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第一人
我把新中國分為四個時代：梁啟超時代、蔣介石時代、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毛、鄧時代只針對中國大陸而言），每個時代大致上都是30年。後三個時代的命名，可能爭議不大；而將新中國第一個時代命名為梁啟超時代，或許會有不同意見。有資格與梁啟超類比的人，還有康有為、袁世凱、孫中山。本節只對梁啟超和康有為做一個比較，為什麼不以袁、孫來命名時代，將在後兩節說明理由。
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寫道：「第一上世史，自黃帝以迄秦之統一，是為中國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之時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統一後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為亞洲之中國，即中國民族與亞洲各民族交涉繁頻競爭最烈之時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於今日，是為世界之中國，即中國民族合同全亞洲之民族，與西人交涉競爭之時代也。」按照梁啟超的三段論，秦皇漢武以前的中國，是「舊舊中國」—「中國之中國」；乾隆嘉慶以前的中國，是「舊中國」—「亞洲之中國」；建設新中國，就是要建設「世界之中國」，用梁啟超在其他地方的話來說，就是要建設「世界的國家」「世界主義的國家」。
從舊中國到新中國，有一個令人心焦的過渡期，日本正是利用這個空檔，一舉超越了中國。到了維新運動，才是自覺建設新中國的開端。為了下面論述的方便，不妨把1888年定為建設新中國的元年。在這一年，劉銘傳啟用台灣巡撫關防，台灣省正式成立；中國第一條運營鐵路唐山胥各庄鐵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為水師提督，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康有為第一次上書光緒皇帝，請求變法。邊海疆建省、鐵路、海軍，都是現代化的重要標誌，但最關鍵的因素，還是明確地提出了變法維新。
梁啟超雖然是康有為的徒弟，但是他的名氣，很快就超越了師傅。比他年長的黃遵憲在1902年說：「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與他年齡相仿的孫寶瑄在同一年也說，梁啟超「於我國文字之中，辟無窮新世界」；「凡居亞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啟超」。比他小一輩的梁漱溟說：「當梁任公全盛時代，廣大社會俱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其勢力之普遍，為其前後同時任何人物—如康有為、嚴幾道、章太炎、章行嚴、陳獨秀、胡適之等等—所趕不及。我們簡直沒有看見過任何一個人可以發生像他那樣廣泛而有力的影響。康氏原為任公之師，任公原感受他的啟發，接受他的領導。但是不數年間，任公的聲光遠出康氏之上，而掩蓋了他。」
羅志田說，在上一個世紀之交，中國思想界和整個社會逐漸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稱作「新的崇拜」。「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譯作『現代主義(或近代主義)』的，在那時卻譯為『從新主義』，極具象徵意義。對『新』的歌頌在『筆鋒常帶感情』的梁啟超之《新民說》和《少年中國說》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但更為簡單明了的，則是《杭州白話報》1902年6月的一段話：『因為是舊學問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學問；因為是舊知識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知識。千句話並一句話，因為是舊中國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種新中國。』」從維新運動到五四運動，梁啟超一直是「從新主義」的鼓吹者和急先鋒，而康有為在進入20世紀之後，就成了保守主義的代言人。康支持清廷復辟，梁則「再造共和」「三造共和」；康發起孔教會，梁則支持新文化運動。師徒二人分道揚鑣後，顯然，是徒弟更能代表新中國的精神。
思想準繩：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
本來，袁世凱作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為以逼宮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後推手，作為民國的首任正式大總統，是有資格成為新中國第一人的。如果袁世凱甘於做一個華盛頓式的大總統，放手讓梁啟超、宋教仁等人去推行政黨政治，他是很有機會成為「中國華盛頓」的。梁啟超在袁死後嘆道：「以他從前的地位，清末的地位，假使稍知世界大勢，國民真意，要建設強固國家，並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在任臨時大總統時已經在做當洪憲皇帝的夢，著著預備，都不外想滿足他個人的野心，我們覺得這個人可惜，又覺得這個人可恨。」
梁啟超在評論李鴻章時說：「西哲有恆言曰：時勢造英雄，英雄亦造時勢。若李鴻章者，吾不能謂其非英雄也。雖然，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時勢所造之英雄，尋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無時勢？故讀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鴻章其人之英雄者，車載斗量焉。若夫造時勢之英雄，則閱千載而未一遇也。」「吾以為李鴻章所以不能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鴻章晚年之著著失敗，皆由於是。」這些話也完全可以用來評價袁世凱。
