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宏傑：中國傳統政治體制默許官員腐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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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傑：中國傳統政治體制默許官員腐敗(2)

發布時間:2011-11-14 09:19 作者:張宏傑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1173次

　　那麼，一位總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雍正年間，劉世明在福建巡撫任職時具摺奏道：「巡撫衙門一切需用……酌量於不豐不嗇之間，每年不過一萬四千五百金。」而直隸總督彙報，他一年需要二萬四千九百兩，才能勉強過活。大致說來，雍正時期總督、巡撫要維持正常開支，每年所費在八千至兩萬多兩不等。到了晚清，物價較雍正時期上漲約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務繁雜程度也成倍增長，督撫們的辦公機構人員較雍正時更膨脹至少三倍以上，使得總督的支出銀兩每年動輒以十萬計。在雍正皇帝發放養廉銀之前，一位總督的合法收入僅為一百五十五兩的年薪。在養廉銀改革之前，解決收入與支出之間這近萬兩至數萬兩的巨大差額，惟一的辦法就是「陋規」。對一位總督來說，所謂「陋規」，就是下屬各官員和衙門給他的「進貢」。　　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撫白潢在奏摺中向皇帝彙報當地的陋規收入，說其總數達到七萬四千四百兩。　　「陋規」又稱「規禮」。白潢具體列舉了江西省陋規的五項內容：一是節禮，下屬官員在節日所送，每年大約五千兩。二是漕規，糧道衙門所送，每年四千兩。三是關規，轄區內兩家稅關衙門所送，每年兩千四百兩。四是鹽規，鹽務衙門或者鹽商所送，每年一萬兩。五是錢糧平頭銀，每年八千兩，布政使衙門所送。　　從這份清單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規禮」由「規」和「禮」這兩部分組成。所謂「規」，是由下屬部門送的，上述的「漕規」、「鹽規」、「關規」以及「錢糧平頭銀」即是。而所謂「禮」，則是官員們以個人身份送的。白潢所說的「節禮」就是。　　「規」和「禮」在地方官場上幾乎都是公開的。綜上所述，「陋規」實際上和它的來源即「附加稅」一樣，其用途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即用於各級衙門的行政開支。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落入官員們的「私囊」。　　著名清官林則徐也公開收受「陋規」。道光二十六年，陝西發生重大災荒，地方稅收大幅減少，導致國家的軍糧都停徵了，然而「陋規」的致送卻不能停止，陝西糧道張集馨在《道咸宦海見聞錄》中說這一年「督撫將軍陋規如常支送」，其中的「撫」就是陝西巡撫林則徐。那麼林這一年所得「陋規」多少呢，張集馨說，計「每季白銀一千三百兩」，另有「三節兩壽」的「表禮、水禮、門包」和雜費，「年逾萬」。　　不管多大的天災人禍，林則徐的「陋規」都會旱澇保收。我們很難想像林則徐會為了一己之私不顧百姓死活。這一事例只能解釋成，離開了這筆「陋規」，林則徐個人生活以及巡撫衙門的日常運轉就無法繼續。　　因為無法在全國建立細化的有效的財政體系，皇帝們只能寄希望於官員們的道德情操過硬，準確把握這個收取陋規的「度」。一般來說，官員收多少陋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這些錢花到哪去了。如果都花到公用開支和必要的生活開支中，那麼他們就不被指摘。稍有所取，使自己日子過得更滋潤一些，也很容易被上上下下所理解。這在康熙皇帝對近侍所說的話中表現得很清楚：「身為大臣，尋常日用豈能一無所費？若必分毫取給於家中，勢亦有所不能。但要操守廉潔，念念從愛百姓起見，便為良吏。」只有過於貪婪，才會被人批評。　　問題是，良心不可依恃，貪婪是人的本性。「陋規」給貪腐帶來了極大方便。而腐敗如同洪水猛獸，只要一開口子，必然愈演愈烈。我們在史料中看到康熙年間和雍正初年的陋規數目，一般都十分驚人。　　如前所述，康熙末年，江西巡撫衙門的陋規數達七萬四千四百兩。而據雍正初年山東巡撫黃炳奏報，當地巡撫衙門每年接受的規禮達十一萬餘兩。而河南巡撫則奏報：「一年所有各項陋例，不下二十萬兩。」　　