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模範監獄》：「法政救國」緣何凋零

05-30

　　文|蘇橫

　　媒體人

　　近代以降，洋務運動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而宣告破產，先進的中國人普遍意識到，中國的落後不只是船堅炮利的器物層面，而且是全方位的落後，特別是制度層面和思想文化層面。因此，與「科學救國」「實業救國」一道，「法政救國」也成為當時不容忽視的社會思潮和行動。但由戊戌變法經清末新政和民國肇造後的種種努力，「法政救國」仍不免悲劇式凋零的命運，令人唏噓。個中緣由除了當時內憂外患、時局不靖等外部因素，也有中國社會肌體的自身原因。

　　易中天先生的話劇《模範監獄》，就是對上述內因的舞台化展示。簡而言之，作為「人治」工具的法制與作為「人治」對立面的法治之間的PK，以及它們在近代中國上演的宿命，成為該劇矛盾演化、情節展開的主軸。

　　《模範監獄》的故事發生在1936年秋，「九省通衢」的武漢。當時，當局為「安內攘外」而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已推行兩年半。為展現運動成果，國民政府決定評選模範監獄以供友邦記者團考察，並派特派員前往指導。武漢監獄負責人聞訊，緊急組織犯人強化訓練以謀封賞。豈料不堪教化的「學員」洋相百出，監獄裡貪贓枉法的現象反倒暴露出來。更讓人不解的是接連來了三個特派員，他們有真有假，還有人身份曖昧、來路不明。於是歌聲之後槍聲響起，血案之後冤案發生。

　　就價值觀方面而言，法治最基本的含義有二：一是制定的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國王也在法律之下」；二是制定的法律應當是良法，「惡法非法」。因此法治的養成，還需要違憲審查等具體制度的確立，需要其他諸如民主、憲政、共和等制度支撐，以及自由、權利、責任、公平、正義等精神滋潤。但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百代猶行秦政制」，法制是人治之下權力專制的工具，權力大於且高於律法，律法需隨時服從於權力；一旦把字面上的法律當真，就難免吃虧，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典獄長是黨國的面子，看守長是黨國的骨子，假特派員是黨國的影子，真特派員是黨國的鏡子。」審視《模範監獄》不難發現，監獄名義的二把手看守長、假特派員和名義的一把手典獄長、真特派員四個角色，恰好演繹了中國傳統人治之下的法制和現代法治模式的爭鬥，而故事的結局則深刻展示了法治理想主義的慷慨悲歌。

　　看守長是前清司法和政治腐敗的嫡系傳人，他的祖父就是前清時代的獄卒，因此他也是黑白兩道通吃，分贓嚴格按照權力大小照顧方方面面，平時深藏不露，在關鍵時刻又心狠手辣殺死了真特派員，並能處變不驚，迅速掌控局面。

　　與看守長類似，假特派員奉行的唯利是圖，點子多、腦子快，創意層出不窮，成為整部劇情節跌宕起伏的關鍵人物。不過「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在分贓之後，他仍然難免一死。

　　可以說，看守長和假特派員是中國傳統政治和法制中「滑吏」的典型。他們實際上不擇手段地玩弄政治和司法權力。讀懂了他們，也就讀懂了中國政治傳統中最醜惡、也是最有效的部分。

　　與此相反，典獄長早年畢業於法政學堂，風度儒雅，曾是法治理想主義者。但在大環境下，他不得不與看守長同流合污、俯首帖耳。不過當事件的發展突破了他的道德底線時，他心中的良知被喚醒，並最終評價真特派員「是個清官」，並出資加以安葬。

　　與典獄長的法治觀相契合的真特派員出身富家子弟，留洋歸來後一身正氣，他的出現讓監獄的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對「新生活運動」的主旨把握一氣呵成，對民權、民主、民生的演繹淋漓盡致，並喚醒了犯人的良知，也因此逼得維護潛規則的看守長絕地反擊，一口咬定他是共黨而最終殞身。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定論：典獄長和真特派員，是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現代化中「法政救國」的典型人物，當時秉承這一思想並身體力行者絕不在少數。僅以筆者手中的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修《續平度縣誌》為例，該書收錄了自清末廢除科舉至1936年間（恰好是該劇表現的時間段）平度縣的學堂畢業生共300人。據筆者統計，其中明確記載有71人學習法政，所佔比例高達23.7%，由小可以見大。但「法政救國」最終仍未滲透入中國社會內核，卻與之維持著「油是油、水是水」的狀態，並影響至今。這究竟是為什麼？

　　良好的制度獲得生長，需要合適的土壤、陽光和水分。除了該劇展示的中國傳統政治司法的腐朽與落後，阻礙「法政救國」實現的，還包括支撐上述傳統政治司法運作的人性中醜惡的部分。這在《模範監獄》中同樣有著鮮明的體現。比如，眾多囚徒前一秒鐘還為真特派員的義正詞嚴而感動，後一秒鐘則在看守長的槍口下迫不及待構陷真特派員越獄。這是對人性中醜惡一面最有力的鞭撻，特別令人警醒：那些曾經秉持「法政救國」思想的理想主義者，在面對中國現實時，千萬不要被人性之惡俘獲，要警惕那些企圖蘸人血饅頭者。

　　當然，編劇還是給人性留了一個小小的後門：對於死去的真特派員，眾人在抬走他的時候，還有一絲的悲憫：兩個妓女在他屍體上放了絹花，而書生氣未泯的典獄長還有點激動，稱讚特派員是清官。

　　但是，這一切都無法挽救一個法治理想主義者的生命——換言之，法治理想主義者之死，實際是死於不受制約的權力運作體系，以及此下埋伏的人性之惡。要拯救法治理想，不僅需要全面的制度建設，更需要喚醒人性中向善的因素，並與之形成合力，此外還需要一些運氣，方有希望。而這恰恰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討論罕至之處。通過制度建設挽回道德人心、改良社會土壤，從而在避免先進位度「硬著陸」的同時，擺脫陷入專制主義者的道德話語陷阱，仍是關心中國社會轉型者所需要直面的問題之一。

　　在專制了數千年的土地上，時間埋葬不了太多假惡丑，自由之花也總上演「播下龍種、收穫跳蚤」的悲劇，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的當下，「屢戰屢敗」的「法政救國」仍需要當代中國人「屢敗屢戰」，特別是在逆風飛揚的時候。因為，昨天的故事畢竟有著今天的寄託，而明天終究也將成為未來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