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語文老師周清海：我的語文學習經驗（深度好文！）

周清海教授是新加坡語文學者，語文教育專家。他於1967年畢業自新加坡南洋大學，此後從事教學近40年，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主任、中華語言文化中心主任，也是新加坡華文教學檢討委員會委員。自1975年起，他長期擔任前內閣資政李光耀的華文教師。少年常春藤今天分享周清海教授自己及下一代的雙語學習經歷，非常值得細讀。

李光耀的語文老師周清海：我的語文學習經驗

周清海

孔子說：「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已經過了「耳順」，很快就要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孔子說的話，也可以標點作「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說的還是到了七十歲，任何從心裡萌生的想法，都符合規矩，合乎情理。在這個年齡，反省自己的語言學習歷程，也就比較平和全面，可能對年輕的國人還是有些意義的。

我出生在一個窮苦的家庭，兄弟姐妹共8個人，父母是文盲。父親是第一代移民，母親是第二代。我語言學習的最初階段，是父母決定的。他們只會說閩南話，把我送進華校。當時，看酬神時演的福建或潮州大戲，是父母唯一的娛樂。我也就從小培養了喜歡看這些大戲的習慣。許多歷史知識，民間故事，都是從看大戲獲得的。我們住的地方，靠近馬來村莊。我有很多馬來小朋友，從小就學會了說「巴剎馬來語」。現在，雖然沒有機會說馬來語，但聽馬來語的能力仍舊保持著。

成長的年代，正是反殖民地運動非常蓬勃的年代。在育英中學求學時，我積极參加學生運動，曾經為了抗議林有福政府的迫害，參加了中正中學的學生罷課集中行動。記得那時我才讀初中一。左派的學生運動，竟然有能力影響一個初中一的學生，而且深深地把愛護華文教育植根於他心中。在這個大局面的影響下，我成為一個愛護自己的語言、文化，願意為這個理想付出任何代價的年輕人。當時，我純潔而有抱負，想長大後成為華文作家。

我求學的年代，華校的學生入學率，遠遠超過英校。讀中學時，華校和英校的學生入學率相等，各佔47%左右。當時，英文被我們看作是殖民地政府的語言，我們都不願意學，也就沒把它學好。學校里的英文教學也沒上軌道，都是徒具形式而已。整個華社都只關心華文教育，並不關心英文的教學。重視英文教學的，當時只有公教中學。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在這個多元民族的社會裡，只懂中文，是不足取的。

1962年，中學畢業後，因為沒學好英文，我升學的選擇就受到限制。我不能到新加坡大學，也不敢報考南洋大學的其他學系。我的數理化等科目雖然成績都不錯，可是英文不及格，就只能讀中文系。在南洋大學的那四年，也都是風風雨雨的日子。政治活動非常頻繁。我在南大聽過陳六使先生用福建話演講，當時也不覺得不雅，反而感到無限親切。1965年，我被南大開除了，後來改為被令停學一年。停學的那一年裡，我教補習，賺取生活費，同時讀了《論語》、《孟子》、《荀子》、《左傳》和《說文解字》等書籍。我也把大徐本《說文解字》從頭到尾抄了一遍，這樣奠定了我的古典文學和研究古文字的基礎。我的古典文學和古漢語的修養，遠遠超過同班的同學，全是這一年下的苦功。

1967年，我以第一名畢業，走在三四百名畢業生的最前頭。畢業後，我想先工作，再升學，然後回到南大教書。

當時南大同學都擔心畢業後沒有工作。有些家庭經濟條件好的，畢業後到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繼續深造，被當作二年級學生，再讀兩年，才獲得榮譽學位。前後用了六年的時間完成中文基本學位課程，在今天看來，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但擁有了新大榮譽學位文憑，南大同學找工作就容易得多了。

我沒有這樣的經濟條件，更不願意受降級之辱，到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繼續兩年的學習。我沒有有別的選擇，只能到中學教書——教中文。我受聘在華僑中學中部任教。這一年裡，我獲得新加坡公共服務委員會的推薦，得到了中國香港頒發的英聯邦獎學金，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的方向是甲骨文字。中文大學研究院畢業之後，我被分派到師資訓練學院任教。

在師資訓練學院，行政語文是英文。我26個英文字母都不能按順序背完，有人問起電話號碼，也要寫下來，然後才一個個念出來告訴對方。語言的壓力，逼使我開始認真學習英文。我自己閱讀英文讀物，從Longman出版的初級讀物第2級開始，一本一本地閱讀。我自學國際音標，查英漢詞典，把讀物注得密密麻麻的，有國際音標，也有中文釋義。我也聽同事的談話，進而聽廣播，尤其是英文新聞廣播。先聽了中文新聞廣播，再聽英文廣播，就容易得多了。現在BBC電台的新聞廣播，還是我常聽的節目。後來，我也租閱英文流行小說，只要情節精彩，能讓我看下去的小說，我都看。這幾十年來，我閱讀過的英文流行小說不計其數。

