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深＋：奇蹟之城的下一個20年

05-30

第一財經 2017-06-30

文/第一財經秦新安

這幾天，一個不大不小的新聞成了話題熱點——

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以香港方面的婚姻登記計算，跨境婚姻（主要是香港人與內地人聯姻）占所有香港人結婚的比例，由1997年的7%，升至2015年的34.2%，增加近4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個數據：1986年有1.58萬名香港男性與內地女性登記結婚，僅有675名港女「下嫁」內地男；到2013年，娶內地女的港男微增至1.9萬人，而港女北嫁則達7444人，27年間增長了10倍。

很顯然，兩地交流機會的增多和經濟、生活水平的拉近，帶來了這一自然而然的變化。在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到來之際傳出此新聞，透露出兩地民眾對彼此關係、未來相處方式的共同關心，也引發了諸多議論、思考。

這種議論與思考尤其在香港的鄰居深圳表現熱烈。由官方或民間機構舉辦的「深港合作」主題論壇接連不斷，傳媒上各類觀點、各種「互利雙贏」的故事，幾乎主導了這個城市整個6月的公共議程。很難見到，一個城市，會自發地對另一個城市的「生慶」如此熱心。

而在深圳河的另一邊，700餘萬香港人更是不可迴避地也在關注同樣的話題：怎麼看待今天的香港？怎麼預期它20年後的樣子？對於在回眸和展望中都無法繞過的鄰居深圳，該怎麼和它相處共存？

鑒於香港之於中國的意義、世界的地位，這其實不僅是香港人該思考的問題，甚至不僅是深圳人、廣東人該思考的問題。作為長期關注香港和整個中國命運的財經媒體，第一財經也加入了這場觀察和思考。通過深入研究、廣泛採訪，一個結論逐漸在我們的腦海里清晰——香港的未來發展離不開深圳，深圳的繼續崛起也離不開香港，兩地攜手合作，幾乎是唯一的選擇，而這種合作，必將締造一個世界級的未來都會，續寫兩個城市的發展傳奇。我們認為，更緊密、深入地合作，應該成為兩個城市堅定不移的共同策略，我們為這一策略取了一個名字，叫「港深+」。

香港挑戰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幾經蛻變，已由昔日小市鎮，變身今日大都會。香港賴以成功的因素很多，也許還包括一點運氣。因為位處東亞/東南亞戰略性中心位置，香港擔當著區域運輸樞紐及中國南大門的角色。香港擁有世界級的運輸及電訊基礎，包括全球最繁忙和高效的深水港口之一。此外，香港還有開放的經濟體系、穩定的貨幣制度、簡單的低稅制、完善的法律及會計服務，效率卓越的公務員隊伍及崇尚務實、誠信、高效、打拚的市民精神。上述種種，使得香港逐漸成長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主要貿易中心及亞洲運輸樞紐。

自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每隔約10年便對其發展策略進行一次檢討。香港規劃署於2007年頒布了《香港2030：規劃遠景與策略》，以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地位為長遠願景。2015年，香港提前啟動了《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課題，因為規劃署發覺「香港和世界其他地方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誠如其言。一個最直觀的例證是經濟總量的比較。拿港、深兩地來說，2001年，深圳GDP尚不及香港的18%，到2010年拉近至相當於62%，2015年已相當於92%。要不是匯率的原因，去年就已實現反超。今年如果不出意外，反超將是大概率事件。從人均GDP來看，差距也大大縮小。

近20年來，香港在多個經濟競爭力排行榜上表現不俗。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近日發布《2017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連續第二年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到2017年，香港已連續23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此外，在國際金融中心排名上，香港一直穩居前列。

香港的總體競爭力依然強勁，但各種挑戰與問題也日益顯現，獅子山上的獅子，已經無法繼續氣定神閑。

無可否認，近年來，香港社會開始滋生一種夾雜著失望、焦慮和防備的複雜情緒，這種情緒雖然並不佔主流，但與過去人們感覺的香港人自信、開放、包容、積極的形象格格不入。

在北京出生長大的香港大學教授王緝憲是「香港2030+」的諮詢專家，他在去年出版的《香港怎麼了》一書中提到一個小故事：多年前的某天，他和妻子經羅湖口岸到深圳後，在排隊等計程車時，遇上前面一個正要上車的香港年輕人與司機吵起來，用廣東話批評司機不該挑客拒載。王太太在旁邊好心用粵語跟這位港青說，可以打個電話投訴，跟司機吵下去是沒有結果的。可這位港青突然把怒火轉向王太太：「你港府話都說不標準，就想和他一起欺負我！」王緝憲感嘆：這種「發爛渣」的情況，就是內地朋友常常提到的某些香港人在內地往往自以為是人上人、實際上已經變成「港燦」的故事吧？

