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平：為什麼必須選擇市場經濟

時間:2012年03月12日 09時33分   來源:和訊   作者:李義平字型大小：『 大字體 中字體 小字體 』  我要評論編者按：面對危機的時候,人們或多或少發生了對市場經濟的懷疑。2012年第3期《讀書》雜誌刊發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平文章稱，迄今為止的歷史證明市場經濟是人類富裕的康庄大道，我們應更深刻地理解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和諧相處。以下為全文。為什麼必須選擇市場經濟？——重讀斯密儘管市場經濟對人類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偉大的貢獻,但當面對危機的時候,人們卻或多或少發生了對市場經濟的懷疑。重讀斯密,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和諧相處。一、市場經濟是人類富裕和諧的康庄大道迄今為止的歷史證明市場經濟是人類富裕的康庄大道。斯密認為這是唯一的。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格互尼特曾在其《市場經濟讀本》中指出:「歷史的記錄其實就是對生存和饑荒的勢均力敵的較量的寫照,經濟增長時期只是幾次罕見的例外。英國商人的收入在一二一五至一九七八年的七個多世紀里其實並沒有重大差別。正如人類早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勉強度日一樣。兩百五十年前,我們的祖先也過著相同的生活。」那麼,是什麼改變了人類漫長的、不發展的經濟狀況呢？是市場經濟。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英國、德國、日本這些經濟發展較早的國家都是步入市場經濟較早的國家,一千七百年前漫長的歲月里,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的經濟基本上沒有發展,人均收入年增長率只有0.11%,六百三十年才增長一倍。後來,那些率先步入市場經濟的國家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從一八二O到一九九O一百七十一年間,人均收入增長英國翻了十番,德國翻了十五番,美國翻了十八番,日本翻了二十五番。更令人震撼的是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三次工業革命都先後發生在市場經濟國家,就連那些自然資源相當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發展也大相徑庭。例如,韓國和朝鮮,原西德和東德等,各種原因在於經濟體制的不同,有的是市場經濟體制有的不是。對市場經濟的魅力,馬克思、恩格斯也有著生動的描述。在《共產黨宣言》里他們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採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彷彿用法術從地下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力里呢？馬克思、恩格斯這裡所講的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世界經濟的發展源於市場經濟,當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更是源於市場經濟。中國的歷史是自然經濟的歷史,五千年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以及建立在自給自足基礎上的自我封閉使我們落後了。鄧小平曾尖銳地指出,中國什麼時候開放什麼時候進步,什麼時候封閉什麼時候落後。自給自足,沒有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交換的自然經濟是封閉的,封閉帶來了落後。我們經歷了計劃經濟,但最終由於計劃經濟的低效使中國經濟蹣跚前行以至到了崩潰的邊緣。並由此引發了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當代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在當代中國,凡是經濟發達的地區無一不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地區。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是經濟體制的不平衡,是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如果我們為自己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自豪,我們就應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自豪。二、為什麼必須選擇市場經濟斯密關於市場經濟是人類富裕的唯一的康庄大道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道德情操論》和《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中。(一)「利己心」——構建市場經濟的倫理學前提。人,或者說什麼樣的人,或者說人的本質與經濟體制存在著一一對應的關係。斯密的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倫理學前提的基礎之上的,此即「利己心」。熊彼特對此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正是通過斯密的著作,十八世紀關於人性的思想才傳到了經濟學家手裡。」