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研究:缺乏語言的鑰匙 永生和智慧成謎

2010年10月26日 16: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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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古代埃及的王朝後期，古希臘人就開始以文字形式記錄埃及的人文地理、宗教信仰和神話傳說。其中最為詳盡和影響深遠的當屬希羅多德的《歷史》。在希羅多德筆下，埃及顯現為文明的開創者和虔誠的宗教信仰者。根據希羅多德，許多希臘神靈的名字和儀式的慶祝習俗來自埃及，他甚至說索倫是因為受了埃及人的啟示而在雅典頒布了有關申明財產來源的法律。希羅多德對法老時期的埃及人生活習俗和宗教信仰所進行的描寫反映了當時希臘人日漸增強的對外界和外族的興趣。在這種大背景下產生了弗里尼庫斯的戲劇《埃及人》、赫勒尼庫斯的《埃及》。同樣與此相關，埃斯庫羅斯的《乞援女》中包含了許多描寫埃及人種的段落。西西里的狄奧多洛斯說荷馬、萊克格斯、索倫、柏拉圖、畢達哥拉斯、德謨克利特等人都曾經造訪埃及。埃及似乎是文人墨客和賢明的政治家必須親臨其境的神秘國度。

　　在希臘化時期，埃及祭司馬涅托為托勒密王朝的統治者用希臘語編寫古代埃及歷史。按照《舊約》，古代以色列人的歷史與埃及法老密不可分。在《舊約》編纂者的眼裡，埃及既是他們祖先的傷心之地，也是值得他們感恩的福地。埃及可以說是以色列民族的發祥地，根據《新約》，耶穌降生以後，為了躲避希律王的追殺，約瑟夫和瑪利亞不得不帶著年幼的耶穌逃到埃及。對於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衛道士們來說，埃及就是專制的代名詞，埃及法老就是暴君的代表。

　　缺乏語言的鑰匙 永生和智慧成謎　　

　　一方面，古代埃及文明的某些因素業已成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古典作家、馬涅托和《聖經》對古代埃及的描述得以保存下來，還有屹立在埃及土地上的眾多建築物也在述說古代埃及人的故事。不過，因為人們無法認讀象形文字，他們無法真正進入古代埃及人曾經的世界。從古典晚期，經過中世紀和文藝復興，一直到近代，西方人對古代埃及的興趣沒有間斷，反而日漸增強，只是因為沒有語言這把鑰匙而充滿了想像和虛構。

　　西方人對古代埃及文明的兩個方面特別著迷。首先，埃及始終與克服死亡和追求永生這個人類普遍關注的永恆主題密切相關。富麗堂皇的墓室，墓里的木乃伊和無所不包的隨葬品，還有金字塔、方尖碑和各式各樣的護身符都被視為古代埃及人尋求永生和沉迷於轉生的物證。人們從自身對生與死、疾病和災害、今生與來世的態度和對世界與人生的恐懼、焦慮及期盼中對古代埃及進行想像和虛構。

　　其次，人們相信古代埃及人曾經創造已經失傳的智慧。傳說索倫在尼羅河三角洲的薩伊斯向當地的祭司請教過有關智慧的問題，亞歷山大的西里爾甚至聲稱柏拉圖和索倫在埃及了解並學到了摩西的智慧。按照狄奧多洛斯的理解，摩西、赫爾墨斯和瑣羅亞斯德形成智慧三聖哲。人們相信埃及智慧神圖特與希臘神赫爾墨斯曾經聯手主司魔術、占星術、鍊金術和文字。新柏拉圖主義者試圖尋找這些丟失的智慧和知識，他們相信象形文字就是打開知識寶庫的鑰匙。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費奇諾翻譯了所有柏拉圖保存下來的著作，同時翻譯了據稱是成文於法老時期的涉及鍊金術和巫術的文獻。這些被稱為《赫爾墨斯全集》的文獻後來被認定源於希臘化時期，據說它們對哥白尼、布魯諾等人都產生了影響。「神秘學」的推崇者們試圖藉助星占學、神靈學、占卜術和煉丹術重獲古代埃及人的智慧。「玫瑰十字會」的成員自稱有古傳秘術，據說萊布尼茲、牛頓都曾經為其成員。「共濟會」的會員們則使用與古代埃及相關的符號和標誌，如金字塔、石柱、帶有伊西斯頭的柱頭，其成員據說甚至包括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這樣偉大的政治人物。　　