「港燦」的出現，發人深省。倫敦政治經濟學院2011年發布的都會福祉指數顯示，香港高居健康指數榜首。但報告同時指出，雖然香港在健康方面表現良好，但污染、空間窘迫、房地產價格高企等，都對城市生活及市民整體福祉帶來影響。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方略網路2016世界快樂報告顯示，香港人的快樂程度在157個經濟體中排第75名，與其經濟競爭力水平大異其趣。嶺南大學的一項香港人快樂指數調查指出，香港人不快樂主要由於工作壓力、長工時及財政負擔。

香港人的不快樂，與香港整個城市的處境是分不開的。香港規劃署在「香港2030+」專題報告中，分析了香港目前的弱點：可發展土地有限，並且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房屋問題已成為香港極受關注的問題；作為一個細小而開放的經濟體，香港易受區域及環球經濟衝擊的影響，包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全球金融海嘯及2011年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都令香港心有餘悸；在創新科技成為經濟發展重要動力的趨勢下，香港的科創表現不佳，科研經費支出佔GDP比重僅為0.74%（2014年），約為以色列、韓國的1/6；文化特色相對薄弱，既是國際都會，也仍是一個「中國人社會」；面臨多種環境問題。

帶著這些弱點，香港還面臨諸多嚴峻挑戰：作為外向型經濟體，面對來自亞洲及內地城市日益激烈的競爭，預期在世界競爭力平台的表現將下滑；人口老齡化加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佔比，預期將由2014年的15%升至2044年的33%、2064年的36%；建築物老化，房屋重建及新建需求巨大；氣候變化，熱島效應、極端天氣及海平面上升危機；能源和水資源短缺。

城市的這些普遍性弱點與危機，作用於具體的個人，難免造成工作機會、生存境遇、身心健康的壓力，出現「港燦」也就不難理解。

香港貿發局主席羅康瑞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說，「過去十多年，我們的產業結構基本上沒有較大調整，一個靠金融，一個靠房地產，這樣是不健康的。」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也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感言：「我是內地人也是香港人，我覺得生活在這多年，的確感覺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經常處於一種矛盾之中，一方面對香港的發展速度和前景充滿了信心和喜悅，另一方面也對發展的未來方向充滿焦慮。」

李小加以自己熟悉的資本市場為例說，目前香港（資本）市場從絕對量和增長速度上是能讓人自豪的，但相對內地的規模和重要性，30年前和今天不一樣，差距在縮小，甚至很多地方內地已經開始超越香港。「畢竟以前優越慣了，今後怎麼辦，怎麼能夠長期守住自己的定位，守住自己的核心價值，同時又對自己的核心價值充滿信心，這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李小加說。

香港的未來發展離不開深圳，深圳的繼續崛起也離不開香港

深圳崛起

如果刻意對比香港和內地過去一二十年的發展，深圳是個天然的對象。事實上，對於自古以來就血脈相連，改革開放後跨過羅湖橋喝茶捏腳經商辦廠甚至購房住家的香港人而言，他們曾經的光榮與夢想主要產生於深圳，而今，如果說內心深處略添了一份危機感、焦慮和失落，可能也很大程度上拜深圳所賜。

港深兩地人當面是忌於進行這種比較的，官方更是心照不宣地保持某種低調的相互欣賞。但他們會暗地裡相互打量。比如在香港人眼裡，深圳除了喝茶捏腳便宜、行人車輛不那麼守規矩、住房面積大這些特點，一定還少不了這些巨變式的成就——

首先是龐大的經濟總量。短短30多年，深圳就從一個貧窮的漁村，發展成了2016年GDP超過1.93萬億元、公共財政總收入7900億元（其中中央級財政4765億元，地方財政3136億元）的超級城市。

