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篇--中美世紀大較量才剛剛開始！

奧巴馬打死都不會告訴中國人這4個真相  1、美戰鬥機在以偵查名義中國門口晃悠聯合早報7月6日報道稱，正當中越還在為中方查扣越南漁船和漁民爭論不休，陸媒引述越南海警官員稱，近期美國偵察機兩度飛往引發中越對峙的鑽油平台周圍，最近僅離平台200公尺，警告意味濃厚。報道引述越南海警官員稱，「6月30日和7月2日，曾親眼目睹至少3架美國偵察機飛往中國設置鑽井平台的南海海域，最近處距離981鑽井平台上空僅200公尺。」不僅如此，8月18日，中國戰鬥機與美國P-8偵察機在南海上空再次相遇。儘管中國軍方多次重申反對美國電子偵察機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偵察飛行，認為美國軍機侵犯中國主權，和監視中國的軍事設施。但美國軍方認為，美偵察機是在國際領空飛行，沒有違反國際法和中國法律。

2、「稜鏡門」事件背後 美國剩多少人權從2013年6月初開始，美國前防務承包商僱員愛德華·斯諾登通過多家媒體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稜鏡」項目等涉及的機密文件，指認美國情報機構多年來在國內外持續監視互聯網活動以及通信運營商用戶信息。「稜鏡門」事件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直接波及美俄關係，以及美國與歐盟關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對中國的監控尤其「上心」。中國是美國在東亞的首要監聽對象，北京、上海、成都、香港及台北等城市，均在其重點監控之下。從在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牆壁里埋設光纖竊聽器到滲入華為公司的計算機網路，美國人黑招不斷，竊聽範圍涵蓋國家領導人、科研機構、大學、企業與個人。中國民眾哪怕是在QQ聊天、飛信傳訊、微博互動，都難逃美國情報機構的「注視」。互聯網新聞研究中心發表《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中指出，作為超級大國，美國利用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等領域的霸權，肆無忌憚地對包括盟友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監聽，這種行為的實質早已超出了「反恐」的需要，顯示出其為了利益完全不講道義的醜陋一面。這種行為悍然違反國際法，嚴重侵犯人權，危害全球網路安全，應當受到全世界的共同抵制和譴責。

3、美國才是最大的壟斷者？！9月15日消息，據華爾街日報(博客,微博)報道，美國財政部長盧(Jacob Lew)近日致函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據聽取了信函內容彙報的人士透露，盧在信中警告稱，中國針對外國企業的一系列反壟斷調查可能給中美關係帶來嚴重影響。這些知情人士透露，信中稱，中國最近對外國企業的關注可能降低外國知識產權的價值。要知道，歐美國家一邊遣責中國無人權，然而中國進行反壟斷的時候，他們又要出來阻攔！是不是自相矛盾。2012年時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的石軍曾表示，美國才是最大壟斷者。利用美元這一世界通用貨幣，形成對全球金融體系的壟斷；利用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進行壟斷；利用互聯網尤其是主根伺服器，對全球互聯網根域名伺服器和域名體系及IP地址進行壟斷；利用對美構成安全威脅借口，對我國國有企業和華為、中興等民營企業大打出手；通過鞏固和搶佔國際規則制定權，哪裡有利益他們就在哪裡壟斷。難怪俄羅斯總統普京將美國稱作美元壟斷地位的「寄生蟲」。

4、伊拉克戰爭背後 是美國政府對新聞自由的控制美國所標榜的新聞自由到底是否名副其實，一直是有志於新聞的青年學子熱烈討論的話題之一。然而事實如何？九哥帶你去看一看伊拉克戰爭中的美國新聞自由你就知道了。不難發現，戰爭爆發後，美國的主流媒體對於入侵伊拉克不但幾乎沒有反對聲音，反而基本上都是支持和贊同的。《紐約時報》持挺戰態度，《華盛頓郵報》更是直截了當地表明對於戰爭的支持。在對於戰爭的報道中，美國媒體大量報道美軍順利進軍狀況，而對於伊拉克人民所受到的苦難隻字不提。這樣一來，美國民眾從媒體中只看得到昂揚的士氣，而這場戰役的正義性完全沒有受到質疑。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但這並非真實的新聞。當新聞報道明顯地受到政府的干涉而失實的時候，新聞自由何在？美國傳播學者赫伯特·席勒曾在《權利的媒介》中承認：世界上沒有真正獨立的新聞，一切新聞都是掌握新聞權利者的戰利品。 美國軍事結盟戰略搞亂世界 進入21世紀後，以和平合作共贏為主題的世界大勢滾滾向前，而美國仍然迷戀其仰仗超強軍事實力稱霸世界的美夢，在世界各地強化軍事同盟、物色吸納新盟友，不斷挑起事端。