　　拿破崙遠征慘敗 歐洲颳起埃及旋風　　

　　從17世紀開始，西方人不再滿足於依據流傳下來的文本進行解讀和想像。1638年至1639年，英國數學家試圖測量吉薩高地上的胡夫金字塔，他的目的是證明這座古代埃及建築與地球的周長有密切關係。18世紀初，法國耶穌會成員西卡爾製作了顯示孟斐斯和底比斯神廟與陵墓方位的地圖；來自愛爾蘭的主教波考克根據自己在埃及的遊歷繪製了標註國王谷十八座陵墓的地圖。以埃及為題材的虛構小說成為暢銷書，比如一個由女人統治的國度。一個名叫特拉森的神父創作的小說甚至促使莫扎特譜寫了《魔笛》。

　　即使不能說拿破崙遠征埃及的軍事行動造就了埃及學，至少可以說起到了極大的催生作用。對於拿破崙和同時期的法國人來說，埃及曾經創造過輝煌，不僅擁有無數古代建築和文物、肥沃的土地和打開智慧寶庫的鑰匙，而且還佔據獨一無二的戰略位置。拿破崙不僅要發現和利用法老時期的文化，而且要像亞歷山大大帝一樣把埃及當做轉變敵我力量對比的跳板，即切斷英國與印度及西亞的連線。遠征以滑鐵盧式的慘敗結束，34000名士兵中有21500人生還；16000名水手中只有1866人返回法國；151名學者中，有12人提前離開埃及，26人死於埃及，5人回到法國不久後死去。

　　儘管法國在軍事上敗給英國，但是拿破崙的遠征拉近了埃及與歐洲之間的距離。隨軍的學者們回到法國以後把製作的拓片和素描編纂成23卷本的《埃及志》，加上軍人和學者們帶回的埃及古物，歐洲大地颳起了前所未有的埃及風。英語中化學（chemistry）這個名詞實際上由鍊金術（alchemy）一詞演變而來，而alchemy則是由阿拉伯語中的al-kimia（意為埃及的藝術，古代埃及人稱自己的國家為km.t，即黑土地）的基礎上形成的。英國人甚至以為吉普賽人（Gypsies）與埃及（Egypt）有關。　　

　　從猜測到認識文字? 埃及學誕生　　

　　既然古代埃及人用他們特有的文字形式記錄和表達了他們的生活經歷和生存狀況，只有解讀他們的文字，才有可能真正了解他們。歐洲當時的主流觀點認為象形文字是表意的，即每個符號所表達的意思應當與構成該符號的動物或圖畫在意思上有關聯。拿破崙的士兵在羅塞塔發現的石碑為西方學者解開象形文字之謎提供了一把鑰匙。這塊後來被稱作「羅塞塔石碑」的石頭上用古代埃及象形文字聖書體、大眾體和希臘語刻寫了同樣內容的銘文。

　　早在1802年，一位瑞典學者試圖藉助羅塞塔石碑釋讀象形文字，他意識到希臘文中的專有名詞和其他文字中的專有名詞似乎一致。1814年，熱衷於語言的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揚推斷圈在橢圓形里的專有名詞應該是王名，他進一步推斷，古代埃及人沒有相應的符號表示外族的名字，那麼他們只能採用音譯的方式，他由此認讀了若干象形符號的發音。托馬斯·揚仍然相信象形文字主要是一系列寓言和對宇宙沉思默想的基礎上創造出來的，他因此把古代埃及人看做一群哲學家和宗教幻想家。此外他認為這種表音形式只限於希臘化和羅馬帝國時期，而之前的象形文字完全是表意文字。托馬斯·揚在一封寫給曾經跟隨拿破崙征戰埃及的法國人德農的信里描述了自己的發現。

