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規劃之父:全球搞城市規劃條件最佳在新加坡,其次中國
05-30
在中國持續了數十年的「學習新加坡熱」,在諸多領域都留下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新加坡的城市規劃與治理經驗依然是中國努力學習的重要樣本,來自不同城市的規劃者與決策者絡繹不絕地南下取經。是什麼讓這個原本雜草叢生、垃圾遍地、棚戶區林立,連飲用水都要由馬來西亞提供的貧窮漁村,成為如今人文與自然環境相得益彰、交通井然有序、住房自有率超過90%的花園城邦?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於新加坡高瞻遠矚的城市規劃。近日,被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的新加坡宜居城市研發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原建屋局局長、原重建局局長兼總規劃師、77歲高齡的劉太格博士,在獅城接受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的採訪,講述了新加坡先進的城市規劃理念背後的奧秘,並為中國城市規劃的現存問題給出了建議。「每個城市都有希望改變、改善,你越早下決心,花的成本就越低。新加坡為什麼能夠相對富裕?我們一開始就下決心做合理的事,所以幾乎沒花什麼冤枉錢。中國現在要改善大城市的現狀,當然要花相當一部分錢去處理,如果現在不處理,以後的問題會更嚴重,花的錢也會更多。」劉太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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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建築城市規劃秘訣:仿效西方棋盤
開放、多元且充滿活力的「世界花園城市」新加坡歷來是現代城市規劃設計中的經典案例。更令中國效仿者欣喜的是,這一樣本看起來是如此具備現實吸引力和參考價值:新加坡的總面積約718平方公里,僅相當於北京的4.4%,還不及中國一個較小的地級市。總人口約547萬,人口密度約為7600人/平方公里,是北京的5.8倍。就是這樣一個彈丸小國,卻罕見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基礎設施完善,吸引外資能力一流。澎湃新聞記者探訪新加坡的數天內,曾於早中晚多個出行高峰時段乘車穿梭其中,即使在中央商區,也幾乎沒有遇到堵車。由於綠色植被覆蓋率高且層次豐富,建築錯落有致,作為世界級金融中心的新加坡絲毫沒有許多大城市「標配」的壓抑感。僅從國土面積上看,新加坡是地地道道的小國。即便如此,規劃者依然將全國劃分出5個100多萬人口的片區。5個片區之下再分割出25個衛星鎮。各級中心依據人口規模和布局配置了相應等級、規模和功能的商業、學校、醫療、交通等設施,民生問題基本能就近解決,極大地減少交通出行。對於中國的超大型城市,劉太格曾提出類似的「星座城市」理論,也正是源於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新加坡建築密度很高,不過我們做規劃的時候做了巧妙處理。我講一個新加坡的巨大秘訣,那就是我們在處理高密度建築時,是拿西方的棋盤作為參考。」在劉太格口中,新加坡城市規劃的思路清晰明了,「西方棋盤就是黑白相間,黑的我們就當作高密度的住宅或是寫字樓,白的就是公園、廣場、不能太高的商場和體育場所等等。所以感覺沒那麼壓抑,經常能看到天空。」為了研究高樓密度是否有最上限,劉太格坦言自己還在找心理學人士幫忙。
樓群高低錯落,沒有許多大城市「標配」的視覺壓迫感。 東方IC 資料圖在劉太格看來,判斷高樓成不成功的標準有兩個,一是看不看得到天空,二是電梯設計管理好不好。「現在新加坡人住在高樓里完全沒顧慮。系統每5秒鐘掃描一次,上萬部電梯,哪一個有問題,建屋發展局都比居民提前知道。」早在建國之初,新加坡政府就制定了建設花園城市的目標。在土地資源十分緊缺的情況下,他們提出了人均8平方米綠地的指標,並要求在住宅前均要有綠地。若是建築物前的綠地不足,也會在各個樓層插縫綠化,或是在樓頂建花園。座落於新加坡市中心的皮克林賓樂雅酒店 (PARKROYAL on Pickering)。新加坡樟宜機場的設計也延續了花園的概念,眾多主題公園讓人彷彿處於生態園而非機場。 新華社 資料圖
除了綠道串聯、建築高低錯落之外,新加坡的空間環境處處體現出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在保留多重文化傳統的歷史街區之餘,在城市中心,新加坡政府很強調建築創造的藝術性,鼓勵引進國際建築大師設計。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走在新加坡街頭,經常可以看到成片該國用以實現「居者有其屋」政策的政府組屋,類似於中國的經濟適用房,建築風格完全一致。整齊劃一之中,愈加凸顯穿插其間的商業建築多元的形態之美。新加坡最高的政府組屋:50層高的達士嶺摩天組屋(Pinnacle@Duxton)。「在新加坡,最高領導不是總理,也不是總統,而是真理。」對於全世界而言,五十年並不是很長的時間。但對於新加坡這個年輕的國度而言,在已故「國父」李光耀帶領下的五十年,其從一個一無所有的髒亂差小島,變成了一個活躍成功的經濟體。作為地理位置特殊的小國,實用主義和憂患意識貫穿新加坡的發展史,也淋漓盡致地體現在其城市規划上。1969年,劉太格回到新加坡加入建屋發展局工作時,參與規劃的新加坡城市發展年限是一百年。在遠期規劃基礎上再做中期規劃,做完中期再做近期規劃。也就是說,概念式的長期規劃已經敲定了大方向,在此基礎上不斷精細化,才能相互銜接,環環相扣。「為什麼要分開做?比如你把15年的規劃敲定了,最近15年的基礎設施投資就在這裡。如果沒有分期開發,基礎設施可能就是到處亂投。結果就是成本無謂增加。這也是我們打了一個經濟算盤。」