在《道德情操論》里,斯密認為人類行為是自然地由六種動機推動的。自愛、同情、追求自由的慾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以物易物以及此易彼的傾向。他認為「自愛」及利己心是一種美德,並因此充分地調動人的激情和創造力。他注釋道,每個人生來和主要關心自己。斯密把倫理學中的「自愛」或「利己心」應用於經濟研究,合乎邏輯地選擇了市場經濟。在《國富論》里他進一步指出:「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利益。人們的這種行為,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引,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要達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這多少有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社會的意思,亦與馬克思私人勞動必須轉化為社會勞動、商品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就必須實現為社會所接受的驚險跳躍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斯密批評道,他從來沒有聽說過,那些假裝為公眾幸福而經營貿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他舉例說,你所以能吃到麵包,不是麵包師的大公無私,而是麵包師為了自己賺錢。推而廣之,法拉第、貝爾、福特、喬布斯等都是追求自我利益的,然而正是他們的這種追求,為人類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把斯密的「利己心」理解為自私自利、損人利己是一種誤讀。斯密的「利己心」是一種追求,是一種目標,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是在「紅綠燈」規則下,在法制的規範性下履行了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追求,是有利於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的追求。那種弄虛作假,坑蒙拐騙是違背市場經濟的基本商業倫理的。事實上,人類總是要尋找到符合人類本性的經濟體制,這樣的經濟體制才能激勵人的激情和創造性、運行成本最小,從而是最有效的經濟體制。(二)分工和專業化《國富論》的倫理學前提是「利己心」,討論的核心問題是分工和交易,分工就是專業化,分工和交易就是市場經濟。《國富論》的第一章是「論分工」。在這一章,斯密用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加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開始了他的全部經濟學分析。他認為分工,以及由分工而來的專業化可以提高效率,並且以造針為例證明了這一點。他指出,如果十多個工序由一個缺少專門訓練的工人承擔。可能一天連一枚針也造不下來,更不用說二十枚針了。但如果十個工序由專門工人分擔,這十個工人每天可以造出四點八萬枚針。分工在促進了效率的同時,也推動了社會的進步。社會的開化與不開化都在於分工。他說:「在未開化社會中,人擔任的工作,在進步社會中一般都成為幾個人分擔的工作。」自然經濟所以落後,就在於沒有分工,沒有專業化。工業社會之所以進步,則在於分工使然。他強調,分工的原則是比較優勢,這一原則後來被普遍化地應用於國際貿易,發揮了比較優勢的分工和交易對交易雙方都是有利的。(三) 經濟運行與信息的收集和處理經濟高效運行反映在經濟體制運行的成本。反映在它收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現代經濟學正是從這樣的角度推出市場經濟的。對此,斯密亦有深刻的論述,只不過沒有使用現代化經濟學的概念。斯密曾經指出:「關於可以把資本用在什麼種類的國內產業上面,其生產物能有最大價值這一問題,每一個人處在他當地的位置,顯然能判斷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運用它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地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僭取一種不能放心地委託給任何個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於任何委員會和參議員的權力。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大言不慚地、荒唐地自認為有資格的人,是再危險也沒有了。」斯密所說的「每個人處在他當地的位置」。既包括他當時掌握的知識和信息,也包括他的身份,他和資本的關係即企業的產權問題。多少年以後,同樣推崇市場經濟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哈耶克認為,專家和領導所掌握的知識和信息,並不等同於人們處理解決問題的全部知識和信息,每個人都掌握著與自己從事的職業相關的可以利用的信息,因而由這種信息決定的決策只能由個人做出,或者必須有它的積极參与才能做出相應的決策。另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西蒙也認為,由於人們,包括政府官員的理性有限,有效的經濟制度安排可以彌補理性有限。這樣的經濟制度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可以最大限度地調動和利用人們掌握的全部信息。計劃經濟的低效,就在於其要求計劃者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識,超過了計劃者的能力。