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佔中時代」的香港向何處去？

2014年12月26日，習近平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首梁振英。

　　大公網評論員 宋代倫

　　2014這個馬年即將過去，這是頗不平靜的一年。聚焦到香港，告一段落不久的「佔領中環」運動攪動了整個都市。「佔中」就像一面放大鏡，把各種平常或明或暗的矛盾都放大給人們看；也像哈哈鏡，以變形的方式刺激人們的各種感官。

　　而往前推兩個馬年，即1990年，這年4月，全國人大通過了香港《基本法》。那時候距離鄧小平與撒切爾展開談判已過去了七年多，而距離香港回歸也還有七年多。正是在這個緩衝期的背景下，《基本法》經過反覆的討論修改後誕生，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根本大法。而包括「佔中」在內的各種政治運動，無不圍繞這個小憲法而衍生開來。

　　可以說，佔中運動是香港問題變形極化的展現。香港問題，在《基本法》框架下，是憲制問題；在政治運動視角下，是政治問題；在內地與香港的頻繁交流下，也是社會問題。然而，這一切都是在歷史地發生著。這一切創造著歷史的同時，也有著深厚的歷史背景在支撐。因此，觀察香港問題，不妨先談點歷史。

　　東西之間的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從來就不是香港本身的問題。無論在港英政府時期，還是回歸後，香港從來都是在東西方大國間的博弈中一路走來的。

　　1842年後，英殖民者並非採取強殖民化手段，更多是一种放任自流、統而不治的態度，所謂「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點」。因此，香港獲得了比其宗主國更多的發展空間。這種發展空間，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格局中更為凸顯，香港成為自由資本主義的典型。香港也扮演著東西方交匯碰撞前沿陣地的角色。

　　在國共內戰期間，中共就開始在香港展開統戰工作，例如1947年在港成立新華社香港分社（香港中聯辦前身）。到中英談判之前，中央的對港政策基本可概括為「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維持現狀」。1950、60年代因為內地經濟建設曲折、政治運動不斷，香港也迎來了歷史轉折。一方面是內地出現了大逃港現象，另一方面文革波及香港導致了「六·七反英抗暴運動」，導致香港社會出現大混亂。運動被鎮壓後，港英政府也開始調整治港思路，緩和已經積累過度的社會和民族矛盾。

　　一方面，港英政府通過「洗腦贏心」工程建起了一套西方話語體系，種下了香港社會反共反中氛圍的根苗。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通過各種手段讓更多本地華人參政議政，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耀基教授將之概括為「行政吸納政治」。這套手段有效整合與穩定了香港社會。1971年港督麥理浩上台，又大力開展行政法律社會等全方位的改革，史稱「麥理浩新政」，使香港面貌煥然一新。港英政府利用上述這些組合拳，基本上贏得了香港的民心。這也不難理解今天的香港不但在事實上仍有濃重的殖民色彩，心理上仍或多或少懷念港英時期，對中共和特區政府有抵觸情緒。可以說，香港在法理上回歸了，但在政治認同和大眾心理上，仍是懸浮、撕裂狀態。

　　1980年代起，鄧小平進一步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中英談判開始，香港回歸提上日程表。但在回歸前的過渡時期，卻發生了很多之前沒預料的事件。例如中國內地在1989年發生了政治風波，繼而推行市場經濟政策，整個政經走向發生巨大轉變；香港政壇上，藉助內地政治風波和彭定康1992年出任港督後的大力培養，香港的泛民主派開始出現，與此同時中央也在培養愛國愛港力量，也即今天親建制派一方。此外，彭定康在政權交接關鍵時期卻大搞自己激進的政改計劃，嚴重背離了《基本法》精神，使得在回歸前又製造了一次從上到下政治共識的破裂。

　　這些回歸前過渡時期發生的事，連同毛時代中央、香港、英國的互動關係，一同構成了香港回歸後政治與社會生態的歷史大背景。

　　矛盾的五重奏

　　最新的民調顯示，有七成二的受訪者不滿意香港當下的政治環境，六成五對民生狀況沒信心，認為這與佔中的發生、社會就政制發展的紛爭進一步升溫有關。這次「佔中」運動，可以說是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各種矛盾的一次總爆發。如開頭所言，它像一面放大鏡，把各種矛盾都放大給人們看。筆者今年國慶期間在香港逗留現場觀摩了四五日「佔中」。結合實地觀察與各路媒體的追蹤，大約可以梳理出五重矛盾：