表面上美國超強軍力有了用武之地，霸權淫威滲透全球，實際上外強中乾、色厲內荏的衰落走勢不時顯現，掌控世界事務能力日益下降，深陷妄自尊大陷阱不能自拔。中東政局近幾年的變化表明，美國的軍事結盟戰略已經徹底失敗。美國一直把以色列視為其主要盟友，在調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矛盾中總是偏袒以色列，導致近幾十年來多次調解，多次失敗，即使有時促使雙方達成某種和解協議，在執行中也半途而廢，人道主義災難已數次發生。在盟友的支持下，打著反恐和防擴散的旗號，美國入侵伊拉克破壞國家治理和力量平衡後，現在戰亂又起，反恐形勢更加嚴峻；美國的軍事結盟戰略也是目前利比亞和敘利亞內戰的元兇。美國事實上的盟友、夥伴或敵人，界線已變得十分模糊甚至混亂，集軍事安全、美國式自由民主價值觀外交、反恐戰爭和經濟合作於一身的完美盟友恐難找到。向盟友提供的武器等軍援是否落到了敵人手裡，也時常難以分辨。可見，陳舊的軍事結盟戰略與中東新形勢脫節，促使美國在中東變成戰亂、動蕩的推手，謀求和平安全的絆腳石。再看烏克蘭危機，雖然情況錯綜複雜，但其源頭還是美國主導的針對俄羅斯的北約東擴。多年來俄羅斯的公開聲明顯示，其底線是不讓烏克蘭加入北約或完全倒向西方。烏克蘭在美、歐與俄羅斯的較量中左右為難。儘管俄羅斯近些年來與北約、歐盟在安全、經貿等領域的關係有了較大發展，但絲毫沒有改變美國主導的北約和歐盟誘拉烏克蘭，將烏納入西方陣營的圖謀。俄羅斯當然不願看到北約的軍人在其邊境站崗放哨。追根溯源，美國的軍事結盟戰略是烏克蘭危機以及當前俄羅斯與烏克蘭、美國、歐盟關係惡化的罪魁禍首。值得高度關注和警惕的是，美國在實施亞洲再平衡戰略過程中，也在採用軍事結盟戰略，企圖分化亞洲、搞亂亞洲。美國唆使其軍事盟友日本、菲律賓在東海和南海製造事端和緊張，並通過為日、菲提供安全保障、在與中國的島嶼及海洋權益爭端中為他們撐腰打氣等手段，破壞亞洲的和平穩定以及中國與東盟等亞洲國家的友好合作。美國在亞洲強化與日本、菲律賓、澳大利亞和韓國的軍事結盟，誘拉新加坡、越南等國入伙，加強軍事合作，企圖構建亞洲版北約，其矛頭指向中國，不言自明。中國和亞洲各國對美國在亞洲的圖謀心知肚明，不會選邊站隊，只會加強團結，把亞洲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事實上，美國與其盟友關係的歷史性變化，已使互信遭到削弱，步調難以一致，軍事結盟戰略陳舊失靈，難以為繼。盟主因對盟友不放心而對其實施全方位監聽監控；對損害盟主利益的盟友暫停或減少軍援或開巨額罰單，指責盟友對盟主「三心二意」；而盟友自行其是，利用盟主實力謀私利，破壞地區穩定。盟主與盟友的勾心鬥角、相互角力，加劇了國際和地區局勢的動蕩不安。美國只有改弦更張，回到構建全球共同安全、促進包容性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才能對世界和平與繁榮發揮應有作用。 中美海洋與島嶼戰略是對撞還是相容？ 　　2009年美國「重返」東南亞，高調介入南海問題。2011年11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拋出亞洲「再平衡」政策。美國亞太政策的調整直接改變了南海地區形勢，成為對南海問題最具影響力的外部因素。隨著南海問題的升溫，中國、越南、菲律賓等國關係先後因南海爭端迅速惡化，而南海爭端矛盾的激化為美國將南海問題與地區安全問題掛鉤創造了條件。美國南海政策成為各國相關政策、尤其是中國的南海維權政策不得不慎重對待的重要參照之一。若要準確研判美國南海政策的戰略內涵，以及美國南海政策在具體爭端問題上可能的政策反應，必須清晰地掌握美國南海政策的基本線索。為此，本文以三大歷史時期美國南海利益的關鍵事件為線索，梳理當今美國南海政策的歷史參照系。　　美國南海政策基本立場的形成　　20世紀50年代開始，菲越等國對中國主張的南海權利範圍提出主權聲索，其時適值冷戰，美國也並沒有清晰的南海政策。美國對相關問題的政策研判全部納入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到1951年8、9月間簽署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澳新美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等一系列防務條約框架下。在這一框架下，南海諸島及其相關海域對於美國的戰略價值主要體現在從日本列島—琉球群島—台灣—菲律賓—澳大利亞「近海島嶼鏈」的地緣價值方面。①這一時期，美國已經注意到了南海諸島相關島嶼的主權爭端。然而，美國並沒有從國家利益或者政策選擇上明確其態度，而是確立了「西沙群島的法律地位不明確」這樣的政策和法律原則。②　　1956年，美國軍方獲得中國在永興島建立設施並登陸甘泉島的情報。永興事件引發了美國第一次南海政策的正式討論。1月11日，海軍第七艦隊指揮官向國防部建議加強對該地區的偵察並向中方發出警告，甚至考慮公開宣稱永興島已成為美軍的轟炸目標。③2月，太平洋部隊總司令對中共擴張行為的意見提出反對意見。