相對於上面估計的雍正年間一位巡撫的實際年支出是八千到二萬兩，我們可以看到，在國家的默許下，官員們會超越「合理」限度多遠。　　所以雍正皇帝進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改革就顯得無比英明。他以公開的「養廉銀」來補足地方官員開支的需要。此後，總督最大的一筆固定收入是養廉銀。養廉銀制度使得官員的俸祿比前大為增加，禁革陋規在此基本上漸次展開，成效顯著，吏治為之一清。可是這種情況只維持了不長時間，乾隆中期之後，陋規又死灰復燃。　　這首先是由於「養廉銀」的數額遠遠少於「陋規」。雍乾之際歷任部院大臣和地方大吏的孫嘉淦就說，養廉不及火耗之「少半」，官員們盡表面上薪給猛增十倍甚至百倍上下，實際上收入卻銳減。在官員心底對陋規勢必念念不忘。　　更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皇帝去世後，清代物價大幅上漲，「雍正時期和乾隆末嘉慶初的價格差異巨大，根據整個十八世紀官員的零星記錄，王業鍵估算出這一時期物價差不多增長了三倍。」而乾隆嘉慶等皇帝未能繼承雍正的改革精神，拒不提高養廉銀數額，導致官員們的收支又一次出現明顯的不平衡。「……通貨膨脹對火耗歸公改革的影響不可低估。官員生活支出增加，但養廉額不變，使得官員極為緊張。」　　於是陋規制度不可避免地復活了。「當大員們發現自己實際的收入在減少，他們就開始將開銷重擔轉嫁到屬下身上，如同火耗歸公前一樣，公差官員開始責令他們路經地界的官員供應食物、炭薪、僕人、車馬、宴請以及規禮。」到了嘉慶以後，各種陋規全面復活，數量上則比改革以前還要更多。　　part06 曾國藩頭腦中沒有任何現代法制意識 　　鳳凰網歷史：太平天國興起後，曾國藩回到長沙開設了「審案局」，但曾國藩的審案模式可謂「運動式」，只以舉報者口辭為信，稍加訊問即結案，這不可避免的造成大量冤案，這種從重從快的模式對後世有什麼樣的影響？今天該如何評價曾國藩這樣的舉動？　　張宏傑：這是曾國藩在特殊的緊迫形勢下，和狹窄的經驗資源下的產物。「治亂世用重典」。如果讓曾國藩在那個時代先去建議一個法制社會再來辦理這些案件顯然不現實。當然，曾國藩頭腦中也沒有任何現代法制意識。同時，曾國藩的這個做法，也體現他身上崇尚「申韓」的一面，或者說，暴露了他性格中殘暴的一面。　　鳳凰網歷史：作為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功勛人物，曾國藩如何看待太平天國起義的原因？對於清朝可能存在的制度上的缺陷曾國藩提出了什麼樣的解決辦法？　　張宏傑：他的認識當然是官逼民反。百姓負擔太重。　　鎮壓太平天國後曾國藩整頓吏治最核心的舉措動是挑戰陋規問題。　　陋規最大的害處還不是敗壞了官風，而是把老百姓逼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羊毛出在羊身上，各級官員直至辦事人員的「陋規」都直接出自百姓的血汗。早在太平天國起義之前，各地的「附加稅」就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比如江蘇省在咸豐前期，一石大米值二千文錢。也就是說，如果給國家交一石米的漕糧，老百姓本來只需要交二千文錢就行了。但是官府卻層層加碼，各地需要交八千、十千至十八千文不等，附加稅達到了正稅的三倍至八倍不等。當時就有人說：「江南必反於漕。」果然，太平軍一到，那些活不下去的貧民紛紛隨之而去。　　所以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中興名臣」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推動減輕百姓負擔的問題。　　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復，曾國藩與江西巡撫沈葆楨參照湖南、湖北的做法，開始了本省的減負改革。江西省田賦的附加稅率，原來是百分之一百二十到百分之一百七十之間（收地丁銀一兩，或收銀一兩二三錢至六七錢，或收錢一二百文至二千一二百文不等）。漕米則收一石米，要加收二三斗至五六或七八斗不等。如果改收銀兩，則每石米收銀二三兩至四五兩不等。　　曾國藩與沈葆楨商量之後，決定自同治元年起，將田賦附加稅率定為百分之五十（每地丁正耗銀一兩一錢，實收庫平銀一兩五錢），漕米每石改收二兩白銀。據布政使李桓估計，改革之後，每年可為老姓減負一百多萬兩：「此次新章核扣，每年復可為民間節省銀一百萬餘兩，為軍餉共籌銀三十餘萬兩。」　　降低附加稅必然就要裁減「陋規」。江西和其他省一樣，「至於饋贈陋規，到任者則有上司各衙門之供應、門包，年例則有本管知府之節壽、月禮。收漕則有糧道、本府同寅文武、地方紳士之陋規與大漕館、干修等名目。此外尚有一切隨時零星饋贈之款」，「皆百餘年之積弊，習為固然者也」。