　　首先就是「佔中」群體內部的矛盾，或者說是香港反對派的內訌。表面而言，這次佔中主要有五股勢力領導或參與：策劃發起的佔中三子、香港專上學聯、學民思潮、泛民飯盒會（一個泛民議員間的議事會）、熱血公民等本土激進組織，再加上被鼓動起來輪流「開展工作」的廣大學生和市民。事實上，「佔中」從一開始就跑偏了：雙學先後搞罷課與政總廣場抗爭，打破佔中三子原先計劃，佔中變成了占鍾（政總所在地金鐘）。而和平爭取真普選也逐步淪為無組織的暴力抗爭。多頭勢力都稱自己在領導，其實也就是無人真正領導。

　　結合筆者現場觀察，這些勢力中，「學民思潮」和「熱血公民」等組織最為激進，學聯次之，佔中三子等發起人再次之，而「泛民飯盒會」中既有梁國雄這樣激進的，也有較為溫和的。總之，反對派中間的政治立場同樣相當複雜。但顯而易見的是，戴耀廷等中老年們被一幫熱血青少年給搶班奪權了。

　　不過佔中勢力內部雖然也有如此分歧，但他們的一個總目標仍是穩定的，即對抗香港基本法、對抗全國人大決議、要求實現所謂真普選。這就牽扯出香港第二個主要矛盾，即特區政府與立法會間的矛盾。香港反對派的典型代表自然是立法會中的泛民陣營。他們在彭定康時期勢力和席位一度超過親建制派。97年回歸後，親建制派力量逐步上升超過泛民，形成了現在立法會議員建制43比泛民27的格局。雖然比例上前者佔優，但因為政府想實行重大法案、政策，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議員通過，所以至少還要爭取四名泛民議員通過。但泛民陣營往往很團結，往往採用「拉布」等手段阻撓法案政策的通過。如果建制派還有人倒戈，則是雪上加霜。

　　但這並非沒有先例。2012年9月梁振英剛上台不久，雙學組織聯合反對派抵制「國民教育科」，至今沒有下文。2003年基本法23條也沒有通過，除了反對派群起抵抗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民主黨黨魁田北俊在其中倒戈，致使23條至今擱置。而23條沒有通過，也直接導致美國民主基金會與黎智英等外部勢力能遙控佔中運動，而又免除法律指控。從香港政治頂層設計來看，這也是三權分立的分權制度造成的議事成本無限消耗。在政改第二輪諮詢即將開始之際，立法會內部是否能把共識往前推進一點，行政與立法機構間的齟齬未來能否消減，直接決定2017年能否有普選。否則，反國教、反23條等抗爭劇目還會重演。

　　第三重矛盾，則是香港社會民眾間的彼此對立極化，並通過這次佔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娛樂界有王晶與黃秋生等人因政見不同絕交。這個似乎成為從香港到內地逐漸開始時髦的一種朋友斷交的理由。而普通香港人間因為「佔中」而意見相左而互相肉搏，佔中期間報紙上各種大照片我們都看到了。再加上香港的各路媒體通過傳媒手段將視覺和聲音的放大與變形，這種互動作用之下，香港社會處在一觸即發的邊緣。有報告稱，97年回歸後示威活動從最初的1000次增加了6.5倍，到2012年達到7500次，香港已成為世界上政治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伴隨而來的則是香港的競爭力開始被上海、北京、深圳等內地城市趕超。

　　第四重矛盾則是香港大眾社會與港府、資本的矛盾。值得一提的是，這次佔領中環運動並非這一概念首次出現。早在2011年10月，為響應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一些群體也自發在中環一帶開展了貨真價實的「佔領中環」，但因為未形成社會效應在佔領了9個多月後收攤。但那一次佔中的主題口號是「反對資本主義」。有人會問了，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居然會有人反對資本主義？實際上，這早已經是個普遍現象。如果觀察97年以來每年的「七一大遊行」的主題，不難看出香港社會對現行體制的不滿：2000年開始，「七一大遊行」的主題除了要求普選外，還涉及諸如反對官商勾結、打倒金權政治、打倒地產霸權、貧富懸殊、改善民生等等，當然也要求特首下台。但是平常大家忙於搵食（工作），無精力表達意見，只能在每年七一的時候發泄一下。