該意見指出，美軍不宜直接參与到任何反對行動中，而應當授權台灣防衛司令部向中共發出警告。④1956年6月10日，美國駐西貢大使館的一條關於中共登陸甘泉島的消息引起了美國對南海政策的再次討論。美國國務卿胡佛在家中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了一系列針對相關事件的行動方案。會議結束後，在國務院回復駐西貢大使館的4011號電報中指出，儘管關於島嶼的主權爭議使事件變得混亂，然而，一旦永興島、甘泉島和珊瑚島遭受襲擊的話，美國政府將對「採取軍事行動清除該區域共產主義活動的可能性給予最高程度的嚴正考慮」。⑤當天，國務院授權美國海軍第二天對該區域進行偵察。11日，美國國務院向駐西貢使館發出電報（4021號），明確指示了兩種行動方案。其一是在適當的警告期後，允許地區內美軍依據1954年簽訂的《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採取直接的單邊行動，以武力逼退中共；其二是努力使台灣當局和越南達成聯合行動的協議，美軍在必要時提供支持，同時要求駐西貢使館在評議方案可行性時考慮使中越雙方對島嶼主權達成妥協的可能。⑥永興、甘泉事件是美國南海政策的第一次正面反應。它開啟了美國當代南海政策發展的進程，但是它並沒有對美國南海政策產生方向性的影響。很快，美國國防部海軍辦公室就發現，來自越南的情報與美軍偵察的情報嚴重矛盾。⑦其後，美國國務院與西貢使館探討了事件中存在虛假情報的可能性。⑧1956年6月26日，國防部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在討論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活動情況時表示，一旦中菲越之間因領土爭端誘發事件，美國最好的選擇是成為各方之間的中立仲裁者。⑨自此，美國開始意識到了南海地區的敏感性，⑩而相關政策也逐漸從簡單趨向複雜。　　美國南海政策初成之際，中美大使級會談機制已經開始運作。南海問題及中美雙方在相關主張上的差異在彼時已經產生。在美軍加強東南亞地區軍事控制期間，中國代表王炳南曾多次指出美軍進犯中國領海的問題。而美方代表則提出美國從未承認中方南海領土主張，以及強調美國海軍在國際海域上執行防禦任務是正當的等觀點。在國務院向美方會談代表建議會談要點的電文中，有關內容指出美軍的巡航路線一直維持在12海里領海圈以外，並不存在侵犯的意圖。中方所謂干涉主權不明島嶼上的活動是一種共產主義的擴張企圖。此後，否定中國南海主權主張，以及以航行自由為由進入南海諸島附近水域成為美國南海政策針對中國南海權益的核心內容。　　越戰爆發後，美國對相關問題的態度更加明確和堅定。在其後歷次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會議上，美國代表更多次強調南海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權未明性質，以及相關海域、空域的航行自由問題。1968年1月4日，中美第134次大使級會談中，美國第一次將美國南海政策與美國亞太戰略秩序掛鉤，提出美國政府亞洲政策的中心目標是維護一種有秩序及可靠的和平，必要時會協助受到威脅的盟國，堅持12海里領海圈，以及願意就領海測量方法及海軍船隻位置進行資料共享等觀點。　　美國南海政策的利益與盟友　　20世紀70年代初，聯合國暨遠東經濟委員會「亞洲外島海域礦產資源聯合勘探協調委員會」公布了南沙群島東部及南海南部海域油氣資源勘察報告。該報告直接引發了以東南亞南海周邊國家為主的擴張海疆、爭奪海洋權益的風潮。此時，美國陷入越戰危機，急需調整中美關係以應對冷戰局勢的轉變。中美建交的醞釀和中美關係的改善使美國南海政策出現了微妙的變化。70年代初，美國對南海地區局勢進行了政策評估。評估的結果認為，「現時的南海爭端並非通常認為的軍事重要性和真實的經濟價值所導致的」，而是「當事國對未知資源價值的盲目判斷和國家榮譽」過度重視的結果。　　1972年3月24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在與亞歷山大·梅格斯·黑格（Alexander M.Haig, Jr.）在紐約第91次秘密會議中列舉了美國軍艦及軍用飛機闖入西沙領海的具體時間及位置，對美軍行為提出抗議。美國政府在回應中承認中方所列舉的船隻曾駛進西沙群島的12海里領海，但並沒有再駛進到9海里圈以內。美國政府回電迴避了對中方主權聲明的態度，但是卻明確表示，出於中美關係利益的考慮，美國政府已發出指示，今後美軍在西沙群島周圍將保持至少12海里的距離。與此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給基辛格的一份關於如何建設中美關係的分析中，南海問題被列在美國應以「海洋法」為重點考慮的政治行動建議中。「建議兩國專家召開相關會議，討論領海邊界的劃分以及回顧可能在1973年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中提出的問題。」　　1974年1月，美國西貢使館馬丁（Graham Anderson Martin）大使向基辛格發出急電。