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嘆評註：《康梁師徒對孫中山逝世的反應》
05-30
三嘆評註：《康梁師徒對孫中山逝世的反應》
2013-02-10 22:35:52| 分類： 孫中山的神話 | 標籤：孫中山 康有為 梁啟超 |字型大小 訂閱
三嘆評論：歷史系的教授基本就是一撥兒混飯吃的夥計，如果是孫中山是「大炮」，那他們就是一群「小炮」罷了。衣俊卿之流......
孫中山出殯
康梁師徒對孫中山逝世的反應
作者：李吉奎，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康有為、梁啟超與孫中山的關係，在早期即從興中會創立至辛亥革命爆發的階段，一般說來，研究得比較透徹。其間保革兩派論爭因緣與恩怨，人們已耳熱能詳。民國初年梁啟超支持袁世凱擊敗孫中山、國民黨的史實，更是民初政爭的一部分重要內容，本人曾撰文介紹。但是，孫中山晚年與康梁師徒的關係，尤其是後死的康梁對孫中山去世的反應，似迄未有專文敘述。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國，這無疑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的勝利（三嘆：僅僅所謂代表也是有爭議的）。武昌起義後康有為主張虛君共和（三嘆：不無道理，不無私心不敢說），但不為各派政治勢力所認同。在民國建立後的十三年時間裡，康有為曾兩次為復辟清王朝奔走，但均未成功。①康有為是在1927年3月31日去世的，死前做七十歲大壽，遜帝溥儀賜「岳峙淵清」匾額一方，康對此感慨萬分，寫謝恩折恭謝。對康而言，終其一生，確實是以身為大清臣子為榮。梁啟超則不然。他可謂與時俱進，他可以從事變法維新，也可以與孫中山談合作革命；既可出任民國政府的總長，也可在大學講堂執教鞭。他為了維護共和政權，還與他一度堅決支持的袁世凱決裂。不過，他一直是前立憲派遺緒進步黨、研究系的精神領袖，與孫中山國民黨在政治上勢同水火。政治家的業績，不論成敗，在其身後都免不了受人評論，其中還可能包括死者的朋友和對手。至於這些評論是否公允，是以何種方式表達出來，那就因人而異了。本文所擬揭示的孫中山去世後康梁師徒的反應，便是介紹孫中山的這兩位長期的政治對手對孫的終極評論，以補充治「孫學」者以往所忽略的史事。 一 康梁與孫中山的關係開始於19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個時間也是中國資產階級維新、革命兩派登上歷史舞台之際：康有為第一次上書清帝，要求變法；革命黨人在1894年組織興中會並在次年密謀廣州重陽起義。孫中山等人當時還不以為自己是「革命黨」，是想倒清興漢，但他們計劃建立共和政府，無疑是要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了。孫中山在其所用的政治辭彙中，把維新、改良、改革、革命視為同義詞，②迄其晚年，並無改變。有此見解，在1900年以前兩派曾討論合作，但畢竟彼此手段、目標各異，合作未能進行下去。應當指出，這種合作的策劃，並不是康有為所樂見樂聞的，他本人更未允許此項策劃。從歷史上看，康有為頗厭惡孫中山。興中會成立前，孫中山作為一位名醫（三嘆：所謂「名醫」不可輕信），在廣州執業，結交官府、縉紳，誠非等閑之輩。他要求見康有為，但康要他遞門生帖子，為孫所拒（三嘆：二人為虛名而起惡感）。1898年康在日人宮崎寅藏護送下抵東京。同屬逋客，孫想見康，未遂（三嘆：孫兩次被拒）。1900年6月，有所謂孫受李鴻章指使用日本浪人行刺康有為的新加坡「刺康案」，此事之真實性可疑，康在致其家屬函中亦不信真有其事，但他對外宣傳卻指為事實。康在致梁啟超書中還說「昔孫某頻欲害我，汝頗不信此事，然此等事一誤，豈有悔哉！」③據北美洪門大佬黃三德記述：「(孫)妒忌康梁，謂保皇會阻其進行。一九○五年六月，即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孫文來函，竟叫三德謀害康有為。此時康先生正在羅省養病，閉門謝客。三德接到孫文此函，極不以為然。」④類似這些材料，我們今日已無法逐一辨證其可信與否。在非常時期，暗殺活動也不止一二見，例如康黨1900年就在澳門行刺過劉學詢，1909年康徒更刺殺了劉士驥。⑤雖然刺康未成事實，但康對此傳聞屢出而對孫產生惡感，也可謂屬於情理之中。