巨大經濟總量可不是多年前以低端製造業為主的產業堆積起來的，而是呈現富於競爭力的產業結構。深圳的第三產業GDP佔比達60%，金融、物流業發達，誕生了中國平安、招商銀行、順豐速運等世界級企業；第二產業以高新技術為主，過去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7.4%，2016年新興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53%左右。

目前，在4G技術、超材料、基因測序、3D顯示、新能源汽車等新興產業，深圳的創新能力已處於世界前沿：華為、中興在第四代移動通信TD—LTE技術領域的基本專利佔全球1/5；華大基因的基因測序產出能力佔全球50%以上；超多維憑藉其在裸眼3D領域的創新，2015年僅專利授權收入就達3000萬美元；柔宇科技創始人劉自鴻告訴第一財經，作為柔性顯示領域的領軍企業，公司創立5年估值已突破30億美元，成為世界知名的「獨角獸」。

發達的高新技術產業得益於這個城市的創新意識、包容文化與企業家精神。作為改革開放中誕生成長的經濟特區，深圳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城市人口的90%以上是外來人口，「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口號不折不扣。一批批的移民，帶著質樸的致富夢想，帶著「殺出一條血路來」、「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鬥志，掀起了生生不息的創業潮。

如今，深圳擁有逾350家境內外上市公司，並且主要是民營企業，世界罕見；衡量城市創新能力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連續13年穩居全國第一，佔全國總量的一半左右，超過了以國家為單位的法國和英國；2016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達4.1%，直逼研發強國以色列、韓國。2015年，《福布斯》雜誌發布第六個中國大陸創新城市排行榜，深圳第四次登頂。

今年4月初出版的英國《經濟學家》（Economist）雜誌，以萬言長文關注深圳的創新發展，並給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創新帶取名「硅洲」（Silicon Delta）。文章寫道：深圳正在改寫一條世界規則，即如何擁抱「開放性創新」。深圳早就不是人們傳統印象中的「山寨之都」，而是演變成了一個由協同、快速學習供應和工廠組成的強大的生態系統。也正是因為這一生態系統，使得深圳成為了「創客之都」，世界各地的創客趨之若鶩，短短几百米的華強北街道，就能給他們幾乎任何需要的基礎硬體，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處。

當然，深圳的城市發展還存在一些顯而易見的短板。比如，教育尤其是高校資源不足，醫療資源缺乏，國際交互程度不高，土地資源緊缺等等。深圳官方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並且正在大力補強。像高等教育，深圳通過積極引進國內外名校合作辦學，已從最早只有1所大學，發展到擁有10所全日制大學和10個特色學院。這些大學不是有名無實的所謂「分校」，而是實實在在的「校區」。醫療方面，也以引進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等方式，增設了多所三甲醫院，其中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探索尤為外界和市民認可。

以上優點，加上簇新的城市面貌和良好的空氣質量、還算便捷的交通，使得深圳成了年輕人嚮往的城市。官方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深圳常住人口增加53萬人，增幅居全國首位，增長量僅次於人口基數大得多的廣州。深圳灣創業廣場總監鄒小璐告訴第一財經——2016年，李克強總理曾在那裡出席第二屆全國「雙創周」活動——作為為創業者和創投企業服務的機構，他們每天都舉辦大大小小的專場交流活動，幾乎每個場地都座無虛席，甚至走廊里都擠滿了人。

「春天的故事」相信對每個中國人來說都耳熟能詳，「深圳奇蹟」從一開始就與香港息息相關，甚至可以說完全因香港而發生。深圳政府從建市伊始就確立了「服務香港，學習香港」的思路，這一思路到今天都沒有動搖。嘉里建設主席黃小抗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回憶，當年他在袁庚領導下創辦新中國第一家股份制公司——中國南山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拉了包括香港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入股。深圳市從蛇口的「三來一補」加工廠起步，逐步走向今天的科技、金融立城，實現創新發展，堪稱每一步都因香港而興，因香港而變。