(四)市場經濟與自然秩序美國學者羅傑-巴克豪斯在他的《現代經濟分析史》中指出,斯密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是廣泛的哲學體系的一部分……」斯密信奉自然秩序。這是那個時代時髦的哲學觀點。這種觀點認為,世界上存在著內在的自然秩序(不管這種秩序究竟是什麼),這種秩序要比人類人為地製造出來的秩序優越得多,自然規律優於人造規律。在斯密之前,重農學派(一個認為只有農業才能真正創造財富的學派)就堅持自然秩序的觀點。他們認為人類社會是自然規律所統治的,強調自然規律永遠不是統治者的獨斷法律所能改變的。他們具體闡述了自然秩序的內容,即享受財產所得的權利,從事勞動的權利,以及享有不妨礙他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自由。斯密與重農學派過從甚密,深受重農學派思想的影響。在《國富論》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觀點發揮到了極致,認為市場經濟最好地體現了自然秩序,體現了不管人們認識到還是沒有認識到,冥冥之中確實存在的經濟發展的內在結構和規律。市場經濟的基本構架是「看不見的手」調節經濟運行,政府只要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就可以了,這是一個已經接受了歷史考驗的邏輯體系。三、人們曾經對市場經濟的功能表示懷疑,但實踐再一次證明了市場經濟的魅力面對一九二九年開始的久久不去的危機,人們開始認為市場是有缺陷的,開始懷疑市場的自我恢復能力。從當時的美國總統胡佛開始,迫不及待地實施了政府干預。而所謂的羅斯福新政,則是在很多做法上如同胡佛一樣的繼往開來的政府干預。羅斯福就職以後,在處理危機的運用上,請求國會賦予他相當於發動一場戰爭的權力。羅斯福對經濟危機進行了積極全面的干預。羅斯福新政的內容很多,具體包括:(一)擯棄了傳統的財政平衡的做法,接受並實施財政赤字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觀點。擴大政府支出;(二)人為地擴大信貸,增加流通中的貨幣量,刺激私人投資;(三)向國外轉嫁經濟危機。包括宣布美元貶值,組織美元集團等。所有這一切的共同點就是政府推動和政府干預,對市場的懷疑導致了政府權力的擴大,危機提供了政府權力擴大的契機。一九三六年,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下簡稱《通論》)。《通論》認為危機的發生是因為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在於危機期間信心之崩潰,靠市場力量難以恢復,必須政府出手,通過擴大政府支出、舉債、多發貨幣等一系列的擴張性政策予以干預。凱恩斯為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支持。凱恩斯經濟政策主張一經出現,就受到了政府的普遍歡迎。並且因為該政策建議的實施,似乎促成了一個時期的經濟繁榮。以至於成為政府經濟學的核心瑰寶,因為政府潛意識裡有一種干預市場的慾望。危機給政府干預市場提供了機遇。凱恩斯經濟學給政府干預提供了理論支持。然而好景不長,實施政府干預的擴張性政策的結果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始料未及的現象——滯脹,即通貨膨脹上去了,經濟卻沒有實實在在的發展,經濟學不得不重新認識凱恩斯主義,重新反思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首先是貨幣主義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對凱恩斯主義的質疑。弗里德曼認為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會造成人們的不良預期。例如,如果政府擴大貨幣供應量,人們會預見到價格上漲,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會當即調整他們的食品價格和工資。假定政府年初宣布要提高貨幣供應量百分之五,那麼,名義總產值也將增加百分之五,人們將立刻修正他們對價格水平和通貨膨脹的預期。廠商認識到增加百分之五的名義總產值,將被成本增加百分之五所抵消。工人知道生活費用將增加百分之五,因而要求名義工資至少也要增加百分之五。這樣,價格普遍增加了,並最終形成了通貨膨脹,但卻沒有降低失業率,政府的干預就直接導致了滯脹。弗里德曼認為正確的做法是回到亞當?斯密的傳統,讓市場去解決問題。政府所要做的,僅僅是按照預期增加的GDP、提供一定的貨幣供應。奧地利學派更是全面反對政府干預。奧地利學派有兩個著名的代表人物,一個是哈耶克,一個是米塞斯。米塞斯認為,離開了市場價格,你將不知道資源的稀缺程度,不知道資源如何分配。隨行就市的市場價格反映著資源的稀缺程度,指引著資源分配的流向。哈耶克更是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那場大危機,是因為扭曲了資源配置的信號,使整個社會的投資過度擴張,投資了一些原本不該投資的項目,特別是一些重工業、房地產等資金密集型產業。哈耶克反對通過寬鬆的貨幣供給人為地製造繁榮,因為政府寬鬆的貨幣供給會導致相對價格的扭曲,即價格不能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的真實情況。在他看來,市場是會自動矯正的。面對蕭條,政府所採取的任何政策效果都不會好,刺激措施會適得其反。他甚至認為,如果不是一系列的政府刺激,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危機不會持續那麼長時間。奧地利學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熊彼特同樣反對政府干預,他深刻地指出,對於危機只有讓它自己治癒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為地恢復都會令那些在蕭條中未能調整的剩餘問題更加嚴重,從而又會產生新的問題,再造成另一次更嚴重的商業威脅。