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新詩為何總是鬧笑話？

　　□朱子慶

　　詩壇亂象源於「自由」

　　「味同嚼蠟的大白話、梨花體、口水詩都不能算是詩，只能是詩歌界的鬧劇和笑話。」意外讀到詩人王寅一篇評論文章，深有同感，只是覺得意猶未盡。

　　在百年新詩的作者行列里，寫詩掉鏈子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就近舉例，則有羊羔體、梨花體的始作俑者，一個是堂堂的魯迅文學獎得主，另一個貴為魯獎評委，均非泛泛之輩，而他們的作品竟能一差而面目全非，被譏為「都不能算是詩」，豈非咄咄怪事！一個詩人前腳花容月貌得大獎，後腳「口水」就流了下來，竟似川劇瞬間變臉，似這般變化，在古典詩人那裡沒有。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而與之類似的例子，在新詩陣營里很多。

　　人們追懷上世紀80年代的詩壇，卻很少關心那些詩人還有幾個仍然在寫？仍在寫的詩人是否越寫越好？有幾個中年寫作更勝出道時？一個80年代知名詩人在一段時間沉寂後重操詩筆、一日一詩，被人譏嘲「一日一屎」；一位朋友編選2014新詩年選，感嘆「許多總在眼前晃的著名詩人竟無一詩可選」（所產皆為殘次品？）；再聯想到一些前輩詩人棄新圖舊，「改宗」唐詩宋詞，推敲起平仄對仗、起承轉合（可謂「半截子新詩人」），凡此種種，令人很想一問的是：新詩創作這麼容易未老先衰、真假參半，全無古典詩人的「老來漸於詩律細」、「暮年詩賦動江關」，這是為什麼？

　　新詩是一桿沒有準星的槍。想想似乎也有道理，新詩又名自由詩，「新詩的靈魂，就是自由」（吳思敬）。何謂自由詩？脫去一切形式約束，如押韻、格律，只留下了分行這一體貌特徵。分行不能算是枷鎖或鐐銬了吧，敲回車鍵嘛。門檻低到只需敲幾下回車鍵，不可謂不自由了，就像手裡抓著一桿沒有準星的槍，無需瞄準，只管打就是，打到哪兒算哪兒（有準星那是要瞄準的，拘束）。然而，既生瑜，何生亮，既自由，何必詩？新詩的悖論就在這裡：一桿沒有準星的槍，卻要帶到靶場上去較量！此所以，近幾年詩界葉公們苦心孤詣研製詩歌標準，而詩壇亂象如故。倒是網民深得自由詩之旨趣，在車先生和趙小姐脫靶彈的著彈點（也許脫靶十萬八千里），分別畫上渦狀圓圈，命曰「羊羔體」、「梨花體」，打的都是靶外10環。

　　有規則的遊戲使人進步

　　應該是新詩的基因圖譜存在問題，需要修復。試回溯一下新詩鼻祖胡適先生定下的基調：「一、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語爛調；五、不重對偶，文須廢駢，詩須廢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話俗字。」（《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這著名的「八不主義」有八不（不做什麼）而無一是（該做什麼），依此製造出來的豈不就是一桿沒有準星的槍？把舊詩積習來了個大掃除之後，新詩的起點是一窮二白。胡適不是好詩人，他所主張和踐行的乃是一條「元輕白俗」的詩歌路線，而事實上詩有別裁，要求詩歌去虛尚實、廢典納俗、謹守文法，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反詩意的。如此峻拒古典、一空依傍，加以百年動亂無暇尚文，所謂新詩傳統就不過是一碟拼盤。如今，新詩已抵近百年，而誠如止庵先生所言，仍深一腳淺一腳在詩與非詩之間遊走。

　　自由是存在於巨大的不確定之中，還是奠基在必要的確定性之上？現在人們愛談「財富自由」，其實舊詩之於新詩不是包袱，而是財富。不像新詩似乎只有華山一條路，舊體詩博大精深、諸體皆備，它包括了詩、詞、曲；詩有古風、樂府、近體諸律、絕，詞有各式長短句，曲有諸宮調；且無一不是佳作琳琅，技法考究；更有成熟的理論關照，王國維的意境說幾成「集體共識」。關鍵在於它入門有曲徑，結體有章法，造詣可淺深，檢驗有規範。舊體詩的寫作是一種遊戲，聶紺弩和邵燕祥先生如是說。遊戲使人進步、給人以快樂，蓋有規則在焉。

　　從漢詩的基因上補課

　　舊體詩的形式格律，力行就能盡美。不僅如此，其遊戲規則實即詩意鍊金術，又彷彿預先校好了準星的槍，能夠鎖定預期。比如古人慾學作詩先作對子（即對偶，茅盾先生即如此這般指導孩子入手習詩），作對子有許多講究，尤以險遠渾成為上，當藝術功力到了，那上下聯既對偶又渾然不覺，純然幻成一片清新的藝術境界，其實已臻上佳詩作，「鐵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即一例。這裡準確的意象、闊大的境界和高朗的格調，很難說不是拜對偶的格律要求所賜。舊體詩的形式格律既裝飾了詩的聲韻、意態美，又窮形盡態反逼詩人交出內心、交出體驗，從而催生和幻構了漢詩特有的藝術意趣與意境。「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天然清新的意境不是旅遊照，是詩人製造。技術上設定格律矯形口語以求陌生，而審美上崇尚天然反對矯飾，這就是經過千百年億萬人的藝術探索，形成的漢語詩歌的藝術趣味與規範。胡適先生「不用典」、「詩須廢律」、「不重對偶」的諸般主張，割斷的就是這樣一種漢詩龍脈。「救亡」壓倒啟蒙，「革命」壓倒審美，「八不主義」的這種刪繁就簡，把詩歌變成了人盡可揮的打狗棒。

　　「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孫中山語）「文學革命」的發生有其歷史必然性。尋扯舊詩說事我無意於推倒重來，而是建言：盛世興文，應該從漢詩基因上為新詩補補課（不妨看看台灣詩人在這方面的課業）。這自然首先要認識新詩的簡陋（甚至醜陋），破除「五四」以來咸與維新的新詩迷信。新詩人動輒掉鏈子陡現兩副面孔，其中必有一偽，更可嘆的是可能都真（新詩人追求「進步」，無意修身）。相對於舊體詩其來有自的儀態萬方，新詩普遍的偽善、扮美和作態，非一朝一夕可以改觀。

　　如今進入互聯網新媒體時代，傳媒的獵奇、湊熱鬧本性，也著實鼓勵了新詩的這種醜陋。新詩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場社會運動，負有運動社會的使命。或許當詩人放下號角走下詩壇，讓詩歌從忽悠變成體己，重返私人世界，新詩方有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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