　　這些遊行的主題，基本能反映現在香港社會的不滿在哪裡。香港目前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結構，在維持表面繁榮與穩定的同時，暗藏著各種不穩定因素。這裡提供幾個數據，香港現在最有錢的10%的人佔據77%的財富，基尼係數高達0.53，近一半的人口月薪在14000港幣以下，超過100萬人處在貧困線以下。香港總人口已逾700萬，人口的劇增，在這個擁擠的環境下，生活條件比以前反而下降了。香港的官商一體也在逐漸固化，廣大民眾普遍感覺整個香港的走勢並非掌握在大多數人手裡，而是一小部分人在操縱。因此，香港的反權貴的民粹主義傾向，也開始愈演愈烈。但資本主義體制看上去如此不可撼動，香港市民也就只能選擇頻繁示威遊行的方式表達不滿了。

　　中央對港政策看過來

　　還有第五重矛盾，也是最核心的，就是香港作為一個經濟體也好、特別行政區也好，與中央、內地的矛盾。這種矛盾，比前面四種矛盾的歷史根基都深，是最為持久、也是最難消解的。可以說，第五重矛盾即是對前面各重矛盾的集結呈現，又反過來在激化以上各重矛盾。在社會層面，我們經常在網路上看到內地客與某些香港市民因各種雞毛蒜皮鬧得不可開交，更別說雙非孕婦、奶粉等糾結了。而在憲制層面，則是以香港反對派為代表的與中央在基本法態度上的分歧。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既不是一般意義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因為香港有自成一套的制度和基本法的憲制結構，所謂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但也因為《基本法》是脫胎於中國憲法並經全國人大通過，其合法性又來自於中央的授權，因此又絕不是主權之間的關係，兩制又歸於「一國」。這是一國兩制最直白的解釋。

　　基本法中「政治體制」一章單獨把行政長官作為一節，並用了相當大的篇幅闡釋。第四十三條說，香港特首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請注意，基本法規定香港特首的雙負責制，而且是中央在先，特區在後。一國兩制雖然是辯證統一的關係，但一國和兩制孰輕孰重，在基本法里已經明確。

　　正因為《基本法》作為香港根本大法，在許多條目上並未更進一步展開，所以給了各派別解讀和亂讀的空間，矛盾和分歧就此產生並堆積起來。這其中，反對派的掣肘當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但這裡我們也可以從中央、港府和親建制派一方找找原因。

　　前文已述，中央、港府和親建制派間也有矛盾，但基本面可控，都是希冀按照人大決議推進香港雙普選的。但問題在於，因為一國兩制，中共在香港沒有直接參選、治理的法律效力，而是通過中聯辦、港澳辦等機構，以及特首定期進京述職等機制間接地發生聯繫。另一方面，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都闡明，「一國兩制」的目的在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和穩定。前者問題基本解決，而後者目前看來確實出現了困難。

　　如果從回歸以來宏觀層面看，中央對香港的全方面支持，確實讓香港繁榮穩定的基本盤保持住了，這從港資到內地不斷投資、中資在港發展，以及內地遊客和學生赴香港旅遊、學習人數的倍增等都直觀可見。六月國新辦發表的《一國兩制在港實踐白皮書》，全面反映了這些。

　　但就香港本地市民而言，他們似乎沒有感覺到這樣的繁榮與穩定給自己工作和民生帶來多少福利。香港是個本地認同非常強烈的地方，尚沒有完成良好的國族認同，許多市民仍不把自己當成中國人，這和最近澳門回歸十五周年民調超過80%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形成鮮明對照。因此，香港市民對本地的利益增減非常敏感，並把自己的利益受損很大一部分原因歸咎於中央的對港政策，強化與中央對立的情緒。