實際上凱恩斯主義的根本問題在於本來發生危機就是因為過剩,刺激政策雖然可以增加當期的需求,但卻造成了進一步的產能過剩,從而會產生更複雜的問題。除了理論上的反思,在實踐上則是里根、撒切爾夫人更推崇市場經濟,更相信市場的調節功能,並因此使其經濟走出了滯脹,使當時的美國和英國進入一個相對良好的發展時期。人們所謂的市場「缺陷」實際上是市場機制在發揮作用,去掉這樣的「缺陷」也就沒有市場機制了。擴大政府作用的更為典型的案例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最初思想似乎來自馬克思。馬克思看到了最初的資本主義即市場經濟所發生的危機,看到了發展初期的剝削及兩極分化,馬克思試圖通過在整個社會範圍內重演魯賓遜的一切,通過「社會將有計劃的分配社會勞動予各個部門」實現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馬克思描繪的藍圖在最初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了指令性的計劃經濟。人們對計劃經濟滿懷期望,然而經濟卻由於自身的組織成本太大而低效。人們試圖通過遵循價值規律,努力提升計劃經濟的效率,但因為價值規律能否發揮作用說到底是一個經濟體制問題,計劃經濟則缺少這樣的體制基礎,以至於自覺利用價值規律的結果恰恰是以違背價值規律而告終。在經濟規律的驅使下,我們最終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更多地依賴市場而不是更多地依賴政府的體制。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實踐和經濟理論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幾乎又回到了斯密的傳統;更多的市場調節,更少的政府干預,原計劃經濟國家也最終幾乎都選擇了市場經濟,這就是經濟規律的力量。歷史無可辯駁地證明,人類迄今還沒有找到比市場經濟更為優越的體制。四、市場經濟體制的安排與市場經濟的功能嚴復曾經指出,牛體不能馬用,馬體不能牛用。據此,沒有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功能的。現實經濟中的種種不如意,很大程度上不是市場經濟的問題,而是不像市場經濟的問題。例如:(一)像有的人的「體質」容易感冒發燒、容易過敏一樣,我們的「體質」容易追求速度。這其中的原因除了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需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外,還有我們特有的有著時間要求的「獻禮」。任期內的「政績」工程等。這就很難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是不存在這種情況的。(二)政府手裡掌握著大量的貨源。一些部門熱衷於審批,用審批的方式分配資源,熱衷於計劃經濟的思維方式和手段,這樣做則會影響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不僅會降低資源配置的效率,而且極易尋租,產生腐敗,儘管國務院三令五申要減少審批,然而當審批成為一種權力,一種利益時誰都不想放棄。(三)各種所有制經濟不能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特別是一些國有企業的壟斷,遏制了平等競爭,而公平競爭恰恰是市場經濟的效率之源。由於不能平等地進入還產生了大量的民間「遊資」,對健康的經濟秩序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脅。(四)經濟發展方式遲遲難以轉換,很大程度上在於現行的資源環境的價格沒有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作為企業,什麼便宜就使用什麼,資源環境便宜就浪費資源和環境,熱衷於低層次的拼資源、拼消耗,以致創新能力不足。(五)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不能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然而好多地方政府都直接扮演了市場主體的角色,直接上項目,拼經濟,欠下了大量的「地方債」,這就顛覆了市場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常識。(六)不是依靠體制的力量,而是人為的過度宏觀干預,過度宏觀干預會給人以短期的信號和短期的行為,使得經濟大起大落,本來經濟發展目前過程中的周期性,特別是其危機階段,有強制性擠出經濟快速發展時期的泡沫,強制性創新,強制性兼并重組的作用,人為的壓抑這樣的作用,反而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二OO八年美國次貸危機以來,美國政要紛紛忙著救市,然而至今都沒有達到理想的結果,相反使問題更複雜了。記得薩繆爾森曾經意味深長地指出:「只有在事後很長時間之後,歷史才會告訴我們——甚至在那時也不會——某一次擴大政府的權力是好的,還是壞的行動。在政治上同在其他領域一樣,千真萬確的事實是:通向地獄的通路是用良好的動機鋪成的。」回顧歷史,重讀斯密,我們應當相信體制的力量,堅定不移地推進旨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關鍵詞：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列印】【糾錯】【求是論壇】【網站聲明】網站編輯：李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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