孫康兩派間的鬥爭，包括保革論戰與爭奪海外華僑與外國人的支持（三嘆：名利之爭）。保革論戰，從東京、南洋到北美等地，爭論連年不息。隨著時間的推移，保革勢力明顯出現消長趨勢。這種狀況，當然也會使康派人士不快，尤其是美洲華僑，包括洪門領袖人物在內，在清末最後幾年中紛紛轉向革命黨，這也就意味著康派不僅在政治上影響消失，而且在經濟上也日益艱難，從而更對孫中山產生怨懟。 孫康關係中還有一個死結，便是康有為在廣東的一個敵手劉學詢始終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康派認為，孫劉結合，為害康有為不淺。香山人、進士劉學詢，操縱廣東闈姓賭博，稱霸一方，康有為曾撰文抨擊他。劉曾與聞廣州重陽起義，與孫為友，被參革功名後，轉往上海活動。戊戌變法前夕開復。政變後，自言能除康，於是有1899年7月～9月與慶寬訪日之事。劉抵日後，在日人宗方小太郎聯絡下，與孫秘晤。返國後劉被清廷交李鴻章差遣，隨李赴粵，聯絡孫中山，故有新加坡「刺康案」的發生。1911年12月25日孫中山從歐洲返國後，與在滬的劉學詢重敘舊誼，劉支持孫中山建立南京臨時政府，孫則促浙江軍政府發還劉在杭州的私產劉庄。武昌起義後，康有為仍居留日本，未敢匆遽回國：南方革命政權既是他所敵視的勢力，實際控制北方的袁世凱又是康在光緒死後通電攝政王請予以誅殺的戊戌叛徒，為安全計，康只能繼續在海外當寓公了。不過，他不甘寂寞，高鼓吹虛君共和的主張，此舉被《民立報》指斥其為漢奸。孫中山則主張內外有別。章太炎在東京曾兩次倒孫，武昌起義後又宣傳「革命軍興、革命黨銷」，稱「逸仙不曉國中情偽」，仍持反孫立場（三嘆：光復會絕不是孫文的附庸）。但是，孫在政治上仍認為章是同志，與康有所區別。1912年1月12日，孫復函蔡元培稱：關於內閣人選及組織用人之道，惟才是稱，不問其黨與省。「然其間尚有當分別論者。康氏至今猶反對民國之旨，前登報之手跡，可見一斑。倘合一爐而冶之，恐不足以服人心，且招天下之反對。至於太炎君等，則不過偶於友誼小嫌，決不能與反對民國者作比例。尊隆之道，在所必講，弟無世俗睚皆之見也。」⑥人們很難指責孫中山的這個見解有什麼缺失，因為康有為當時確實在鼓吹「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即使孫中山肚大量大，汲收康梁加入南京臨時政府，估計康梁師徒也不會參加。此時康梁迅速與衰世凱和解，三年前請予誅殺的「袁賊」，如今化敵為友，與「慰庭總統老弟」取得諒解，由粵人梁士詒牽線，袁氏提供鉅款，招梁啟超返國辦報、組織政黨，為袁政權效力。⑦要之，民元政治變動中，原立憲派(不論國內與海外)之歸心於袁世凱，已成趨勢，而康有為的虛君共和主張，決不可能為各政治派別所接受，這點是無可懷疑的。 儘管孫康二人如影相隨，但康有為一生，都未能與孫中山見面。其實，康有為對革命黨也區別對待。康對孫的印象固然惡劣，但對革命黨人的評價卻是不同。1921年1月20日，康有為在《跋章士釗致黃興書》中提及：「革命黨人以仗義起，以爭權利終，致中國分裂，生民塗炭，然其中固有真愛國而不為利來者，若黃克強、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數人者是也（三嘆：黃汪確是義士）。」⑧這四人中，黃興已去世，汪精衛還未成氣候，吳李則在民黨中並不是主要當權派，權利云云者，很難去評判。康有為月旦人物，自有其標準，但他評論民黨人物，不妨認為是寓貶於褒之中。民黨歷來孫黃並稱，甚至不分軒輊。康既以黃為正面人物，言下之意，自然孫是爭權奪利造成國家分裂、生民塗炭的始作俑者了。事實上，他就是如此判斷的，證據就是他所寫的《乙卯人日聞大盜死》的一首七律詩。詩云：「亂國殘民十四年，喜誅大盜自皇天。血漂嶺海戶十萬，命革中華歲五千。赤化傳來人盡畏，黃巢運盡劫堪憐。千刀惜未剸王莽，舉酒歡呼吾粵先。」⑨這首詩，人們不太注意，實際上對康有為來說，它太重要了，值得介紹一下。 乙卯是1915年，人日是正月初七，西曆2月20日。試問1915年2月20日中國有哪個「大盜死」了呢？沒有。但是，詩中所謂「亂國殘民十四年」，回溯十四年前事，是1911年辛亥革命。革五千年文物政教之命，便是推翻清廷與帝制了。「血漂嶺海戶十萬」，應是指1924年10月鎮壓商團之事。至於赤化之類的用詞，不用說是指廣東推行聯俄容共的政策了。由此判斷，這個「大盜」被「皇天」所殺，入了鬼籍，應是隱指他的終身政敵孫文。1915年乙卯是倒填年份，確切應是1925年乙丑。1925年人日是1月30日。當時孫中山在北京檢查出是肝癌晚期，命在旦夕，立時喧騰報章，海內外廣為傳播。康有為當時住在上海，聞之開懷大樂，詩興因之大發，乃塗抹一番，以志所懷。但是，他為什麼不書乙丑某月某日呢？如果真的是這樣填寫日期，實在是明目張胆了，政治上風險太大，一旦傳了出來，國民黨那幫忠貞之士，豈能放過？所以，便一方面痛加渲泄，另一方面又故作隱晦，示人予謎式標題，讓讀者去思考判斷。此老雖然狡猞，但未免欲蓋彌彰。康有為對孫中山如此深仇大恨，既有政見上的敵對，也有現實中的衝突。