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觀讀書]張宏傑：從「笨拙愚鈍」到「老奸巨猾」——曾國藩的脫胎換骨（下）

　　江西之困與家居兩年後的「大悔大悟」

　　湘軍的意外崛起，使黃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時間，朝廷褒獎，紳民歡呼，曾國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說，此時的曾國藩應該會呼風喚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國藩的日子仍不好過。因為體制仍然不順，餉項仍須自籌。曾國藩仍常和他人發生衝突，以致肝氣上升，時常處於焦灼憤懣之中。問題的焦點在於曾國藩沒有實權。大清王朝各省的實權掌握在省長們也就是總督和巡撫們的手中，他們是全省官僚系統的絕對主人。下級官員的身家性命掌握在他們手中，對他們唯命是從。

　　曾國藩需要實權，這一點皇帝心裡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淺的咸豐卻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盤：以前只知曾國藩膽子大，這次才知此人本領大，振臂一呼，即集兵數萬，所向披靡。如果他打敗了太平軍後反戈朝廷，那豈不是比太平軍還難對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漢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後滿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盤是讓曾國藩游擊野戰，殲滅太平軍有生力量，最後仍由盤踞在天京腳下的滿族將領收功。因此雖然屢獲大勝，湘軍與清王朝體制上的矛盾仍未理順，曾國藩的處境仍然十分艱難。這種艱難在江西表現得最為充分。

　　鑒於湘軍是唯一有戰鬥力的部隊，咸豐皇帝命曾國藩出省作戰，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軍出省作戰實行的是「就地籌餉」，江西官僚系統負有供餉之責。其時江西巡撫是陳啟邁，此人氣度狹隘，寸權必爭。他對曾國藩指手畫腳，呼來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為難。對這樣一個毫不知兵的巡撫，曾國藩實在無法敷衍，只好拒不從命。這下子惹火了陳啟邁，對曾國藩「多方掣肘，動以不肯給餉為詞」。曾國藩只好自己想辦法在江西籌餉，這又侵犯了陳啟邁的財政權。在他的帶領下，江西通省官員與曾國藩針鋒相對。

　　曾國藩忍無可忍，於咸豐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陳啟邁「劣跡太多，恐怕貽誤大局」，上奏參劾。陳啟邁所作所為確實讓人無法為之辯解，咸豐皇帝閱之大怒，立刻將陳革職查辦。

　　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又重複了湖南的經驗，這次參劾不但沒有使其他江西官員束手，反而令他們變本加厲。接替陳啟邁任江西巡撫的文俊行事一如陳氏，江西官員在他的率領下團結起來處處給曾國藩下絆子設障礙。甚至曾國藩的兵勇也被人毒罵痛打，遭受侮辱。曾後來形容當時的苦況說：「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以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當然，使他「積淚漲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員的個人素質，而是咸豐皇帝對自己不信任。

　　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的難堪經歷。

　　正在曾國藩痛苦萬分之時，他接到父親的訃告。這個噩耗此刻倒成了擺脫困境的良機。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並且不等皇帝的回復，把軍隊拋在江西，徑直回了湖南老家。

　　皇帝當然不會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復中催他立刻回到軍中。曾國藩給皇帝上了一封奏摺，一股腦兒地把自己壓抑已久的愁苦憤懣都說了出來，期望皇帝體諒他的苦衷，授予他職權。沒想到逞婦人之智的咸豐帝卻和曾國藩較上了勁。適值此時天京內訌之後，太平軍內部分裂，勢力大衰，看起來已指日可平，有沒有曾國藩好像也沒有大礙。於是順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實際上解除了曾的兵權。

　　這當頭一棒差點把曾國藩打昏。他萬沒料到苦戰數年竟是這樣一個結果。更讓曾國藩痛苦的是，建立不世大勛的千載良機眼睜睜地從自己眼前溜走了。此際正當太平軍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他偏偏在這個時候回了家。他的許多部下，都因軍功飛黃騰達。比如以知府投身於他的胡林翼早當上了湖北巡撫，而他卻仍是一個在籍侍郎，職位沒有任何升遷。

　　原本自詡硬漢的曾國藩這回有點挺不住了，舉動大異常態，整日生悶氣，「心殊憂鬱」，動不動就罵人，理學家的風度蕩然無存。在極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薦的老莊著作。幾千年前的聖人之言給了他意想不到的啟示，讓他恍然見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個閉關的和尚一樣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來的種種情形在大腦中一遍遍過電影，漸漸靜下心來。

