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誰——特朗普執政的深層危機
實際上，已經萌生去意的內閣成員和高級官員不在少數。據傳，國務卿蒂勒森、司法部長塞申斯等都有意請辭。特朗普不僅大幅削減用於外交和國際事務的預算，還多次干預國務院等機構的人事任命。在卡達危機、伊朗核協議等問題上，特朗普和蒂勒森的公開表態也常常各唱各調，顯示兩人之間的分歧不小。塞申斯是最早一批支持特朗普的美國國會議員，而後在特朗普政府中出任地位顯赫的司法部長一職，但近日特朗普卻在推特發文公開批評塞申斯。
在白宮亂象頻出的同時，特朗普與國會之間的關係也是越發緊張。過去數月，國會主導的「通俄門」調查就像是不斷勒緊特朗普脖頸的一根政治繩索。發生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騷亂事件，則給國會議員鞭撻特朗普提供了新的「彈藥」。在班農等人的勸說之下，特朗普並沒有立場鮮明地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而是對衝突的「雙方」各打五十大板。這一表態立即引起國會議員的強烈指責，連很多重量級的共和黨議員都深感不滿，包括眾議長瑞恩、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等。顯然，2016年之前曾7次變換政黨歸屬的特朗普，並沒有贏得共和黨議員們的真心擁戴。實際上，這些共和黨精英以及建制派人士正是特朗普和班農所嗤之以鼻的。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共和黨控制了國會參眾兩院，但特朗普政府至今在稅制改革、醫保、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什麼像樣的立法成果，大部分政策的推進是靠總統簽署的「行政命令」。未來，擴大債務上限、修建邊境牆等問題都會持續引發白宮和國會的摩擦。尤其是，眾議院部分共和黨議員共同組成了「自由黨團」，包括北卡羅來納州眾議員馬克·梅多斯、艾奧瓦州眾議員羅德·布魯姆等人，這成為國會中牽制特朗普施政的一股重要力量。他們雖然也屬於共和黨右翼陣營，但在投票時則聽命於選區而非總統的意願，反對特朗普和眾議長瑞恩力推的《美國醫療法案》等，因而逐漸成為特朗普的攻擊對象。那些民主黨議員對特朗普則更是無所忌憚，畢竟作為反對黨只要堅持說「不」就足可以讓白宮處境尷尬。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各大部委機構也面臨人才缺乏、人心不穩的問題。目前，在需參議院批准的500多個高官職位中，有300多個處於空缺狀態。也就是說執政已然半年之久，但大量的常務副部長、副部長、助理部長職位還沒有合適的人選。即便得到特朗普青睞的高級官員也難以得到相關部門中層官員的全力支持。比如，美國環境保護署署長斯科特·普魯伊特一直抱持反對氣候變化的立場，該署公務員曾遊說國會否決特朗普的提名。有些官員出於對特朗普某些政策的反對，甚至不惜通過向媒體「暗中爆料」來製造輿論壓力。
「另類右翼」成深層挑戰可以說，白宮「內鬥」、國會掣肘、政府內的「告密者」等因素，給特朗普的執政的確帶來很大阻力。但特朗普面對的更深層危機，卻源自夏洛茨維爾騷亂事件所揭示的社會政治大變局，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又和「另類右翼」密切相關。2008年，「國家政策研究所」的創立者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Bertrand Spencer）提出了「另類右翼」（Alternative Right）概念。斯賓塞生於1978年，他拒絕認同20世紀50-60年代美國平權運動以來形成的一系列「主流」價值觀，而是宣揚「白人至上」，主張建立「白人國家」，強調要為「白人認同」而鬥爭。除了排斥外來移民，他及其核心支持者還存在「反猶太主義」傾向，公開質疑「猶太大屠殺」的真實性。「另類右翼」並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而是由「白人至上主義者」、反全球化人士、極端反移民者、新納粹團體等構成的一種社會運動，大多是美國處於中下階層的白人民眾。正如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謝爾比·斯蒂爾所言，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所經歷的是「白人內疚感」的時代，而特朗普的當選預示「白人內疚感走向終結」。