如果不是搞「赤化」，如果不是孫中山、國民黨的友軍馮玉祥搞北京政變，驅逐遜帝出京，並且將控制北京的曹吳直系勢力擊敗(1924年4月康有為為吳佩孚寫的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方一半；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高度捧吳，便是康聯絡武人搞復辟的重要活動之一)，面對這個敗局，康有為當然對孫中山恨之入骨了。不過，話又說回來，康、孫實在是一對難兄難弟。古人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真是歷史的巧合，以「素王」自命被稱為「聖人」的康有為，與被康有為稱為「大盜」的孫中山，竟然是以矛盾、鬥爭相始終。在孫中山死後，孫的朋友吳稚暉，即上述被康譽為幹革命不為權、利的四位革命黨員之一，寫了一篇題為《以學生領袖而為革命領袖》的悼念文章，內謂，「今日中國為學生與秀才打仗之時。秀才領袖為康有為，康當甲午以後，伏闕上書，漸進而有強學會，而有『戊戌政變』，而有保皇會。其部下最得力者為梁啟超輩。今日之所謂整理國學，由學生而紳士，而官宦者，皆屬秀才一流。中山先生為四十年前之學生，其主義學說，均由學問而來，故與學生最為默契，是以學生首領而為革命黨首領也。其部下最得力者為胡漢民、汪精衛等數人。余從前亦一秀才，後遊學日本歐西，與先生接近，漸入於學生一途。今濟濟一堂，不必悲哀，從此向上進行，於孫先生之主義，必可以發揮而廣大之。」⑩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否為「學生與秀才打仗」的歲月，不知所云，但吳稚暉所指此時孫康影響、衝突仍在，則多少有些根據。至於孫中山是否以學生首領而為革命黨首領的問題，李石曾的說法比吳稚暉可能更準確一些，李認為孫中山有三個特點，即堅強、進步與容納，其中的「容納」，指孫之「主義事業，並非一己之主張，舉凡海外最新學說，及國內社會情形，無不兼收並集，熔化一爐而結之。」(11)李石曾不是孫中山的親信，評論比較客觀，他所指的三個特點的說法，一般讀者都可以接受。但是要康有為認同這種評價，是絕對不可能的。人存活在民國，但心卻在遜清的康氏，只能將孫定位為「大盜」，造就是康有為之所以是康有為的道理。除了這首倒填年份的「乙卯」人日詩，在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康有為對孫是否尚有何種評論，不詳。倒是其徒梁啟超前往弔唁並說了一番心底話。二
1895年3月4日梁啟超在北京復函湖北汪康年時，首次提到孫中山。函稱：「孫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學（三嘆：孫文確是一知半解），憤嫉時變之流。其徒皆粵人之商於南洋、亞美，及前之出洋學生，他省甚少（三嘆：對了）。聞香帥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盍訪之？然弟度其人之無能為也。君所見之人，所聞之事，望時相告。」又謂：「我輩今日無一事可為，只有廣聯人才，創開風氣，此事尚可半主。」(12)這是廣州重陽起義前說孫之事，梁對孫的活動情況並不清楚。汪康年當時在武昌自強書院任編輯事，對孫極為注意。1897年被駐英使館派作監視孫中山東返的三等秘書曾廣銓，與孫化敵為友，與孫交好，返滬後入《時務報》任翻譯。1898年1月，曾陪汪赴日遊歷，並晤孫。此事成為康梁一派攻汪的把柄。此後國內知識界之了解孫中山，多與汪康年有關。 戊戌政變後逃往日本的梁啟超，辦起《清議報》，言詞頗激烈，甚至大談革命，頗有革命情緒。一時間梁與孫交往頻密，且商議組黨之事。但在保皇會成立後，橫濱成為該會重鎮之一，吸引了大批華商入會，橫濱興中會形同瓦解。孫康兩派圍繞大同學校、華商會議所領導權之事，鬥爭激烈。1899年底梁啟超赴檀香山，又瓦解了檀香山興中會。1900年以後，兩派合作已不復可能。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後，《民報》與《新民叢報》開展論戰，保革勢力消長之大勢已無法逆轉。梁啟超乃轉視革命黨為死敵，較對西太后為尤甚。 康梁保皇派雖然在政治上破產了，但是清亡後原立憲派人士在民初政局中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是袁世凱政權在政治上的重要支持力量。據梁啟超自稱，袁氏為他在京提供了住房，每月三千元生活費；他抵京後所受歡迎的程度超過了歡迎孫黃的熱度。有了這種禮遇，梁氏及其同夥便積極支持袁世凱以擊敗國民黨。三嘆評論：梁啟超是「公知」的領軍人物。 民初的梁啟超不斷以政客和學者的身份交替出現。他極希望在財政方面有所展布，但都未能如願。「五四」運動以後，他雖然已出入於書齋和課堂，但是仍想通過文字力量去影響政治，儘管他從政的心思已大不如前。作為一位學者，審視歷史的態度可能較為客觀。