　　曾國藩反思，在官場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臉腫，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個性、脾氣、氣質、風格上的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為人處世，總是懷著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自以為居心正大，人濁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鋒芒畢露，說話太沖，辦事太直，當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國藩終於認識到，行事過於方剛者，表面上似乎是強者，實際上卻是弱者。這片土地上真正的強者，是表面上看起來柔弱退讓之人。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中國社會的潛規則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掃蕩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虛偽、麻木、圓滑、機詐，是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時合光同塵，圓滑柔軟，才能順利通過一個個困難的隘口。只有海納百川，藏污納垢，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到達勝利的彼岸。

　　曾國藩把家居的兩年稱為「大悔大悟」之年，他的思維方式在這裡發生了重大轉變。

　　人算不如天算。曾國藩本以為平定太平天國之戰與自己沒有關係了，不想在天京內訌之後，太平天國勢力又迴光返照，攻破了清軍江南江北大營。咸豐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國藩。大喜過望的曾國藩再不提任何條件，立刻出山。

　　曾國藩的朋友們驚訝地發現，曾國藩變了，變得他們幾乎不認識了：他變得和氣、謙虛、周到了；對皇帝不再那麼直言不諱，而是學會了打太極拳；他不再痛恨「濫舉」(邀功時拚命保舉下屬，拉攏人脈)，而是「同流合污」了；治軍不再一味從嚴，而是寬嚴相濟了……

　　晚年的「老奸巨猾」

　　經過數十年歷練，到了晚年，曾國藩已經稱得上「老奸巨猾」了。

　　最能表現曾國藩「老奸巨猾」的，當屬李秀成案的處理手段。

　　李秀成被俘之後，曾國藩首先對他進行攻心，套取資料情報。他幾次面訊李秀成，雖稱「訊」，卻態度謙和，言語體貼。和李秀成交談過程中，他也表現出一派真實不欺、推心置腹的神態，對李的才華表示讚賞，對他「誤入歧途」則深表惋惜。李秀成為曾國藩的魅力所傾倒，在自述中說曾國藩「有仁愛」、「有德化之心」，對他「恩情厚義」。從李秀成「昨夜深惠厚情」等話語來判斷，曾國藩當對李秀成有過暗示，比如許諾將為他向朝廷乞恩。這令李秀成抱有幻想，一時意志動搖，從而寫下了數萬言的自述書。

　　然而拿到了自己需要的東西後，曾國藩卻迫不及待地違反朝廷獻俘北京的命令，提前在南京殺了李秀成。因為一旦將李獻俘到京城，湘軍中一些不可告人的機密也許就會曝光。當然，提殺李秀成的過程仍然進行得周到而富於人情味兒。曾國藩特意派自己的高級幕僚李鴻裔面見李秀成，向他通報「國法難逭，不能開脫」，告訴他將於當天被處死。這一行動既表達了對李秀成的尊重，也展示了自己那「直言不諱」、「開誠布公」的作風。曾國藩也並未按自己彙報中所說的那樣將李千刀萬剮，而是斬首了事。事後將李氏之頭傳首諸軍，屍體仍賞給棺材一口，進行葬殮。李秀成臨死前對曾仍毫無怨意，說：「中堂厚德，銘刻不忘。今世已誤，來生圖報!」

　　曾國藩生平以「誠」自命，然而在向朝廷抄錄李秀成自述時，他卻多處作偽。經羅爾綱等人考證，曾國藩在李秀成原稿上進行了以下幾處關鍵修改：

　　一是關於洪秀全死因。李秀成手跡本稱「天王斯時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藥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藥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說明洪秀全病死。曾國藩為了誇大曾國荃的戰功，將此段話改為：「因九帥(曾國荃)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慮，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以證明洪氏直接死於曾國荃的軍事壓力之下。

　　二是李秀成被俘經過。李秀成是在隻身一人逃難過程中被「兩個奸民」捉獲，解送清營。如果照此彙報，則李秀成之被俘與湘軍本無關係。曾國藩在原稿上用硃筆把「是以被兩個奸民」七字勾去，「獲拿」兩字倒調，改為「遂被曾帥官兵拿獲」。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時，又改為「遂被曾帥追兵拿獲」。