在「另類右翼」眼中，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權領袖是戕害美國「白人文明」的罪魁，非白人族群和外來移民以「政治正確」為武器，藉助多元文化主義、種族和性別平權等理念不斷侵害美國的「白人認同」。毫無疑問，班農被認為是「另類右翼」的旗手性人物，而他所創立的布萊特巴特新聞網則是「另類右翼」的重要輿論陣地。在政治理念上，班農高度認同所謂「白人種族-國家主義」（white ethno-nationalism）。2006年7月班農擔任特朗普競選團隊主席，他堅持認為右翼民粹的美國白人選民是特朗普必須牢牢守住的「票倉」。實際上，班農是帶著「破壞性重建」美國政治的一種強烈使命感進入白宮的，包括「摧毀管制性國家」（廢除稅制體系、監管規定、國際條約、貿易協定等對美國主權和經濟增長的束縛）。班農是「鬥爭」的信奉者，他主張特朗普不要向任何反對派妥協。
進入白宮之後，有「影子總統」之稱的班農先是與白宮辦公廳前主任普利巴斯等「建制派」斗、與財政部長姆努欽等「高盛幫」斗，與特朗普大女婿庫什納等「親友團」斗；後又和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斗，與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前主任斯卡拉穆奇斗，與白宮辦公廳新主任凱利斗。即便如此，如果沒有夏洛茨維爾事件，班農或許還不會最終被逐出白宮。夏洛茨維爾騷亂是美國社會政治矛盾更趨複雜和深化的標誌性事件。由於新納粹、三K黨等勢力現身這起事件之中，美國社會的「敏感神經」被深深觸動。政治上的「分裂」已經超越了左與右，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危機更為明顯，「另類右翼」攪動美國政局的能力不容小覷。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的「分裂」和白宮內部的「分裂」已經產生了共振，進而使得特朗普面臨的執政壓力更為深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科恩，曾經擔任高盛集團CEO，他是班農在白宮的「死對頭」之一。他一度被認為是接替美聯儲主席耶倫的重要人選。科恩是一名猶太人，他對夏洛茨維爾騷亂中頻頻出現的反猶口號和行動深感憤怒，尤其是在特朗普不當處置這一事件後，身為特朗普政府重要成員的科恩更是感到「極大的壓力」。這正是科恩選擇辭職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國向何處去特朗普的執政挑戰，決不會因為班農的去職而迅速得到緩解。班農已經通過《旗幟周刊》等媒體發表「繼續戰鬥」的宣言，聲稱「我們的運動仍在繼續，在特朗普總統接下來的任期，我們還會繼續開展各種鬥爭」，「對於我而言，最好的選擇就是重回布萊特巴特新聞網，我已經拿回武器，將重啟戰鬥機器」。在班農離開後，特朗普除了要面對白宮內建制派加快「奪權」的挑戰之外，還要應對白宮外右翼民粹陣營對他的不滿與攻訐。
美國政治亂象絕不僅僅是一出出「宮斗戲」那麼簡單，特朗普執政困局的背後或許是一個「新美國」的若隱若現。《華盛頓郵報》政論家塞繆爾森（Robert J. Samuelson）曾經敏銳地將特朗普上台與2001年的「9·11」事件、2008-2009年金融危機相類比，認為美國已經進入一種「不信任時代」，二戰以來支撐美國人的理念和機制不斷受到攻擊，「知識和政治領域出現了真空……數以百萬的美國人不再相信他們以前所相信的東西」。作為美國問題的嚴肅觀察者，應當超越特朗普本身和白宮亂象，去思考「美國向何處去」這一大問題。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等人所言，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民權運動和聯邦政府消滅了南方各州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之後，美國才真正成為民主國家；而「特朗普登上總統寶座正值美國民主危機四伏之際」，美國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如何維持「多種族民主制度」。簡言之，特朗普的執政困局實際上是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危機、民主的危機和認同的危機。無論是「另類右翼」和夏洛茨維爾騷亂，還是班農與科恩的白宮境遇，都將迫使特朗普直面「美國是誰」這一艱困考題。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