他在1923年出版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介紹清末新思想運動的四支主要潮流時寫道：「孫逸仙文他雖不是個學者，但眼光極銳敏，提倡社會主義，以他為最先。」(13)梁深知，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孫中山即宣傳社會主義。《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中，社會主義更是一個議題。民元孫中山更大力宣傳社會主義，他的民生主義，這時被解釋為國家社會主義，是他終身為之奮鬥的目標。凡此，梁啟超均有深刻印象，故有此評論。這種尊重歷史事實，不帶個人感情色彩的評論，體現了作為學者的梁啟超的學術風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三嘆評論：梁啟超說孫文不是個學者，這是褒獎？與國民黨的徒子徒孫追捧的「醫生博士」豈不是大相徑庭？聽不出好賴話......梁啟超說孫中山是社會主義者，可是說的明白。也許孫中山的主義就是個「什錦拼盤」......
孫中山、康梁師徒都走了，他們的恩怨自然也結束了，留下的是供後人玩索的歷史。
三嘆評論：不是後人玩索歷史，而是歷史曾經被某些人玩了......而歷史系的教授基本是些混飯吃的夥計罷了。恕我口無遮攔......
注釋： ①第一次復辟系1917年的張勳復辟。第二次復辟密謀在1924年。有關此次復辟密謀，可參見溥儀《我的前半生》、庄士敦《紫禁城的黃昏》、單士元《我在故宮七十年》、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為》等書。 ②最先注意到這個問題的，是陳旭麓先生。見《陳旭麓學術文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3～74頁；拙文《孫中山的生平及其事業》，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③⑦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杜，1983年，第422頁；第614、658頁。 ④黃三德：《洪門革命史》，1936年自印本，第13頁。 ⑤趙立人：《劉士驥與振華公司血案》，《嶺南歷史名人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77頁。 ⑥《孫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9頁。
⑧該文稱，1913年夏，黃興與康徒麥孺博通款，謂中國國情不適合行共和，願從康所主持，率國民黨擁戴，又勸康另組黨，提供30萬元組黨費。(《跋章士釗致黃興書》，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1073頁)今案，章士釗致黃興書不存，康有為所說未知所據，據當時情況，黃興有此舉動，實匪夷所思。是夏黃興忙於反袁，困於經費，何來此三十萬元？康說往往無稽，屬游談一類，多不可信，於此，則可謂厚誣死者矣。
⑨上海文管會文獻研究部編：《萬木草堂詩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33頁。 ⑩(11)(14)伍達光編：《孫中山評論集》，上海：三民出版部發行，1925年，第66頁；第72頁。 (12)上海圖書館整理：《汪康年師友書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381、1380頁。 (13)《飲冰室文集》，第十冊，專集75，第30頁。 (15)原刊1925年3月18日上海《申報》，轉引自《梁啟超年譜長編》，第1030頁。 (16)《康南海自編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20頁；《近代史資料》，總61號，第168～169頁。 (17)《清代學術概論》，《飲冰室專集》，34，第65～66頁。 作者簡介：李吉奎，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吉奎，《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2期推薦閱讀：
※話說唐僧師徒四人
※西遊記師徒四人有何玄機？唐僧收了沙和尚後，為何不再收徒了
※唐僧師徒中，最幸運的一位是誰？
※第三十五章 逍遙津爭鋒（中）
※第二十六章 葉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