電文證實南越總統阮文紹決定暗地派遣人員登陸南沙群島中的5個島嶼。電文提到「一旦中國掌握越南『入侵』中國大陸神聖領土的『證據』，中國就有可能對此採取直接的行動反應」。21日，馬丁再次發電指出：「美國不能直接陷入越南（西貢政府）、中華民國（台灣）和菲律賓之間的領土爭端，也不能直接介入這些盟友與中國之間的爭端，特別是當美國希望與中國建立新的關係的時候。」馬丁在電文中還特別指出，他已強烈建議阮文紹不要向尼克松總統提出介入南海爭端的要求，並建議他低調地將事件提交國際法庭或者向東盟彙報。他不建議美國堅持讓中國「歸還」西沙群島給越南，但建議美國在與中國發展關係的同時，讓越南覺得美國「做了他們所要求的、對我們來說唯一比較合理的事情」。同月，基辛格的回電要求馬丁明確答覆阮文紹，美國對越南的支援不包括南海爭議性區域，只能繼續其中立且不支持南海爭端任何島嶼主權聲明的政策，但是可以支持越南將爭端提交國際法庭，支持尋求主權爭議實現和平仲裁的努力。美國相信越南政府避免進一步行動和公開的聲明是必要的，以免被中國利用為對南海武裝干涉的託辭。　　菲律賓是美國的殖民地，也是二戰後美國在東南亞地區最重要的盟友。1974年，中越西沙海戰引起了菲律賓政府的注意。菲律賓駐聯合國代表曾就此事詢問中國代表，中國代表強調中國已準備好捍衛包括西沙和南沙群島在內的領土主權。菲律賓外長羅慕洛將此信息轉給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威廉·沙利文。1月26日，沙利文致電國務院敦促美國政府對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一系列建議。電文建議美國政府授權美軍一旦菲律賓在南沙群島遇襲便採取「行動」，加強偵察力度以防止被突然襲擊；建議美國制定對北京的行動方針，並明確警告中國，一旦中國對菲律賓軍隊採取軍事行動，美國將啟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此外，沙利文還要求國務院授權他在《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框架下向菲方官員進一步諮詢菲律賓在南海問題上的具體意圖以及美方需要採取的行動。　　1月31日，美國國務院一份標識大使親啟的回復沙利文的電報答覆道：美國「仍然在思考一旦菲律賓在南沙群島遇襲美國採取行動的義務在《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中的法律定位。由於缺乏中國意圖接近南沙群島的證據以及我方的不確定性，你所建議的行動方針和與菲方的接觸都必須等到我方定位明確以後再討論」。電報發出當天下午的一次國務院內部會議上，基辛格指出：《美菲共同防禦條約》問題的重點在於到底是美方主動提出，還是菲方首先提出。基辛格指出，這是一個重要的「心理差別」。「我們有理由懷疑在被（菲律賓）主動要求之前表現出過度渴望對中國採取主動措施的態度是否符合國家利益……我們政策的重點不是在自己心裡，而是在別人心裡留下模稜兩可的感覺。」　　1976年，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利用美國總統換屆的機會向美國施加壓力，以美軍駐菲律賓基地為籌碼敦促美國對《美菲共同防禦條約》作出更加明確的陳述，希望換取美國對菲律賓在南沙群島領土主張的軍事支持。針對美菲談判，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局（NSA）在給總統福特的一份詳細的談判分析中表示，國務院及國防部建議總統授權給予菲律賓一種介乎於積極與消極之間的答覆，即維持對爭議性島嶼防衛不明確的立場，以避免造成與中、越的緊張局勢，保證在菲律賓軍艦遇襲時美方應對的靈活性。在10月6日基辛格與羅慕洛的秘密會議上，美菲雙方達成初步妥協，對菲律賓陸上安全與爭議性島嶼海域進行區別對待，不對當前條約進行修改。菲律賓也表明不會在南海問題上牽涉美國。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上台，美國在韓國、台灣駐軍減少，菲律賓試圖提議重啟談判，這對美國維持西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安全能力有現實意義。美國也願意加強菲律賓領海、領空偵察及攔截能力，但美國的政策分析仍然特彆強調了小心避免認同任何南沙群島主權主張的原則。　　20世紀70年代，美國對毛澤東時代之後南海局勢的判斷總體趨向溫和，而海軍戰略則主要圍繞防禦性戰略軌道繼續發展。中國海軍雖然擁有戰鬥能力，但是其油料補給、運輸和進攻手段還不足以威脅美國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中美關係在美蘇戰略對抗的轉折過程中所具有的戰略價值便成為決定美國南海政策的關鍵因素。盟友的南海利益和它們所訴求的具有爭議性的島嶼主權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美國南海政策中的「中立」與「平衡　　美國南海政策是其亞太政策的一部分。