胡適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張『維新』的人，即是當日主張現代化的人。當日雖然也有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的爭論，但在他們的想像中的西洋文明，卻沒有多大的疑義。試讀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說》，他那樣熱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獨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險、進步、尚武、愛國、權利思想，……所謂維多利亞時代的西歐文明；精神是愛自由的個人主義，生產方法是私人資本主義，政治組織是英國遺風的代議政治。當時的知識領袖對於西洋文明的認識本來還沒有多大異議，所以當時能有梁先生那樣熱烈的、專一的信仰崇拜。」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寫道：「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幾乎息矣。……故夫中國群治不進，由人民不顧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顧公益，由自居於奴隸盜賊使然也；其自居於奴隸盜賊，由霸者私天下為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使然也。」由此，開人權說和自由、自治在中國之先河。
胡適在上述引文的後面寫道：「梁啟超先生還不曾受到此種反個人主義的熏染，另一位中國領袖孫中山先生卻已從亨利·喬治的著作里得著此種社會化的理論了。……個人主義的光芒遠不如社會主義的光耀動人了，個人財產神聖的理論遠不如共產及計劃經濟的時髦了」。
雖然梁啟超比孫中山更早就向國人介紹了社會主義，但他終其一生，不認為社會主義適用於當下中國。1906年，他在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辯論時說：「私有制度雖謂為現社會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我中國今日欲解決此至危極險之問題，惟有獎勵資本家，使舉其所貯蓄者，結合焉，而采百餘年來西人所發明之新生產方法以從事於生產；國家則珍惜愛護之，使其事業可以發達以與外抗」。他批評「以排斥資本家為務」的社會革命論，是「與國家全體利害相反的」，是「不適於國家生存」的。1920年，他寫了《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長文，支持張東蓀與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馬克思主義者論戰。在蘇聯計劃經濟成形之前很久，梁啟超就預言：「即行社會革命，建設社會的國家，則必以國家為一公司，且為獨一無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質，則取全國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執職業，一切干涉之而負其責任。」從新世紀回眸，在20世紀中國思想家和政治家中，最堅持私人資本主義而反對國家統制經濟的，惟有梁啟超一人，連胡適在這個問題上也曾一度動搖。
梁啟超「興學會，開議院」的嘗試始於維新時期的湖南。戊戌政變後，梁啟超逃亡日本。1899年4月，他寫出《各國憲法異同論》，對憲政進行了系統的論述：何為君主立憲政體？何為共和政體？何為三權分立？為什麼要分立？國會有什麼權利？君主或總統有何權力以及怎麼制約？公民有什麼權利與義務？通過這些思想與理論的介紹，奠定了梁啟超作為中國第一個憲政學家的地位。
在清季新政期間，梁啟超一手為出國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報告，提出「一、兩院制，二、司法權獨立，三、責任內閣，四、地方自治，五、再頒憲法及確定修改憲法之原則」的憲政實施方案；一手策劃成立政聞社、國會期成會等政治組織，從民間推動憲政運動。梁啟超在《政聞社宣言書》中說：「立憲政治非他，即國民政治之謂也……故遍翻各國歷史，未聞無國民的運動，而國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不聞有國民的運動，而國民的政府終不能成立者；斯其樞機全不在君主而在國民。」由此可見，梁啟超是中國憲政民主運動的元勛。
胡適在留學日記中評論道：「梁任公為吾國革命之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時』，此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梁啟超作為「新的崇拜」的開山祖師，這是胡適、陳獨秀等人一致承認的。也正是由於他的鼓吹過於成功，導致他自己在「五四」運動後成為這種崇拜的最新犧牲品。梁啟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作為民間外交代表到巴黎和會上去遊說，感受到了歐陸思想界的新動向。1920年9月，他在《改造》發刊詞中宣稱，「同人確信舊式的代議政治，不宜於中國」。這可以說是梁啟超時代的謝幕詞。梁啟超本人，憑藉他在思想界的權威地位，成為梁啟超時代的掘墓人之一。我們所說的梁啟超時代，起始於維新變法時期，終結於「五四」時期。梁啟超還活著的時候，他的時代就已經結束了。儘管在新的時代中，他仍然在政界、思想界、學界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他已經不是主角和明星。
建國方略：「世界的國家」和「強有力之政府」
梁啟超是把nationalism引入中文的第一人，他有時譯為民族主義，有時譯為國家主義。鑒於nation具有「民族—國家」的雙重含義，當初如果把nationalism譯為「國族主義」就更好了。上述各詞均轉譯自日文，日本大體上說是單一民族國家，所以不會引起歧義，而在多族群的中國就不同了。梁啟超很快就覺察到這個問題的複雜性，他說：「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1901年，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1905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重點分析了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並斷然下結論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1907年，楊度在梁啟超首倡「中國民族」「中華民族」的基礎之上，進而提出「漢滿蒙回藏五族皆是中國之國民」。他在《金鐵主義說》一文中寫道：「中國自古有一文化較高、人數較多之民族在其國中，自命其國曰中國，自命其民族曰中華。……中華之名詞，不僅非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專以禮教為標準，而無親疏之別。其後經數千年混雜數千百人種，而稱中華如故。」