　　三是李秀成衝出天京的時間。李秀成的原話是：「初更之後，舍死領頭衝鋒，由九帥放倒城牆而出，君臣捨命衝出關來。」而曾國藩用墨筆把「初」字改為「四」字，把「初更」改為「四更」。初更是傍晚十九時至二十時之間，天剛黑，就被太平軍衝出，曾國荃是要受處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時)，就減輕了他的責任。

　　第四是刪改「天朝十誤」之第十誤。《李秀成自述》中總結了太平天國政治的十大失誤，第十誤原稿為「誤立政無章」。曾國藩將這一條改為：「十、誤不應專保天京，扯動各處兵馬。」這樣一改，不但誇大了曾國荃攻克天京的首功，又把李鴻章攻陷江蘇和左宗棠攻陷浙江之功都解釋為太平軍把江、浙的軍隊調回保衛天京。

　　吳方在《傳送思想的能量與局限——由曾國藩看歷史的來龍去脈》中對曾國藩的複雜性有過精彩的分析：「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把握住了傳統政治文化的精髓，有原則也有靈活性，亦即宗經而不舍權變。他有『兩手』、『三手』而不是只有『一手』」，「降及晚清，這種『兩手』式的格局(儒學法家化或者儒法合流一表一里)，又由曾國藩來實踐了一回。說他那理學姿態是假的也罷，情況確實壞到『不假不成』的地步，因此曾國藩又可以說『真誠的偽飾』。這大概是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種尷尬的真相。」

　　雖然後世史家揪出了曾國藩這麼多「作偽」的證據，但是平心而論，我們不得不承認，曾國藩在晚清封疆大吏中仍是對朝廷最忠誠的。除了極少數涉及其家族、兄弟及故舊利益之處外，絕大多數時候，他對上對下，都貫徹了以誠相待、以拙勝巧的原則。在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一貫不計自身利害，以身報國。比如在處理天津教案過程中，他為了國家利益，就不惜負起「賣國」罪名，甘當「替罪羊」，使自己多年英名毀於一旦。以至李鴻章在信中說：「吾師蒞津後，章疏皆系老實話，每為人所挾持，此鴻章所不敢出者。」

　　曾國藩雖然掌握了官場生存的秘密，有時也使用權詐手段，但內心操守卻依然分明，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從不含糊。所以他在晚清官場，並不特別得心應手。

　　最能表現曾國藩晚年風骨的是這樣一件事：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後，醇親王奕譞托曾國藩的好友朱學勤轉來一封信，信中對曾國藩大加恭維，意圖結好。但曾國藩數次峻拒。歷代王朝皆嚴禁親王與外藩之間私下交通，曾國藩維護了這個政治原則，卻深深得罪了醇親王。所以在天津教案之後，他及他的派系對曾國藩之攻擊不遺餘力。

　　曾國藩早年是一個典型的「憤青」，單線思維、憤世嫉俗、傲岸不群；做起事來手段單一、風格強硬、一往無前。因此處處碰壁，動輒得咎。中年以後，曾國藩終於在與世界的戰鬥中變得圓融了。然而這種圓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靠不屈不撓的精神從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來的，是從質樸方剛中升發來的。這是曾國藩與別人的不同之處，所以他的圓融是質樸剛正為基礎的，與世俗的油滑機智不可同日而語。歷經千折百磨之後，曾國藩的初衷並無任何變化，他的志向仍然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不再認為通過雷霆手段能迅速達到目的，然而他還是相信通過浸潤之功，日將月就，終會實現這個理想。他的計劃是從自己做起，浸潤周圍，培養出一批正人君子，佔據要津，通過這些人逐漸影響整個社會風氣，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他在給胡林翼的信中說:「默察天下大局，萬難挽回，待與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因此曾國藩在做官的同時，還花了大量精力育人，對自己的屬下親信進行道德學問方面的培養，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幾為中國歷史上無人可比。

　　曾國藩晚年的秘書趙烈文說過一句話：

　　(曾國藩)歷年辛苦，與賊戰者不過十之三四，與世俗文法戰者不啻十之五六。

　　也就是說，曾國藩的一生，與農民軍作戰所花費精力不過十分之三四，而與官場作戰所花費的精力卻是十分之五六。

　　這話說得沉痛而又深刻。這是任何一個想在中國做事的人不得不付出的慘烈代價。許多方正之士被中國社會的「特色」磨得一事無成。曾國藩卻沒有被挫折打垮，他在與世界的一次次衝突中斬關奪隘，終於伸縮如意，本領大長。

　　梁啟超說：曾文正者……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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