　　香港《明報》之前有篇評論認為，對北京的決策者來說，敉平香港佔領易，收服香港人心難。關鍵是在近三十多年「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指導下，對港政策表現出來偏向走上層路線，傾向工商資本和專業界別，對香港中下層民眾則較少照顧，以致中央最拿手的群眾路線和工農政策被淡化，自然離香港基層和新一代青年的距離就疏遠了。

　　其實，這並不只是中央對港政策的問題，中央對台政策同樣有類似問題。而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尤其是1992年十四大以來的政經思路，也基本如此。此外，梁振英在佔中期間接受媒體採訪也承認，回歸以來因為花更多精力搞經濟，對青年的思想教育和心理引導關注不多，這也能部分解釋這次佔中運動中為什麼參與主體是青年人。當前香港問題的各種糾結，是中央、港府、親建制派，反對派及外部支持勢力，以及許多香港市民的各種不滿這三種力量共同編織的。

　　未來怎麼辦？

　　筆者不是預言家，無從知曉香港未來向何處去。但挖掘下歷史數據，我們清楚地看到，香港對於中國內地的重要性其實在不斷下降，這一方面是香港內耗造成的，另一方面當然是中國內地十多年來的急速崛起。一個通常引用的數據是，97年香港回歸當年的GDP占內地的20%，現在降到3%以下。而之前提到的競爭力指數也說明，香港從之前作為內地對外交流的橋頭堡，開始與內地抱團取暖求發展。

　　比如11月17日開鑼的滬港通。當天的成交量限額提前完成。但開通一個月後發現，買滬股的收益遠超港股，成交量自然也是更多。箇中原因其實也簡單，內地經濟處在上升期，對未來的預期更樂觀，而香港處在政改棋局的關鍵步驟，至少到2017年都是高風險期。

　　比如最近批複的廣東自貿區，很多人認為這是廣東在繼續抱香港大腿的節奏。但未來可能的趨勢是，香港在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角色將逐漸成為一個區域城市群中的重要城市，而非特別行政區高高在上的地位。

　　又比如最近開通的貴廣、南廣高鐵，使得最近粵桂黔三省區的一二把手在貴陽召開建設高鐵經濟帶工作座談會，共商三省區合作發展大局。那麼，看到內地區域間抱團取暖正勁，香港如何與這些地緣親近的兄弟省區開展合作，以跟上時代的腳步？未來港府在整合香港上下共識上還需下大氣力。

　　當然，更重要的方面，則是中央對港政策的調整，這又影響到港府大的施政方針。最近，習近平與梁振英一周時間內在澳門和北京兩個場合分別會面。頻繁的會面也說明，後佔中時代的香港，氣氛已然大變，中央意識到香港問題到了必須重視的時間。習近平在北京與梁振英會面時，提出了「三個有利於」，即推動政制發展「應該符合本地的實際，依法有序地推進；應該有利於居民的安居樂業，有利於香港社會的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這個「三個有利於」，讓我們很自然想到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提出的，即「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雖然背景和指向不同，但主旨是同構的，最終落腳點是為了民生福祉。中央和港府在未來都需要改變之前過於親工商、專業界別的思路，把「三個有利於」全面落到實處。因為香港政改不是為了進一步地政治化，最終還是為了改善廣大市民的福祉。

　　最近一個比較令人欣慰的消息是，港府日前推出《長遠房屋策略》，準備在未來十年開始新一輪公屋建設大計。但因為缺乏資金，因此需要政府和民間共同注資完成。其實在這之前很長時期，港府的公屋建設都處於停擺狀態。但反對派依然在其中作梗。不過，有學者認為，「有策略點都好過無」，但是立法會能否審批通過又是難題了。因此，目前仍是喜憂參半。

　　至今長遠的未來，香港能否改變目前這種地產金融壟斷的不合理經濟社會結構，強化產業的多元化，培育一批又能帶動就業又能產生實在價值的產業，在經濟表面繁榮之下真正謀大多數的福祉，也是未知數。總之，本文展現的五重矛盾，可見的未來仍將伴隨香港政改道路左右。2015年的香港，或將繼續波詭雲譎。而習近平，也將迎來執政期間最棘手的一場考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