這是對孫中山、章太炎等人排滿革命論的回應。
當時，孫中山、章太炎等人是以排滿革命論來批判和反對梁啟超、楊度等立憲派的。孫中山解釋同盟會綱領中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時說：「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他所謂中國人是不包括滿人的。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從種性發出來的」，說「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
據日本學者村田雄二郎研究，「在南北和議上北方代表們提出的五族共和之方針，是以代表清朝政府立場的楊度的想法為根據的」，而「與楊度結成國事共濟會並效力於南北妥協的汪精衛的存在……可能要比楊度作用還重要」。這樣，才有了《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所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9世紀末，全球共有五個多族群、多宗教混合的軍事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英國人統治下的）印度帝國和大清帝國。到20世紀末，只剩下大清帝國的繼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這個底子是在梁啟超時代奠定的。梁啟超是建設中華國家和中華民族（或統稱中華國族）的第一功臣。
中華民國建立後，梁啟超撰寫了《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開出了「世界的國家」、「保育政策」、「強有力之政府」、「政黨內閣」四個條目，指出：「以上所論，以使中國進為世界的國家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則期成世界的國家之一手段也；強有力之政府，則實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黨內閣，則求得強有力之政府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種種之手段，以貫徹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純系之於國民。」
1913年9月，梁啟超在為熊希齡「第一流人才內閣」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中說：民國「破壞之時告終，建設之時方始」；並本此精神對外交內政做出了全盤的規劃。梁啟超指出：欲確保中國在世界之地位，其樞機首在外交。自前清之季，往往用小智小術以對外；今政府務反其道，維持國際上之正義。一曰開誠布公以敦睦誼，二曰審勢相機以結懸案。求外交上不復有重大問題發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頓內政。
「內政之根本，厥惟財政。」「為今之計，惟有治標治本兩策。」梁啟超提出了治本之策三條：「一曰改正稅制，二曰整頓金融，三曰改良國庫。」「實業交通二政，為富國之本。我國產業幼稚，故宜采保護主義。我國資本缺乏，故又宜采開放主義。」他主張政府「不壟斷」，不與民「爭利」，開放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政府「但盡其指導獎勵之責而已」。「外商投資於我境內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衡得其六七，故政府願與國民共歡迎之。」隨著工商之勃興，則回饋於農業，「一面設法普及農業銀行，一面以國力興修水利」。
宣言書指出：「今之稍知治體者，咸以養成法治國家為要圖」。為達此目的，梁啟超提出下列辦法：一是實行軍政民政分治；二是廢省，仿漢宋之制，改定地方行政，以道為第一級，以縣為第二級；三是行文官考試之制，官以資升，職緣能授；四是定地方自治團體為兩級，縣為上級，城鎮鄉為下級，治安警察與團練保甲相輔；五是司法獨立，嚴定法官考試甄別懲戒諸法；六是發展一般國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一面嚴行監理諸（法政）私立大學，一面獎勵工商諸學，實當務之急也」。
由於政府實權掌握在袁世凱、段祺瑞等軍閥手中，梁啟超兩次入閣都未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他還是做成了一件有功於國家的大事。梁啟超在一戰結束後說：「去年吾儕力排眾議，主張對德宣戰，固逆料歐戰之結果必有今日，以此為增進我國際地位之極好時機……吾在閣數月中，無日不提此議，謂無論如何必須趕今年春間決戰以前，有數萬人到西戰場，則將來和平會議之發言權，我國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閣幾為此一事而已。」正是由於中國參戰，才有資格在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才能在兩年後的華盛頓會議上收回日本從德國手中搶去的山東權益。
梁啟超頂住方方面面的壓力，一手促成了中國加入協約國方面參戰，從而使中國躋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這是在他的精彩人生中，對於國家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王思睿為政治思想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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