美國亞太政策的核心在於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導權，而主導權最重要的手段是「均勢」——分而治之。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中國以「擱置爭議」為核心的「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應對南海問題，創造了南海地區形勢穩定發展的大環境。然而，「擱置爭議」的同時，中國並沒有停止自身力量的發展。中國的商船力量和海軍能力在這一階段都得到了穩定的發展。　　對於中國的變化，美國智庫和戰略決策部門有著清醒的認識。1979年1月，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高級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認為，中國正以世界大國為目標謀求其發展，中國在亞洲地區軍事力量的發展和軍事戰略的改變將為美國帶來機遇，但是也會對美國的戰略利益構成挑戰。研究報告明確指出：中國軍事戰略正從毛澤東時代的戰術防禦為主轉向戰略進攻；中越南海衝突對美國戰略利益具有潛在的威脅；南海問題有可能導致大規模的衝突，但它更是一個在特殊戰略環境下被美國由外交手段而得以操縱的源泉。　　20世紀90年代，世界兩極格局崩塌，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中美關係的戰略價值一落千丈。中國海軍戰略能力的增長和美國對東亞格局的重新審視確立了美國南海政策的基軸。1994年1月5日，美國的一份研究報告《從亞洲安全形度看中國：認知、評估與美國的選擇》指出：中國通過軍事手段控制南海地區將對美國利益造成威脅，美國的政策應該支持其在亞洲的軍力優勢；在加強美中互動和互信的同時，保證通過經濟手段獲得對中國不確定行動施加壓力的能力；通過東盟或亞太經濟合作論壇等模式主動推動區域內多邊外交發展，以將中國納入區域組織的約束。　　同一時間，美國國家安全部門的一份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地面部隊軍力預測的情報認為，儘管中國可能會在南海問題不能和平解決的情況下採取軍事手段，但中國軍事的發展現狀暫時無法支持其軍事目標。1995年4月，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研究指出，從絕對權力和相對權力的角度分析，亞太地區並不存在很大的「權力真空」，中國的軍事實力還不足以使其成為地區秩序的維護者。「儘管中國不滿於現狀，但短時期內還不會採取超越區域體系認可的方法來解決爭端。」同年，美國總審計局提交給國會委員會的報告則指出，儘管區域性的國防支出增加以及軍事現代化的熱潮並非直接針對中國，而是亞洲國家國內政治、經濟與貿易普遍穩定發展情況下，將國防建設重點轉移到保護貿易航線上的結果，但是仍需重視中國成為區域大國的意圖，並評估中國軍事現代化對太平洋地區的影響。　　面對新時期的變化，基辛格時期以均勢制衡亞太戰略格局的政策在南海問題的運用方面變得更加明確。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安全項目主任理查德·K·貝茨撰文指出：南海政策是美國亞太政策的一個部分。美國亞太政策的最佳選擇是使華盛頓處於地區多極化的態勢下，充當一個外部制衡者角色。美國南海政策與亞太政策的基本原則類似。美國需要表明，美國有權為遭受武力打擊的南海權益聲索國提供軍事支援。但是，美國不能置身於直接的南沙爭端之中。　　1995年4月，海軍上將理查德·麥克對中國進行軍事訪問。美國解密文獻顯示，美國支持中國堅持聯合國海洋法及1992年東盟南海宣言，也將繼續其不對南海主權持任何傾向性的政策，但美國高度看重該地區的航行自由與區域穩定問題。1995年5月，柯林頓政府發表《南沙群島與南海政策聲明》，首次確認了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及其在這一問題上的相關政策。聲明指出：「美國在南海的國家利益主要是維持南海航行自由」，「美國不偏袒南海陸地領土爭議任何一方」，美國「願意協助處理南海問題」，並「支持爭議各方聯合通過規範各方南海行為的政治或法律文件」，「美國反對任何聲索方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去解決衝突」，並「要求各方在南海地區的行動必須符合國際法，尤其是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　　1996年，美國和平研究所在華盛頓發表題為《南海爭端：預防性外交的前景》的研究報告。該報告分析了中國正式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之後的南海形勢，再次強調美國政府應該在南海爭端中保持中立立場，不陷入具體爭端，鼓勵爭議各方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議，以「權力平衡者」的姿態在南海地區發揮作用，並擁有維持地區「均勢」的能力。　　