我1972年到師資訓練學院，1974年有機會和當時任總理的李光耀先生一起學習華文。李先生在見我之前，曾學過華文，也背過不少成語。他對我說，「學語文，就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他交給我的任務是改正他的語病，尤其是句子不完整、缺少關聯性詞語的語病，並且進一步提高他的華文程度。

開始時，我們一個星期見兩次面，每次一個半到兩個小時。那時，正是新加坡經濟開始起飛的階段，他國務繁忙，還堅持一星期一到兩次的學習，出國回來，還要補課。到現在，我們相處已經快要34年了。學習華文，他從沒有間斷過。

我和李先生都是過了學習語文的黃金時段（據研究，黃金時段是14歲以前）才開始學另外一種語文的，因此雖然付出了不少時間和精力，仍然是事倍功半。

我為李先生選文章，編教材，給生詞加上英文的注釋。當時的教材，只能筆寫，再請打字員打字。編教材和給生詞加上英文注釋的過程，也是我學習英文的過程。有些英文詞，我只會說，不會拼寫或是拼寫錯誤，現在為了準備教材，讓打字員打字，我必須每個字母都寫得清清楚楚。中小學時候所討厭的是英文聽寫，現在卻要常常拼寫。李先生學華文，我卻因為預備教材而學了英文，尤其是英文辭彙。為了用英語解釋華文生詞，我把這些用到的英文辭彙都盡量背了下來，英文辭彙也就增加得特別快。現在，我英文的聽和讀沒什麼問題，只是寫，仍然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至於說，發音不準確，長短音、輕重音不分，常常被我的三個孩子當笑話。日常的會話我還能應付，至於用英文發表演講，卻始終做不到。李先生能用華文演講，他學華文就比我學英文成功。他的華文發音之準確，是世界上華人政治領袖中所少見的。在華語的學習上，李先生要求學習漢語標準語，一切以普通話為準。他不願意浪費時間學習地方色彩的華語。

我是在過了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段才開始自學英文的，我知道，這一輩子是沒辦法把英文學好的。李先生曾對我說：「如果你的英文好，成就絕對不是現在這樣。」

我深深體會到語言是人民享有平等機會的媒介，語言能力不如人，無論競爭，或者一個群體與另外一個群體競爭，都會使個人或群體處於不利的地位，而個人或者群體的語言劣勢卻是可以通過語文教育的調整來避免的。

1965年，新加坡獨立了，決定以英語作為行政語言當時新加坡的華人社會、宗鄉團體以及華教社團都沉浸在熱愛自己民族語言文化的熱忱之中，並沒有充分意識到這個決定的意義，和可能給華社帶來的衝擊，所以沒有充分做好應變的準備，以至於受華文教育的一群，逐漸被邊緣化，成為沉默大多數。

由於華社不能應變，沒有超前的眼光，不能自我調整，致使華文教育陷入困境，導致後來華校的消失；華校中小學生轉換語文源流，也付出了不少痛苦的代價。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成立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更使受華文教育者蒙受了不少的挫折。政府部門許多關鍵性的職位，社會上的許多專業工作，諸如醫生、律師、建築師、會計師、工程師等等，都因為需要良好的英文，而與受華文教育者無緣。

當然，也有些人有超前的眼光，知道如何應變。他們—方面領導擁護華文教育，鼓吹華人將子女送進華校；另一方面卻以超前的眼光將自己的子女送進英校。這樣的華社領袖，為數不少。

自己在語文方面吃了虧，當然不希望下一代再吃虧。不少華文出身的家長，怕子女學不好英語，甚至人為地改變自己的家庭用語。二十幾年前，我女兒在聖尼各拉小學讀書時，我到學校接她，遇見了當中學校長的南大同學。他用英語和走到前面的自己的女兒說話。我有些驚愕，問他：女兒不會說華語嗎？回答是：我們家裡都說英語。這種現象，當時隨處可見。

獨立後，我們實行雙語教育制度，英語逐漸發展成為學校的教學媒介語。1984年，統一源流的新加坡型學校出現了，新加坡的學校就再也沒有英校或華校的分別。我堅信，在現有的學校制度里，英語是教學媒介語，孩子沒有理由學不好英語。華語的最後基地是家庭。華人家長有責任在孩子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段，給他們奠定說華語的基礎。因此，在家裡，我從小就和孩子用華語交談。進入幼稚園之前，孩子的交際用語是華語。他們只有機會聽一些錄音的英語兒童故事，聽和唱一些英語兒歌。可是積極的語言是華語。

大約6歲，我把他們送進英語的幼稚園，也讓他們參加英語的音樂班。起初，他們在英語的環境里感覺非常不舒服，但也只經過短暫的幾個星期，就克服了適應的難題。當然，孩子也有哭的時候，那是上舞蹈課時，他分不清英語的left和right，而老師用腳踏著他的右腳，說right。他痛得哭了。現在他們都長大了，仍舊用華語跟我們交流，而工作上，他們用的是英語。他們都覺得，我給他們奠定了華語基礎的做法是正確的。

