，可以擔任君王的老師，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負責司法工作，「術家」可以作為智囊團，善於評論和研究儒學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師，會寫文章的可以讓他去研究歷史，至於有「驍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讓他帶兵打仗。
第9節：除了會識才 還要會用才(2)
姜太公說：「嘴裡嘮嘮叨叨，不乾不淨，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讓眾人討厭，這種人可以讓他管理街區，盤查壞人，發現災禍；愛管雜事，晚睡早起，任勞任怨，這種人只能當妻子兒女的頭兒；見面就問長問短，什麼事都要指指劃劃，平時實際上言語很少，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花，這種人只能做十個人的小頭目；整天憂心忡忡的，一副嚴肅認真的樣子，不聽勸說，好用刑罰和殺戮，刑必見血，六親不認，這種人可以統率一百人；爭辯起來總想壓倒別人，遇到壞人壞事就用刑罰來懲治，總想使一群人統一起來，這種人可以統率一千人；外表很謙卑，話偶爾說一句，知道人的饑飽、勞累還是輕鬆，這種人可以統率一萬人；謹小慎微，日勝一日，親近賢能的人，又能獻計獻策，能讓人懂得何為氣節，說話不傲慢，忠心耿耿，這種人是十萬人的將領；溫柔敦厚有長者之風，用心專一，遇到賢能的人就舉薦，依法辦事，這種人是百萬人的將領；功勛卓著，威名遠揚，即便出入豪門大戶，但百姓也願親近他，誠信寬懷，對治理天下很有見識，既能效法前人的偉大事業，也能補救敗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兒女一般，這種人是英雄的首領、天下的主人。」
《玉鈐經》上說：「大將雖以周詳穩重為貴，但是不可以猶豫不決；雖以多方了解情況為能，但不能顧忌太多，患得患失。」這可說是評論將領之最精妙的言論。
真正可以稱得上是「英雄」的人物，應該具有哪些素質呢？聰明出眾，叫做「英」；膽力過人，叫做「雄」。這是對「英雄」所做的大體上的區分。聰明，是英才本來就應有的稟賦，但是英才倘若沒有雄才的膽力，其主張就不能推行；膽力，也是雄才本來就應有的素質，但是如果沒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辦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謀劃，但憑其洞察力卻看不出行動的契機，這樣的人只能坐而論道，不可以讓他們去具體處理某事；假如能謀劃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沒有勇氣實行，這樣的人就只能處理日常工作，不能應付突然變故；如果是力氣過人，但沒有勇氣實行，就只可以作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為開路的先鋒；再者，如果力氣過人，且也有勇氣實行，但其智慧不能預謀事變，那麼這樣的人就只可以作為先鋒，不能作統帥。一定要能謀劃在先，明察在後，行動果斷，這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英才——漢初的股肱（gong）之臣張良就是這樣。氣力過人，又有勇氣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這樣的人才可以稱之為雄才——聲稱自己帶兵「多多益善」的韓信就是這樣。綜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兩種素質，那就能夠掌管天下，漢高祖劉邦和楚霸王項羽就是這樣的人——至於這兩個人為何前者成功，後者失敗，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們不能因為項羽失敗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稟賦。
量才用人也存在著一個辯證法：一方面，用什麼人關係著事業的成敗，正如《帝王學》的作者趙蕤(rui)所說的「欲觀其亡，必由其下。」紙上談兵，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都是這方面有名的歷史故事——趙王用了不該用的書獃子趙括，結果被秦將白起坑卒四十萬；諸葛亮用了不該用的馬謖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動完全失敗，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計」來救急。
反過來從另一方面講，君主、主將或主管者是什麼樣的人，也決定了他會用什麼人，於是，這也決定了他的成功或失敗。正如孫武所說的那樣：「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吾以此知勝之謂也。」項羽、袁紹之所以失敗，劉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於此。
另外，從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們還可以認識到這樣兩個道理：第一，「婦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國時郭嘉論曹操對袁紹有十勝，袁紹則有十敗，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勝敗。郭嘉說袁紹「見人饑寒，恤念之情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所謂婦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說袁紹這種仁愛是短淺的、沒有胸懷的，因為他愛的範圍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愛並不是從普天下的所有人出發，他沒有博愛天下的氣魄和勇氣，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第10節：除了會識才 還要會用才(3)
類似的話，韓信在評論項羽時也說起過：「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玩賞，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韓信說這話的意思是，項羽對人很有禮貌，很慈善，總是好言好語，遇到有人病了，還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東西分給他。可是，當遇到該封賞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時，他卻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捨得交出去。單從他「恭敬慈愛」、「泣涕分食飲」這點看，項羽的確有仁愛之心；可要是從他「玩印不予」這點看，卻是十足的小家子氣。所以，他和袁紹有同樣的毛病——「婦人之仁」，結果都失敗了，遺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人，就應當有博愛天下的胸懷，而且也應該有容納天下苦困的氣魄。目光總盯在一時、一地、一二人身上，這樣的人是成不了氣候的。
第二、傳統包袱太重，對事業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論袁紹之所以失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傳統包袱太重了。袁紹有「累世之資」，出身名門望族，這樣的世家子弟辦起事來，因門第的傳統而處處講規矩，繁文縟節很多，什麼事都要先拿出個架子。結果是，既違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親和，又影響了辦事效率。他為人處事的風格遠遠不如曹操「體任自然」來得好，曹操那種直截了當的作風既順應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辦事效率，所以，曹操勝利了，袁紹失敗了。
一般說來，傳統是一種財富，它給後人提供了辦事的豐富經驗和教訓。但是，倘若這個包袱過重，就會束縛人的手腳，限制了人的創造和發展，於是，好東西就會變成壞東西。再比如，春秋時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鮮明地佐證了這一點：宋楚兩國交戰時，宋軍在河岸擺好陣勢時，楚軍正在渡河。宋軍將領要求攻擊敵人，宋襄公卻背上了貴族「公平競爭」的思想包袱，要等楚軍過河並且擺好陣勢後再交戰。結果，穩定下來的楚軍將宋軍打得大敗，這一戰例也貽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與金的對抗中，宋人也是由於有前人的傳統而十分講規矩，凡事都要朝臣們商量好再做出決斷，可是，正是這規矩害了宋人。據說，當宋廷聽說金兵已南下時，就馬上商議對策，可沒等他們商議出個結果來，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闖過了基本上沒設防的黃河「天險」。金兵過了黃河，幾天之內就直搗汴京，兵臨城下。其實，當時金兵人數只有六萬，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馬總共有二十萬左右，但是懦弱的宋欽宗竟然不讓勤王軍隊攻擊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們認為滿足了金人的要求，他們就會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趕回各路勤王兵馬後，金兵殺了個「回馬槍」，又趕回來一舉滅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見，拘泥於傳統的辦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淺啊！北宋滅亡時，國勢雖然已經衰弱，但是並非沒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結果導致了玉石俱焚的慘劇上演，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令人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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