這一點，在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的建設上體現得尤其明顯。前海合作區是2010年成立的，作為「特區中的特區」，從它的名字也能看出，其身負促進深港合作的使命。2016年，前海合作區整體納入了廣東自貿區前海蛇口片區。前海蛇口自貿區管委會副主任、前海合作區管理局副局長王錦俠告訴第一財經，7年來，前海牢牢抓住「深港合作」這副牌，取得了長足發展。截至今年5月，在前海蛇口自貿區註冊的港資企業達4564家，註冊資本達3898.82億元。2016年，註冊港資企業實現增加值392.61億元，占前海蛇口自貿區的27.7%；納稅85.35億元，佔31.7%；實際利用港資36.07億美元，占實際利用外資的94.8%。此外，前海跨境金融合作高速發展，尤其是跨境人民幣貸款保持快速增長，2016年底備案金額超過1100億元，累計提款364.57億元，業務規模領先全國。

「傍著大款好賺錢」，主要靠填海而來的區區15平方公里的前海，為深圳創造了一個繼續依託香港、聯結香港的新平台，也帶來了一個超級聚寶盆。「精明」的深圳人從深港合作、從前海建設中嘗到了甜頭，自2012年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後離京視察的第一站選擇前海後，深圳連續兩任市委書記馬興瑞、王偉中，都將前海作為自己履新深圳後赴基層調研的第一站。

灣區核心or 「超級新加坡」

深圳因香港而生、而興，很長一段時間裡卻並未引起香港的注意。也難怪，香港的經濟是面向世界的，雖然包括深圳在內的珠三角地區，曾是它這個「前店」的「後廠」，但只要生產正常，貨源穩定，香港並不需要過多關注廠長和招商官員們的想法，它只要服務好自己的客戶就好了。廠長和當地政府、工人賺得再多，也不會有它這個下訂單的「老闆」多。

這種情況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發生了改變。在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許多內地學者專家開始熱議「深港同城」、「深港一體化」，但那時可謂剃頭挑子一頭熱，香港各界並無多少回應。中國「入世」後，香港的貿易和資金中介角色很快受到了挑戰，它對中國內地的意義，看起來下降了。這時候，香港人開始初步產生了加強與深圳合作的想法，於是有了之後2003年皇崗口岸的24小時通關。隨著兩地民間交往和經濟融合的進一步加深，到了2007年，兩地對合作發展形成了進一步共識，一個重要標誌是，「深港大都會」概念，繼深圳方面最先提出後，首次進入了香港特首的施政報告。

饒是如此，香港人對與身邊這個「窮親戚」走動，依然遠不如「窮親戚」那麼有興趣，有時甚至流露出些許厭怠。拿前海建設來說，一些來自政府和企業界的人士曾不約而同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香港方面對前海並不感冒，有些人擔心，前海起來了，會不會搶了香港的蛋糕。也正是有此背景，才有了深圳政府官員一撥又一撥前往香港進行解釋溝通，表達「服務香港」而不是「分羹搶食」的善意。

是香港不需要深圳嗎？這顯然是個偽命題。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對於外向型經濟體香港來說，深圳的重要性，相比世界其他地方來說，有多大？選擇跟深圳「抱團」，與跟其他地方比如上海、廣州或新加坡、倫敦「抱團」，哪個的價值更大，邊際效益更好？2001年之後的香港政府與民間，不可能不思考這些問題，之所以未有行動層面的較積極反應，其實是因為缺乏一個較為激烈的內外環境變化契機，比如發展道路上遇到足以決定前途命運的「危」或「機」。

從「危」的角度來說，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和2011年歐洲債務危機，都未能對香港產生致命威脅，真正讓香港各界「動心」的，反而是一個重大機遇的出現。這個機遇就是由內地提出的「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尤其是後者。

回歸以來，在經濟和社會信心於2007年左右到達階段性高點後，香港在過去的10年略顯平淡是不爭的事實，這種平淡，在鄰居深圳高歌猛進的映照下尤其醒目。香港各界都在思考、尋路，粵港澳灣區戰略的猛然出現，立刻讓所有人眼前一亮。當這一概念經由總理之口於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鄭重提出後，很快成為了香港、澳門和廣東官商學界的話題焦點。幾乎沒有經過什麼曲折，很快達成了高度共識。在粵港澳合作這一框架下，粵港尤其是深港合作，迅速上升為相關各方的共同戰略選擇。接受第一財經採訪的多位香港和內地人士，無一例外地贊成這一戰略，他們同時普遍認為，深港合作將成為大灣區建設的抓手，「深圳+香港」的組合，是大灣區核心與龍頭的不二之選。