大孩子是男的，在澳大利亞的西澳大學完成大學學業，現在在一家澳大利亞大公司任職，工作語言是英語，但華語聽說閱讀的能力仍舊保留，只有寫，因為沒用，是比以前退步了。女兒的專業在生命科學的研究，她獲得南洋理工大學海外獎學金，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Hopkins University)完成生命科學方向的博士學位，現在在南洋理工大學任職。她告訴我，到中國參加研討會，她只能用英文發表論文，但卻能用華語回答提問的問題。當然，許多專有名詞，中文可能已經有了翻譯，但她仍舊說得不習慣，回答時也會夾雜一些英語名詞。平常的交流，卻一點困難也沒有。她說，中國的朋友第一次見她時，總把她當作中國人，間她畢業的，什麼時候移民到新加坡。

我真不能想像，要是沒把英文學好，他們的前景將會是怎樣的。

我的三個孩子到了初級學院，就再也沒有時間接觸華文了。他們只看中國大陸地區和中國香港地區的華語連續劇，只有最小的還看《聯合早報》的《副刊》、《星期5周報》和《我報》，但他們的華文，仍舊保留在相當高的水準上，將來需要用時，我相信，自然能從這個基礎上往前發展。他們有時候給我字條，不會寫的字，也會插上漢語拼音，但發伊妹兒(e-mail)或者手機短訊，可以用漢語拼音輸入，再選擇正確的漢字，也就沒什麼困難了。我最近做了爺爺，孫子才8個月大，我和內人仍舊用華語對他說話，他也有反應，「爺爺抱」，他就雙手伸了出來。他的媽媽用英語和他說話，爸爸和他說話，有時也用英語，但華語用得多些。他是真正在雙語環境里長大的一代人。

年輕的同事當了父母，請教我關於孩子學語言的問題，我總是把我的經驗告訴他們，並且勸告說，在進入幼稚園之前的6年，是奠定孩子說華語的最好時機，等他們進入了幼稚園、小學之後，正式教育里就充分提供了學習英語的機會，在我們現有的教育制度里，孩子們沒有理由學不好英語的。

和李光耀先生相處的三十幾年裡，我也看到一些英語家庭的子女面華文學習困難的問題。有一些部長的子女，華文不及格，必須自費送到國外求學。李先生常說，堅持雙語教育是要付出政治代價的。除了堅持雙語教育制度，李先生也發起講華語運動，提出特選學校的概念，要將有華文背景的特選學校發展成為一流的中學，讓華文環境留下來。我曾說：

新加坡人說華語的流利度，更是一項可貴的社會資產，如果和中國的香港人相比，新加坡人在聽說華語方面的優勢，就非常明顯了。當然，新加坡華人的華語讀寫能力，一般落後於其他華語區，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一此關心華語文教學的新加坡人，尤其是老一輩的，就常常為華語文程度的日漸低落而感嘆。其實，低落的華語文程度，在應用需求出現時，是可以逐步提升的。

雙語教育政策、講華語運動提供了普及華語的條件，特選學校保留了華文的環境，為提高和培養華文，埋下了根基。這些都是李先生的貢獻。如果沒有李先生的決策和堅持，華文在過去幾十年的處境，可能更悲慘。李先生的堅持和決心，新加坡人將隨時間的推移而更加理解。

在設立特選學校方面，李先生的用心，當時教育部的高級官員也不完全理解，他們在華社的壓力下，將學術水準沒達到標準的前華校也包括在特選學校的名單里，使突出特選學校的工作面臨不少困難，對特選學校以後的發展帶來不利的影響。

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政策給下一代提供了平等競爭的基礎。我的孩子不必再面對我所面對的困境。他們都能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別人競爭。英語是他們的第一語文，華語是他們的第二語文。在東西方社會，他們都能適應，並仍舊保留華人的特點。

我們的兩種語言政策，讓新加坡的孩子都能奠下符合他們能力的母語基礎，而對華人而言，更提醒他們，你是華人。過去批評李光耀先生不重視華文的人，沒有看到這一點。華文教育出身的國會議員，也同樣沒有看到這一點。

語文教育為了配合國家社會的各種需要，必須不斷地調整。調整常常令人覺得不舒服，在某個層面上說，也難免是痛苦的，必須付出代價。新加坡獨立自主以後，在語文教育方面進行過許多必要的調整。新加坡人，尤其是我這一代的新加坡人，在這些調整的過程中，是付出過不少的代價的。調整時，受到衝擊的往往是當代人，而受益的是下一代人。所以在討論調整時，我們應該著眼的是下一代人的利益，而不是這一代人的利益。

雙語教育政策是新加坡成功的基石。新加坡的成功，雙語教育政策貢獻非常大。雙語教育政策的獲益者，就是我們的下一代。我的孩子，是先學華語，並且在語言學習的黃金時段里學英語，而我的孫子，就是在雙語的家庭環境里成長的，我希望英語和華語都能成為他的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