曾國藩與沈葆楨「仿照湖北定章，先將州縣一切捐攤款項全行停止，饋贈陋規悉數裁革，以清其源，再將各屬徵收丁漕數目大加刪減，以節其流」。　　太平天國戰爭耗盡了曾國藩的心力。越到晚年，他對官場上的陋俗越持「渾和寬容」的態度。這種心態使得他不能下定決心，從根本上重新釐定陋規，建立一套清楚合理的新財政體系。他認為陋規形成多年，合理因素與不合理因素糾結難分，只能因勢利導。他說：「大抵風俗既成，如江河之不可使之逆流。雖堯舜生今，不能舉斯世而還之唐虞。賢者辦事貴在因俗而立制。所謂『除去泰甚』者耳。」　　不過在整頓鹽務陋規方面，曾國藩的成就還是十分顯著的。因為鹽商們通過國家授予的專利權獲利極豐，所以地方官場上對鹽商們的剝削也極重。幾乎每個衙門都想從鹽商身上撈點錢，只要沒有來源的支出，最後差不多都算到鹽商們頭上。　　與各地一樣，兩江地區財政的重要支柱，也是鹽規。根據兩淮運司王鳳生的統計，道光十年，兩淮鹽商負擔的法定稅額（即兩淮綱鹽正課）為二十一點七萬兩。但這只是鹽商們負擔的一小部。除了正稅外，他們每年要負擔兩江地區的養廉銀、兵餉，以及「水腳」、「部飯」等辦公經費三十三萬兩，這算是國家的正項開銷。此外，還有普濟、育嬰、書院、義學、務本堂、孝廉堂等地方公益事業，需要他們貢獻二十餘萬兩。這些還都不是大頭，各衙門公費及鹽政運司以下之書役、辛工、紙飯及「乏商月折」等項，需要他們負擔八十萬兩之巨。為了向鹽商們要錢，官員們想盡花招。如漕運總督、河道總督、巡撫各衙門，從未有緝捕犒賞等款，而各處仍以此名義每年向鹽商徵收開銷三、四千兩。　　過於巨大的「陋規」導致鹽商們幾乎賺不到什麼錢，經營鹽業的積極性大減，從而加劇了兩淮鹽務的衰敗。從同治三年起，曾國藩著手大力整頓兩淮鹽務。他替鹽商們計算成本、明確了正稅及各稅附加稅的稅額，保證他們有錢可賺。曾國藩說：「收課科則必須核定以昭信守。」為此他規定：例收的每引報部正課銀一兩五分一厘，雜課二錢，外辦經費銀四錢，倉谷一分，河費一分，鹽捕營一分，無可減免，仍照舊額徵收。而團練、壩工、緝費、號項等不急之款，則一概刪除。至於從鹽商身上所出的招商局費銀、都營賞犒銀、駁船、江船、商夥、辛工、棧租等處費銀以及皖岸報效銀等等數目，都要固定下來，不得任意多收。濫收者一經查出或商人稟明，給以嚴懲。這一措施有力地促進了兩淮鹽業的重新興旺。　　從整體上看，江南地區的減賦政策對太平天國戰爭後經濟的恢復功不可沒。戰爭停止幾年之後，原本被蹂躪得毫無生氣的江南地區已經重現繁榮，許多地方已經見不到戰爭的痕迹。同時，官員們的貪婪榨取得到一定程度的約束，對澄清兩江地區吏治也起了重要作用。　　part07 曾國藩在思想史上的價值在於「實事求是」 　　鳳凰網歷史：作為體制內的改良者，曾國藩面臨著諸多困難和牽絆，然而曾國藩似乎始終沒有超越他的時代，那麼，曾國藩的存在對於後世的改良者有何借鑒的意義？　　張宏傑：由於環境的關係，曾國藩沒有超越傳統的思想資料。但是，他的思維方式是建設性的。他有試驗精神和開放態度。曾國藩是一個經驗主義者，曾國藩凡事總願意親身經歷，親自體驗，樂於嘗試，勇於嘗試，勤於嘗試。他不被什麼定論先入為主，總是要親身嘗試了，親眼見到了，才下結論。　　他做事講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彆強調要「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曾國藩把漢學的宗旨概括為「實事求是」，宋學的宗旨概括為「即物窮理」，認為二者的基本精神同出一源。他在《書學案小識後》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為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詁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為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稱即物窮理者乎？　　在中國思想史上，曾國藩把「實事求是」這個原本是考據學的命題第一次變成了哲學認識論的命題。這種思維原理是有生命力的，也是中國傳統思想資源與今天能對接的介面所在。　　因為「笨拙」，凡事習慣親身實踐，這又使他有資本放言高論，直率地批評古人。　　通過大量的實踐，他發現，迷信古書的結果常常是錯誤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征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從事耳。　　他舉例說，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書，大多是騙人的。　　以書生從戎之始，曾國藩對中國歷代傳下來的兵書戰策十分推崇，曾經苦讀惡補。