在提及新加坡成功經驗時,人們往往對新加坡「以經營企業的理念來經營國家」津津樂道。投資-收益,劉太格在談話中多次提到了這組詞。在他看來,若要追求可持續發展,那每做一個投資,就要考慮收益,「我們會把土地先留下來,比如一個三車道,我們會先做兩車道,等車流量增加了再做三車道,要是再增加,才變立交。都是當作生意來做的。」規劃的時間跨度太長,如何確保其執行與實施?除了高度法制化之外,劉太格多次強調了領導意志與素質的重要性。「以李光耀先生為榜樣,他們每次處理問題都經過深入思考和討論才做決定,而且是非常客觀的決定。我經常對外來朋友說,在新加坡,最高領導不是總理,也不是總統,而是真理。總理和總統都要尊重真理。」尊重真理所折射的,是充分尊崇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我過去做政府公務人員的時候,要是上級領導出於對某個問題不了解而非故意,要我做我不同意的事,我就當面和他說,我認為這是不妥當的。基本上百分之百都能說服對方,而且不用費勁,因為我們的最高領導不是他們,而是真理。」劉太格回憶說,上級領導並不會幹預技術問題。通常都是確定一個方向,但不對具體操作指手畫腳。如果需要上級從政策法令、財務上提供支持,在事先提出要求的前提下,對方也會做到。「80年代初,他(指李光耀)寫給我一封信,要求在兩三年內,把所有還沒有拆遷的棚戶區居民全部拆到公用住宅里,就一句話。他沒有說我要你先拆這個再拆那個,沒有這些。這對我們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我們就按專業能力去制定計劃。壞處就是,你沒有把這個工作做好,你的職位就保不住了。」劉太格充分肯定了這一制度,以及與政治領導之間理智化、健康的關係。
當然,以上等式成立的重要前提是,要彙集一群高水平的專業人士。建國之初,新加坡國內人才缺乏,於是聘請聯合國高級專家編製了高起點、高標準、覆蓋全境的概念性發展藍圖。「我們還有個好習慣是,請外國人來,讓他們和本地工程師、建築師、規劃師對接。他們走了之後我們就把他們的經驗留下來,所以現在我們這些專業人士都是世界水平。」推行政策過程中,或多或少必然會遭遇民意的抵抗。遇到市民的抱怨,劉太格通常的態度「小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並在分析之後做出決定,以非常尊敬的態度把道理說給他們聽。幾乎百分之百的事件我都能過關,他們都能接受。所以不要把他們當成弱智的人,而要把他們當成很聰明的人。」被譽為「新加坡規劃之父」的劉太格博士。 視覺中國 資料圖「全球搞規劃和城市發展條件最佳的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國」迄今為止,劉太格已給近40個中國城市規劃項目做過顧問,也發現了中國城市規劃設計中的諸多通病。很重要的一點是,新加坡和劉太格本人引以為豪的長期規劃在中國並不受歡迎。城鎮化勢不可擋。早在多年前,劉太格就提出中國政府應對大規模城鎮化制定長久的規劃。「假如說在今後的30年或者50年里,中國總人口的80%要到城市裡面去,那麼這些城市是不是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呢?一般在我中國工作的時候,總是建議他們做一個到2060年或者2070年的規劃方案,先預測未來的人口會增加到一個相當高的數字。」現實依然骨感。「現在是2015年末,你們國內很多方案是做到2020年。這是不可想像的,我在你們國內做的方案起碼是2050年,多數是在2070年。但如果你和他們說要做百年的,我看領導們也沒有興趣。」劉太格還提出,城市規劃的「基本功」比「性感」更重要。「現在中國規劃界我比較擔心的問題,就是很多新的、荒唐的道理,聽起來高度性感。因為性感,大家就想做。但這個道理到底正確不正確?多數人搞不清楚。等這項工作做完,20年之後發現不可行的時候已經浪費了很多錢、犧牲了很多人的生活質量。我今天和你們說的理論一點都不性感,所以他們不一定會接受我的理論。但這是良藥苦口。」他認為,中國是最具備條件採納新加坡城市規劃制度和模式的。「我經常和你們國內的領導說,今天全球搞規劃和城市發展條件最佳的當然是新加坡。其次是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歐洲。」為什麼呢?首先中國重視發展也重視規劃,在規劃方面投入了巨大資金,只是規劃做得不好。中新兩國的共同點在於,都可以比較強勢地實施土地規劃。「但區別是,新加坡是高度法制化的。還有一點和你們國內類同,我們的土地70%是國有的,這很關鍵。在日本就不可能,如果要建快速路、蓋公共住宅、建污水處理廠,每個項目可能要和業主談5年、10年,才能夠說服他們,甚至徵收土地都有問題。」基於兩國間的這些共同點,劉太格稱,第一中國要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第二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優勢,「你們就沒有借口說你們的城市不可能做好了。」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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