1996年12月，中美舉行高層秘密會議。美方陳述了其亞太政策的基本原則和對中國處理南海問題的期望。表示推進中美合作並保證東亞地區安全秩序是美國的目標，也是中國發展的需要。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為區域內各國提供安全保證，對地區和平與穩定有益，這同樣符合中國的利益。出於地區軍力平衡的考慮，美國不會在21世紀之前對亞太軍事部署作出重大改變。對於南海問題，美國強調的是航行自由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原則得以實現，願意與中方就領海基線等具體技術問題進行討論，以實現國際一致。　　1997年7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吳權許訪問夏威夷。談到南海問題時，美方代表太平洋戰區司令部總司令約瑟夫·普呂厄表示：「《美菲共同防禦條約》是一項穩定而有效的約定。爭議島嶼的處置原則也是如此，不會輕易修改。」儘管他認為美國在南海地區有重要利益，但是這些利益要求美國在亞洲保持穩定的政治、軍事與經濟關係，非敵意的、健康的美中關係符合美國的亞洲利益。　　美國南海政策的現實延續：制衡與均勢　　當代美國南海政策發展的過程是一個戰略利益、盟友政策、具體爭端問題解決規則逐漸形成與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首先形成的是對具體爭端問題的政策態度和基本原則：不承認任何一方對南海島嶼主權權利的合法性，要求並支持各國以國際法原則和平解決爭端，強烈反對武力解決爭端。對於盟友，美國的原則是支持盟友在國際秩序允許的範圍內處理爭端事務，但美國不輕易介入任何具體的爭端。相對於盟友政策和具體爭端問題政策，美國南海利益從最早的航行自由，中經和平與國際法的原則，到美國主導的地區秩序的形成卻是一個相對漫長的過程。　　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後，美國開始有意識地關注中國的發展對其主導的亞太秩序的影響。同一時期，日本陷入「10年不景氣」的困局。美日同盟主導的亞洲秩序出現不穩定態勢。在這種情況下，1995年「中菲美濟礁事件」和1996年「台海危機」對美國的戰略判斷和美日同盟的再定義產生了微妙的影響。1997年9月，美日兩國簽署《日美防務合作新指針》，確立了美日兩國在軍事安全合作方面的框架。其中，第三種合作情形，亦即日本周邊地區發生對日本和平與安全產生重要影響的事態時雙方進行的合作是全新的，而且是此次修改最為關鍵的內容。1999年5月24日，日本參議院通過了《日美防衛新指針》相關三法案（《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正案》、《日美相互提供物資和勞務協定修正案》）。這些法案允許日本政府在美軍介入日本「周邊」軍事衝突時派兵為美軍提供海上搜救、後勤支援等支持，遏止和干預「周邊事態」。其中，《周邊事態法》明確將台海、南海等區域囊括在日美安保機制軍事行動的範圍之內。　　阿富汗戰爭和「9·11事件」延緩了美國全球戰略重點轉回亞洲的時間。2009年，美國中東戰略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當年適值各國提交外大陸架劃界案的最後一年，與中國南海爭端矛盾最突出的越南接任東盟輪值主席國的前一年。外大陸架劃界案的報備為美國拓展其南海政策對相關國家的影響，進而影響亞太格局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同年5月，中國向聯合國秘書長提交了附有「南海九條斷續線」地圖的外交照會。美國學界和政界普遍將此行為解讀為直接威脅到了歷代美國政府最為關注的南海地區航行自由與國際航道安全。6月，第16屆東盟地區論壇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代表奧巴馬政府簽訂了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文件，宣稱「重返」東南亞，開啟了美國高調介入南海地區事務的進程。7月，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辦了一場題為「東亞主權與海洋爭議」的聽證會，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彼得·達頓（Peter Dutton）在會上表示：「鑒於中國主張南海所有島嶼為其領土，且這些島嶼完全由中國《領海法》、《專屬經濟區與毗連區法》等有關法律所規範，南海海域將全部成為中國的專屬經濟區，美國在南海地區的航行自由與其他軍事活動將受到嚴重影響。」他認為，如果任由中國擴張其海洋權利，東亞地區的國際秩序將發生顛覆性的變化。　　2010年，越南以東盟輪值主席國的身份推動南海問題進入東盟峰會、東盟與美國領導人會議、東盟地區論壇、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東亞峰會等機制。