　　商博良從托馬斯·揚的信中受到了啟發，他意識到象形文字當中有些符號具有字母功能，但是他沒有承認自己從托馬斯·揚那裡獲益。商博良完成了解讀象形文字從臆想、猜測和聯想到真正認識的過渡。1822年，商博良在法國銘文和文學研究會宣讀的文章中宣布解讀象形文字的成果。這一年被後來的埃及學家們視為埃及學誕生之年。1824年，商博良通過文章和著作詳細解釋象形文字系統。1831年，年輕的商博良獲得了法蘭西學院埃及學教職，此為全世界最早的埃及學教席。紀念象形文字破譯150周年之際，羅塞塔石碑從大英博物館到巴黎作短暫逗留。法國展覽主辦方在石碑的兩邊安放了商博良和托馬斯·揚的畫像。

　　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趨向顯而易見　　

　　不可否認，西方對古代埃及文明的重構首先是站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證明《聖經》中有關埃及的記述。在埃及進行考古活動之前，西方人在兩河流域發現和發掘出古代巴比倫、尼尼微、烏爾等城市遺址。這些發現引起西方人的轟動主要是因為《舊約》提到了這些城市，它們是曾經侵略和奴役耶路撒冷的暴君們發號施令的地方。西方人把猶太人的家園稱為「聖地」，他們從這裡環顧四周，整個西亞和埃及都被視為「聖經世界」的一部分，在這一片區域上為了更好地理解《聖經》而進行的發掘被冠名為「聖地考古」。起初在埃及開展的考古挖掘活動主要是為了尋找以色列民族的祖先在埃及生活的痕迹。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趨向顯而易見。

　　儘管埃及學是在西方列強向外擴張的過程中伴隨著西方人試圖為《聖經》尋找證據的活動誕生的，但是不能否認熱愛知識和尊重科學的西方學者和有識之士為這個學科降生和成長而作出的貢獻。英國小說家愛德華茲因創作埃及題材的暢銷書而變得富有，她用這筆錢建立了埃及探索基金會，資助考古學家在埃及進行考察和發掘，尤其是那些瀕臨毀滅的遺址。受到該基金會資助的英國考古學家彼得里一改先前許多人旨在尋找貴重文物，忽視陶器、石器等物品，為了利益甚至不惜使用炸藥的做法，採用極其慎重和細緻的方法進行發掘，並且詳細記錄發掘現場，然後把發掘過程和結果以科學的方式予以發表。僅在涅迦達史前遺址，彼得里發掘了三千多座墳墓。彼得里一共撰寫了近一百部專著和千篇文章。

　　德國第一位埃及學教席的擁有者萊普修斯花費畢生的精力收集和整理古代埃及的文字和實物。他為許多古代埃及遺址編目，編製出古代埃及的年表。萊普修斯在埃及文字方面的研究不僅證明了商博良解讀方式的正確性，而且在許多方面進行了補充和改善。萊普修斯的接班人艾爾曼總結出象形文字中的多種時態和語態，編寫了迄今仍然具有實用價值的埃及語語法書，以此證明了象形文字在表達意思方面遠比人們想像得更加高效和細膩。艾爾曼及其弟子們在埃及語與閃米特語系的多種語種之間的比較研究方面也獲得了重要成果。

　　拿破崙應當說是西方探索埃及的先驅，此後，主要由法國人擔任埃及文物管理部門的要職。被任命為埃及文物部主任以後，馬里埃特頒布法律禁止任何人在未經埃及文物部允許的情況下進行發掘。此外，他規定所有考古隊挖掘的珍貴文物不得帶出埃及國境。馬里埃特經過多方努力於19世紀末建造了布拉克博物館，然後又著手建造更大的博物館以適應文物迅速增多的需求。馬里埃特的接班人馬斯佩羅組織歐洲和北美眾多國家的學者編製埃及博物館數萬文物的圖錄，歷經幾十年，冊數達上百卷。由艾爾曼牽頭並聯合歐美許多埃及學家編纂的多卷本《埃及語詞典》於20世紀初出版發行，同樣作為西方合作結晶的七卷本《埃及學百科全書》於20世紀70年代付梓。可以說，人類永不滿足的求知慾打開了通向法老世界的大門，西方諸國競爭和合作促使埃及學這門學科誕生並不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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