受深圳市發改委之託，深圳市前副市長、現哈工大（深圳）教授唐傑領導的一個團隊，正在開展一項關於世界都市群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粵港澳灣區城市群。唐傑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根據他們的研究，粵港澳灣區城市群在結構上形成了以港深為核心、東西橫向的沿海城市帶和南北縱向的沿珠江城市帶。灣區建設應以港深為核心、珠江為軸線、沿海為灣區城市帶，西部沿海城市圈、東部沿海城市圈、港深莞惠都市圈，珠（海）中（山）江（門）、廣（州）佛（山）肇（慶）都市圈為五圈的「一核一軸一帶五圈」灣區城市群，推動形成網格化空間格局。

深圳市前副市長、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理事長張思平也對第一財經表示，深港之間無論從地理位置、產業結構還是多年合作的經驗共識上，都決定了雙方合作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建議，深港要在粵港澳合作中履行先行先試的職責，探索將香港自由經濟和法治社會的制度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共同建設國內和國際最大、最好的金融服務中心、航運和物流中心及高科技產業中心，努力形成『深港經濟共同體』，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引擎。」

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等香港特區政府官員，亦多次公開表示，香港可以當粵港澳大灣區龍頭。羅康瑞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港深兩地可以在四個方面展開合作，以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核心區域：結合深圳的科技創新和香港的金融優勢；聯手發揮專業服務功能，貫通內地和國際的專業標準；發揮各方優勢，抓緊「一帶一路」基建商機；打造全球領先的物流中心。

王緝憲認為，雖然從政治上和體制上談論港深「同城化」和「一體化」並不合適，但這不應該成為香港把自己擋在合作大門之外的理由。他說，有一種觀點認為，深圳的製造業佔到40%是「健康」的產業結構，香港的只有1.4%是「空洞化」。如果把均衡視為「健康」的話，也許新加坡是最健康的，因為它作為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製造業仍保持了18%左右的佔比。然後他發現，如果把港深兩地看作一個都市圈，鑒於兩地在GDP總量上相當接近，將兩地的產業數據按照GDP比重加權後做一個疊加，得到的是一個與新加坡十分相似的經濟結構。「這說明，如果港深兩地合作發展，可以形成一個『超級新加坡』。」王緝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三大抓手：產業、交通、人才

港深合作的共識要從理念變為現實，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綜觀多方觀點，產業、交通等基礎設施與人才，是合作能否成功的三大關鍵點。

產業層面合作，理當是港深兩地優勢產業的錯位發展與互補，其中最大的兩者，無疑是香港的金融業與深圳的科技創新產業。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穩固，同時，人民幣國際化、「一帶一路」和粵港澳灣區戰略又帶來了新的機遇。在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的理想設計中，香港要抓住這一戰略機遇，滬港通、深港通、債券通和商品通是十分重要的工具。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以前我們做兩個客戶的生意——世界有錢的人和中國需要錢的人，現在中國也有錢了，世界上則出現了需要中國錢的人，今後我們就要做兩邊四方有錢人和需要錢的人的生意。」李小加對第一財經說，「今後香港要從一個簡單的門戶，向一個大規模的功能性平台轉變，要變成一個制度的翻譯器、轉換器、變壓器，讓兩邊四方的投融資者，都能在一個彼此適應、相互信任的制度、機制下實現交易。這就是香港今後一二十年要承擔的角色，也是深港通、滬港通、債券通和我希望將來推出的商品通的核心理念。」

博龍資本亞太區董事總經理、中國區總裁花醒鴻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香港和深圳從體量上講，其實都已是很大的金融中心，只不過一個更多面向國際，一個主要針對國內。兩地的合作，可以參考過去製造業合作時期的「前店後廠」模式，互為金融業的「前店後廠」，打造出新型的國際金融中心。

深港金融業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深圳57家銀行累計辦理跨境人民幣業務5.34萬億元，交易涉及159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香港地區的結算量佔74.25%。兩地金融業界常來常往，去年還建立了由兩地政府金融部門、駐深金融監管部門、行業協會、代表性金融機構等共同參與的金融合作常態化機制，每季度定期會晤。