越南的舉措完全順應了美國南海政策的戰略需求。其後，美國參議員、國防部長先後訪越。兩國舉行了恢復邦交15年來首次聯合軍演。同年，美國開始加強對菲律賓的各種援助。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美國向菲律賓提供了5.74億美元的援助，而且還向菲律賓許下提供新式軍備、落實《軍事互訪協定》（Visiting Force Agreement），加強雙邊軍事合作等承諾。此外，為了印尼與美國共同促進東盟地區合作機制對地區安全、和平、穩定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共同應對中國崛起這一對東南亞地區和諧穩定最具影響力的不確定因素，奧巴馬更兩度訪問印尼，以期「與印尼發展一種更為緊密的關係」。　　2010年7月，希拉里在河內發表了美國對南海爭端的聲明，完整地表達了奧巴馬政府的南海政策。相較之前歷屆美國政府的南海政策，此次《南沙群島與南海政策聲明》除了全面總結「美國在南海的國家利益主要是維持南海航行自由」，「美國不偏袒南海陸地領土爭議任何一方」，美國「願意協助並支持爭議各方聯合通過規範各方南海行為的政治或法律文件」，「美國反對任何聲索方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去解決衝突」，並「要求各方在南海地區的行動必須符合國際法，尤其是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規定」等傳統政策原則之外，還特彆強調了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　　按照希拉里的表述，美國新時期在南海地區的「國家利益」不僅包括過去一貫強調的航行自由與航道安全，而且還包括了海洋公有空間（含天空）的使用、合法商業行為不受阻礙，以及對國際法的尊重等內容。美國在南海地區的「國際利益」不僅包括東南亞各國在南海地區的利益，而且還包括日本、南韓、印度、俄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歐盟等東盟區域論壇參與成員在南海地區的利益，以及世界其他海洋國家和國際社會成員在南海地區的利益。希拉里強調，為了美國和世界各相關國家在南海地區的利益，美國支持一個由所有南海領土爭端方參與的合作性的外交進程去解決南海問題。美國要求爭端各方尊重國際社會的利益，採取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南海爭議島嶼的領土主權、主權權利以及管轄權等問題，協助創造解決爭議的條件，並降低南海區域緊張情勢。由於不受阻礙的商業活動符合南海權益聲索各方與廣大國際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因此，美國將協助推動與《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一致的倡議和信心建立機制，要求各國依據國際法相關原則提出對南海海域空間的合法主張。　　2010年底，美國與東盟共同發表《美國與東盟聯合聲明》，專辟條款表達了雙方願意將現有合作框架運用於支持南海爭端各當事國援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其他國際法原則和平解決爭端，維護地區安全及世界各國南海利益的共同立場。　　2011年11月，希拉里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文章宣稱，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和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接下來的10年中，美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以美國為支點，以在外交、經濟、戰略以及其他方面對亞太地區進行大量、持續的投入為手段，通過強大的多邊機制構建和維護亞洲地區戰略結構，穩定美國在亞洲的軍事與政治影響力。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了名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的白皮書，闡述了美國對東亞太平洋、南亞印度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　　美國南海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2012年9月，中國首艘航母入列。11月，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海洋強國建設方向。其後，中國的海空力量建設進入迅速發展通道。隨著中國海洋力量的崛起，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評估發生了很大變化。