然而，隨著實戰經驗越來越多，他發現這些古書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騙人東西。　　他在給尹耕耘的信中說：國藩久處兵間，雖薄立功績，而自問所辦者皆極鈍之事，於「神速」二字兒乎相背，即於古人論兵成法，亦千百中而無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嘆，又因此頗疑古人之書皆裝飾成文，而不可以盡信。敝部如塔、羅、李、鮑，外間有文人敘其戰績，已與當時實事迥不相符，竊疑古書亦復爾爾。　　他懷疑《史記》中一些戰例的真實性：　　儒者記兵事以遷為最善，遷史以《淮陰傳》為最詳，其中如木罌渡河，沙囊壅濰，國藩頗疑其並無是事。今臨晉之黃河尚在，果木罌所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斷不能頃刻成堰，水大則不能忽堵忽決，水小則無損於敵。以物理推之，遷書尚可疑如此，則此外諸史敘述兵事，其與當年實跡相合者蓋寡矣。　　因此他告訴別人，讀《史記》、《漢書》不可太拘泥當真：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　　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將領淡論「軍中陣法」，發現「雖同見同聞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憑信」，遂由悟出史書記載為什麼不可信：「古來史傳之不足憑信，亦如是矣」。　　他認為，司馬遷所載尚不足憑，則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記載的戰爭，更是文人之見，不足為信：　　廿三史除馬、班外，皆文人以意為之，不知甲仗為何物，戰陣為何事，浮詞偽語，隨意編造，斷不可信。仆於《通鑒》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筆識出矣。　　表面上看，這似乎與曾氏謙謹為人風格衝突，實際上，他敢於如此放言高論，實在是因為他站得比那些不明世事的文人高，看得比他們遠。　　part08 曾國藩最大的意義在於展現了「中國式力量」 　　鳳凰網歷史：今天我們重提曾國藩更大的價值何在？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我們該如何利用曾國藩留下來遺產，而不僅僅是作為成功學和厚黑學的範例？　　張宏傑：對許多人來說，曾國藩的主要意義證明了一個資質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動下，可以達到什麼樣的高度。對於中國這個文化體來說，曾國藩的更大意義是他展現的「中國式力量」。曾國藩全面展示了傳統文化的正麵價值，證明了中國文化有活力，有彈性，有容納力的一面。在滿清重臣中，他是第一個主張對洋人「以誠相待」的人。這一高度，今天許多中國人仍然沒有達到。當然，另一方面，他也證明了傳統文化無法突破的極限，這一證明意義也十分重大。總而言之，他讓我們對祖先五千年積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我以前的作品，主要致力於對文化傳統中負面因素的批判。這本書，卻是致力於了解和認識傳統文化中溫暖的一面。柴靜的話說得很好：「歲月讓人從批判走向了建設」。任何建設都需要尋找堅實的地基，我們無法和傳統一刀兩斷，我們必須尋找介面。　　與眾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國藩的渾厚、開闊，無所不包。實事求是的思維方式，使他的思維保持著流動、敏銳、積極的狀態。他在廣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謙卑的，老實的，他不預設什麼，也不禁止什麼，更不妄斷什麼，只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善於從庸常瑣碎的現實生活中汲取提煉智慧，善於從他所接觸的一切精神資源中探尋有用的東西。他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不是相互衝突，而是相互滋養。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業。　　用郭嵩燾的話來解釋曾國藩的成功是最恰當的。郭嵩燾在日記中說，有一個朋友問他，為什麼湖南這麼出人才。他回答說：「楚人只帶三分蠢氣，蓋孔子所謂其愚不可及。」朋友聽後十分同意，說：「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顛、畫迂、詩痴，浮光掠影，終不濟事。」