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下鄉那年5號里故事(8)
----周老師病了
余 傑
5號里的樓梯下有一個小間,這是5號里最小的房子。樓梯的斜坡佔據了房子的一半空間,是本來就很小的房子顯得更加壓抑。算起來這裡也就是7個平方米大小,住著周老師一家三口。周老師在一家小學當語文老師,有兩個女兒。大的一個已經工作了,在公共汽車上當售票員。小的一個叫阿勤,是我的同班同學。據大人們講,周老師的愛人在解放以後被抓進去了。說是什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原來他們不住在5號里的,丈夫出事以後才搬到這裡住的。這裡原來是5號里大家堆放雜物的地方,後來居委會來人把這裡清理了一下,周老師一家就住了進來。在5號里,周老師很少與人說話,每天進進出出的只是微笑著向大家打打招呼。對於自己的女兒,她管的很緊的,連每天穿什麼衣服都要親自「審查」過。阿勤不是很聰明,學習的成績在班級里屬於中等水平。每次考試回來,我們上下樓梯都能聽見周老師在檢查自己女兒的作業,時不時能聽見周老師的批評聲。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周老師被學校里的紅衛兵鬥了。整整關了一年,說是「胡風分子」的家屬就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屬。加上周老師是上歷史課的,說她在課堂里宣傳「封、資、修」的東西。還給周老師戴上「三家村」在xx學校分店的總頭目。這下可慘了,沒完沒了地寫認罪書,沒完沒了地批判會,搞得周老師昏頭昏腦的。從學校里回到家,她還要照顧兩個女兒,忙裡忙外的,實在是很辛苦。二房東奶奶和寶哥哥奶奶經常會幫著做一些家務事,周老師總是很感激地說:「謝謝了,好心有好報啊!」最為可惜的是,紅衛兵來抄家把周老師許多書都放在5號里的天井裡燒掉了。乘著混亂時,我悄悄地拿到了兩本書《紅與黑》、《呼嘯山莊》。回家以後偷偷地看了起來,被父親發現以後訓了一頓。奇怪的是父親沒有把這兩本書收掉,只是關照在家裡看,以後有機會再還給周老師。
到了「文化大革命」進入「斗、批、改」的階段的時候,周老師被學校的工宣隊「解放」了。教師是不能做了,周老師在學校的後勤組裡負責發發報紙、寄寄信件的事。但是她回到家裡對自己兩個女兒要求還是像老師一樣,天天布置她倆看一些書,做一些功課。我們5號里小夥伴們的活動很少有他們姐妹倆的身影。去年,大女兒是66屆的中學畢業生,被分到公交公司當了售票員。用母親的話說,這下周老師可以減輕一點負擔了,總算一個女兒「出道了」。現在,輪到小女兒阿勤了,69屆的中學畢業生實行的是「一片紅」的政策,統統要上山下鄉。周老師為此曾悄悄上樓來和我的父母親商量過。能有什麼結果呢,都要去農村,大人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長長的嘆息。
就在阿勤到底去哪裡的事還沒有著落時,周老師的家裡又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那天,突然來了兩位公安局的人,告訴周老師說她的愛人在監獄裡得了重病,現在正在醫院裡搶救。希望家屬去看一下。周老師聽了以後半晌說不出話來。這個消息對於她來說實在是太突然了。十多年了,自己的丈夫一點音訊也沒有,只是收到過公安局的一紙判決的通知書,告知是因為犯了反革命罪,參與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活動入獄服刑十五年。這以後也不知道被關在哪裡,也不許探望。逢年過節的時候,周老師送點吃的穿的東西都是交到公安局的接待室里,由他們轉交的。至於是不是收到,周老師也不知道。年復一年,周老師一直堅持這樣做,到了「文化大革命」被批鬥的時候,就有了一條與反革命分子劃不清界限同流合污的「罪行」。
晚上,周老師又悄悄來到我們家裡。父親悄悄地叫上隔壁的吳局長一起商量,他們都勸周老師還是去看一下。可是周老師說,我是無所謂,就怕這件事影響孩子今後的成長。在我們家裡,我是第一次看見周老師哭了。她哭的很傷心,邊哭邊說:「我家的老張怎麼可能是反革命呢。他在解放前就在大學裡入黨了,一直搞地下工作的。說是與胡風有關係,就是他們學校里幾位教授的事。上頭要把這幾個教授打成胡風集團分子,老張死活不同意。結果連自己也搭了進去。唉,他就是太正直了,一生就這樣給毀了。這些年,我是又當爹又當媽的,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阿勤又要去上山下鄉了。這些年都靠你們大家的幫助和照顧,沒有這麼多的好鄰居的關心,我能到今天。在我關在『牛棚』里的日子,都是靠你們幫忙,兩個女兒才能活下來。真的,我很想向你們磕個頭啊。」
周老師越說越激動,越說越傷心。母親在一旁陪著流淚,父親和吳局長則不停地搖頭,不時勸說著周老師。家裡面的空氣太沉悶了,就像那時整個國家一樣,這今後的路究竟該怎麼走呢?
從監獄回來,周老師病了。躺在家裡,一動也不動的仰望著天花板,從早到晚一直說著一句話:「冤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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