「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中國實行了若干孤立的但有害的外交政策。」「這些政策曾在短時期內傷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和信譽，不能被視為中國改變地區現狀的系統性努力。」「在開始發展經濟和維護政權合法性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政策仍然試圖避免與傳統的國際秩序產生對抗。」有的美國學者認為，2009年南海爭端激化以來，中國採取了更加強硬的外交政策，似乎中國領導人正在把外交政策作為推動經濟的動力。這些舉措不僅使中國前幾年來所宣揚的「和平崛起」的影響煙消雲散，而且這些政策使本地區國家和美國都感到擔憂。　　根據傳統的國際理論和歷史經驗，新崛起的大國與傳統的國際秩序之間都存在著特殊的矛盾。這些矛盾不是由新興大國的主觀意願決定的，而是由於現存國際秩序與他們的國家利益之間的矛盾決定的。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有著不同的價值觀。中國有實力和潛力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美國主導的傳統亞太國際秩序。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威脅論」是美國及其盟友對這一現實最正常的反應。它強調了在中美之間權力轉移過程中，地區和世界政治、經濟、安全、文化等因素，以及國際體系領導權等難以避免的矛盾。　　2009年，美國在國務卿希拉里和奧巴馬總統史無前例地高調宣布「美國回來了」和「美國首位太平洋總統現在開始領導」之後，又加入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就TPP而言，美國真正的目的是制衡中國，減少中國通過東盟—中國自貿區以及其他中國領導或參與的架構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產生影響，並建立新的行為準則來約束中國。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並沒有被包含在TPP中。這已經使中國對美國的動機產生不安的反應。　　2009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把中國的崛起、南海爭端的技術問題與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國際秩序之爭結合起來討論。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國內迫使美國政府在南海爭端中採取更加強硬立場的人越來越多。美國國內反對中國的批評家指責中國對南海島礁的聲索太過專橫，擔憂中國軍事現代化將破壞東南亞戰略平衡並威脅美國的航行自由，敦促奧巴馬政府在南海事務中更加強硬，敦促美國政府放棄傳統的「不選邊站」的方式而採取明確地支持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對南海權利的聲索的政策。　　當然，也有人堅持美國幾十年來已經成型的政策，認為過分介入具體的爭端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因為，做的太少會使中國對鄰國採取強硬立場，做的太多會激怒中國並鼓勵其他爭端方打美國牌，從而把美國牽涉到與中國的爭端中。美國仍然需要在中美關係與對其他爭端方支持間取得政策平衡。為了維護國際秩序，美國制衡中國的政策應該做得更加高明一些。例如：推動當地盟友國防現代化，加強獨立應對中國壓力的能力；讓中國理解中美雙方在全球性安全合作上的共同利益，以及美國軍方應該通過包含中國軍隊的地區性活動和演習來推動中美和中國與東盟間的互信等。　　從美國的戰略利益角度考察，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權利無論在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將由海權確立。美國的海權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進入全球大洋、獲取戰略資源和開發更加廣闊的市場。因此，中國發展並部署了反艦導彈、潛艇以及其他可以威脅美國水面艦隊的裝備。中國擴展其在東亞水域的海軍力量以支持她的領土主張、保障貿易通道並擴展她的影響力。中美海權戰略的對撞抑或相容決定著未來亞太地區的國際秩序。如果美國海權退縮或者變得虛弱，這一重要區域將變得不穩定或者落入中國的勢力範圍，那麼一個經典的現狀國反對崛起國的例子將在西太平洋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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