科技產業是香港業界近年來呼籲較多的一個發展方向，這跟香港因為產業結構單一而導致抗風險能力不強有關，或許也有鄰居深圳在這方面成就卓著的榜樣影響。

這一訴求在「再工業化」的口號下展開。最初是香港工業總會向特區政府提議，制定推動「再工業化」的措施，從而為香港經濟注入新動力。2016年度的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正式納入「再工業化」提議。在2016年春季一次赴惠州、深圳的香港工業企業考察後，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自己的網路日誌中寫道：「香港擁有廣泛的國際聯繫網路，又鄰近內地龐大、高效的生產基地，應該充分發揮和內地鄰近地區的協同優勢，推動『再工業化』，提升經濟競爭力。」

在香港推行「再工業化」、大力發展科創產業的過程中，位於深圳河邊的河套地區被屢屢提及。兩地政府都對該地區的規劃發展寄予厚望。香港特區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就公開表示，特區政府將為「再工業化」提供全面支援，其中就包括，通過香港科學園和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設，建立工業研發和工程設計群組，發展先進位造業中心和數據技術中心。這一願景，也得到了深圳方面的積極回應。

跨境交通是港深兩地合作良好開展的物理基礎。跨境交通設施建設實際上既涉及跨境的問題，也涉及兩大城市內部交通體系效率的問題。在這方面，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於2016年10月組織多位港深專家召開深港合作圓桌會議，提出了十大建議。張思平告訴第一財經，其中「加快落實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推動港珠澳大橋單『Y』變雙『Y』」、「重啟深港西部快軌建設」、「增設9個跨境口岸」等建議，在港深兩地引起了積極反響，有些已進入政府規劃研究視野。

在港珠澳大橋和連接香港的高鐵建成後，粵港澳三地的聯繫還會進一步加強。圖為正在建設中的世界最長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

人才合作方面，在6月22日舉辦的首屆前海深港合作論壇間隙，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副院長湯曉鷗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深港合作目前最大的問題之一是「人才不通」，解決辦法則是「人才通」。他的觀點得到了一起與會的弘毅投資總裁趙令歡的支持。趙令歡力倡深港兩地合作打造全球PE中心，推出「私募通」，其中包括私募「資金通」和「人才通」，讓前海成為世界私募人才高地。

而在頭兩天於香港舉辦的騰訊「粵港澳大灣區論壇」上，「人才通」也成為焦點話題之一。騰訊CEO馬化騰在論壇上建議，粵港澳各方聯合推出「灣區人才計劃」，在社保、稅收等方面制定配套措施，讓三地人才實現暢通地流動。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有關報告也建議，粵港澳大灣區應打造「優質生活圈」，加強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合作，簡化口岸通關查驗，取消手機漫遊費，探索灣區內教育、醫療、環境、文化等公共服務體制機制的互認、資源共享，實現包括人才在內的所有常住居民的便利流動。

從獅子山到蛇口半島

「同處海角天涯，攜手踏平崎嶇」，這句出自香港經典電視劇《獅子山下》主題曲的歌詞，鼓舞了香港幾代人，用在寄望港深兩地攜手合作大業上，似乎也再合適不過。

獅子山是香港人的精神高地，蛇口則是中國內地改革開放的象徵，也是深圳特區成功經驗的縮影。從獅子山到蛇口半島，兩地人民共同書寫的經濟奇蹟，刻在了世界城市發展的榮譽簿上。

自稱「蛋人」（外白內黃）的蘭桂坊主席盛智文，9年前放棄加拿大國籍，加入了中國籍。他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對一國兩制和香港未來充滿信心。他認為，隨著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等交通設施的建成，香港的邊界將消失不見，很多香港人將遷居包括深圳在內的內地城市，就像紐約市民搬遷到新澤西、康涅狄格州，倫敦市民搬到其他地方一樣，「香港的重塑將持續下去。」

包陪慶是曾為香港回歸立下汗馬功勞的船王包玉剛的女兒，她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則說，香港的年輕人要終身學習，與時俱進，不要在困難面前關門抱怨，「你應該去內地看看，去深圳、珠海、中山看看，那裡都發展得非常好。去看看，吃吃那裡的美食，那樣就不會老，不會衰退。」

香江滾滾，逝者如斯。如果帶著兩位長者這樣的心態和胸懷，相信港深兩地合作書寫的華章，必將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